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与文学交流.kdh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 231 期) THE NORTHERN FORUM No. 1，2012 Total No. 231  【古代文论】 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与文学交流 杨忠谦 (重庆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摘 要］在女真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中，影响金代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的金代士族因为战争、移民、 迁都，以及科举仕进、朝廷党争、士人贬官隐居等造成空间流动，形成了与金源文化向金代文化发展相伴 随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体来说，家族流动一方面增强了家族文化的影响，带动了多元地域文化的互动交流， 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金代文化、文学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封建化;家族;金源;移民;金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3541 (2012)01 － 0024 － 06 ［收稿日期］ 2011 － 10 － 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代家族与金代文学关系研究 (编号:09XZW007)”;重庆文理学院人 才引进项目“国朝文派研究”(2009 － 2012)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家族流动往往带动文学发展。 金代文学家族通过文学的代际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家族 文化文风、家学家风，从而带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与繁 荣，并逐渐推动了金代文化、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在金 源文化向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当中，金代文学家族因为 金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走向等因素，经历着空间 的流动与变化。其中，战争因素、政府移民、迁都等带 来的是群体性的家族流动，科举仕进、朝廷党争、贬官 隐居等造成了个体性的文学家族流动。金代群体性、个 体性的文学家族流动，成为与金源文化向金代文化发展 相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 一 金代文学家族的群体性的空间流动主要受战争、政 治等方面的影响。 首先，战争因素影响了金代文学家族的群体性的空 间流动。金朝初期的宋金战争以及金朝末期的蒙金战争， 对中原及黄河以北地区的文学家族打击沉重。 金初，女真军队对黄河以北地区的武力征服中，杀 掠现象非常严重，士族命运因战争而破亡离散，以至 “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邑萧然，无复烟燢，尸骸之 属，不可胜数”［1］(卷九八)。高宗渡江时，“士大夫并其家 属、禁卫五军、百司人吏老幼等，随从不及，或遇贼、 或溺江、或被掳，恸哭之声震于原野，嗟怨之声殆不堪 闻。”［1］(卷一二二)建炎二年 (1128 年) ，宋君臣南逃，“王 侯之族，婉冶之姿，尽流异域。官府案牍，悉为煨烬， 片纸不留。上至乘舆服御，尽皆委弃。两府侍从之家， 或身死兵刃，或父母妻子离散，兄弟不相保。自古及今， 未有此境界”［2］。杨万里曾描述:“自建炎南渡，中原故 家崎岖兵乱，多失其序”［3］(pp. 1161 － 665)。著名的河内向氏 家族，“遭时多顾，而向氏子孙流落殆尽”［4］(卷四)。 宋金战争中，一部分中原士族有幸随宋室南逃，散 居东南地区。南宋政权对来自北方的士族非常重视，尽 力搜访罗致。宋高宗绍兴二年 (1132 年)下诏:“比自 宗庙播越、国步艰难以来，中原士夫隔绝滋久，间有流 寓东南者，往往乏谋寡援，致姓名不能上达，良可惜也! 可诏内外侍从监司郡守各搜访荐举三两人，以备器 使。”［5］(卷五三)同年又下诏: “以中原士大夫隔绝滋久， 流徙东南者，媒寡援疏，多致沉滞，令侍从搜访以 闻。”［6］(卷一六〇)南宋局势渐趋稳定之后，北方金境的一 些士人仍陆续投奔南宋。据李心传记载，自绍兴三十一 年 (1161 年)完颜南侵， “中原士民，不忘祖宗之德， 归正者不绝。”［5］(卷五三)其中，许多北方士人流寓在钱 塘，他们聚徒授学，以谋生养家。应天府宁陵人程迥， 靖康之乱时，渡江南徙绍兴之余姚。时程迥年幼孤贫， 漂泊无依。二十余，始知读，“时乱甫定，西北士大夫 多在钱塘，迥得以考德问业焉”［6］(卷四三七)。终其一生， 程迥对户口、田制、贡赋、医药、度量衡、音韵等均有 —42— 精深研究，学问广博，著书满家。朱熹称其: “博闻至 行，追配古人，释经订史，开悟后学，当世之务又所通 该，非独章句之儒而已”。［6］(卷四三七) 南宋政权搜访罗致中原士族，一方面是因为重视他 们的文学才能与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借此举措来争取 中原民心，吸引中原士人南归。陆游称:“方今虽中原未 复，然往者衣冠南渡，盖亦众矣!其间岂无抱才术、蕴 器识者，而班列之间北人鲜少，甚非示天下以广之道 也。”所以，陆游建议:“欲望圣慈命大臣近臣各举赵魏 齐鲁秦晋之遗才，以渐试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 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遗民思旧之心。其于国家必将有 赖”［7］(p． 1994)。 金女真贵族灭北宋之际，出于政治考量，特别注意 保护、搜求北宋元祐名家后代。毕里海世初至商州，一 日搜伏，于大竹林中得欧阳修子孙，“问而知之，并其族 属乡里三千余人皆纵遣之”。［8］(卷一二三)靖康元年 (1126 年) ，金军攻陷洛阳时，宗翰命令士兵不得骚扰宋朝名臣 司马光的家人，并下令“寻富郑公、文潞公、司马温公 等子孙。”［1］(卷六三)一些宋朝士族入金后受到重用。蔡松 年随其父亲蔡靖镇守燕山，宣和七年 (1125 年)战败入 金。入金时，不到 20 岁，因其家世代仕宋而得到金人重 视，从尚书台令史开始参与金政，终至尚书右丞相。 1211 年初，成吉思汗发动了大规模的灭金战争， 1234年终于灭掉金国。持续二十多年的元蒙战争给金代 士族造成沉重打击。金崇庆元年 (1212 年) ，元蒙军攻 陷东京。金人梁询谊《哀辽东》诗曰: “守臣肉食头如 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万人家靡孑遗，马蹄殷染衣冠 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膳荤。”［9］1232 年，蒙 古围攻汴京，“侯王家世之旧、忠贤名士之裔，不颠仆于 草野，则流离于道路者多矣”［10］(p． 839)。金哀宗出奔归德 至汴梁城破之际， “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 归”［11］(p． 121)。诸大臣子孙多死于兵，士之北渡者百不二 三。“大夫、士、衣冠之子孙陷于奴虏者，不知其几千百 人”［12］(p． 217)。 天兴二年 (1233 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 问出于保护中原儒家文化的目的，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 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 54 个中原秀士。但战乱纷扰，被推 荐的士人多数并未得到保护与重用。金亡前后，“二十余 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 乱，皆烟销灰灭无余”［11］(p． 1)。一些辽宋大族经过金末 的战争，家族沦落，人丁稀少。赵思温“八传当建春府 君 (赵质)行，群从数几满百，本支子侄廿有八，然遭 壬辰丧乱，存者仅三人而已。”［12］(p． 337)元房祺所编《河 汾诸老诗集》收集 8 位金代遗民的诗作。其中有 6 位出 身士族。其中之一曹之谦曾官尚书省左司都事。金亡， 只得徙居平阳，隐居教授三十余年。 金末战乱导致士族流离，无以延续家族事业。“金季 丧乱，士失所业”［12］(p． 140)，“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 纲文章”［10］(p. 740)。以至元朝苏天爵感叹: “昔金盛时， 公卿将相隆名极位，赫然震耀，曾无几时，声迹俱灭， 甚者或无以为继。”［12］(p． 61)元蒙入侵中原后，许多士族 分流，为了生计而弃儒为医、为僧、为方技等等。随着 全真教在元朝的盛行，一些士大夫为全身避祸，入全真 教。 “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往往窜名道籍”［12］(p． 31)。 据《黑鞑事略》载，全真教主驻居的燕京长春宫中，多 有亡金朝士。出身灵台名族的王志谦，1235 年避世秦 亭，舍儒道［13］(p． 244)。出身泽郡名族的姬志真，能诗赋、 善阴阳。1234 年金亡时，遇栖云真人王志谨演教诸方， 遂执弟子礼。 金亡前后，河北、山东等地世侯成为金朝士族的投 奔对象。这些世侯利用自己的地方影响，既保护了士类， 又发展了地方文化，也为元朝的文化建设储备了大量的 人才。顺天张柔“喜收养士类”［12］(p． 486)。王鹗、乐夔、 郝经、敬铉，皆为张柔门下客，王若虚、元好问、刘郁 等人与张柔也有往来。张柔入元后，随元军入汴，“诸将 争取金缯，公独入史馆，收金实录，秘府图书，仍访求 乡曲耆旧、望族十余家。若高户部夔、李都运特立，赵 礼部三子:克贽、克刚、克基，杨翰林子恕、婿贾庭扬， 护送北归。”［14］(p． 95)张柔率军攻宋时，顺天事务由左副 元帅贾辅负责。贾辅对留居顺天的名士，“皆厚为资给， 厚礼延待，擢其英俊而加任使，其耆德则事之。由是四 方贤士，翕然来归，冠佩蔼然，有平原、稷下之 盛。”［12］(p． 429)1243 年，郝经为贾辅馆客，教授其诸子。 张柔及部下礼贤下士，尊重保护士族，影响很大，以致 衣冠北渡者多寓保州。 “朝省名士五十余人会于保下，” 有“顺天盛衣冠”之称［10］(p． 604)。 河北真定史氏家族亦为金末士族的避难所。作为金 末元初最具影响的地方世侯之一，史氏四代皆重儒亲书， 喜招贤纳士。史天泽曾祖史伦，在金末战乱中建家塾， 招徕学者，并出钱为被掳为奴的士人赎身，士人争相归 附。祖父史成珪重视文教而 “有父风”［15］(卷一四七)。父 秉直，读书尚气义。史天泽崇儒重道，精通 《资治通 鉴》。帅真定时，招集流散，存恤贫困。一些名士流寓失 所，史天泽悉为治其生理而宾礼之，这些人后多致显达。 史天泽之兄史天倪亦嗜书好学，日诵千言。史天倪之子 史楫 “所举州县佐吏有文学者三十余人，后皆知 名”［15］(卷一五五)。 金末元初，严实父子为东平路行军万户期间，注重 保护士类。严实略通文墨，次子忠济更重视文教。东平 庙学隘陋，忠济“改卜高爽地于城东，教养诸生，后多 显者，幕僚如宋子贞、刘肃、李艇、徐世隆俱为名 臣”［15］(卷一四八)。严实三子忠嗣少从张澄、商挺、李桢 —52— 问学，略知经史大义。严氏几代幕僚如宋子贞、刘肃、 李昶、徐世隆，入元后俱为名臣。 金元之际，一些地方诸侯如太原郝和尚拔都、泽州 守段直、云内帅贾抟霄等，收招布衣、折节礼士，保护 流亡士族。郝和尚，金末任九原府主帅。金亡入元，治 太原。虽为武将，却常论古今成败之乱，喜与名士大夫 游。元好问、李治等皆曾至门下。段直守泽州二十余年， 善待本地士人。金末状元李俊民除在家讲学授徒外，还 充段直幕僚，为其代写公文。另外，“泽之名士散在四方 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后已”［12］(p． 436)。入元后，一 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官员也注重保护金朝士族。元太宗时， 中书左丞相粘合重山、其子粘合南合相继开府彰德。粘 合幕府聚集了一大批金末名士，为保存文化做出贡献。 其次，政府移民造成了金代文学家族的集体性空间 流动。 自金初兴兵以来，女真贵族比较重视上京的经营， 女真统治者认识到: “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 摇”。之后，凡与辽战所俘和来归者，多安置于女真内地 上京地区。天辅六年 (1122 年)四月，金以燕京六州归 宋。凡“燕之金帛、子女、职官、民户，为金人席卷而 东，宋朝捐岁币数百万，所得者空城而已。”［16］(卷二)被 安置在女真上京地区的职官、民户中当有许多属于汉族 和渤海士族。 金代初期，迁民以充实女真内地，也有防止敌对势 力联合的意图。在向上京迁民的同时，也逐渐将降民安 置于东京、沈州等地，这些降民包括金灭北宋后，所迁 宋宗室百官数千人。天辅七年 (1123 年) ，将招降的来、 隰、迁、润四州民迁往沈州，将猛安详稳留住所领的归 附人户迁往东京。及至河北入金，又将所俘河南民户迁 入河北。灭宋后，再一次将洛阳、襄阳、颖昌、汝、郑、 均、房、唐、邓、陈、蔡之民迁往河北地区。金初，迁 入内地的民户有契丹人，也有奚人、渤海人和汉人。他 们为女真社会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对女真社会文化发展 必然产生积极的影响。 金占据中原以后，为了充实中原人口，巩固自己的 统治，女真人转而采取南迁的政策。金太宗以后，女真 民户不断南迁到汉地。金海陵王迁都中都后，上京一带 的女真人大批南下，分布在燕山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 地区。“凡女直、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 杂处”［16］(卷一二)。 迁居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接受汉族文化，使用汉族语 言，女真贵族也多习用汉文。金章宗完颜璟有较高的汉 文化素养，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女真贵族学习汉文化。 金末，中原地区出现不少女真文学家族。 《归潜志》中 提到的非汉族文人除了金代帝王完颜亮、完颜璟，以及 来自皇室的完颜允恭、完颜璹、完颜允中之外，其他也 多为女真贵族、世袭猛安成员，包括术虎邃、乌林答爽、 石抹世勣、吾古孙奴申、吾古孙仲端、完颜素兰、完颜 胡斜虎、完颜合打、完颜陈和尚、移剌买奴、移剌粘合、 完颜斜烈兄弟、夹谷德固、完颜守贞、完颜仲元等。他 们大多“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并且“作诗多有可 称”。完颜陈和尚虽出身于将门之后，但嗜书嗜学，爱好 文史。其兄完颜斜烈敬贤下士，辟太原儒士王渥为经历。 王渥教陈和尚《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 陈和尚尽通其义。刘祁评完颜兄弟“同讲经学，读书不 辍，亦一时弟兄良将帅也”［11］(卷六)。 再次，迁都影响金代文学家族的集体性空间流动。 金代五京为士族聚居之地。不过，在金源文化时期， 文学士族的主要活动地区为金上京、东京、西京等女真 腹地。上京完颜贵族，非常重视家族文化教育，利用使 金宋人教育后代。绍兴四年 (1134 年)十一月，金移张 邵居会宁府，当时，“金新立国，向慕文教，土人多从邵 受书。生徒断木书于其上，捧读既过，削而复书。邵又 以《易》讲授学者”［5］(卷八三)。南宋大臣洪皓在金 15 年，被放冷山。冷山是女真贵族完颜希尹家族驻地。洪 皓以渊博的学识和聪明才智，很快得到完颜希尹的赏识。 完颜希尹破例让洪皓教授自己的 8 个儿子读书。洪皓 “书无所不读，虽食不释卷”，留金期间曾写下上千首诗 词，金人“争抄诵求锓锌”。朱弁羁金西京 16 载，坚贞 不屈，高宗诏为“忠义守节”，朱弁筑馆授学。金国名 王贵人多遣子弟就学。随朱弁出使的北宋从事郎付伟文， 亦为金人所拘，求应举自免，屏居村落间，授徒以自 给［5］(卷一四三)。 随着海陵王和金宣宗先后迁都中都、南京，金代的 政治文化重心开始逐渐南移。不少士族纷纷由北向南或 由西向东迁居。特别是金南渡后，原来出生在黄河以北 的许多著名的士族文人大多流落于以汴京为中心的黄河 以南地区，或山东、关中等地区。文化重心也随之南移。 刘勋兄弟出衣冠士族，其祖上在元魏时迁居云中。后刘 勋与其弟刘谯客居济南。元好问知己辛愿，自其祖父由 凤翔迁居河南福昌女几山下。博览群书尤精三传。“至于 内典，亦称该洽。杜诗韩笔，未尝一日去其手。作文有 纲目不乱。律诗精严，而有自得之趣。辛愿卓然有所成 就”［10］(p． 956)。 贞祐南渡后，活动于豫鲁地区的重要士族文人主要 有来自元氏家族、刘氏家族、李氏家族、许氏家族、王 氏家族、雷氏家族、麻氏家族中的成员，包括元好问、 刘从益、李献能、许古、王若虚、雷渊、麻九畴等，另 有刘微、赵秉文、李纯甫、杨云翼、李俊民、王郁、冯 延登、李汾、宋九嘉、王渥、冀禹锡等著名文人。以上 文人以南渡的燕云文人为主，本地文人占少数。此外， 还有一部分女真族及契丹族文人，如乌林答爽、完颜、 —62— 移剌买奴等。这些文人在文学、理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使这一地区成为金末全国文化的中心区。 二 除以上三大原因造成大规模的士族空间流动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士族的迁徙流动。 首先，科举仕进。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取士政策以来， 科举仕进一直是古代士族空间流动的重要原因。金朝重 视科举考试，一些著名的文人皆是通过科举及第进入仕 途，然后或任职朝廷，或游宦地方。科宦家族成员进入 仕途，各地为宦，形成家族的空间迁移。由于其士人身 份，对仕宦之地的文化影响、辐射的作用至为显著。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一般来说， 科宦家族的空间迁移以京城为目标。在金代五京地区， 聚集了诸多世家大族和科宦家族。其成员或任职京师， 或干谒游学。从金太祖至完颜亮，许多士族来自辽代。 著名者包括大定府郑子聃、蓟州人左企弓、易县人张通 古、燕人周金、良乡人王枢、渔阳人张斛等，主要聚居 在金源腹地，即上京、东京地区。由宋入金的士族文人 多长期流寓河朔或定居河朔。如相州人杜充、景州阜城 人刘豫、燕人任熊祥、蓟州玉田人王础、安阳人王竞、 相州林虑人孔彦舟等。金代后期，随着元蒙军队南侵， 金代疆域渐被压缩至黄河流域，录取人数明显缩减，士 族迁移空间也大为缩小。有些士族成员，比如，以王庭 筠为代的王氏家族、以元好问为代表的元氏家族等皆 在仕宦河南中，通过诗歌创作、歌酒雅集等活动，活跃 了地域文化生活，充实了地域文化内涵，提升了各自家 族的文化影响力。 其次，贬官隐居。金代不少士族文人曾有过贬官或 隐居的经历。金代中期，文人往往于贬官或隐居之时， 专注学问，终成大家。兴州刘氏家族七世登科、世代为 宦，为典型的士族。刘昂以母忧去职，连蹇十年，卜居 洛阳，专心诗学，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 绝句。真定周伯禄之子周昂为人所排挤，竟坐诗得罪， 谪东海上十数年。其间，砥砺气节、钻研学问，最终形 成自己的特色， “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 之”［8］(卷一二六)。王庭筠于大定二十年 (1180 年)调馆 陶主簿，以赃去官。置家相州，买田隆虑，隐居十年。 “得悉力经史，务为无所不窥，旁及释老家，尤为精诣。 学益博，志节益高，而名益重”［10］(p． 392)。金代后期， 士族文人除嗜书博学外，还聚养生徒、传授学业。真定 栾城人李冶隐于崞山之桐川。聚书环堵中，闭关却扫， 以涵泳先王之道为乐。苏天爵评价说:“先生之于学，其 勤至矣!人品既高，真积之力斯久，所以优柔餍饫，深 造自得，无众人之所难。经为通儒，文为名家，其名德 雅望，又为一时衣冠之龙门。”［14］(p． 260)进士高彝为女真 人，金末任潞州昭义军节度使。后弃官隐居上党，教俊 秀子弟以诗礼。霸州信安人杜时升学问广博，尤通天文。 承安、泰和间，时升南渡黄河，隐居嵩、洛山中，以 “伊洛之学”教人［8］(卷一二七)。陵川人刘昂霄与李纯甫、 雷渊、辛愿、麻革、元好问为诗友，博学能文，五经、 诸子、世谱、官制、地理与兵家成败等，无所不窥。原 籍四川阆中的鲜于溥为宋文臣子骏之后。其祖辈四世皆 擢进士第，家族仕宦通达。元好问称:“济源盘谷，天壤 佳处，坦父子居其间，饮酒赋诗。翛然尘垢之外。至今 人以高士目之”［10］(p． 931)。古代士人对隐居之地的文化 影响与带动作用毋庸置疑。 再次，朝廷党争。金代党争皆有民族文化冲突以及 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的复杂背景。建炎二年 (1128 年)刘豫杀宋将降金。四年 (1130 年)九月，被金人立 为“大齐”皇帝，统治河南、陕西之地。刘豫深文密 网，滥及无辜。忠臣义士，多被杀戮。或因贬窜，流落 失所［5］(卷一二九)。熙宗在位时，金廷内部的派系斗争也 导致不少士族卷入其中。当时的田珏党狱是新汉官集团 与旧汉官集团的斗争。最后导致数人被杀，孟浩等几十 人被迁徙海上，尚书省为之一空。仅有王础为代表的王 氏家族、刘撝为代表的刘氏家族因为不预党事，得以逃 过一劫。两个家族的后代形成了正道直行，不随世俗的 家风。苏天爵评价刘撝云:“终金之世，云朔诸郡文献相 望，大抵多翁所感发也。其子翰林继之家学，益修居官 廉平，恒慕黄叔度、郭林宗为人，萧然有高世之志，徜 徉西岩泉石之间，而佚老焉!后之人皆世其学、厉其行， 未尝趋势干名以苟富贵，则能传家保族，固其宜 哉!”［12］(p． 61)世宗、章宗时，受完颜守贞影响的 “冷岩 十俊”与胥持国身边的“胥门十哲”相互交锋。世宗朝 时，守贞及十俊中的一些人员一度被逐出京。守贞以 “太邀权誉”罪名出知济南府事，前举守贞者董师中、 路铎等皆补外。南渡后，吏权在与进士之争中，占据上 风，士族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不少文人贬谪迁徙， 长期不得升调。 三 战乱使文学家族成员凋零、离散，一旦社会稳定、 经济恢复，文学家族的生命力随着科举、仕宦、军功等 因素迅速恢复，并对金代文学产生了多方面的促进作用。 第一，国朝文派的创立。大定、明昌时期，著名士 族成员如蔡珪、党怀英、赵沨、王庭筠、郝俣等相继进 入中都燕京，任职朝廷。燕京成为以蔡珪、党怀英、王 庭筠为代表的文人团体的文学创作中心，形成国朝文派。 包括许安仁、魏道明、魏抟霄、路伯达、朱澜等翰林诗 人。大定二十九年 (1189 年) ，党怀英与凤翔府治中郝 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 7 —72— 人为编修官。王庭筠于明昌元年 (1190 年) ，以书画局 都监被召入京，与其舅张汝方评第法书名画。明昌三年 (1192 年) ，应奉翰林文字。王庭筠文采风流，照映一 时，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与王庭筠为诗友， 金后期诗坛赵秉文、冯璧、李纯甫则受过王庭筠的荐引。 国朝文派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在年幼时，随继父元格 转徙于各地，得到继父的良好教育。14 岁时，元格移官 陵川，元好问得以师事陵川著名学者郝天挺。稍后得到 太原王中立、翰林学士路铎、名儒郝天挺等的师授指教。 元好问 22—35 岁时，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定居。通 过应试汴梁，他得以与朝中名人如赵秉文、杨云翼、雷 渊、李晏等交接结好，不仅在学问上受到指点，诗文也 大为进步。正大间，元好问任内乡令时，张澄、杜仁杰、 麻革等人挈家来内乡，以作诗为业，日相唱和，得相从 文字间。天兴二年 (1233 年)以后，作为囚徒，元好问 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冠氏之间。晚年以诗存史，勤 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 《中州集》。清代刘熙载 评论:“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 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 之大成者矣［17］(p． 527)。正因元好问是当时文坛盟主，所 以在元好问身边，聚集了不少的文人。而元好问“性乐 易，好奖进后进，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 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然，号为泛爱。”［10］(p． 1252) 个人遭遇与时代背景最终使元好问成为金代文学的旗手， 并将国朝文派的创作成就推向顶峰。 第二，文学社群的涌现。金中期，庄园经济繁荣， 随之出现了像路铎笔下驻春园、师拓笔下同乐园、初昌 绍笔下的成趣园、赵秉文笔下的遂初园那样的庄园文学。 以庄园为中心，诗人们徜徉山水、品酒论文，诗词咏， 形成了为数不少的文人创作社群。河北献县梁子直羡慕 东晋诗人陶渊明，为寻渊明之趣，将家事委托其子，买 田二百亩，凿井筑垣，结庐而独居，建成成趣园。当时 成趣园汇聚了不少的士族文人，包括党怀英、张昌祚、 李永安、郦掖、路铎、崔巍、田时秀、郭安民、刘仲杰、 李楫、高延年、初昌绍等。这些诗人“讲论道德，俯仰 二仪，错综人物”［18］(p． 1538)，在当时还编有《成趣园诗 文集》，以成趣园为题，创作了不少作品。 南渡之后，文化重心南移至以汴京为中心的黄河流 域。一些士族或因仕宦、或因隐居、或因避乱等，迁居 汴京、洛阳、淮阳、安阳，以及山东、河北、陕西一些 地方。呈现出除汴京外，多元地方文化中心并存、众多 文学社群涌现的现象。 河南安阳是许多金朝遗老硕儒迁居之地。据记载， 金末缑山杜瑛、蒙城田芝、北燕刘骥、永平王磐、古郑 周子维、武安胡德珪、浑源刘祁、太原高鸣、刘汉臣、 燕山尚子明、林虑张允中、洛水徐世英、李仲泽、汴梁 魏献臣、田仲德、郭谦甫等先后聚集相州，“各以经术教 授，互相提倡，盖彬彬乎多文学之士，亦一时盛事也”。 他们开展讲学、教育，传承中原文化。当地“士子受业 者恒以百数，至今相、卫尚文雅”［12］(p． 200)。 洛西地区因“土壤膏腴，四水回环;三川围绕，富 于桑麻秔稻;翠竹成林，红椒满圃”，而被人们称为 “人间繁华锦绣之地”［12］(p． 450)，故 “衣冠之士多寓于 此”［10］(p． 601)。出于辽东乌惹族的张澄，其家族于金初迁 于隆安。至其祖父时，因官又移家洛水。金末张澄避地 洛西，以闭户读书为业。尝从辛敬之、赵宜之讲学，故 诗文皆有律度。除张澄外，当时聚居洛西的文人数量不 少，文学活动非常活跃。出身辽世家的费县令郭峤与 “贾吏部损之、赵邠州庆之、刘文学元鼎、李泽州温甫、 刘内翰光甫，名流陈寿卿、薛曼卿、申伯胜、和献之诸 人，徜徉泉石间，日有诗酒之乐”［10］(p． 601)。又有刘祁叔 父刘从恺与杨奂、杨果、李微、薛玄诸人“觞咏于泉石 间”［12］(p． 503)。 金末，山东东平也曾为士族聚居之地。除受严氏家 族保护、与严氏家族有交往的士人外，另有许多士族文 人聚居其中。这些士人经常进行一些大型文学活动。元 好问记载某年寒食节时，不少士人曾在东平灵泉寺宴集， 作“五言古诗，任用韵，共九首，以《寒食灵泉宴集》 名篇”。参加者有“德华 (韩文献)、周卿 (李桢)、德 昭 (靖文炜)、英孺 (勾龙瀛)、文伯 (高诩)、元某 (元好问)。期而不至者:圣与 (张圣与)、子中 (刘 诩) ;不期而至者:德谦 (孙德谦)、梦符 (张孔 孙)”［10］(p． 780)。 作为周秦故地，汉唐旧都的关中地区，“风土完厚， 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且有秦、汉之旧。 至于山川之胜，游观之富，天下莫与为比。故有四方之 志者，多乐居焉。”［10］(p． 776)其中，有“关中前进士、硕 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 暇”。文人汇聚一处，游览名胜， “或谈故事，或诵诗 文”［18］(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序》)，从而形成了金末的另一个文 学活动中心。 第三，家族文化的拓展。和平时期，文学家族的迁 移不仅拓展了家族成员的生存空间，丰富了家族文化的 精神内涵，更促进了家族文化与所迁入地域之间的文化 交流与融合，从而形成家族文化与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交 错又相互渗透的文化网络，为家族文化的扩展、地域文 化的提升提供良好的条件。 浑源刘从益、刘祁父子的河南迁居仕宦，促进了当 地文学创作风气的形成，并对胡汉民族之间文化、文学 交流与融合作出了贡献。刘从益为叶县令时，大起孔子 庙，并集诸生肄习其中。期间常同郝仲纯、李长源、元 裕之、王飞伯等诗酒唱和。贞祐末，刘从益因官举家迁 —82— 居陈州，买地筑屋，起建先茔。在陈州，刘从益与许古、 董文甫、冀禹锡、李献能、赵思文、程震、赵秉文、李 纯甫、元好问、曹恒、王宾、冯璧、史学、白文举、刘 祖谦、乌古孙奴申、移剌都尉买奴、冯延登诗文交往， 过从甚密。刘从益之子刘祁屡与出身女真纳邻猛安贵族 的术虎邃相从讲学。女直世袭谋克乌林答爽，家贫好学， 喜从名士游。居陈州时，日诣刘祁家，夜归其室，抄写 讽诵终夕。 泽州陵川郝氏家族为金代著名理学世家。郝氏治经 业儒者六世，持续百余年。1232 年，河南沦陷之后，郝 经一家北渡黄河，移家顺天。在父亲指授下，郝经发愤 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并在父亲的教导下，郝经上溯 洙泗，下迨伊洛，遍究“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 本”，从而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 负。1234 年，郝经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 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 张氏子弟。借助贾、张家藏丰富的图籍秘录，郝经在两 府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养。在此期间，郝 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 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众多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 唱和。数年的家族迁移与长久的父兄教育、师友熏陶， 最终形成了郝经的深邃的理学思想与人格风范，并拓展 了郝氏家族理学文化内涵。 第四，家族交谊的深化。一些士族成员在迁移过程 中虚心访学，而一些名师又不吝赐教，最终使得这些士 族文人成就学问。出于龙山贵族的张仲经，随宦济南期 间，从名士刘少宣问学。后客居永宁时，又向名士赵宜 之、辛敬之、刘景玄虚心问学，故其诗文见称于世。元 好问官内乡，仲经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康仲宁 挈家迁于内乡，与好问为师友。并与刚辞官的刘光甫日 得相从文字间。北渡后，张仲经游学东平，拜谒严武， 一见即被赏识，待以师礼，授馆于长清之别墅。“积十余 年，得致力文史，以诗为专门之学”［10］(p． 766)。 金代一些家族之间、家族成员内部之间的真诚相助，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罕有其比。洺州董师中师事河间王 彦潜，两人曾同榜登科。王彦潜去世后，董师中待其子 恩礼殷重，不减骨肉。元好问深有感慨:“论者谓孙铎振 之事其兄明之，张彀伯英爱其弟伯玉，举世无与为比， 至于绍祖之待其师之子，则古所未有也”［10］(p． 941)。应 州曹之谦与秀容元好问交往尤深，同在京师为省掾时， 两人日以文诗讲议，虽在机务倥偬间，商订文字，未尝 少辍。曹之谦隐居平阳时，继续为好问诗集编辑付梓而 花费心血。 金亡前后，隩州白氏家族白华、白朴父子两代与秀 容元氏家族元德明、元好问父子为世交。元代王博文 《天籁集序》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 往来。”［12］(p． 89)在金末战乱中，元好问历经艰难与危险， 对与亲人失散的白朴倍加保护与教育。两人途经汴京、 冠氏、真定、太原等地，使失散数年的白华、白朴父子 最终得以团聚。 金代文学家族的空间流动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 是一种文化现象。家族文化代表着一种地域文化，而家 族流动一方面增强了家族文化的影响，带动了包括河东 理学文化、齐鲁礼乐文化、幽燕游牧文化等多元地域文 化的互动交流，另一方面也从整体上提高了金代文化和 文学的发展水平。家族之间的友爱互助更体现出中华传 统文化的长久生命力与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建炎维扬遗录［M］． 丛书集成初编补印本． 上海:商务印书 馆，1959． ［3］杨万里． 诚斋集［Z］． 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4］张纲．华阳集［Z］．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陆游．陆游集［Z］．北京:中华书局，1976． ［8］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陈郁．藏一话腴(卷下) ［M］．成都:四川图书馆抄本． ［10］元好问．元好问全集［Z］．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1］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3］王宗昱．金元全真道石道新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4］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5］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6］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8］阎凤梧．全辽金文［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19］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作者系重庆文理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陈纪然］ —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