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守国财，外因天下——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

内守国财，外因天下——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 2008-07-19    翟玉忠    乌有之乡    点击: 525 内守国财，外因天下——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 内守国财，外因天下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   文/翟玉忠     一，孔子为我们留下的历史谜团   在薄薄的《论语》中，孔子评价管仲的地方竟然有4次之多。   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也就是说在管仲死后近百年，孔子才出生，那么孔子又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位一百多年前邻国的政治家呢？   显而易见，孔子对管仲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正是在管仲辅佐下，公元前667年周天子赐齐桓公为伯，成为得专征伐的一方诸侯之长。作为春秋五霸之首，开启了令孔子这位理想主义的老人痛苦万分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周王朝礼乐由此全面崩溃。《论语·八佾第三》中记载了孔子对管仲"非礼"的抱怨："孔子说：'管仲的器量真小呀！'有人便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家里有收来的大量的市租，家里管事的人员很多，都不兼职，怎么能说节俭呢？''那么管仲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的门前设立一个照壁，管仲门前也和国君一样，设立一个照壁。国君接待他国君主宴饮时，在堂上设有放置空酒杯的台子，管仲也这样做。如果说管仲懂得礼那还有谁不懂得礼呢？'"（原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理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数百年后，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对此评价说："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然而孔子小看他，难道是因为周朝统治衰微，桓公既然贤明，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辅佐他只称霸主吗？"（《史记·管晏列传》原文：管仲，世所谓贤臣。然而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   不错，在孔子的眼中，管仲的确又是一位伟大贤明、功勋卓著的政治家。《论语》中将管仲与子产并称，面对弟子们对管仲的质疑，孔子坚定的表明了自己维护管仲形象的立场。《论语·宪问第十四 》记载：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他哥哥公子纠，召忽因此而自杀，但管仲却没有自杀。'接着又说：'管仲不能算是有仁德的人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召集各国诸侯合盟，不使用武力，这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没有以身殉主，还去为相辅佐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混乱的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成为衣襟向左开的蛮族了。他难道象老百姓那样遵守小信，在山沟里自杀，也没有人知道的吗？'" （原文：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让我们沿时间之流回到管仲时代。公元前七世纪，东迁的周王室已经衰微到自顾不暇的地步，处于华夏文化圈北面的戎狄和南面的蛮夷交相进攻中原，华夏文明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起来的强齐不仅联盟了中原主要诸侯国，还打退了蛮族一次次进攻，没有像千年后的罗马帝国一样在蛮族入侵下陷入文明黑暗之中。所以孔子不禁感叹：如其仁，如其仁。   管子为什么是真正的仁人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不是靠军事手段，管仲是靠什么力量召集天下的呢？难道单纯依靠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的"大信"、"大义"吗？显然不现实。（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篇》原文：齐桓挟贤相之能，用大国之资，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诸侯，于柯之盟，见其大信，一年，而近国之君毕至，鄄幽之会是也。其后二十年之间，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诸侯也，至于救邢卫之事，见存亡继绝之义，而明年，远国之君毕至，贯泽、阳谷之会是也。）   这里孔子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管仲治下的齐国不是靠军事手段号召天下，那么是靠什么手段呢？只能是：经济手段！   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太平御览》卷四七二引《太史公素王妙论》）       二，"伊尹之术"背后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   "轻重九府"应是调节市场的九个国家经济管理机构，那么什么是"伊尹之术"呢？事实上他和管子的经济理论是联系在一起的，都是吸引天下财富的经济方法。《管子》轻重十六篇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核心，其中《管子·地数第七十七》中就提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管子·轻重甲第八十》详细描述了所谓的"伊尹之术"：   桓公说："何谓吸引天下的财富？"管仲回答说："从前夏桀时，女乐有三万人，端门的歌声，清晨的音乐，大路上都能听到；她们无不穿着华丽的衣服。伊尹便叫薄地无事可做的妇女，织出各种华美的彩色丝绸。一匹织物可以从夏桀那里换来百钟粮食。桀的国家是天子之国，但他不肯为天下大事忧劳，只追求女乐享乐，所以伊尹便取得了他的粮食并操纵了他的市场商品流通。这就叫作吸引天下的财富。"（原文：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譟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伊尹之术"是中国古典外贸理论最典型的案例，与西方15世纪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累积金银相反，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以"得物为胜，得币为亏"，主张通过提高物价等手段，实现"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具体策略常常表现为直接以金钱、工业品等（"末"）换取对方的基本商品（"本"，如粮食），或诱使对方国家发挥比较优势，摧毁其基础产业（管仲时代常指农业），攫取其人力物力资源，使之先丧失利权，后放弃主权——这简直与今天西方某些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如出一辙！   在公元前81年那场深深影响中国历史的盐铁会议上，长期职掌西汉政府财政大权的桑弘羊在为自己的商业政策辩护时还引用管仲的事例，他在解释中国古典外贸理论时说：   "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的东西贱时，我则使之价格高；天下人所轻视的商品，我却重视。用工商业品交易农产品，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法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和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的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盐铁论·力耕第二》原文：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易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纪氏之国只顾发展生产，不能掌握有效的外贸理论，导致利权来失，国家灭亡的惨痛教训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成书于战国的《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也提到这件事，其目的不过是告诉人们，善治天下者，必须严守高价流通政策，这样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本国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原文：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借管子之口说："从前，纪氏的国家就是加强农业节约开支的，但粮食丰富而不能经营管理，粮食便四下外流而归于天下各国。这样，纪氏虽加强农业节约开支，但不能经营管理，恰恰使他的百姓粮食外流净尽而成为他国的俘虏。因而他自己也国亡而无处容身。所以说单纯强本节用只能使经济情况更好些，而不能保证不亡。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时，我则使它提高；各国轻视此种商品时，我则重视；各国市场供过于求时，我则通过囤积使之供不应求。这样就可以号召天下了。" （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请注意，这里的"谨守重流"不是盲目的高价政策，还要和各国的物价保持齐准，防止别国倾销。《管子·山权数第七十五》上说："物价的水平则要与别国保持一致。因为商品价格偏高，别国就来倾销射利；商品价格偏低，物资会泄散外流。所以要注意比价一致。物资泄散外流，就等于本国失权；被人射利，就等于本国失策了。"（原文：物重与天下调。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也强调，除非天下统一为一个国家，否则一定要注意本国商品的物价政策，不能过低或过高。     三，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总原则可以用"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概括，就是说一方面要尽力避免本国财物外流，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外国财物的不断输入，关键在于物价不能低于其他国家，"谨守重流"。"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语出《管子·地数第七十七》，文中还提到人为抬高本国特有资源价格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上面引用齐桓公与管子的对话说：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桓公继续问管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管仲回答说）楚国有汝、汉所产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关于吃盐的数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小孩近二升。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钱；每升提高一钱，每釜就是百钱；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是干钱。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阳春一到，就可以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了。'桓公说：'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管仲回答说：'在阳春农事开始时，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修坟墓，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榭，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那么，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出卖。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保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那么，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 （原文：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铁矿石进出口量猛增，于是一些出产铁矿石的国家（其背后是美日等大国的财团）就通过大幅度涨价的办法获取额外利润，2008年度铁矿石基准价格又上涨65%。谈判是由新日铁和韩国浦项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谈定的，中国企业连发言权都没有；稀土由于具有许多优异的光、电、磁等物理特性，能与其它元素组成品种繁多、用途各异的新型材料，已成为高科技和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战略资源。我国稀土产品供应量占全球总需求量的85%以上，早就有"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说法。但近年来却廉价乱采乱卖，直到2007国家才开始将稀土生产由指导性调整为指令性——不知中国人的经济学家何日才能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美梦中苏醒过来，也像2600年前的管仲一样冷静地看待市场经济，理性地驾驭市场经济。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有多条通过有意识地提高它国某种产品的价格，让其发挥产业比较优势，诱使之放弃本业农业生产，造成单一经济的局面，借以颠覆别国的经济案例。比如提高绨价以颠覆鲁、梁，提高茈价以颠覆莱、莒，提高鹿价以颠覆楚国，提高狐白之价以颠覆代国，提高器械之价以颠覆衡山等等。在他国 "以钱为纲"，放弃本业全力追逐利润时，在本国则广积粮食。等到别国的粮食感到缺乏，而本国的谷物又不准自由买卖，别国的人民为了取得粮食的供应，就不得不相率归顺了。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通过主动降低本国产品价格，主动发挥比较优势，主动放弃战略产业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工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4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外汇储备大幅增加意味着我国物质资源的净输出，结果必然导致是中国利权不保！   事实上从解放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人民币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比如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1950年1美元合人民币2.75元，1985是1美元合人民币2.9367元，进入九十年代，人民币价格人为狂跌，1996年达到1美元合人民币8.3142元，贬值数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前几年。在"天下高我低"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收获绿色纸片，失去财富。   就像《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中所说的那样："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管子》一书的作者举例说，从前莱国擅长染色工艺，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锱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莱国商人知道后，很快把紫绢收购一空。周国却拿出票据作为抵押，从莱国商人手里把紫绢收购起来，莱国商人只握有等于货币的票据。这是莱国自己失掉了收集起来的紫绢，而只好用票据收回钱币了。因此，可以利用就要利用，可以掌握就要掌握，这就是周人利用外国来控制外国的情况。（原文：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緺绶之于莱亦纯锱也。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周且敛马作见于莱人操之，莱有推马。是自莱失纂茈而反准于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   从任何意义上说，我国目前1．5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所需要的外汇数量，难道我们也只能像莱人那样手里攥着准币的票据而无可奈何吗？美国采购商曾经为能以几乎为零的价格在中国买袜子感到兴奋，现在美国政府又要中国人民币升值了，中国该何去何从？因为中国提高价格必然会打击沿海出口企业，不提高又会使利权不断丧失。面对这个两难的困境，看来国人真的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与决心了。不仅在具体经济政策上，而且在经济指导思想上也要这样。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看似荒诞的问题：除了那一大串定义和数学公式，二十多年来引入西方经济学带给我们的是智慧还是愚蠢？   管仲，这位曾经挽救中华文明之大厦于将倾的伟大政治家已经远去了，孔子对他"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慨叹似乎也已成为历史的余音，但《管子》一书阐述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却不会在这样一个虚拟经济发达的信息时代成为绝响，它再次告诉我们：真理是朴素的，真理也是永恒的！ 古蜀之谜初探 2009-03-29    hongdingl    投稿    点击: 548 古蜀之谜初探 序言笔者在今年3月2日完成《古蜀之谜初探》一文后不久，5月12日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强有力的正确领导下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大力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时至今日已有一个多月了。在这惊天地，泣鬼神的难忘的一个多月里，人民解放军和武警不畏艰险，不惧大地震和随之而来的频繁余震带来的滑坡、泥石流等随时危及生命的次生灾害，在险象环生的岷江峡谷和其他同样危机四伏的龙门山构造带地震灾区抢通道路、救助灾民，尽量减少了大地震带来的损害。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我们优越的制度保障，没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的积极救助，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做保障，没有国际友人，特别是俄罗斯朋友的大力支持，这一次大地震对成都平原将又是一次灭顶之灾！古蜀人曾经遭受过的大洪水将会在今天的成都重演，上百万生灵和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几万亿财富将毁于一旦，而全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被大拖后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梦想将有可能随之破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而这历史经验就应该包括神秘的古蜀为什么而兴起、为什么而衰落以至灭亡。以往我们的考古一般是局限在就考古而考古，而少有对被考对象当时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条件等进行多学科的考察，进行综合评价、探讨，一些专家和学者甚至热衷对古人的一些现代人看起来令人费解的器物和行为做不合逻辑的解释，将原本简单的事物复杂化、神秘化，以显其学问高深，而更加令人惋惜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动力和主要力量常常被我们的一些专家和学者所忽略，这些被忽略的大多数不但很少当然也不会被掌握文化统治权的历代古人所记载，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创造历史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的现在，虽然我们的理论和教科书都承认历史是由这些被古人所忽略的大多数创造的，我们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在现在的考古工作中仍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这些解释因出自于权威之口，有许多似乎已成“定论”，不但阻塞了言路也误导了后学者和广大民众，甚至还影响到政府的决策；这实际上都是学术界的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现在我们知道，5.12大地震后形成的以唐家山等34个堰塞湖已被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和俄罗斯朋友的大力帮助下基本解除了危险，而更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在震中的紫坪铺水库没有在地震时溃坝，这个有十几亿方蓄水量的大水库一旦溃坝将会带来比地震还要大得多的灾难，整个成都平原将会遭到灭顶之灾！古蜀人曾经遭受过的灾难将会在我们身上重演！紫坪铺水库不但没有溃坝，反而给地震后因滑坡而迟迟不能打通的213国道提供了另一条较为便捷的水上救命之路，给苦苦等待救援的灾民带来了生的希望，笔者不禁要感谢水库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座豆腐渣工程，使我们免除了这一次的灭顶之灾，但是笔者不免又是一阵后怕，假如地震再强烈一点，假如地震断裂带正好通过水坝，假如水坝的建筑质量稍差一点，假如……，这许多的假如只要有一项成立，那十几亿立方米的天上之水倾泻而下，距水库十几公里的都江堰市，距水库六十多公里的成都市及整个成都平原将被滔天洪水全部淹没，成都平原上的几百万人的生命将岌岌可危，而上千万人几十年来积累的数万亿元财富将荡然无存！成都平原将又一次从所谓的“天府之国”变成为沼泽遍地的洪荒之地！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古蜀人是在不断地与洪水做斗争中逐渐改变了成都平原，使之成了所谓的“天府之国”，明确解释了困惑了许多人的古蜀的政治中心为什么要“周期性”迁徙的原因，明确提出了金沙遗址就是毁于一次大洪水，而且这次大洪水很可能就是由于一次大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将岷江堵塞，高涨的江水冲破堰塞体后突然将古蜀人的金沙等遗址毁于一旦。笔者认为，考古界、地质界、地震科学界应该联合起来考察古蜀遭受洪灾的历史，重点应考察岷江及其他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河流，找到和发现曾经有过的地震、滑坡、堰塞遗迹并查清其与危及人类的关系。笔者相信只要下功夫，多学科的联合考查对搞清古蜀的历史，特别是古蜀遭受大洪水的历史与帮助政府做正确决策和今后的经济发展是一定有莫大的帮助的。古蜀之谜初探 廖红丁 [摘要] 本文从古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入手，对古蜀的先民从何而来，由哪些族属的人组成及其社会结构作了一初步的探讨，文中并对三星堆“祭祀坑”的性质及三星堆文明的衰落和金沙文明的毁灭作了一个新的解释。 [关键词] 大洪水；三星堆；祭祀坑；凸目面具；奴隶 本文所指的古蜀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前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生活着的先民所建立的“王朝”。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巴、蜀历史和传说，古蜀曾先后经历蚕丛、柏灌、鱼凫、浦卑、开明等五个“王朝”。而根据考古材料所建立的古蜀文化谱系，也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从近5000年前的宝墩村文化开始，先后有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青羊宫文化、最后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逐渐融入秦汉文化之中。由于还没有发现古蜀有文字，以前我们了解古蜀的历史仅靠传说和后世并不那么可靠和稀少的文字记载，难怪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吟唱道：“蚕丛与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而与古蜀同时代的商、周仅只有甲骨上的只言片句提到蜀，但就是这只言片句也是夸张、猜测的成分居多，并不能完全相信。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广汉农民燕道诚和他的儿子们，在广汉县城西北马牧河北岸月亮湾旁自己的农田中挖蓄水池时，偶然从地里挖出了一些玉器。从此以后，古蜀开始从传说中向我们走来，开始向我们展现她那辉煌灿烂而又神秘莫测的古老文明。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广汉三星堆发现两个大“祭祀坑”和坑中大量的奇特器物以及九十年代在成都金沙村发现一个古蜀的大型聚落遗址，并出土大量精美的金器、玉器、陶器和青铜器，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古蜀高度发达的文明。其精美的手工制品，特别是那与同时代的商、周有着明显差异的青铜器造型和表现形式，把我们仿佛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神秘世界！我们在赞叹之余又发现古蜀好象不仅没有更加清晰，却似乎更加谜团丛丛！是谁创造了这些伟大的文明？古蜀的先民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来自何方？古蜀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特别是那奇特古怪的凸目造型大面具是什么？其寓意何在？三星堆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毁灭？金沙文明为什么会突然毁灭？等等。这些谜引起了学术界以至许多爱好者的极大关注，各种假说层出不穷，但是没有一种假说能够圆满解释以上这种种谜。下面，笔者也试着解释以上这些古蜀之谜。笔者相信，随着考古发现，古蜀的谜是会慢慢被揭开的。一、 古蜀的自然环境不可否认，自然环境往往是决定人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很难想象，人们会在撒哈拉大沙漠大规模种植水稻，在南极大陆放牧牛羊。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也很难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更不要说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古蜀。古蜀的先民们是在长达数千年与自然的抗争中逐渐改变了自然，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那么，在5000年至2000多年前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四川盆地西部和北部是青藏高原的岷山山系，东面是秦岭山脉，南面是云贵高原，四周都是崇山峻岭。自然条件决定了盆地与外界的交往是十分困难的。难怪乎李白会感叹曰“不与秦塞通人烟。”外界，当然也包括古蜀东面的商、周，他们对蜀的了解非常有限且有许多并不完全可信的附会和传说。而古蜀中心所在的成都平原是在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其北面和西面都是与成都平原高差达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岷山山脉，而东面和南面是被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包围着的一块棱形盆地，其地势西北约高，东南较低。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并不是现在这样良田万亩，稻谷飘香，星罗棋布的竹林掩映着幢幢农舍，平原上的河流和大小人工渠道纵横交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2-3度，气候偏于湿润，雨量比现在要大得多，又据冰川考察表明，成都平原西面和北面的横断山脉当时受高温影响，在各大河流谷口都形成巨大的洪积物和泥石流组成的混合型台地，成都平原上的条型高地就是如此形成的。整个平原上长满了茂密的森林，河流密布，沼泽遍地。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青藏高原的岷江、沱江等水量巨大的河流一但冲出高原峡谷的羁绊，就以千钧不可阻挡之势冲向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冲击扇平原。成都平原上川流纵横，底坡平缓，加之雨量多集中在夏秋两季，常有暴雨出现，每年汛期几乎都有洪水为患。特别可怕的是，由于岷江、沱江的上游，即现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地区是地震和地质灾害多发区，而这两条江都是在坡度达50度以上的V型峡谷中奔腾而下，雨季时河床特别容易发生崩塌并阻塞河道。更加可怕的是，由于两江都处于地震多发带，江的两岸又都十分陡峭，许多地方的地质结构十分脆弱，一遇大的地震往往会震塌山崖并阻塞河流。1933年茂县叠溪镇就是在一场大地震中因山体滑坡而葬身岷江之中，岷江并因此而被拦腰截断。其遗址现在仍清晰可见，这就是深达70多米的叠溪海子。这种悲剧历史上肯定发生过多次。可以想见，当地震引起的塌方阻断江河，河水突然断流，住在下游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当然不会知道河水断流的原因，当河流突然断流时，他们很可能还会在断流的河床中抓鱼，以为这是上苍赐给的礼物。但当河水一旦冲破壅塞，那冲天巨浪冲入平坦的成都平原，可想而知会带来多大的灾难！《四川通志》上就曾有过乾隆九年，“三皇峡水淹三十丈”的记录。再加上成都平原上的行洪河道只有三个出口：西南部有新津岷江河谷和华阳府河河谷，这两处河谷比较开阔，没有阻塞的可能；惟有东部的沱江穿越龙泉山处的金堂峡有阻塞的可能，该峡全长12千米，最窄处谷宽仅有200米左右，在古蜀时期可能更窄。由于该处峡谷两岸山岩为侏罗系蓬莱镇细沙岩与泥岩互层，软弱的泥岩易于风化，常剥蚀成凹腔，上面带有裂隙的砂岩失去支承后，往往会自行崩塌，该河谷至今还堆积着许多巨大的孤石即是明证；再因龙泉山脉在这里有一条北北东方向的大断裂带，沿此带存在着平均每百年发生一次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1933年的叠溪地震时此处曾受波及，峡谷出口处凉水井曾产生岩崩，至今那里的地名还叫垮梁子，并可见崩塌遗迹。[1]正是由于成都平原的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主要自然灾害是洪灾，那时的成都平原并不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而是常有洪涝灾害，并不总是那么适于人居的蛮荒之地。成都平原在古蜀时期常遭水灾古人是有明确记述的，如《史记.河渠志》：“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明确说明蜀守李冰修都江堰是为了“避水害”；又如《华阳国志》记杜宇时，“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再如《水经注》又有“江水东经巫峡”处注为“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又再如，《华阳国志》有“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文中“梦郭”意指水泽中的城，其意为开明王在水淹城后，迁都于成都。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证实了古人的记述，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水灾频仍这一点上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如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就为古成都平原常发大水提供了实证。该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可分16层，其中8层相当于商末周初，而这一层上面的第7层是青灰色黏土，堆积呈水平状，且不随地形起伏而变化，应属于淤泥，其最厚处有50厘米。种种迹象表面，三星堆遗迹曾被水淹。成都的金沙遗址也清楚表明，在古蜀时期金沙曾被水淹过不只一次。而最可说明古成都平原常发生水患的实物证明还有广布于成都平原的“乌木”，“乌木”又称“阴沉木”，主要是麻柳、红椿、香樟、楠木、马桑等树木在远古时被洪水掩埋于古河道之下，经过长期的物理、化学反应而形成的似木非木，似石非石的“神木”。“乌木”树身上那大大小小的由鹅卵石挤压而留下的坑坑洼洼的印记，形象地向我们传达了古成都平原大洪水的可怕景象！据碳14测定，其最晚的年代在距今3200±50年，这正好是古蜀的“浦卑”末期。成都的金沙博物馆和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里矗立的那桩桩“乌木”，默默地向我们诉说古蜀成都平原大洪水的故事。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上除了生长着茂密的森林，纵横交错的河流和随处可见的大小沼泽以外，还是动物们的乐园。温暖的气候，充沛的降雨都使得植物生长繁茂，各种食草动物如大象、鹿、野猪等和各种处于食物链上端的虎、熊、豹、狼等都大量存在，河流里是各种鱼类的天堂，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三星堆的“祭祀坑”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以及在这些遗址的灰坑中发现的大量兽骨就已可以充分证明。如果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真是这样洪灾频繁，猛兽成群，古蜀人为什么还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呢？原因很简单，氐羌人在未进入成都平原之前，生活在岷江上游，这些地方耕地很少，他们主要以狩猎和采集并兼放牧牛羊生活，加之5000年前左右气候有一个大的变化，生活在岷江上游的氐羌人迫于生存压力被迫迁徙，正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野兽、鱼类，而成都平原因有洪水泛滥带来的肥沃土壤和温暖的气候更使得成都平原非常适宜进行农业生产。那么，古蜀人是怎么来到成都平原的呢？是哪些人最先来到成都平原的呢？二、古蜀人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前面说过，自然环境往往是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在古蜀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时尤其如此。要考察古蜀时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必须要将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古蜀的生产水平都考虑进去。正是由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那众多奇特、精美青铜器、金器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各种假说层出不穷。有人说古蜀人是西迁的闪族人，是犹太人的后裔，认为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是外来文明；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天外来客带来的天外文明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检验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乃至整个古蜀文明都应该是内生的，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当然，古蜀文明也不排除可能吸收、借鉴了某些“外来文明”。那么，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是什么人呢？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人是来自岷江上游的氐羌人的一支。根据古史传说记载，古蜀人在来到成都平原前的活动区域是成都平原西部的岷山山区。据《太平御览》卷166引“蜀望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蜀王本记》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居中”。而蚕丛之陵相传在今岷江上游的茂县北部的叠溪，该处有蚕陵山，汉代在此置蚕陵县，今其地一大石上仍有古人所镌“蚕陵重镇”四个大字。据传说和有关史籍记载，轩辕黄帝曾娶蚕丛部落之女嫘祖为妻，《史记.五帝本记》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按西陵《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水经注.江水》官刻本作西陵，沈炳巽谓西陵是蚕陵之误。因此，黄帝所娶之西陵氏女即是蚕陵氏女，也就是蚕丛氏女。而黄帝之子昌意所娶蜀山氏女也应当是蚕丛部落之女。因为，蜀山即是东岷山，另从得名上来看，蜀山是因其山多“蜀”—一种野蚕而得名，居此山之部落因此而得名蜀山氏；蚕陵系因蚕丛之葬地而得名，而蚕丛则系因其地本多野蚕，居其地之民驯养本地野蚕而为家蚕，故号蚕丛氏。[2]黄帝娶蜀山氏（蚕陵氏、西陵氏）女嫘祖而生昌意，黄帝之子昌意也娶蜀山氏女为妻，因此，黄帝部落与蜀山氏部落是世代通婚的两个联姻部落。学者们一般认为，蚕丛、伯灌、鱼凫是一脉相传的蜀族，蜀人是古氐羌人的一支，他们从甘肃一带迁徙至岷江上游，后又进入成都平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以上传说和史籍记载，2000年在汶川石鼓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该地位于岷江东岸的营盘山台地，岷江围绕台地流过。遗址有大型广场、屋基、人殉坑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出土了与甘肃马家窑类似的彩陶，表明这些蜀人可能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分析其年代在5000-5500年前左右。1995年在成都市郊新津县宝墩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800年左右的宝墩古城，并证实其与郫县三道堰遗址的古城、温江县鱼凫村的鱼凫城、都江堰市芒城村遗址的芒城、崇州市双河村遗址的下芒城和紫竹村遗址的紫竹古城都属于同期而约有先后的遗存。而这些遗存与汶川的营盘台遗存有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这些都说明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是从岷江上游顺江而下的氐羌人。那么，这些古氐羌人是为什么到成都平原来呢？笔者注意到，同属氐羌人且居住地与古蜀人相距并不太远的大地湾先民（大地湾遗址在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的高度农耕文明在4800年前渐趋衰落。据考古发现，大地湾文化是距今7800——4800年间甘肃东部渭河上游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先后发现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晚期石岭下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等五期文化。大地湾的先民们在约8000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高度的农耕文明，现在已发现了7800年前的黍和粟的遗存，表明大地湾的先民们是以农业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考古发掘还发现，大地湾地区在8000年至5000年前时气候温暖，气温较现在要高2-3度，该地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一期时有苏门羚、苏门犀等动物，二期时还有虎、豹、象、猕猴等动物，到了四期这些动物都踪迹全无。这些都说明，气候的变迁可能是大地湾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另外，人口的大量增长，大量砍伐森林，植被的大量破坏等人类的活动加剧了气候的变迁。古蜀人就是在大地湾文化后期，即5000年前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从岷江上游的原聚居区逐步迁到成都平原来的。是什么吸引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呢？应该是古成都平原那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古蜀人是追逐着野兽来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原本的栖息地是在岷江上游，即现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此地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条件与大地湾差不多，如果古蜀人在来到成都平原以前是农耕民族的话，他们所懂得的农业知识也最多与大地湾先民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最多懂得种植黍和粟，而并不懂得种植水稻。我们也知道，黍和粟都是对气候十分敏感的植物，气候的变化使得其往往只长苗不结穗，因此，它们都不适宜在成都平原这样的高热、潮湿环境中生长，因此，就算古蜀人在来的成都平原前是农耕民族，他们所掌握的农耕知识在成都平原也是毫无作用的。所以，古蜀人在刚来到成都平原时应该是以狩猎、采集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被吃剩后丢弃的野生动物骨骼即是明证。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后的最初时期主要是以狩猎为生，而成都平原那丰富的植物资源也为采集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想见，古蜀的男人们主要是负责狩猎，而女人们则主要负责采集。他们也可能进行一些少量的农业活动和畜牧活动，理由同上，不再赘述。有古成都平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他们的生活应该比在岷江上游时好得多。正是因为社会分工是由女人们来负责采集，有一天古蜀人中的一位伟大的妇女在采集的过程中发现了野蚕吐丝结茧，她并因此发明了养蚕、缫丝，使古蜀人在成都平原这样湿热难奈的地方有了轻薄、美丽的衣料，并从此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缫丝业，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分工和进步。缫丝也是古蜀人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黄帝部落后来通过联姻（娶古蜀人的一位妇女—嫘祖为妻）学到了这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发明缫丝的那位妇女也就成了古蜀人一位伟大的神。（关于她文章后面将进一步论述）在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后，他们先后修建了宝墩等“古城”，这些城都是夯土修建的，城墙都很宽大，墙基底宽20-31米，上部残宽7-19米。这些城墙的修筑会耗费古蜀的很多的人力，他们为什么要修建这样高大的城墙呢？据考古专家们研究认为，一是为了防洪，二是为了防卫。笔者认为防洪是没有错的，前面已经论述，当时成都平原的主要危险就是洪灾，构筑高大的城墙可以在洪灾来临时抵挡洪水或者登上城墙避难。成都的羊子山土台应该也是具有同样的避难功能。（学者们一般认为，羊子山土台是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所。但笔者认为，土台的主要功能或者古蜀人修建土台的初衷应该是一项防洪工程，当不期而至的大洪水来临时，人们就可以登上土台避难，安心等待洪水退去。当然，没有洪水时也可用做祭祀场所。但如果专门修建一座高有十来米而底边长却达140多米的巨大土台来进行祭祀活动的话，古蜀人为什么不用木头修一个更高而且要省工得多的祭祀台呢？那时成都平原上木材不是更方便吗？我不禁为古蜀人的聪明才智叫好！）城墙当然也有防卫功能，但是，主要是为了防止野兽的侵犯。当氐羌人来到成都平原时，成都平原地区应该没有强大到要古蜀人如此加以防范的敌人，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证明这一点。当然，古蜀人内部不同部落或家支之间也有争斗，但在刚到一块处女地，面临着严酷的自然环境时，他们彼此之间多的是团结，而不是争斗，这应当是符合实际的。看看现在云南西双版纳人与大象之间为了生存而发生的争斗就可以想见，古蜀时期人与动物之间的争斗不知要激烈多少倍！人不但要猎取动物作为食物和生活用品，还在不断地蚕食动物们的领地，破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样的争斗一直持续了近2000年，最后以人的胜利而告终。这种争斗因古蜀的另一种人群的来临而加剧，胜利的天平以更快的速度向人类倾斜。他们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濮、越系统民族或者可能是来自云贵高原的南夷，如夜郎、靡莫、滇、邛都等，他们都是善于种植水稻的和精于青铜冶铸民族。从三星堆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得知，三星堆遗迹可以分为四期，其一期遗址文化的创造者无疑地应当是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居民，其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二期文化的年代在夏末商初，即距今4000多年前，其文化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一期文化但主要的文化特征与一期文化不同，反映出二期文化的主体另有来源。也就是说二期文化的创造居民主要来源于三星堆以外的地区。从文化面貌上来看，二期文化虽然与中原同期文化有一些联系，但相似之处太少。二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从陶系、器类上皆具有自身特征，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因此二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吸收了某些中原文化因素。二期文化与川东鄂西的一些同期遗存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各自又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色。从总体上看川东鄂西的夏商文化遗存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而三星堆二期文化的主要来源亦非来自川东鄂西。[3]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至三期文化连续发展而无间断，文化面貌一脉相传没有突变。从第二期开始修筑沿用至三期上层的巨大古城墙充分说明了着一点。因此，从第二期至第三期文化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二期前段—年代约为夏代前期，为古蜀国第一历史时期；第二期后段—年代约为夏代后期，以无冠、无勾嘴鸟头把勺为代表，为古蜀国第二历史时期；第三期—年代相当于商代，以有冠、有勾嘴鸟头把勺为代表，为古蜀国第三历史时期。由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的鸟头把勺鸟首有作回钩的勾嘴，极似活体鸟类中的鱼鸟，因而学术界一般认为此种鱼鸟形象应即古史传说中的第三代蜀王鱼凫的象征，从而推定第三期遗存为鱼凫治蜀时期的遗存。按照古史传说，古蜀国第二代蜀王柏灌亦是以鸟为名号的部落。如果说三星堆遗址第三期鱼凫形鸟头把勺代表的是第三代蜀王鱼凫氏的文化遗存的话；那么三星堆第二期后段的无冠无勾嘴鸟头把勺的鸟首形象就应该是柏灌鸟的形象，该期文化遗存就应属柏灌氏王属时期的文化遗存。依此上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前段文化遗存自然就应该与第一代蜀王蚕丛氏有关。[4]三星堆第四期文化遗址其文化面貌与第三期相比虽有时间上的间断，但文化传统一脉相传，没有突变。因此，其创造民族就遗址反映的情况来说，应当与第三期的民族属同一民族。按第三期属鱼凫氏时期，第四期的时代就应属古史记载中第四代蜀王杜宇氏。[5] 但是，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发掘出的大量青铜人头像中可以发现存在两种有明显差异的头像，其中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头像的脸型较短，嘴也较窄，并有接近于写实风格的单圆颐的青铜人头像，而二号坑的青铜人头像脸型较长，嘴也较宽，所有头像均为双层方颐。[6] 学者们认为，脸型较长的与我国古代华北类型居民接近，因而应属氐羌系统的古蜀人；而脸型较短者与我国华南类型居民较接近，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为濮、越系统民族。因此，脸型较短者当与濮越人有关。其实，三星堆遗址还发现有第三种类型的人像，关于此，笔者在下文专门论述。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说明，至少在3500年前成都平原就生活着两种不同的族群。除了最先来到成都平原的氐羌系族群以外，还生活着一种濮、越系的族群或者是夜郎、靡莫、滇、邛都等南方族群，或者这两系族群都有。我们知道，这两类族群的人们都是善于种植水稻和精于青铜冶炼的族群。考古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10000年前人们就在种植水稻，4-5000多年前良渚文化就有高度发达的玉文化，而三星堆发现的玉器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玉器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特别是玉琮更是如出一辙。南方族群是在氐羌族群之后来到成都平原的，这没有什么疑问。他们的迁徙路线很可能是沿着长江而溯江而上，如果是云贵高原的民族入川，则可能是沿着乌江入川，或者昭通—宜宾—成都，或者楚雄—西昌—成都一线入川。他们的迁徙过程应该不会是一次性的，其迁徙过程应该是多次、多批，整个过程很可能长达数百年。除了考古发掘发现的青铜人头像有明显不同，表明古蜀存在两种不同的族群以外，古蜀中、后期青铜制品明显增多，陶器制品风格、样式也发生明显变化，玉器样式及制作方法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些都说明古蜀在氐羌人之后，另一种南方人群也来到了成都平原。南方族群的人来到成都平原后，先到者与后到者应该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或许在南方族群的人刚来到成都平原时曾与氐羌族群的人有过冲突甚至战争，但他们最后还是和解并和平相处了。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后来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青铜冶铸技术，而先到者在那时已经处于猎物越来越少，生存开始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后来者的到来对他们来说不谛是及时雨。后来者的先进农业技术和成都平原因洪水带来的肥沃土壤与适宜的气候使古蜀人获得了丰收，他们四处砍伐森林，填平沼泽，加固河堤，修建水渠，使成都平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们破坏了原来的自然生态平衡，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但常有的大洪水也使得他们损失惨重，他们与洪灾进行了长达千年的不懈斗争，但成都平原的洪灾一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后，一位叫李冰的太守才领导人们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正是由于后来者有着先进技术和突出贡献，他们才得以与先到者和平共处，取得了与先到者同等的地位。这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那些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而杀得你死我活，与那血淋淋的所谓“征服”，与那以强凌弱的“融合”，不是要好得多吗？古成都平原两大族群的和平共处与和平融合难道不是给我们现代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和深刻的启迪吗？既然古蜀是由两大类族群人组成的，那么，他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呢？三、古蜀的社会结构前面说过，根据史籍和传说古蜀共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浦卑）、开明等“王”他们各领古蜀数百年。另据考古发现，在成都平原有多处古蜀时期的大型城市建筑遗迹，如三星堆和金沙遗迹。其中，三星堆遗迹明显是古蜀时期的一个“政治”中心，是古蜀的一个“都邑”。因为在其中有古蜀人的大型祭祀场所，并且包括了古蜀的两大族群人们的神庙，而金沙遗址应该是古蜀人的一个为上层服务的玉石器件和金器具的加工场所。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古蜀的大型青铜头像、金面罩、青铜雕像、金杖。一些专家认为这是采借的一种外来文化，认为这种充满神秘王国气氛的文化恰好适应了古蜀王在神权的庇护下强化王权机制的需要。例如，作为神权、王权和财富垄断三权一体的最高象征物金杖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蜀王统一政权并作为群巫之长的标志的现实需要；而大型青铜雕像群不仅显示出物质财富上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而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蜀王国的神权与政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这一现实的权利结构，也足以使诸神或者诸王对于大型礼仪中心的奢望得到充分满足。[8]很明显，古蜀“国”是一个由两个大族群的若干部落组成的神权异常强大的“王国”。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6米的青铜大立人，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一位大巫师。这座青铜大立人高高伫立，傲视另外那几十个较小的青铜人头像，显示出无比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古蜀国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与同时期的商、周也有不同。正是由于四川盆地是处于丛山竣岭的包围之中，道路交通条件决定了古蜀与外界，特别是与古蜀相比要强大得多的中原各国交往困难，中原各国对古蜀的威胁基本上不存在，古蜀偏安一隅，其最大的敌人是自然界，是常有的大洪水。他们对外的需求也不过是盐、铜矿等古蜀缺少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一是可以与川东的巴交换（盐），而铜矿资源在云贵地区广泛存在，这些地方比较古蜀而言要弱小得多，古蜀要取得这些资源并不困难。所以，古蜀的“国家”功能并不要求有非常强大的防卫和对外扩张能力，其“国家”功能应该主要体现在对内部矛盾处理、协调上，体现在对付天灾上，体现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蜀“国”更应该是众多部落为了对付共同的天灾，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神而形成的一个神权、宗权合一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在“王国”的“首领” 异常强悍或者占主导地位的部落非常强大的时候，古蜀国倾向是一个专制主义色彩较浓的集权“国家”，而在其“首领”不太强悍和没有占主导地位的部落时，古蜀应该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类似于解放前大凉山彝族那样分为许多对外团结一致，对内却互相争斗、打冤家的“家支”。那么，古蜀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从古籍记述中我们知道，蜀王是“各数百岁”（见《蜀王本记》），实际上是说统治者是世袭制度，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浦卑）、开明各统领数百年。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雕像也表明其衣、冠、发式颇为相似，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显然，古蜀是由上层的“国王”、巫师组成，其下面是各部落的奴隶主和较小的巫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半成品玉器来看，金沙遗址是一个为上层统治阶级生产玉器、金器的场所。从场所的规模来和生产的金器、玉器的数量、复杂程度、加工难度来看，没有大量熟练的专业工匠是不可能想象的，而一些复杂、高难的金、玉器、青铜器的加工技术没有几代人的技术知识积累、传承也是不可想象的；三星堆以其方圆2.6平方千米的面积，出土大量的为上层权贵所专有的青铜和陶制酒器来看，必然要耗费大量酿酒的粮食；另外，在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和黄忠小区遗址发现的大型房屋遗址及各式各样的精美的金、青铜、陶器物，无一不是出自奴隶们的双手，无一不是由奴隶主们享受。所以，古蜀的下层社会里一定存在大量的为统治阶级生产贵重的金、玉、青铜器的人，也一定存在更多的采掘、运输各种原料的工人，存在大量的从事建筑、冶炼、纺织、酿造和更多的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而这些人多数是奴隶。三星堆出土的两尊双手反绑、无首、跪坐的石雕奴隶像和跽坐青铜人像就说明奴隶们不仅要为统治阶级辛勤劳作，统治阶级对其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些石跪人像的制作材料比青铜人像要逊色，他们的发式既与笄发的青铜人像不属一类，也与辫发的青铜人像有所差异，他们除了社会地位底下以外，族属也可能与辫发的铜人有所不同。[9]充分说明古蜀就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说明奴隶很可能是与占统治地位的那两种人的族属不同的另一族属的人。因此，古蜀（中后期）应该是一个由两个不同族属的若干部落组成的政权、神权合一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最上层的是世袭的大奴隶主贵族和巫师，在其下的是较小的奴隶主和巫师，而“王国”中也存在大量由这两个族属的人组成的部落族人，他们应该是相对的自由民，而“王国”还存在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