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史-034-魏晋南北朝思想史

中国全史-034-魏晋南北朝思想史 《中国全史》　034/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魏晋南北朝思想史 一、魏晋南北朝思想概述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接隋唐，时间跨度近四百年（公元220-589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充满战争和灾难的时代，是一个大分裂、大倒退的历史时期。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有必要廓清和纠正。毋容置疑，在这一历史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匈奴、羯、氐、鲜卑、羌"五胡乱华"；晋分西东。接着是南北对峙；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代，北朝有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在民族关系上，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在东汉末年豪强军阀连年内战的时机，主动或被迫内迁，与当地原来的汉族人民错杂而居；南方依溪傍涧的少数民族，也在威胁与利诱下纷纷出山。这种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以及民族大迁移，是和平与一统的对立物，也是社会动乱不安的现形式。但是，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去看，在分裂中有竞争，在迁徙中有融合，在破坏中有建设，在黑暗中有光明，却又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最基本原理。从中华民族整体的视野而言，我们不能因循过去的历史偏见，把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入中原视为"五胡乱华"，称十六国为"僭伪诸国"；也不能回避赞扬分裂的嫌疑，把"统一"和"分裂"这两个概念绝对化，片面强调统一的积极意义，从而抹煞分裂对抗后达到新的统一的客观效用。 　　从实际情况看，魏晋南北朝也并不像旧史学家们所说那样是黑暗和倒退的中衰阶段，而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南北朝经历的是一段急流险滩和峰回水转的航程，仿佛万里长江中的三峡，乱石穿云，惊涛拍岸，猿声哀啼，催人泪下。那险象环生的峭壁悬崖，那一泻千里的激浪狂澜，给勇敢者以选择，给智慧者以力量。就宏观而言，它给秦汉时期的中国文明带来了新的活力，又为隋唐时代的中国文明作了新的准备。对于这样一个颇有特色的历史时代，我们怎能以"黑暗"、"倒退"等一言以蔽之呢！ 　　那么，若与秦汉和隋唐历史时期相比，魏晋南北朝又有什么特点呢？ 　　其一，朝代更迭频繁和新经济区得到开发毋容置疑，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朝代变更最为频繁的时代，但其变更方式大都比较温和，如曹丕代汉建魏，司马炎代魏建晋，刘裕代晋建宋，萧道成代宋建齐，萧衍代齐建梁，都是以"禅让"方式取得的。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的情况也莫不如此。另外，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战争固然不少，但各国统治者主要致力于内部建设。特别是三国鼎立之初更是如此。如曹操在许都屯田，每年可得谷百万斛，接着在各州郡列置屯田之官，大规模地推广军屯和民屯，每年收获的谷物增加到数千万斛之多。据《三国志·任峻传》说："数年中，所屯积谷，仓廪皆满。"又见同书《国渊传》说："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这些记载表明，中原地区的经济正在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蜀汉政权内部，诸葛亮对于经济建设也是不遗余力。他曾征调兵丁1200　人修护都江堰，并称为"都安堰"，使这个土地肥美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①在汉中地区，诸葛亮也设置屯田之官，开展屯田事务。在发展织锦业方面，蜀汉政权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蜀锦远销中原北国的曹魏，以及江东地区的孙吴，直到蜀汉垂 　　①　《水经·江水注》。 　　亡之际，府库中仍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②。在江东地区，孙权在整顿军备的同时，也进行军屯和民屯，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对于水利事业，孙吴政权筑东兴堤，修东渠和开凿破岗渎，不但保证了都城建业（今江苏南京市）附近的农业生产，同时也使江南运河水系的雏形初具规模。 　　人们普遍以为，十六国时期是经济严重破坏、社会极端紊乱的苦难年代。诚然，在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日子里，中原地区确乎遭到了浩劫。但是，如果我们放开视野并作深入考察，就不难发现各少数民族统治者，诸如石勒、慕容廆、苻坚、李雄、慕容德、沮渠蒙逊等人，在恢复发展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也出现过两次短期统一和两个值得称道的经济开发区。在后赵石勒执政时，他在张宾等汉族士人辅佐下，统一了除辽西前燕、凉州前凉以外的整个北方，又依汉魏之制发展经济和文教事业。在前秦苻坚执政时，他在汉人王猛等人辅佐下，建立起一个"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的一统政权。宰相王猛不仅"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而且"劝课农桑，教以廉耻"，终于出现了"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的景象③。其中工商业的发展更快。如《晋书·苻坚载记》说：当时"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这些记述难免有溢美夸大的地方，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情况仍然可见一斑。 　　所谓两个经济开发区，一指辽西地区，一指凉州地区。在两汉以前，辽西地区虽然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的游牧部落，但生产力低下，仍然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西晋后期，鲜卑族酋长慕容廆率领族人徙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南）。西晋永嘉丧乱期间，由于洛阳、长安相继被匈奴族刘曜攻占，中州士除十有六七避乱江左以外，其余大部分则徙向辽西地区。世家大族如河东裴嶷、裴开，右北平阳耽、阳裕，渤海封抽、封裕，鲁国孔纂，平原宋该以及安定皇甫真等人，都纷纷举族迁移至辽西。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对于开发新的农业耕地和提高农业品种数量与质量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慕容廆、慕容皝相继执政期间，中原地区的流民又一批一批地涌进辽西地区，出现了"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的局面。慕容皝、慕容、慕容。。祖孙三代，以"崇奉晋室"为号召，成立侨郡、侨县，开放牧场、苑囿，允许流民垦荒耕种。他们又重用汉族士人，参照魏晋政府的屯田、占田，订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征收赋税之法，使鲜卑族人和汉族流民得以安居乐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慕容皝、慕容。。除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以外，还在军事上不断扩充实力，败段氏、破高丽，却前秦，灭冉魏，使辽西地区的经济文化走上了新的台阶，成为令人瞩目的经济开发区。 　　凉州地区的面貌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两汉时期，除河西走廓有一些农业生产以外，其他地区还是十分荒凉。如《汉书·地理志》说："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充其量只是养羊放马的游牧区。魏晋之际，先是敦煌太守皇甫隆教习当地人民制作耧犁和改进生产技术，后有镇西将军邓艾招引数万鲜卑族人移居河西走廓，使这一地区逐渐繁荣起来。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又下令铸造五铢钱，②　《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刘禅传》。 　　③　《晋书》卷一百十四《王猛传》。 　　改变过去以物易物的落后状况。当匈奴贵族刘曜攻破洛阳、长安前后，张轨及其长子张实又积极安排逃来凉州的难民，别置郡县，兴建学校，选拔人才，使凉州地区的面貌大为改观。此后三、四十年间，继为前凉国主的张茂、张骏和张重华等人，经济上因地制宜，农业、畜牧业同时并举，又积极发展与西域诸城邦的商务贸易，并在吐鲁番建置高昌郡，还打退了后赵石虎的多次进攻，保障了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凉州成为新的经济文化开发区。南北朝时期，南朝虽然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与北朝也曾多次发生军事冲突，但战争主要在交界处进行。另外，南北军事虽然对峙，但经济文化交流还是通畅的，双方互派使者访问竟达10　余次之多，民间来往更是从未中断。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北朝还是南朝的封建统治者，都以代表"中国"自居，以一统全国为己任，从而蕴藏着一种通过竞争以求发展的积极因素，有利于促进南北朝地区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经济重心在两汉三国以前一直在中原地区，那么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已明显地开始南移。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世家大族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此后100　多年间，中原地区人民又曾多次大规模地移往荆、扬、梁、益诸州。在南北人民的通力合作下，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那里土地肥沃，河汊纵横，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极为有利。据《陈书·宣帝纪》载：当时江南已经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也是当时全国范围最广、经济最发达的新开发区。这种情况发展到唐朝，全国财富以扬州为第一，益州为第二，我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方转移。 　　其二，民族大迁移与民族大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又一个特点，是这一期间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民族大迁移的浪潮，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大大地增强了以汉族为主干的中华民族的活力。早在两汉时期，经过从夏至秦约1800　年的酝酿，一个以华族--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在初步形成。东汉末年豪强军阀的连年混战，以及魏晋期间的多次内乱，为北方边境各少数民族内迁提供了机会。按《晋书·文帝纪》载，当时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内迁的人口数字是8.70　万余口。这个数字可能过于夸大，但它反映出内迁人数一定不会太少。若是按晋惠帝时太子洗马江统著《徙戎论》的估计：内迁各族人口与关中汉人的比例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①这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十分散漫，往往成为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个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却又交错居住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原来又都是汉族人民劳动生息的场所。这样，它在客观上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北方各少数民族统治者纷纷建立地区政权的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控制，必须得到汉族世家豪强的支持和合作，并参酌采用魏晋时期的制度和政策。如羯人石勒礼请张宾，氏人苻坚重用王猛，羌人姚兴擢拔尹纬，便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拉拢和优待汉族士人的突出范例。另外，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族人民，在辗转流离迁徙的过程中，在长期共同生产劳动的岁月里， 　　①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也逐渐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歧视和偏见，联姻通婚，相互支持，从而开始了各民族之间的初步融合。在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过程和民族融合的步伐变得越来越有利。因此，到了北朝时期，特别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日子里，更是大力推行汉化。他以正统继承华夏文化的姿态出现，积极改变鲜卑族的旧制习俗，除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班禄制和依魏晋官制改革政府组织以外，还涉及生活文化等各个领域。如禁胡服，改汉服；禁鲜卑语，改说汉话。又如将北魏皇族九氏（姓），以及北魏初期所统的部落一百十八氏（姓），一律改为汉姓，将拓跋氏改为元姓，丘穆陵氏改为穆姓，步六孤氏改为陆姓，独孤氏改为刘姓等等。孝文帝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世家通婚，他自己就娶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家女儿以充后宫，以陇西李冲的女儿为夫人，并为诸皇弟娶汉族大姓之女为妻。这么一来，鲜卑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同穿汉服，同说汉话，同姓汉姓，又互通婚姻，久而久之，族别就再也难以辨认清楚。于是，原来的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的名称，便在以汉族为基础的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逐渐消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情形也大概如此。当初，南方主要有越、蛮、傒、俚、僚、爨等族，其中以越族、蛮族为最大。孙吴政权建立以前，百越中的一支"山越"仍散居于今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深山峡谷之中，过着村社生活。吴主孙权为了补充兵源和劳动人手的不足，曾先后派出诸葛格、吕范、太史慈、韩当、周泰、凌统等将领、诱逼他们出山，移居于平原或丘陵地区，与汉族一块生活。其时出山的山越，当不会少于二三十万，如诸葛恪在今安徽宣城附近，一次就得到山越4　万人之多。这些出山的山越，或是选入军队中荷戈作战，或是将他们编为屯民、屯田客，或是馈送给有军功的世家豪强作为部曲、佃客。由于长期与汉人杂居，大约到南朝末年已融合于汉族之中。 　　蛮族的分布地区更为广泛，支族的名目也很多，如豫州蛮、荆州蛮、雍州蛮、五溪蛮、莫徭蛮、建平蛮、天门蛮、临江蛮等。三国孙吴时的黄盖，西晋时的应詹，南朝刘宋时的沈庆之、刘道产等人，都曾对蛮族进行招抚出山，与汉族人民错居杂处，或为将领之家直接役使的"营户"，或直接成为国家的"编户"。这些出山的蛮族，与汉族人民共同劳动，互为婚姻，年深日久，民族间的隔阂和偏见越来越淡漠。到南北朝后期和隋唐之际，蛮族人民亦基本上融合于汉族之中。 　　生活于今江西南部、广东北部的傒族，生活于今两广、湘南山地的俚族，以及广西、贵州一带山区的僚族，和云南东部的僚族等，人数虽然较少，生活习俗也各自不同，但在政府的威逼引诱下，也逐渐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与汉族人民杂居、通婚。待至隋唐时期，史书上再也难于找到这些少数民族的名称，看来亦已融合于汉族之中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各少数民族在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化和封建化，这不仅有利于边远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也使汉族吸收了不少新鲜血液，为中华民族撰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其三，世家大族的门阀政治所谓门阀，即世代做大官的阀阅之家。按旧时制度，这些显赫人家门前均立有两根柱子，左边为"阀"，右边为"阅"，以表示家族的荣耀。重视门第阀阅的风气，大约兴起于东汉。及至魏晋时期，随着九品中正选举之制的实行，以及占田制、赐客制、荫客制和荫亲属制的规定，使那些"经明行修"、累世为官的显贵之家，从法律形式上获得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形成了富于时代特色的门阀政治。 　　世家大族享有种种经济特权。他们除了按官品依数占足土地额数、荫庇亲属多至九族以外，还有荫庇衣食客、佃客和部曲等特殊权利。实际情况尚不止这些。西晋后期"永嘉之乱"时纷纷过江的中原世家大族，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陈留阮氏、高平郗氏、太原孙氏、谯国戴氏、鲁国孔氏等，很快在江东地区重建起一座座封建庄园。《宋书·武帝纪》曾追述当时情况说："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兼并，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如晋元帝司马睿为了感谢王导拥戴之功，"夺钟山农田八十顷以赐王导"；王峤初到江左，晋元帝"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万斛，亲兵二十人"，帮助他重建家园。它如王敦"大起营业，侵人田宅"；刁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等等，都散见于《晋书》各传。刘宋时期，政府又优待世家大族，作出依官品占山的规定，使世家大族的经济实力又有所发展，如沈庆之"家素丰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人"；孔灵符"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等等。 　　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也享有种种特权。举凡高门大姓的子弟，不论其才能和品行如何，"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以琅邪王氏的子孙为例：东晋时王恭原为光禄大夫王蕴之子，定皇后之兄，"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刘宋时王僧达，其曾祖为东晋丞相王导，父为太保王弘，因而"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南齐时王骞，其曾祖为宋诗中王昙首，祖为吏部尚书王僧绰，父为尚书右仆射卫俭，因而"尝从容谓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进，不须苟求也'"。当时的所有清要之职，如秘书郎、吏部郎、尚书郎、散骑侍郎以及王国公府参佐等职，都为世家大族子弟所把持，且便于升迁。而出身于庶姓、寒门、贱门的子弟，即使才华过人，也只能充任州郡僚佐、小吏或军府舍人等卑职。这种强调门第不问才能的门阀之制，只能导致朝政的腐败。 　　在世家大族集团内部，既有膏梁、华腴、甲姓、乙姓等的等级之分，又有侨姓、吴姓、郡姓、虏姓等的地区之别。侨姓指避乱江左的中原大族，吴姓指土著江南大族，郡姓指滞留于山东、关中的世家大族，虏姓指各少数民族中的大姓。《新唐书·柳冲传》曾载及此事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吴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都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其余各个名门望族，亦皆冠于"著姓"、"右姓"、"华族"、"旧姓"、"疆宗"、"盛门"、"高门"等不同称谓。这些世家大族，为了维护既得的种种特殊权益，总是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以保证门第的庄严性与血统的纯洁性。其办法主要有四：一是标榜族姓的荣耀，二是罕与庶姓寒人交接，三是实行集团内婚，四是撰修谱牒以防混杂。在这些措施中，士庶不婚和集团内婚是为最关键的因素。如据《文选》卷四十《沈休文奏弹玉源书》载：有富阳人满璋，出钱五万为子满鸾觅婚。时王源丧妇，乃将其女嫁于满氏，以余钱纳妾。沈约为此奏议免去王源之官。又如据《南史·侯景传》，侯景为子"请婚于王、谢"。梁武帝回答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由于士庶之间不相通婚，带来的只能是世家大族内部互为连姻。如琅邪王氏，主要与陈郡谢氏通婚。因为婚姻圈过分狭隘，又造成了不计行辈的婚媾情况，如谢尚女适王茂之，茂之从子僧朗却娶谢裕女，低一辈；谢安女适王国宝，安孙璞娶国安姐妹，高一辈，谢璞从女适王愔，则又低了一辈等等。其他世家大族之间的婚姻，也往往如此。这种不正常的婚姻现象，其目的只是要维护世家大族的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对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利的，但世家大族由于享有种种特权，能够在比较优越的条件下从事各种文化事业，或书或画，或文或史，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科学的进步。 　　其四，思想文化事业的辉煌成就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忽视的历史时期。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是继春秋战国以后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实际上，这一时期思想文化上的收获，远比春秋战国时期要深刻和丰富得多。在思想意识方面，人们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之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突破了两汉时期定儒学于一尊的思想束缚。当时，儒家的伦理济世之学，玄学家的宇宙本源之学，印度佛教的思辨哲学，道教的养生之学，以及杨泉的物理论、裴頠的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论、鲍敬言的无君论、范缜的神灭论和杨朱的人生哲学等等学说，象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样，错综复杂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织成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图。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学说，经过冲突与较量，改造与糅合，使得以儒学为主体、以佛教和道教为两翼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构架初步形成了。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是辉煌的：今文经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独尊儒术的局面已被打破；原始道教得到了改造，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神学理论和教仪、教规；外来的佛教受到了洗礼，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作为魏晋思潮的玄学，也在宇宙本源和哲学思辨方面大大超越了两汉哲学的藩篱。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更代表着我国封建社会唯物哲学的最高峰。以上是学术思想的基本轮廓。至于文学、史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这一时期的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以及田园诗、山水诗和讲究格律的"宫体"诗，为唐代律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形成的。有关历史著述的各种体例，在这时已经具备。至若艺术方面，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莫不多开凿于这一时期，成为举世瞩目的我国三大艺术宝库。又如"书圣"王羲之，"画圣"顾恺之，以及祖冲之、刘徽、裴秀、皇甫谧、葛洪、贾思勰、綦毋怀文、马钧等科学家，他们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都在中国文化科技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其中不少发明创造，就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因遥遥领先而独放异彩，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表征。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时期，它在中国全史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本书只涉及思想史方面的内容，其他另有专书论述。 　　二、魏晋思想的觉醒（一）儒学陷入困境自从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　年在位）接受博士董仲舒的建议，颁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了一门官方政治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载体。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学，尽管也有一些讲阴阳灾祥的迷信色彩，诸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以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而儒学本身不重天命而重人事，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没有错的。 　　但是，就董仲舒本人而言，他不是继承孔孟之学衣钵的"纯儒"，而是一位兼采儒、法、道、阴阳诸家学说的"杂家"。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虽然也讲一些《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更多的是宣扬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以及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迷信之说。究其目的，旨在于神化人君汉武帝，把汉武帝说成是"受命于天"，从而建立起绝对的君权政治。因此，这种"霸、王道杂之"的董仲舒之学，与孔孟之学相去甚远，是属于汉家制度的儒学。 　　董仲舒之学又被称为"今文经学"，这是由于他和门徒们所讲解的五经之书，用通行的今文即隶书写成。在讲解内容上，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合一"唯心哲学，以及"五行""三统"的循环终始之论。这种宣传谶纬迷信的"今文经学"，很快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从而出现了与之相抗的"古文经学"。所谓"古文经学"，是指研究和讲解用古文即小篆写就的五经之学，这些书籍是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故宅的夹壁中得到的，估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由孔子的后代偷偷地保存下来的。古文经师们依据这些被发现的古籍，力求维护孔孟之学的朴素传统，"举大义"，"不为章句"，训诂时简约明了，不故弄玄虚，不凭空臆造，尽量恢复孔孟之学的本来面目。另外，古文经师们鄙视今文经师们的神学谬说，对弟子们主要进行六艺和历史教育，反对迷信。这样，儒学虽然以"独尊"的姿态出现，但由于逐渐形成了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大派，从而损害了儒学本身的"光辉"形象。 　　今文经学家们为了适应当朝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讲解五经时不得不支离蔓衍，东拉西扯，既烦琐而又穿凿附会。结果呢？往往经书上的几个字，却要用上几千字甚至几万字去进行解释，造成了"博士买驴，书满三纸，未有'驴'字"的状况。这种皓首穷经并无实用的"今文经学"，对于有比较清醒头脑的士人来说，当然不会有多少吸引力。 　　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虽然被捧为官方哲学，但它本身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所宣扬的"受命于天"的天命论，以及黑、白、赤"三统"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的"五德终始"循环论，后来竟被王莽用来作为篡夺汉室的思想武器。外戚王莽为了改朝换代，以谶纬符命为幌子，自居"白统"、"土德"，轻而易举地建立了"新"朝，使延续二百年之久的西汉王朝倏忽而亡。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儒学已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境地了。东汉王朝创建者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以后，儒家学说内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势，以桓谭、班固、王充、张衡、马融、郑玄等人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相继起来攻击今文经学家鼓吹的天人感应、谶纬符命的奇谈怪论，揭露迷信神鬼的危害。特别是《论衡》一书作者王充，特立《变虚》、《疑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等篇，把阴阳五行之说，驳得体无完肤。又立《刺孟》、《非韩》、《问孔》诸篇，对时人毫无原则的泥古崇圣的观念进行抨击。再如《论死》、《订鬼》诸篇，则是对迷信鬼神的无情揭露。王充等人的唯物思想和战斗精神，固然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动摇今文经学，因为只要当朝统治者不垮台，作为君主政治护身符的迷信哲学便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对有识之士说来，却进一步看清它的丑恶和虚伪性。 　　东汉王朝后期，政治更趋腐败，特别是在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统治期间（公元147-189　年），朝廷大权完全由宦官集团把持。宦官张让、赵忠、侯览等人，为了打击外戚、官僚、名士，先后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捕杀了李膺、范滂、巴肃、陈蕃等一百多名"党人"，株连所及，又有一千多名太学生遭到迫害，永远不准他们出来做官。"党锢之祸"的结果，不仅封住了士人的口，而且也伤透了士人本来已经破碎了的心，作为士人借以立身扬名的儒学，其地位越来越低落了。 　　然而，儒学的蹇剥命运还没有到头，它继续往下滑坡。中平元年（184） 　　爆发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彻底暴露了儒学的无能和虚弱，因为黄巾起义要的是推翻被称为"苍天"的东汉王朝，建立起一个"黄天"即穷人当家作主的天下。黄巾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但东汉王朝已经成了名存实亡的空架子，继之而来的是群雄割据、天下纷争的紊乱局面。作为官方政治哲学的儒学，又有谁再去问津呢！ 　　在汉献帝刘协继位期间（公元189-220　年），整个天下全乱了套，先是董卓专断朝廷，劫持献帝西徙长安，临走前还纵火焚烧了京师洛阳。随后是袁绍、袁术、曹操、公孙瓒、孙坚、刘表、陶谦、公孙度等人拥兵自重，相互攻战，使中原北国到处是"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惨象。接下来的是，经过"赤壁之战"（208）初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态势。在这20　多年混战的日子里，儒家学说完全丧失了诱惑力，贼臣董卓和妄自称帝的袁术自不必说，就是以一统天下为己任的曹操，也根本不把儒学放在眼里。在曹操的心目中，真正的人才不是那些"尚德行"的"廉士"，而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这在曹操的四次《求贤令》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曹操认为，伊挚是奴隶，傅说是泥瓦匠，吕尚是渭水之滨的钓叟，苏秦曾经不守信用，韩信有胯下之耻，陈平有盗嫂受金的骂名，吴起则母死不归和杀妻求将，这些人虽然或出身低微，或有见笑之行，或是不仁不孝，但正因为有了他们，才能安邦定国，临敌力战，"成就王业，声著千载"。换句话说，在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形势下，以孝悌仁义治天下的儒家学说，再也无人理睬，像被遗弃于道旁的梅花那样，只好"零落成泥辗作尘"了。 　　行之数百年之久的儒学，如今却沦落到这般地步，对于众多的士人来说，实在是不堪回首，可悲可叹。因为士人总是有理想追求的人，他们既然失去了原来的精神支柱，却又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学说去取代它，便只有在严酷的现实世界里，观望徘徊，徬徨苦恼，甚至做出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生活行为来。这种变态心理，说得冠冕堂皇一点，便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然而，若从积极意义而言，从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角度去观察问题，儒学的衰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士人们由于解脱了精神枷锁，不再受独尊儒术的羁绊，就会带来思想上的解放，以及学术自由的风气。过去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之学，曾几何时只能不绝如缕地潜存着，如今又重见天日，摆到了桌面上来，让人们去审视、研究、品评、挑选。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一时身价倍增，深受士人青睐，被视为是新形势下的精神依托。于是，老庄哲学复活了。 　　（二）老庄哲学的复活老庄哲学的创始人是老子，他的学说在先秦诸子中被称为道家，其继承和发挥者是庄子，后人便将他俩的学说合称为老庄学派。 　　据《史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外字聃，故又或称老聃。他是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当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向他问礼求教，并称赞他是属于"龙"一类的人物。他曾著《老子》（又名《道德经》或《德道经》）一书，创立起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这就是"道家"一词的来由。《老子》一书凡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道经》，后四十四章为《德经》，全书五千余言，故又约称"五千字文"。该书文字不多，思想内容却相当丰富。略而言之，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学术思想以"道"为特色，主张"道"为"万物之奥（主）"，是宇宙万物的本质、构生、变化和本原。它的本身，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视之不见"和"听之不闻"的。换句话说，这个主宰宇宙的"道"，实际上是看不见、摸不着，没形状、没声响的"无"。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认为世界本原为"无"的学说，哲学体系上是属于唯心主义哲学范畴。 　　其二，政治态度上主张"无为而治"，对当朝统治者深表不满，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反对战争兼并，咀咒"兵者不祥之器"。 　　其三，历史观上持后退论，认为"利器"、"伎巧"即科学文明是世间争乱的根源，主张"绝圣弃智"，要求回复到"结绳而用之"、"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中去。 　　其四，方法论上具有朴素辩证法，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处于相互对立和不断转化的状态之中，提出"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命题。这部以"道"为核心的经典著作，由于"道"的玄奥，具有宗教色彩，因而被道教奉为教经，称为《道德真经》，老子本人后来亦被尊为道教教主之一的太上老君。 　　道家的继承和发挥者庄子，《史记》中亦有记载，他名庄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漆园吏小官，学识渊博。相传楚威王慕其高名，曾以厚礼聘任他为楚相，但遭他拒绝，并从此终身不仕，以表明自己对统治者不满和对当时社会制度的蔑视。他曾著《庄子》一书，有十余万言，凡五十二篇，今存郭象注本则为三十三篇。 　　庄子著书立说的目的，按《史记》为"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该书多以寓言故事去阐发哲事，想象力强，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洒脱飘逸，故在哲学、文学上有颇高价值。就哲学的基本思路而言，《庄子》不但追踪《老子》之学，而且有所发挥，因而同属于先秦道家的重要经典。在思想核心问题上，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明确提出"道"尽管"无为无形"却又"有情有信"；它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为什么呢？因为"道"是"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的。在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上，庄子一方面继承了老子关于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的法则，具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和"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的辩证法；另一方面，庄子却把事物的相对性加以绝对化，从主观意识上否认事物之间质的差别。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意思是秋毫比泰山大，八百岁的寿星彭祖要比几岁便死去的小孩短命。这种否认事物之间是与非、大与小、生与死、贵与贱的相对主义，正是他怀疑一切和毫无原则的处世态度的反映，也是他追求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精神境界的体现。 　　老庄哲学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含蕴着有关宇宙、社会、人生、理想、自由等问题的根本看法。关于这些，在后文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中再分别进行论述。 　　那么，老庄哲学为什么受到士人的偏爱呢？除了社会的动乱和儒学的消沉等客观因素以外，主要还应从它的本身去寻求。简单地说，老庄哲学的最高概念，既不是天，也不是上帝，鬼神，而是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终极则为"无"。这种以"道"为宇宙本源之说，冲破了殷周以来人格精神天子至上的权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因而赢得了士人的重视。其次，老庄哲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核心是"清静无为"，与儒家学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它强调一切都应顺其自然，不必有所作为，否定儒家提倡的仁义礼忠信等伦常道德。这对于看透了儒学的虚伪的士人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再次，老庄哲学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对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抱着鄙视态度，希望通过消极退隐和逍遥自在的行为，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宁静。这种处世办法，当然也会引起失意士人思想上的共鸣。基于上述的原因，老庄哲学能够在士人中间产生较大的影响，赢得较多的赞赏，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群雄割据、杀戮不止的战乱年代中，在三国鼎立、相互攻伐的艰难岁月里，不少士人在老庄哲学思想的薰陶下，或者韬光遁世，逃入山林，躲进土穴，过着一种隐士般的生活；或者言不臧否，养性全真，身在田园追求适意逍遥；有的人迫于无奈，出仕为官，但虚食俸禄，委曲周旋，过着逢人开口笑的日子。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实际上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和苦恼，如理想与现实，悲观与乐观，外化与内化，随俗与孤傲，虚假与真善，安命与逍遥等等。这些士人面对严酷的现实，心里都很明白，但又不能不故意装聋作哑，虚以委蛇，只好从《老子》《庄子》中寻找安慰，或者在纵酒谈玄中乐以忘忧。在《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篇》里，有一则关于"水镜先生"司马徽的故事，很能代表当时士人的生活态度。 　　书中写道：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有人伦鉴识，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尝有妄认徽猪者，便推与之，后得其猪，叩头来还，徽又厚辞谢之。司马徽为一时名士，见多识广，声誉隆高，深受诸葛亮尊崇，但他在品评人物时，只说好听的，从不说人家半句坏话，甚至当别人把自己家里的猪诓走时，也不据理力争。这种言不由衷屈辱求全的人生哲学，就是老庄哲学的处世观。又如另一名士孔融，论学识才华堪称当时第一。他"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荐达贤士，多所奖进"，但他爱发议论，说话行事均不符合曹操的旨意，因而颇受冷落，只能借醉浇愁，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①结果呢？孔融以"谤讪朝 　　①　《后汉书》卷七十《孔融传》。 　　廷"，"大逆不道"之罪被曹操下狱弃市，连妻子老小也被杀了。再如名士郭太，博通坟籍，善人伦识鉴，名震京师，但他目睹宦官擅政，不愿出来做官，不为危言覈论，明哲保身，闭门教授，宁肯做一个"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教书先生②。于是，当"党锢之祸"时，诸如李膺、范滂等党人均遭杀害，只有郭太和袁闳等人得以保全。 　　老庄哲学中的"道"，其义理是比较玄奥难懂的。无独有偶，儒家学说《五经》中的《周易》，对于自然、社会、人事的变化和吉凶，则是以卦和爻来占卜的，是一部占筮之书，在义理方面也是玄奥莫测。据《史记》载："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又说："越王勾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③照他说来，《周易》的玄秘与《老子》、《庄子》书中的"道"，虽然不相同而或可以相通，因为都同属于玄奥之学。也就是在同书同卷中，司马迁曾多次直接引用《老子》、《庄子》之言，进行比附解惑。于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常常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为"三玄"。这就是说，士人们在将老庄哲学奉为圭臬的同时，也对易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这么发展下去，到了曹魏正始年间（240-249），便形成一门新的哲学，即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玄学"。 　　②　《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 　　③　《史记》卷一二七《日者列传》。 　　（三）关于清谈、清议与玄谈在论及魏晋思想觉醒的问题上，既要注意其时士人的著作，还要重视其时士人之间的话语言谈，因为言谈与书本不同，它可以通过讲话、问难、答辩等直接对话的方式，使谈话的内容往纵深处发展。在通常情况下，甲乙双方分为主客，人数不限，两人、三人或更多一些人。谈话的席位称为"谈坐"，谈论的术语称为"谈端"，谈论时引经据典称作"谈证"，谈论的语言称为"谈锋"。在主客双方谈论的过程中，甲方可以提出自己对主题内容的见解，以树立自己的论点，乙方可以通过对话，进行"问难"，推翻对方的结论，同时树立自己的理论。在相互论难过程中，其他人也可以发表意见，表示对讨论主题的赞成或反对，称为"谈助"。待到谈论结束时，或则主客双方协调一致，握手言和，或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于是，有人出来调停，暂时结束谈论，这就叫"一番"。这样，也许还有"二番"、"三番"，直至有所结论，胜者一方得"胜论"，败者一方为"败论"。 　　这种类似今天学术会议的对话方式，古时未有一个专有名词加以确评。 　　于是，学界对此议论纷纭，以"清谈"、"雅谈"、"清议"、"正论"、"玄学"、"清论"、"玄谈"、"谈玄"的名目相标，在有关内容上又常常混淆不清，多生抵牾。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上列诸提法可以归纳为"清谈"、"清议"和"玄谈"三个名目。所谓"清谈"，绝不是"空谈"，不专指"玄学"、"玄谈"之类，而是泛指汉魏六朝各种思潮流派谈说辩论活动的总称，是弥漫于士人内部的民主自由的社会风气，它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宇宙观、人生观、天文地理、政治历史、人物臧否、道德伦理等等，但不是海阔天空的神聊，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虚谈，而是有的放矢，并且以辩析其中的哲理为目的。应该看到，清谈是一种活泼的和有效的思想交流方式，清谈的内容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精神，因为清谈的本身，给了学术思想界以一个朝气勃勃的生机，使士人们从自己的书斋中走出来，进入一个相互辩论寻求真理的境界，一个形而上的境界。因此，清谈对于魏晋思想的觉醒，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清议、清论、正论等在形式上都是清谈，但其内容则侧重于具体的人物或政治事件的批评，而玄学、玄谈和谈玄，也都是清谈，但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老子》、《庄子》和《周易》等"三玄"之学的检讨和研究。作如是观，尽管还不那么精致准确，但总体上说来大概不会有错的。 　　清谈在东汉末至三国鼎立之初，其主要内容为人物批评，这是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后，士人们为了明哲保身，再也不敢去评论当时的腐败政治，而只好转到人物议论方面。据《后汉书》载，当时的郭太、谢甄、苻融、边让等名士，既善于鉴别人物的贤愚善恶，又能够以巧妙的辞令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一是免得伤害被品评的人，二是也与当时的政治不发生直接关系。郭太是以善于评论人物而扬名天下的，他对袁奉高、黄叔度的人品评论道："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波（原文为"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①稍后的许劭、许靖哥俩，也是闻名乡里的名士。当时，出身微贱的曹操，就曾卑辞厚礼请许劭给自己评估。许劭看 　　①　《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注引《谢承书》。 　　不起曹操，逼于无奈只好评道："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①曹操认为许劭有眼力，评得对，高兴地扬长而去。 　　及至董卓专权，群雄割据和三国鼎立，清谈之风越吹越旺，内容已不限于人物品评。如"孔公绪（即孔伷）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②，"荀公（即荀爽）之清谈"③，焦和"入见其清谈干云"④，许靖"虽年逾七十，。。清谈不倦。"⑤书中所载的"嘘枯吹生"、"干云"之辞，表示孔伷、焦和之辈在清谈时，高谈阔论，意气风发，还说得头头是道，大有能将死人说活、活人说死的意思。至于他们说的内容有哪些，是否除了人物批评以外，已搀杂了《庄子》、《老子》、《周易》等玄远之学，我们尚不清楚，但清谈内容的范围肯定要大多了。 　　然而，荀彧的小儿子荀粲，已经开始重视玄远之学，这毕竟成为事实。 　　史书上说："粲字奉倩。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又说："太和初，（粲）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⑥这则材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荀粲与他的哥哥荀恽、荀俣、荀诜、荀彧等人不同，也与傅嘏不同。这些人的论议所据为儒家的名理之学，而荀粲独好道家的玄远之学；二是荀粲与傅嘏清谈时，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派，双方之间进行思想交锋，由于各执一词，意见多有不合。后来，经过第三者裴徽从中调解折衷，两人握手言欢，成了志趣虽异而关系甚笃的好朋友。 　　上面所举的事例表明，清谈之风可以追溯至东汉后期，而清谈内容则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侧重，从"党锢之祸"至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这段期间，清谈主要表现为人物评论，亦即为"清议"。及至魏蜀吴三国鼎立前后，清谈内容已开始转向老庄哲学的探讨，亦即由"清议"发展为"玄谈"，但这并不能绝然分割，而只是就主要倾向性而言，即使到了玄学形成的正始年间，清谈也不能单指"玄谈"，还应有"清议"等其他内容。 　　清谈是一种新的思想交流方式，它与儒家经师开馆授徒不同，没有严格的师承关系和家法师法的限制，也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在"谈坐"席上，在"谈主"与"谈客"之间，甚至对于来到清谈场上的旁听者，人与人的人格关系是平等的，不分老少，不分等级，既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也可以摇唇鼓舌，彼此问难，一番又一番地争论下去，直到分出胜负为止。可以说，这种清谈方式，给士人们带来了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为促进思想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另外，参加清谈的士人们，除对敏感的政治问题避而不谈以外，其他内容都不必顾忌，如宇宙是怎样生成的？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怎样才能延年益寿？音声的本身有无喜怒哀乐？语言能否完全表达意思？日月星辰有没有意志？应该怎样度过一生等等。每一番清谈，都可以围绕着一个主题进行，或者引经据典，以深邃内容击败对方，或者自由发挥，以华丽言辞吸引听众。 　　①　《后汉书》卷六十八《许劭传》。 　　②　《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 　　③　《三国志》卷十三《钟繇传》注引《魏略》。 　　④　《三国志》卷七《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 　　⑤　《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 　　⑥　《三国志》卷十《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在清谈场上，既不受论资排辈的限制，也不由官方出面去"裁决"，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谈者的理论水准和说话技巧。这种平等辩论，以理取胜的清谈风气，自然会受到士人们鼓掌欢迎、交口称赞的。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维持了数百年之久的独尊儒术格局被打破了，原来因罢黜百家而沉寂下去的诸子之学，诸如法家、道家、墨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等等，又都破土而出，纷纷登上学术思想舞台，出现了继战国时期以后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局面。经过学术探讨、辩论和比较，士人们认定"《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的玄远之学，最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也最能对宇宙、人生、社会诸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深刻的回答。于是，被后人称为"玄学"的新哲学理论，遂风靡于思想界，成为时代新思潮的主流。 　　三、正始玄学（一）正始玄学的形成1。玄学的定义及其特征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魏晋玄学常常与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相提并论，被视为学术思想链条中的三个热点。魏晋玄学风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但其正式形成却在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因而又称之为正始玄学。 　　其实，"玄学"一词，既不见于正始年间，也不见于整个魏晋时期，而是出现于南朝刘宋和萧齐两朝。据《宋书》载：元嘉十五年（438），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庚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①。 　　另据《南齐书》载：右泰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干一人，门吏一人，典观吏二人。建元（479-482）国，掌治五礼。永明三年（485），国学建，省①。 　　上面两则材料，为"玄学"立学官和建学科的最早记载。何尚之"置玄学，聚生徒"讲学一事，在《宋书》本传中也有记载可为互证。那么，"玄学"一词既然晚出于南朝宋齐之际，后人为什么要把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潮也称之为玄学呢？这就是我们在论述魏晋玄学时必须首先弄清的问题。 　　什么叫"玄学"呢？"玄"字一义，取自《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意为深奥神妙，玄奇难测。当时，士人们为穷究"天人之际"，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界的种种奥秘，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作为谈话资料，冀求得到一种比较合乎哲理的解释。这三部书，人们统称为"三玄"。三玄之学虽然独标高深莫测，玄乎其玄，文字是比较难懂一些，但它并不脱离社会现实，只要深入地进行研究，便会从中得到丰富的知识和无穷的乐趣。按过去的学术流派而言，《老子》、《庄子》属于道家著作，而《周易》则是儒家五经之一。因此，玄学是儒、道两家学说的结合。至于哪一家学说为玄学思想的主体，学术界则意见不同。目前仍存在着三种解释：第一种意见认为，玄学是用儒家思想去解释《老子》、《庄子》，以儒家为主，可称之为"新儒学"。第二种意见认为，玄学是用老庄思想去解释《周易》、《论语》，以道家为主，可称之为"新道家"。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哲学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儒、墨、道、法、名、纵横、阴阳、兵、农诸家，但在长期的相互交融消长的过程中，已经不存在"纯儒家"、"纯道家"。因此，玄学一经形成，就有别于儒家或道家，而是属于一门新学说。玄学家在为《老子》、《庄子》和《易经》、《论语》等进行解注时，已多与原意有所不同，如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周易注》，何晏的《论语集解》，郭象的《庄子注》等，便都进行了大胆发挥。可以说，这是旧瓶装新酒，是 　　①　《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 　　①　《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 　　在旧的蓝图上描绘出新花样，它标志着中国哲学的进步，应视为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哲学思潮。 　　2。正始玄学形成的政治背景新的哲学思潮--玄学的形成，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诸如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门阀士族的出现，两次"党锢之祸"，黄巾大起义，儒家学说的沉沦，老庄思想的复活，以及清谈之风的兴起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玄学的产生。这些因素，都是玄学滋生的土壤。但是，玄学之所以能在正始年间形成，开绽出一株株绚丽之花，却是与当时的政治态势紧密相连的。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以后，初步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曹魏政权的奠基者曹操，虽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一统天下的愿望，但他仍然扯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发布了一次又一次的求贤令，公然提出要用像伊尹、傅说、吕尚、韩信、陈平、吴起那样出身低贱、行为越轨、不仁不孝但有治国用兵本领的人。这些求贤之令，表面上看来是选举官员的标准，实际上是对儒家的忠孝名节思想的否定，其意义之重大，是促使士人们思想的裂变，为新的思想开拓了道路。联系曹操本人的生活作风，也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他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①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②这些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和不受拘束的浪漫行为，正是道家思想的写真。因此，曹操在政治军事上固然"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谋，"③但从他个人生活和求贤令所表达的思想来看，道家学说的比重越来越大。夏曾佑先生曾指出："曹操明言廉士不足用，盗嫂受金，皆可明扬仄陋，其用意可知，文帝（即曹丕）因之，加以任达，。。于是六艺隐，而老庄兴，经师亡而名士出，秦汉风俗，至此一变。"④延康元年（220），曹丕代汉称帝，改国号魏，更年号黄初，是为魏文帝，追尊曹操为武帝。转年，刘备建蜀称帝，建年号章武，是为昭烈帝。9　年以后，孙权也建吴称帝，建年号黄龙，是为大帝。对于曹魏政权来说，因为在名义上是以禅让的方式得来的，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是篡逆行为，因此在曹丕即位之初，仍然沿用具有汉王朝统治标志的社稷祭祀、礼乐正朔，以收拢人心。但后来由于刘备称帝，声称承汉正统，于是出现了曹魏、刘蜀之间谁是正统的争端。刘备为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自然容易被人们公认为正统。接着，孙权称帝，与曹魏政权争衡，使得曹魏想再继续维持正统已经毫无实际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魏明帝曹叡决定改正朔，变制度，正式建立新的礼乐之制。他在改正朔诏令中说：改朔变制的结果，魏明帝追尊武皇帝曹操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明帝本人则为魏烈祖，换句话说，曹魏政权的建立具有特殊性，曹操是拨乱反正、创业定天下的，曹丕是继承父业、受禅得天下的，曹叡本人是通 　　①　《曹操集》诗集《短歌行》之一。 　　②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③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陈寿后论。 　　④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　年版，第388　页。 　　过改朔变制才真正建立起曹家的天下，曹叡的改朔变制，从法律的形式彻底割断与两汉王朝的关系，使刘家天下最后变为曹家天下。 　　世系相袭，同气共祖。犹豫昭显，所受之运著明天人去就之符，无不革易制度，更定礼乐。。。至于正朔之事当明于变改，以彰异代，曷疑其不然哉①？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必须要有不同于前朝的法律和制度。于是，魏明帝诏令刘劭与庾嶷、荀诜等人，在革除汉家法律的同时，制订《新律》十八篇，并作《律略论》以申明大义。在选举制度方面，曹魏政府也不断改进，先是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接着是曹丕建立"九品官人法"，待到曹叡改制时，又命刘劭订出"都官考课法"七十二篇。我们虽然已无法详悉《新律》和《都官考课法》的具体内容，但它对巩固曹魏政权无疑是有利的。 　　3。"四聪八达"与"浮华"案任何一种新思想学说的诞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不但要经历长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