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 J. R. English Text 英语语篇 导读(彭宣维)

《英语语篇：系统与结构》导读 彭宣维 本书原名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由Amsterdam: Benjamins1992年出版，作者James. Martin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语言学系教授，系统功能语言学悉尼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该书是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部导论性著作。作者声明，该书的目的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其实，它对韩礼德的语言理论同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直言之，作者马丁以韩礼德和哈桑的语篇衔接理论为出发点，通过探讨语篇语义系统及其结构，来发展经典理论的语义层和语境层。 总起来看，本书对经典系统功能模式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继承有两点。第一，语篇是一个社交语义单位；只是在这里作者明确区分了词汇语法和语篇语义，并说明两个层次是由语法隐喻来调节、并由元功能来组织的。第二，词汇语法是语篇分析的基本要素，但其侧重点是语境的制约作用。发展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语义三元功能和语义层的系统和结构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相关语义范畴具体化，并做了具体描写；第二，以语境为着眼点发展了衔接和连贯理论；第三，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发展了语境理论。这是一部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也是该学派发展史上除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导论》之外的又一集大成者。 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述评：第一，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一些重要概念；第二，本书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特点与不足。鉴于目前国内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介绍性成果已经很多（如以下著述中的部分或全部内容：胡壮麟1983，1984，1986，1994a，1994b，1998；胡壮麟等1989；程琪龙1994；朱永生、严世清2001a；朱永生等2001b；张德禄、刘汝山2003等等），因此这里将以这些成果作为本文述评的“已知信息”，不再重复介绍有关基本概念。文中括号内标注的页码，系相关内容在本书内的出处。 1．本书的基本内容以及一些重要概念 这里拟介绍马丁发展的语篇系统和结构及其背后的语境系统，但重点是前者。由于这主要是一部有关语篇语义学的著述，因此其重点就落到了语篇语义的系统和相关结构上。具体包括四大系统：（一）由人际元功能组织的协商系统（Negotiation），（二）由语篇元功能组织的识别系统（Identification），（三）由逻辑元功能组织的连接系统（Conjunction），以及（四）由经验元功能组织的概念系统（Ideation）。在体现过程中，相关语义系统实例化，从而生成语篇语义结构。作者指出，结构有两种含义，一是由语法关系确立的句子结构，二是由衔接手段组织起来的非语法性的关系结构，即本书说的语篇语义结构。我们拟着重介绍上述四类系统及其相关过程性结构关系。 1.1 有关语篇语义系统和结构的探讨 这是第二章至第五章的主要目的，也是本书的重点。 1.1.1 协商性语篇语义系统及其相关语篇语义结构 这是本书第二章的基本内容。协商系统是由人际元功能组织而成的；其语义范畴是言语功能（Speech function），相应的词汇语法范畴是语气（Mood）。马丁首先依据韩礼德（Halliday 1976, 1985a/1994）的思路，介绍了语气系统的两大次范畴，即直陈（Indicative）与祈使（Imperative），直陈又分申明（Declarative）和疑问（Interrogative）。这两大次系统又生发出两组基本的对立关系：（一）信息（Information）对物品-服务（Goods and Services）（直陈对祈使）以及（二）给予（Giving）对索取（Demanding）（陈述对疑问）（见第31~32页）。 但马丁指出，这里没有从层次上区分语法和语义，事实上意义和语法是揉在一起的，界线不清楚。作者申明，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功能解释的角度划清两者的界线。进而，作者以区分协商和言语功能（语义）与语气（语法）为前提，从语篇语义的角度，在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系统功能语言学悉尼学派（Martin 1985a; Ventola 1987; Hasan forthcoming）、诺丁汉学派（Sinclair & Coulthard 1975; Berry 1981; Coulthard & Montgomery 1981）以及卡的夫学派（Fawcett et al 1988）、以及其他学科，如语用学（Levinson 1983: 284~370）和民族方法学（Schegloff & Sacks 1973）等，发展了话语推进中有关话轮转换的语义系统和语义结构理论（第36~90页），大大丰富了经典系统功能语法的人际功能理论。 1.1.2 识别性语篇语义范畴及其相关语篇语义结构 这是本书第三章的基本内容。识别是由语篇元功能组织的，因为它与信息的已知性有关；其核心范畴是参与者在话语发展过程中的照应（Reference）。作者从儿童如何学习和使用照应这一议题入手，分析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这显然与Bernstein于1971年提出的局限语码理论有关）；然后对参与者照应这一概念的意义和来源（第95页）、这一概念在本书中的不同（第95页）以及在某些语言中的表现形式（第96~97页）做了扼要说明。有了上述准备，作者就话语中的参与者识别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给予了讨论：（一）英语中的参与者识别系统（第98~129页），（二）语篇语义和名词词组之间的被体现和体现关系（第129~140页），以及（三）英语中参与者识别成分在语篇中是如何形成序列结构——照应链（Reference chain）的（第140~153页）。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组与指称性（Phoricity）有关的概念：内指（Endophora）、外指（Exophora）、回指（Anaphora）、下指（Cataphora）、独指（Homophora）、重指（Esphora）、以及照应链。 首先是内指与外指。在语篇过程中，如果某处需要表达一个指称对象，而前文又还没有出现相关名词词组，而是直接指向情景中的某个特定参与者，那么该成分就是外指，或称情景外指，如第93页上[3:1]中第一次出现的I就是；与此相对，如果相关指称成分能够在篇内找到相应的、由名词词组表达的参与者，那么该指称成分所发挥的功能，就是语篇内指，如第122页[3:50]就是。 其次是篇内回指和下指。如果语篇内某处初次出现一个名词词组（如a/the tiger）或其他相关内容，随后使用的相关代词（it）就属于篇内回指。相反，如果先出现指称成分，然后才出现一个被指称的名词词组或相关内容，那么这个指称成分就是篇内下指，如第123页[3:55]中的指称成分this与you can’t trust them这一事实之间的关系就是。篇内下指还包括重指：前后两个相关名词词组核心部分不变，只是前面的指别性成分从不定变成有定，如第123页[3:53]中的some people与[3:54]中的the people。可见，回指和下指跟指称成分出现的先后循序有关。 还有一种指称情况，即独指：特定共同体内部共知的一类或唯一的个体，这是一个与文化语境有关的概念，相关成分通常带定冠词，如第122页第6~11行右边一列中的各个实例。有关指称系统，见第124页图3.10。 弄清了指称性，对于照应链就容易理解了：语篇推进过程中，在相关名词词组和相关指称成分之间形成的相互照应关系，就是照应链。照应链在发展过程中可分可合，具体实例分析见第146~155页。 1.1.3 连接与连续性语篇语义系统及其相关语篇语义结构 这是本书第四章的基本内容。连接和连续性是由逻辑元功能组织的，其基本目的是探讨英语语篇内的逻辑语义关系，前提是语篇是一个动态过程，相对完整的句子以逻辑语义关系向前推进，出发点是韩礼德有关复句内部小句间的逻辑关系。为此，作者首先通过实例分析对此加以说明，然后指明这些关系属于语篇语义而不是词汇语法性质的（第163页），进而阐明逻辑语义关系在语篇连贯中的适用性，在作者自己早先尝试（Martin 1983a）的基础上，对语篇内的逻辑语义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第179页），包括内在和外在以及显性和隐性关系。据此，作者分别从外在和内在关系两个方面，通过实例分析，全面阐述了时间、添加、对比和结果四大连接系统（第184~230页；对比Halliday 1994a:220或215~273），然后扼要概述了连续性系统（第230~234页），进而说明经由这些系统在语篇过程中生成的相关结构，最后做了具体实例分析（第234~249页）。 尤其重要的是，作者随后阐述了采用成分关系法和主从关系法进行语篇分析的局限。具体而言，前者是韩礼德（Halliday 1982）通过类比的方式说明语篇如何与小句相似而提出来的；但成分分析法只允许一个成分具有一个功能，而不是一个以上；但在语篇过程中，一个成分往往同时发挥一个以上的功能，这便从理论上说明了成分分析法（或者说用分析小句的方法类比性地分析语篇）的局限（第249~251页）。主从关系法是修辞结构理论（RST）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是核心—从属关系；但这一思想存在诸多弊端，如（一）无法提供一套社会符号来区分核心和从属范畴，（二）对于那些从属性单位，如果彼此具有同等地位，就无法加以明确标示，（三）对于上述成分分析法所面临的问题，该理论宣称连接关系在语篇内可以缩减为一个单一的连接链，从而忽视了连接链的分合现象，这一点与成分分析法存在同样的问题；（四）由于语篇是一个由“篇位”次第构成的序列性过程，采用该方法就无法解释语篇结尾处出现性语义单位的问题，因为该理论的分析方法所描述的只能是先总后分。如此等等。据此，修辞结构理论进行语篇分析就不及连接关系法更为合理（第251~264页）。 综观全章，我们认为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值得强调。第一，本章立论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语法隐喻（主要是书面语篇）；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处理从小句成分到语篇内相关及物性成分之间的关系，具有本体论意义，因为在极端的一致性体现和极端的隐喻性体现之间，不仅存在过渡性，还会改变词汇语法的编码方式，影响语言的语法化，从而左右语篇过程中及物性过程之间连接关系的性质和识别方式。 第二点是本书有关连接范畴的划分方法。在早，韩礼德将复句内的逻辑语义关系划分为两个大类：扩展和投射，而扩展包括详述、延伸和增强三个次范畴。马丁则重新归纳为四大次范畴。在这里，他将韩礼德提出的详述融入对比中，将增强关系中的方式划入结果的范围。 第三点就是将韩礼德提出的复句内两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加以重新归纳，作为语篇连贯的理论依据，这是对经典系统功能语法的发展，因为当韩礼德和哈桑（Halliday & Hasan 1976）最初讨论英语的衔接时，并没有对语篇连贯进行系统阐述；而马丁将连接从一个衔接概念，作为语篇连贯的核心范畴之一加以发展，则是一个创举，从而说明：连接不仅是语篇过程中相临过程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更是制约语篇宏观推进的重要组织手段。 作者在本章结束语中指出，连接这一范畴，在探讨语篇过程的众多方法中，目前看来是最合理的，而且比前面提到的协商和识别所涉及的范围更广，而其中的逻辑语义关系对于语类结构尤为敏感。他还指出了连接范畴的重要性——连接之于语篇语义，犹似小句之于语篇语义和词汇语法的中间关系，都是步入相关研究的必经之道，也是探讨语篇与语域、语类以及意识形态的有效方法。 1.1.4 概念性语篇语义系统及其相关语篇语义结构 这是本书第五章的基本内容。概念性语篇语义系统是由经验元功能组织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韩礼德和哈桑的词汇衔接理论（Halliday & Hasan 1976），二是哈桑发展的衔接和谐理论（Hasan 1984a, 1985b）；但作者在这里试图以两种方法为基础，从语类的角度，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分析方法，尤其是词项之间的核心关系。 首先，作者阐述了普通释义词典和有关近义词的类义词典对词的处理的合理性：相比较而言，后者按照近义原则划分词的方式更接近系统描述法；然后，作者从弗思的搭配理论，到经典理论按语法功能分类的成分/类别分类法，再到词汇的语篇衔接理论等三个方面，回顾了词汇系统在建构概念性语篇语义系统时的作用，阐明词汇系统对体现具体语场的功能，从而梳理出以下体现模式：从具体语场分类到语篇语义学中的词汇关系（衔接）、再到词汇语法中的相关分类（包括语场中立的词汇精密语法和与搭配类型有关的词项族）（第270~290页）。 接着，作者着手系统探讨词汇关系系统，具体议题包括：（一）将经典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场理论重新界定为不同活动序列，以体现某些宏观性的制度，如语言学，网球，烹饪，制酒，园艺，养狗，电影，建筑，缝纫，赛车，哲学等等（第290~294）；（二）据此探讨词义关系，包括上下义关系（第297~303页；另见Cruse 1986）和部分—整体关系（第303~309页；另见Hoey 1983）；（三）词项在具体使用中的核心关系以及活动序列，前者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韩礼德提出的、有关复句内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第309~321页），后者指基于活动序列的常规期待关系，因为某一特定语场中的活动序列，其自身是以部分—整体的分类方式组织起来的，从而影响到相关词项之间的关系（如第321~322页）。作者强调指出，这里探讨的词汇语义系统，针对的是经验意义单位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经验意义本身（第325页），这与据此探讨经验意义的语篇组织，初衷是一致的。 在对词汇的经验系统做了上面的阐述后，作者进而探讨由词义关系组织而成的语篇经验意义结构，这集中体现在由词项关系组织而成的名词化相互关系链（与经验隐喻有关）（第327~329页），与替代、省略和代词化有关的相关词项序列关系链（第329~331页）以及有内在关系的词项束（第331~332页）三个方面。为了对这些关系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认识，作者通过实例分析，从活动分类、核心关系以及活动类型的角度，给予了详细阐述（第332~370页）。 作者指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从语类的角度发展的词项核心关系理论，与哈桑的词汇衔接和谐理论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出发点是词项，但前者是语义单位，从而在语篇语义和词汇语法之间确立被体现和体现的关系，并将语法隐喻现象考虑在内（第370页）。最后，作者还总结了协商、识别、连接和概念四大语篇语义范畴在词汇语法中的非标记性体现关系。 笔者发现，马丁发展的词项核心关系理论，与侯易（Hoey 1991）在韩礼德和哈桑（Halliday & Hasan 1976）的词汇衔接模式、温特尔（Winter 1974, 1979）的重复—替代关系、哈桑（Hasan 1984a）的衔接和谐、以及菲利普斯（Phillips 1985）的远距离衔接组织等探讨语篇经验意义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词汇重复衔接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后者同时涉及到语篇内词项之间的相临衔接（微观）到宏观的远距离衔接问题，从而梳理出语篇发展的主脉和次要信息。 1.2 语篇组织：融语篇语义、词汇语法和音系于一体 这是第六章的基本内容。这里说的语篇组织，指社交过程系统，即由结构（包括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和衔接手段（韩礼德和哈桑提出的五种基本范畴）、依据语域变量而构成的语义关系网络。韩礼德曾经指出（1973），语类确定语类结构（如学术、日常交谈、相声、广告、新闻等），从而确定语篇的宏观结构；但这里的语篇组织是与韩礼德的宏观结构理论相对而言的（第282~283页）。本书在韩礼德和哈桑等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有关语篇生成的资源模式（第384页），这就是作者说的有关语篇、语法和音系结构的互动模式（第392页）；这些模式的一些基本次范畴包括四个方面，即衔接和谐、发展方式、语气责任和推进点（第393页）；在这里，语法隐喻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系统），在语篇语义系统和词汇语法之间发挥调节功能（第401页）。但读者在阅读本章时，我们建议先看有关语篇组织和语境的关系的阐述（第488~491页），再回过头去从第381页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马丁指出，经典理论认为衔接属于语篇功能的一个次范畴，但这是在语法和语义分层不清楚的情况下说的。他认为，在对分层后的内容平面，对衔接做上述元功能性的解释就不恰当了。事实上，本书提出的语篇语义模式所涉及的语义层，比语法层更为抽象，范围也要大得多，因此，并非所有的语篇系统都要纳入语篇元功能的范围来处理：语域变量（语场、语旨和语式）在整个语篇系统的各种关系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所以，介于语境和语法之间的语篇语义层，应当有它自己的元功能性的组织手段，该手段既能组织词汇语法资源体现意义，又能将语境组织成为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语域变量，作为语篇形成的资源加以描写。这样，经典理论的元功能只关涉是如何组织成词汇语法的，马丁则将元功能的作用扩展到语篇语义的组织上来（见第403页）。 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本书在阐述上述自己的语篇组织模式之后，分别占用了很大的篇幅，系统阐述了语法隐喻（第406~417页）和有关语篇组织的四大互动模式（第416~488页）；最后还单列一个小节，再度集中说明语篇组织和语境的关系（第488~491），并对英语中有关语篇组织资源的基本范畴和次范畴做了总结（第491页）。 本章有一组重要概念需要明确把握，这就是与互动模式有关的四个概念：衔接和谐（Cohesive harmony）、发展方式（method of development）、发展点（Point）和语气责任（Mood responsibility），以及与发展方式和发展点有关的语篇主位和语篇新信息。 首先是语篇组织的互动模式。这里的互动，指语篇语义与词汇语法和音系的互动（对比Hoey 2001）。这是一个有关符号系统的概念，即涉及符号的模块模式：一旦模块确定下来，它们之间如何发挥相互作用？本书采用的基本策略是，详细考察照应链和词项束是如何与特定的词汇语法和音系变量发生互动的，尤其是及物性、主位、新信息和主语。而从这四种互动关系中产生的语篇组织，就是衔接和谐、发展方式、发展点以及语气责任四个范畴所关涉的议题。 其次是衔接和谐。这是一种考察语篇连贯的手段，语篇与特定语场或次语场有关，即语篇内的经验意义单位联系越紧密，其间的连贯性就越强。所以，连贯性最强的语篇应该是相同事件重复次数最多的；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失去了向他人谈话的意义，因此与连贯有关的经验组织就不可能是简单的重复。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关语场越集中，通过衔接和谐分析揭示的语篇，就会显示出更多的连贯性。 第三是发展方式，这也与语场有关；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自从韩礼德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将布拉格学派的主位概念加以改造并引入其理论框架后，是系统语法的美国学者彼德·弗锐斯提出来并加以阐述的（Fries 1981, 1995）。根据弗锐斯的看法，词项束和照应链与主位的互动不是没有依据的，而是以特定模式展开的：一个段落开始句的第一个词项成分（即主位）就表明了该句信息的出发点，而一个段落中所有句子的主位，其信息内容就确立起该段落的发展方式。这与相关语篇的语类结构有关，从而将特定语场提供的经验意义潜势折射出来，并通过主位的组织手段，为语篇的成型奠定基本，从而为语篇的发展提供一个可以反复回顾参照的基准。 发展点则是针对发展方式而言的：主位将语篇固定到实处，发展点则补足发展方式，即对它进行阐述，从而引入新信息。语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而发展点则是开放性源泉，只要发展点不结束，衔接和谐和发展方式就不会终止。简言之，发展方式是语篇赖以生成的基础，发展点则是语篇得以发展之价值所在；主位表明说话人如何看待事情，但新信息则是他引导听话人的去向。相应地，这里涉及到另外几个重要范畴，即宏观主位（Macro-Theme）和超主位（Hyper-Theme）以及宏观新信息（Macro-New）和超新信息（Hyper-New）：宏观主位指说话人将要说的，宏观新信息则是听话人所获得的；超主位指超主位发展过程中引入的控制相关语篇阶段的主位范畴，超新信息则指这些发展阶段上引入的新价值。 最后是语气责任。这本是一个人际功能范畴，指主语所肩负的体现语气人际功能的责任。在本书中，作者希望从语篇的角度来考察语篇结构是如何与主语的选择发生相互作用的。其最佳观察角度是对话语境，因为话语协商过程能提供恰当的人际语境。据此，作者通过实例分析，试图揭示主语和定式成分是如何在语篇发展过程中接受选择和并得以体现的。 1.3 语境：语域、语类和意识形态 这是本书最后一章的基本内容，是此前他和他的学生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概括，其主要目的从社会符号系统的角度发展语境理论，也是为前面论述的、语篇是一个社交过程、而语篇组织是语篇在语境中的一种功能这一思想，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将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到语言的体现过程理论化。这里的基本观点涉及叶尔姆列夫斯基关于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的思想、韩礼德从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发展而来的、关于社会符号系统与语言元功能的体现关系、以及巴赫金有关言语语类理论。即是说，语域是语类的表达形式，而语言又是语域的表达形式，从而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的体现过程，其中与文化有关的语类和与情景有关的语域则是语言的内容平面（第495页）。马丁还将意识形态划分为一个高于语类的社会符号层（第496页）。于是，马丁关于语言及其社会符号环境的模式可转述为：意识形态(语类(语域(语义(语法(音系（第496页）（对比Matthiessen & Bateman 1991:277）。 值得注意的是，在做出总的理论阐述后，马丁首先发展了经典语域理论（第497~508页），包括语式系统（第508~534页）、语旨系统（第523~536页）和语场系统（第536~546页），进而阐述了语类系统（第546~573页）和意识形态系统（第573~588页）。 先看语域和语境。用系统方法探讨语境可追溯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他发现语篇的理解离不开对相关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参照。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弗思进而认为，语境是和语法、形态、词汇、音系以及语音并行的一个范畴，以解释语篇意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则将并行观改进为层次体现观，即语境(语言（语义(语法(音系）(媒介（语音或书写符号），并将语境解释为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意义次范畴，分别由概念、人际和语篇三个语义元功能组织，进而体现为三大类相应的词汇语法范畴：（一）及物性、情态和归一度，（二）语气和情态，以及（三）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此后，人们还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就语域理论提出过好几种模式，包括格里高利模式（1967）、乌尔和艾丽斯模式（1977）以及福赛特模式（1980）（见第499页）。 在本书中，作者发展了韩礼德模式，因为其目的是要发展一套有关语域、语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符号系统理论。 马丁首先发展了韩礼德的语域理论。韩礼德的语域概念仅仅指特定情景类型之下的语言意义，即作为语境的表达平面的语言。而马丁的语域概念还包括一部分语境的内容平面，指由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语境变量构成的符号系统。因此，这一意义上的语境概念，则是介于语言和语类之间的、经过元功能组织而成的隐含性符号系统；也就是说，除了将情景语境看作符号系统外，马丁也把语域看作符号系统，均同时涉及系统和过程（第501~502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丁介绍的有关语旨的地位（权势）、接触和情感三个概念。前两者源于布朗和吉尔曼（Brown & Gilman 1960）在探讨人称代词的使用过程中确认的权势和平等关系，前者与说话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有关，因而产生权势关系，后者与交际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有关。是系统功能派学者波银堂（Poynton 1985, 1990a & b）将这一思想纳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旨范围加以系统阐述的。 ［附带说一句，此后至今，马丁等人发展了人际意义理论，这就是以语旨为依据的评价性人际意义系统（相关讨论可见Poynton 1984, 1985, 1990a; Tsui 1991; Lemke 1992; Martin 1995a, 1995b; Hyland 1996; White 1998, 2001; Martin & Rose 2003等，国内报道见王振华 2001等）。这里存在一点疑问：与评价性人际意义相应的语旨次范畴是什么？根据马丁的叙述，它应当是协商；但与波银堂说的情感有何关系？因为情感在评价意义系统（包括态度、介入和级差）中是态度意义下的一个子系统，因此需要统一。此外，本书也没有提及地位和接触两个语旨次范畴是如何在语言中系统表达的；本文作者认为它们的语义范畴是权势性（正式性＋级差性）（Powership = Formality + Scalarity），相应的语法范畴是语体（Style）（彭宣维2003b；对比彭宣维2002:172~192）。］ 在上述基础上，马丁从目的论的角度阐述了语类这一概念。其目的是试图说明语篇在结束前为什么总是分阶段发展，从而出现语篇结构，即本书说的纲要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因此，本书说的语类，指一个具有阶段发展特点的、由目的导向的、经由语域体现的社交过程（第505页）。它与语域的分别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语类是一个独立的符号层，它本身并不是通过元功能组织起来的，这样就能说明语篇可以根据语言中的元功能成分，分为不同的类别。这和韩礼德提倡的、语域变量体现为不同类别的语篇意义与语篇的整体框架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两者依据的是不同的决定因素：与不同的语篇意义有关的决定因素是语域，而确定语篇整体框架的则是语类。第二，将语类确立为不同语域类型的总体模式，则有可能解释：特定文化背景下，并非所有的语场、语旨和语式变量都出现。第三，认为是语类（而不是语域变量）影响语篇纲要结构的生成，有利于说明语篇的概念、人际和语篇意义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第四，区分语类和语域，有利于说明：（一）作为过程的语篇以序列的方式展开；（二）跟语场联系在一起的活动概念之间有区分。第五，社交过程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这样来确立语类概念，能补充语域配置的不足。直言之，语域变量的组合价值应当大于三者的简单相加，而这种整合性价值，正是语类提供的。 语言功能不止一种，语言功能投射到语域、将由此产生的多样性整合为一体的，正是语类的功劳；而多个语类又是靠什么来整合为更高层次的语境符号系统的呢？这就是第四个交际平面——意识形态，即构成一种文化的有关价值取向的编码系统。这里涉及到社交权力问题，包括制约、服从、协商、以及相关交际因素。或者说意识形态关涉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到符号进化，因为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决定相应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历史进程则推动这种不平等关系向权力的重新分配发展。 这里涉及到几个重要概念：对手与主角以及左翼与右翼。对手指那些引发问题的言说者，主角则指那些试图解决相关问题的角色。左翼指那些具有符号权力而在随后的辩论中获取成功的人，右翼则指那些在上述过程中失去符号权力的人。 2．本书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特点与不足 本书是从发展衔接理论的角度来发展系统功能语法的经典语言理论的，因此，下面拟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它的历史地位及其特点与不足。 2.1 从对衔接和连贯理论的发展看《英语语篇》的地位 衔接理论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草创期、奠基发展期和成熟期；三者的分界以1976年韩礼德和哈桑出版《英语的衔接》为标志。 语篇衔接理论草创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此时，语篇分析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一些有关衔接主题的早期论述出现了，如哈桑（Hasan 1968, 1971）、哈德斯顿等（Huddleston et al 1968）、夸克等人（Quirk et al 1972）以及伽特温斯基（Gutwinski 1976）。此时的衔接概念大致指语篇中通过某些词或语法特征将句子连接起来的功能；语篇的形成既与组织有关，也与创造有关，因为对语篇的理解需要读者的参与——从相关句子成分入手，以各句与前后句的关系为依据；这些句子成分包括与语法有关的代词化、省略以及句子的连接手段。 语篇衔接理论的奠基之作是韩礼德和哈桑（1976）。他们从系统功能模式出发，以英语为依据，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语篇衔接理论，具体涉及如今众所周知的照应、连接、替代、省略和词汇衔接五大范畴。他们以语篇衔接为契机，阐述语篇的本质。语篇是一个依据衔接手段组织起来的、具有连贯特点的社交语义单位，是一个以词汇语法为依据、而又有别于词汇语法的组织性范畴。 此后，他们（尤其是哈桑）进一步发展了衔接理论。例如，他们1976年在探讨语篇组织时提出了由照应关系确定的衔接链这一概念。后来，哈桑（1984a）探讨儿童写作中的衔接和连贯关系，认为很难在衔接纽带的数量、与由读者反映认定的连贯程度之间，确立一一对应关系。其结论是，确认衔接对连贯程度的贡献，一个更为有效的办法在于由衔接纽带所确立的衔接链，它们彼此相互作用，从而形成衔接和谐关系。进而，她识别出两种基本衔接链，即识别链（Identity chain）和类义链（Similarity chain）。识别链指由衔接纽带构成的、具有同一所指的衔接链，这些衔接成分包括代词化成分，重复，以及实例性对等项；类义链则指那些没有等同关系的衔接链，一组相关事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同一中的went out与got…home。但马丁指出，仅仅识别出两种衔接链还不足以说明语篇的连贯问题，于是便涉及到两者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见本书第418~419页）。他们有关衔接的进一步描写可见马丁的总结（第384页表6.2）。后来，哈桑（1987）还从语法的角度探讨了词汇在语篇中的衔接问题。 从哈桑的衔接理论发展出两条支脉，一是马丁在本书中试图区分的衔接链和衔接束，以及整个《英语语篇》所确立的衔接体系（见前文）；二是英国的迈克·侯易（Michael Hoey）的词汇衔接理论。 就前者而言，由于不少人指出《英语语篇》的框架晦涩难懂，后来马丁又腾出手来（因为此后其研究重点转向了语言的评价系统），与罗斯（D. Rose）一道，专门写了一部读起来容易得多、内容也有所增加的著作《语篇分析：超句意义研究》（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有评价意义系统和英语格律问题）。在这里，他们对语篇衔接做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但思路基本一致。 就后者而言，侯易认为，哈桑对衔接和连贯关系的贡献有两点：第一，如果放弃有关衔接的分类观、主张整合方法，就能为语篇的连贯提供更多的认识；第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衔接链的组合关系，而不是孤立出现的一些成分。但侯易指出，句究竟是如何连接成篇的？其中的衔接方式是怎样的？哈桑的衔接概念并没有为此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为此，他在结合温特尔（Winter 1974, 1979）提出的重复—替代关系以及菲利普斯（Phillips 1985）的远距离衔接组织的基础上，从功能和近义性重复的角度，采用矩阵方法，探讨了语篇中相邻和非相邻句子之间，近义性成分是如何发挥衔接作用、从而将整个语篇组织起来的，并区分了语篇内的中心句和非中心句。其核心思想是词汇衔接及其组织模式，包括（一）简单词汇重复，（二）复杂词汇重复，（三）简单互相阐释，（四）简单部分阐释，（五）自主性复杂阐释，（六）其他复杂阐释，（七）替代，（八）相互照应，以及（九）省略。这是一个连接权重递减的词汇衔接模式。 其新近的力作《语篇性互动》（2001）从作者和读者互动的角度，阐述了语篇意义的连贯性是如何在读者与作者（语篇）互动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这对他1991年主要考察语篇内部成分之间的衔接关系的做法，是一种补充和发展。具体而言，他认为语篇并不是一个对象物，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作者和读者互动而存在的，他们之间是一种共舞的关系：作者试图推测读者可能希望解答的问题，而读者则揣测作者可能提供的答案。在这里，侯易试图说明语篇是如何通过等级层次组织起来的，读者是如何通过与语篇的相互作用使语篇获得其意义的；具体分析中涉及到大量的叙事性和非叙事性语篇类型，如童话、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笑话、招贴、时间表以及菜谱。这与他早先（1983）有关语篇组织模式的宏观考察，包括问题—解答模式和总—分模式等一脉相承，但加重了读者参与意识的分量。可见，马丁与侯易对衔接理论的贡献各有其侧重点。 此外，中国大陆的连贯和衔接研究在整个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代表性学者包括胡壮麟、朱永生和张德禄。有意思的是，第一部系统介绍系统功能语法的读本《系统功能语法概论》，是他们三人合著的；而15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溯衔接理论的发展时，在中国又是这三位学者做出了积极贡献；只是他们的主要出发点是韩礼德的语言观，与哈桑和马丁以及侯易的思路相比，自有特色。 胡壮麟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认为衔接不止和语义有关，也和词汇语法以及音系组织有关。他曾在回答笔者的请教时说，他的出发点是韩礼德的语义三元理论，但这毕竟让我们看到，词汇语法以及音系范畴，同样可以组织成为具有跨越复句和复合声调群（或声调段）的作用；用笔者的话说，除了马丁论证的语篇是一个语义层次外，语篇的范围还应该包括由词汇语法以及音系范畴组织起来的两个层次；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笔者有充分的信心做到这一点。 朱永生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探究衔接和连贯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认为“不应该把衔接看作连贯的前提，而应当把它视为语篇连贯可能使用的手段”。二是对经典衔接理论从语域一致性的角度给予了修正和补充，并涉及到认知问题；其基本观点是：“上下文的组织符合该类语篇通常的组织方式，检查的依据是看语篇是否有正常的语类结构”，“整段话语有一个中心话题，检查的依据是看这段话语中有没有一个能包容所有小话题”的大话题，后者“就是读者能把全篇的内容置入其中的认知框架”（朱永生、严世清2001a:85~86）。 张德禄的衔接和连贯研究，坚持韩礼德的衔接是一个语义概念的思想，主要贡献在于：（一）阐述了“衔接机制由语篇内部扩大到外部，包括语篇与语境的衔接”的思想，（二）“提出了衔接力的研究、衔接原则的研究、衔接关系类型的研究”，以及（三）将“衔接与连贯理论运用于文体学分析、翻译和外语教学”之中（张德禄、刘汝山2003:XVII）。 2.2 从系统功能语言理论的发展看《英语语篇》的贡献 先看韩礼德创立的经典系统功能模式。从横向看，乔姆斯基的经典转换生成语法和赛蒙·迪克的功能语法（笔者以为后者实际上应该称为功能—形式语法或功能—计算语法）都是从词到句，而韩礼德的语言模式则是从语境开始，中间经由语义、词汇语法和音系三个语言本体层次，最终由物理语音和书写文字逐层体现的。从纵向发展看，语境的思想来自文化人类学，后经伦敦语言学派的创始人从语言的角度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将语境具体到一组范畴，包括言语交际的参与者及其个性、言语与非言语因素、相关事物以及言语行为的后效等等。韩礼德接受了弗思有关语境和语言系统的思想，并于1961年提出了“阶和范畴”语言理论。一方面，该理论包括三个阶——级阶、说明阶和精密度阶——和四个范畴——单位、结构、类和系统；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层次体现的思想，即情景（超语篇特征）体现为语境语义，语境语义体现为词汇语法，词汇语法体现为音系或字音系统，最后到物理语音和书写实体。 但经典系统功能模式从创立到基本成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完成对语言系统的思想的理论阐述。第一个阶段以“阶和范畴”理论为代表，其主要工作是对小句的分类描写，如将小句分为直陈句和祈使句的描述。但其局限是明显的，因为此时的语言模式还是结构性的，这一点反映在韩礼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系列成果中。60年代中期，他首先和他的同事一道发展了语域理论，即特定情景类型之下的语言意义类别，并抽象为语场、语旨和语式三个变量。这一发展的初衷是为了说明语言是一个选择系统：处于纵聚合关系的语言（系统）成分先于横组合关系（对比Saussure 1916/1960），其目的是为了说明语言是先有选择，在选择过程中生成结构，即结构是选择的最终结果，从而彻底步出了结构语言学的范围。但此时还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为什么要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必然涉及到语言的功能问题。即是说，语言要实施一定的交际功能，需要选择特定的语言成分来加以体现。但由于语言要实施的社交功能太多，于是韩礼德将诸多功能加以抽象，用概念、人际和语篇三个元功能范畴来统摄。 60年代中期以后，韩礼德着手系统阐述其功能语言观。他首先从布拉格学派那里发展了主位和信息理论，即将马泰修斯提出的有关表达出发点和表述核心的实际切分理论加以发展，认为主位和信息应当分离开来处理，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主位理论和信息理论。同时他对小句的概念意义做了系统阐述。在以后的10来年时间里，他对三元功能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以及这些功能是如何体现到词汇语法系统和语音系统的，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如1967b, 1969, 1970a, 1970b, 1973, 1975, 1976, 1977, 1978等），从而完成了对功能的理论描述。而《功能语法导论》（1985/1994）则是上述一系列研究的集大成者。90年代以后，韩礼德的精力则集中到语法隐喻和计算语言学的研究上（如1992, 1993a & b，1994, 1995, 1996, 1999, 2002; 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 但正如马丁指出的那样，经典系统功能语言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分别、情景语境和语域理论的统一、语义和语法的分界以及语义元功能和语义范畴的关系等等问题。而这些工作则是马丁80年代以后致力的主要目标，最后集中体现到《英语语篇》中。可见，马丁的这部著作不仅是有关语篇语义系统和语义结构的衔接和连贯理论，更重要的是，它具有语言学的本体论意义。 但在系统语言学的发展史上，还有一部几乎与《英语语篇》同时面世的、有关衔接和语言模式的著作，这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侯易的《语篇中的词汇模型》。该书也是从发展衔接理论入手，到改造韩礼德的语言模式的，即用作为社交语义单位的语篇取代了韩礼德“阶和范畴”理论中的“语义层”。从描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角度看，侯易的这部著作，其学术价值明显不及《英语语篇》，但其明确的语言本体意识，也是值得称道的。 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英国的卡的夫学派从80年代以来一直在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福赛特（R. Fawcett，如1999）的主要贡献是将系统模式、语言认知与生成语法的形式化手段结合起来，走计算识别和生成之路，对英语句子的生成问题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而周晓康（Zhou 1997）以福赛特模式为依据，对现代汉语小句的及物性的描写，尤其值得肯定。 2.3 《英语语篇》存在的主要问题 但迄今为止，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仍然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这些不足也反映到《英语语篇》。首先，语义性质的确定、语言级阶和语篇的本质、从经验知识到语义特征和语义范畴以及语义结构的认知处理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例如，在经典理论中，语义是和经验知识系统混成一体的。同时，语篇是一个社交语义单位，而这个语义单位的语篇性只是语义的，与词汇语法和音系没有层次上的复合关系，而只是体现关系。 其次，其次，《英语语篇》仍然没有摆脱韩礼德三元理论中的“语篇功能”的束缚，笔者以为，这一称谓不仅欠合理，而且有碍我们更为合理地认识语言。举例来说，由于这一范畴的局限，马丁探讨的语篇组织和协商、照应、连接和连续性以及概念的关系，总是叫人不知所措。实际上，根据胡壮麟（1994）的观点，衔接和连贯涉及语言的所有层次和级阶，因此，将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看作经由语篇元功能而来的词汇语法范畴，在笔者看来是极不恰当的，因为两类词汇语法范畴是相对独立的概念，不存在对概念和人际功能的组织问题，因此也就不存在“谋篇”问题（另见Leech 1983:57）；而从意义的角度看，衔接不仅与主位结构与信息结构的语篇组织有关，也与语气和及物性的语篇组织有关。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拟另做具体专论。 第三，作者的有些观点未必合理。如第3页上作者在对系统功能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做比较时指出，前者把语言看作一种资源，后者则看作一套规则系统。在笔者看来，这一源于韩礼德的观点未必稳妥，因为前者并不排斥语言是一套规则系统的观点，如进入系统选择，就面临着入列条件和选择限制问题，这同样涉及规则问题，只是在系统功能语法中，对这一点的强调，不及对语言系统和功能的强调突出。又如第384和393页上，信息范畴被纳入音系的范围；而随后（第402页）又将信息结构扩展到人际功能的范围（另见Halliday 1978:132）。叫人无所适从。 第四，马丁有关外在世界和内部认知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例如，他沿袭了韩礼德和哈桑关于连接范畴的二分法——外在连接和内在连接（第178页）。外在连接指那些与外在世界的过程有直接对应关系的经验关系，因而它们具有相应的组织功能；内在连接指那些修辞性的、仅仅出于组织语篇自身目的的关系（见第180页）。但笔者以为，这种划分方式是缺乏对语言认知本质的确切了解。直言之，今天的社会人已经积累和储备了大量的经验知识（部分地是以文献的方式存在的，还有一些是在活着的社会群体的大脑里），这些经验知识就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无论是外在的时空序列还是内在的推论关系，都是认知的结果，而以此为前提的连接关系，就都是经验认知的。换言之，语言的社会属性应以语言的认知属性为基础：人类交往的社会性是认知的基本内容，并将相关内容以范畴的方式作为知识储存于长时记忆中；这些呈等级体系的范畴网络，是支配人类的一切外在社交活动的潜在因素，因而外在社交行为是认知过程中交际意向的外在表征。因此，外在连接关系顶多只能说是具有更多象似性的逻辑语义关系，而不应当是内在与外在的对举。而本书中（第180页倒数第三段）把“内在关系是社会符号的结构化”和“外在关系是对世界的编码”对立起来的观点，就显然欠妥。事实上，所有的连接关系都是对社会符号的结构化处理，都是对认知经验的重新处理（Halliday 1995, 1996, 1999）。 同样，第503页首段和516页最后两行上的表述存在类似问题。在这里，作者将社会和心理的因素甚至和词语等表达方式对立起来。他否认语篇与说话人的意图有关：“语类是社会过程，其目的应当作从社交而不是从心理的角度加以解释”。这或许是早期系统功能学者普遍的认识局限，即将社交过程和情景（如Halliday1961）完全看作物理性的（对比Sperber & Wilson 1986/1995）。韩礼德后来认识到了这一局限，并进行了自觉修正（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同时，这一误解也与经典系统功能理论将语义等同于语境、或者说是看作语境的一个侧面的认识有关（参阅Halliday 1973, 1978; Gregory & Carroll 1978；另见本书第291页的语境性语义contextual semantics的表述方式；也见第404页第二段的第一句话、第497页最后一段；另见Halliday1961:244~245）。而这后一点，韩礼德至今没有改变（如2002）。这也是韩礼德（1978）将语篇看作一个社交语义单位的直接依据；但这就带来了语义和语法的认识和划界不清的问题（见本书第32~33页）。 同样，语义和语境也应该区分开来。福赛特（Fawcett 1999:33~75）指出，韩礼德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意义”这一术语的，即静态的语义系统和语言过程中出现的语义结构，后者位于韩礼德说的词汇语法中（如Halliday 1978:117; 1994:109）。马丁认为，韩礼德的语义和语法含混不清（见前文）。整体上笔者赞同马丁区分的语义范畴，但他接受韩礼德将语境看作语义的一部分的观点（如Halliday 1961:244; 2002:11）实难让人接受，因为按照马丁的思路，语境包括情景语域、文化语类和意识形态，如此，除了将语境和语篇语境等同外，就无法再将语境也看作语义了，而语篇语境又不在马丁说的语境范围内。可见经典理论的语义和语境也是混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处理方式笔者也持不同看法。例如，作者沿袭韩礼德（1961）、甚至弗思（Firth 1964）的观点，将音系学（Phonology）、字音学（Orthography）和书写学（Graphology）并置（如第七章；也见Hoey 1991），这实际上是把音系学的关涉对象和语音学的关涉对象看作同质性的范畴了。例如韩礼德对soundings（“音系”的便称）与spellings（拼写）的态度就是这样（如1978:21）（弗思1968:170甚至认为意义也是物理的：“因此我不赞同奥格登和理查兹将意义看作潜藏于某一心理过程中的关系，意义主要是情景语境中的情景关系，是鼓动空气以及他人的耳朵的那样一种语言中的关系，就像情景语境中各种行为模式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一样。”）。当然，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普通语言学之父洪堡特（von Humboldt 1997）甚至西方文明的源头（如Aristotle 1990）那里去。笔者以为，音系学研究的最小对象“音位”（Phoneme），所以与对应的“语音”（Phone）相对，因为前者是在多个语音变体（Allophone）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归类而获得的一种意象单位，而语音才是物理性的（另见彭宣维2002:vi–vii；Taylor 2002:143–160）。 又如，作者一方面对韩礼德有关复句内部两小句之间的扩展性逻辑语义关系（详述、延伸和增强）做了重新处理，即本书的添加、对比、时序和因果（如第179页）；但另一方面，他又沿用详述、延伸和增强三个组织性概念，来对名词词组和动词词组的内部结构做类比扩展分析，叫人感到十分别扭（第309~321页），因为马丁自己在主张句内关系（结构）和句间衔接（组织）的分别的同时（见前文1.1.3），又步了结构和组织类比的覆辙。又如，第182页上作者将[4:16]中的两个小句叫做外在添加关系，而将[4:20]叫做外在时序关系；但如果我们坚持前者也是时序关系，作者可有充分的辩驳理由？而第391页上[6:7]和[6:8]两例，作者认为是协商和概念性的，但如果我们同时认为这也是信息性的，或者沿用经典理论的说法，是语篇/谋篇性的，作者恐怕不会反对吧！ 还有的地方表达含混，如390页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对于初学者和外界同仁来说，读起来恐怕会不知所云。但笔者以为，针对句末“体现”（realisation）这一术语所揭示的有关关系，如果在前面的different和systems之间加上strata of，就会更加清楚。 但本书的特点是突出的：（一）对语篇语义系统和结构的论述系统全面；（二）对语篇语义结构的描写方法尤为突出；（三）对衔接理论的发展特点明显；（四）作为社会符号系统的语境理论模式很有启发性。总之，如果希望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有所作为，不细读此书，终难成事；而只读到这里，也才刚刚起步。 参考文献（书末有的，这里略去） Aristotle. On interpretation. E. M. Edghill英译版，载《英文名著1000部》（电子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秦典华译“解释篇”，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47–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Bernstein, B. 1971.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vol. 1):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Fawcett, R. 1999. A Theory of Syntax for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Benjamins. Firth, J.R. 1957. A 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