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语教育史初探_李传松

中国外语教育史初探 李传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摘 　要 : 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 , 作为培养语言人才的重要工具 , 外语教育在我国历史上存在已久。本文以年 代为脉络 , 概括了我国近现代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各时间段特点。 关键词 : 中国 ; 外语教育 ; 研究 ; 历史 [中图分类号 ] 　F590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3 - 6539 (2006) 08 - 0001 - 04 Abstract : With the expansion of cultural exchange ,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raining language practi2 tioners , finds its way long back into China’s history. This article trie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ing phases and their periodical character2 istic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in history and modern times in time sequence. Key words : China ;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 study ; history 　　“中国外语教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其独特 地位。中国第一所学校是外语学校 , 1862 年办 的京师同文馆。中国共产党早在其成立前办了一 所外语学校 , 1920 年的上海外国语学社 , 学生 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曹靖华 ⋯⋯等。外语教育是我国和世界各国交往的桥梁 工作。”其历史可上溯到元朝。 元朝 (1280～1368) 是我国以蒙古贵族为统 治核心的封建王朝。元朝政府将其统治下的人民 分成四等 : 一等是蒙古人 ; 二等是色目人 (包括 回回、哈剌鲁、钦察、斡罗思 ) ; 三等是汉人 (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 ,) ; 四等是南人 (也就是南宋遗民) 。元代将中央学校分为三类 : 一为“国子学”, 主要教授儒家学说 , 创立于元 世祖至元九年 (公元 1269 年) 。二为“蒙古国子 学”, 创立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 (公元 1271) 。 规定蒙古学生 70 人 , 色目学生 20 人 , 汉族学生 60 人 , 共为 150 人。以学习蒙文译为《通鉴节 要》为主 , 兼学算学。学成考核 , 精通者量授官 职。三为“回回国子学”, 创立于元世祖到元二 十六年 (1289 年) , 学生人数定为 50 人。限公卿 大夫及富民子弟入学。所学的不是蒙古文 , 而是 亦思替非文 (即波斯文) , 以培养官衙译史人才 为目的。学科授以回回文文字为主 , 专以培养诸 官衙译史人才为目的“亦思替非为波斯古代都城 之名 , 亦思替非文字者 , 波斯文字也。回回国子 学者 , 教习波斯文字者也。元时所谓回回文字 , 实波斯文字。”(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代 以后 , 明代教习外语的学校主要是“四夷馆”。 据《明史》卷七十四《志》第五十载 : “自永乐 五年 (公元 1407 年) , 外国朝贡 , 特设蒙古、女 直 (女真 ———笔者注 下同) 、西番 (西藏) 、西 天 (印度) 、回回、百夷 (傣族) 、高唱 (维吾 尔) 、缅甸八馆 , 置译字生、通事 , 通译语言文 字”。但此时八馆是以翻译语言文字为主 , 因而 还不是真正的外语学校 , 而是翻译机构 , 如翻译 局。直到明代宣德元年 (1426 年) 才“兼选官 民子弟 , 委官教肄 , 学士稽考课程”。明代永乐 年间 , 由于郑和、侯显相继出洋和出访后交往的 增多 , 外语教学受到重视。清初改名为四译馆 , 乾隆十三年 (1748 年) 合并八馆为西域、百夷 二馆。 明代之后 , 清政府开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 俄语学校 ———俄罗斯文馆。关于俄罗斯文馆建立 [作者简介 ] 李传松 (1932～ 　) , 男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 曾任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第一届委 员 , 现已退休。 1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外语版) 　　　　　　　2006 年第 8 期 　　　　　　　　　 (总第 138 期) 和发展有许多种说法 , 其中记载较详而可信的是 《康熙四十七年三月 , 设立俄罗斯学之上谕奏事 档》。1689 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到时 , 曾出现 过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法国人张诚担任翻译 , 这两 人暗地里和俄国使团戈洛文“里通外国”, 受贿 徇私 , 出卖机密 , 损及中国的根本利益。这只是 一例 , 清政府从 17 至 18 世纪初主要用西欧各国 传教士和在中国的俄国商人、学生、战俘担任中 俄之间翻译工作 , 这种有损中国利益的事不断发 生。康熙考虑到中俄交往之事日增 , 应培养自己 的俄语翻译 , 可防止外国人从中捣鬼。康熙四十 七年 (1708 年) 三月初八日 , 于是在南苑召见 大学士马齐 , 令其“询问蒙古旗内有愿习俄罗斯 文者 , 具奏”。十二日 , 马齐回奏已得 7 人 , 康 熙认为“甚少”, 令马齐“再于八旗蒙古、汉军 内”征集。至二十一日 , 征得“愿习俄罗斯文语 之监生、闲散子弟等六十八名”。当日 , 马齐即 赴畅春园面奏。康熙下旨 :“均令习之”。并命马 齐立即着手选择教师和校址 , 确定管理体制。经 中俄双方协商 , 俄方派俄商人瓦西里担任教习 , 并选定在俄国商团所在地俄罗斯馆 (俄国东正教 驻北京传教士团驻地 ———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 胡同) 内于康熙提出要办俄罗斯学馆后的第十六 天就正式开学。但开学不足两个月 , 由于俄国商 团离京回国 , 教师瓦西里辞职。马齐于上奏 , 建 议从镶黄旗满洲俄罗斯佐领中遴选“善于俄文 者 , 派为教授”, 康熙准奏。选定俄罗斯佐领库 兹马和伊凡两人任教 , 校址拟迁往左翼马市西北 大佛寺内 , 从此以后 , 这所俄语学校走上正规。 但到康熙五十年 (1711 年) 三月二十八日 , 库 兹马、伊凡以及后来任教的雅科夫等 3 人主动提 出 , 他们都是生长在中国的 , 俄语水平不高 , 教 了 3 年之后深感难以继续执教。上谕可于盛京 (即现辽宁) 、吉林、黑龙江等地在投降中国的俄 罗斯军人中招聘。俄国斯人尼堪经考核后录用。 经近 3 年的学习 , 清廷举行考试 , 在 68 名学生 只留下 27 人继续学习。此后 , 俄罗斯文馆的学 员基本上保在 25 至 27 名学员 , 另有少数候补学 员 , 在正式学员升迁或病故等情况 , 即于递补。 从康熙五十年五月初一日起 , 为使师生安心教 学 , 清政府按月每人给钱两千。清廷为免除“俄 文学生无一正途 , 不肯勤学”的后顾之忧 , 决定 “每人授给一职”, 即俄文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即特 授一官职。俄罗斯文馆于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年) 由原属内阁典籍厅升级改属内阁管辖 , 更名 为“内阁俄罗斯文馆”。并移址到“东华门外北 大街俗名北池子”。 另一资料记载 , 俄罗斯文馆是培养清政府同 俄罗斯政府办理外交和商务官员的学校 , 并非单 纯培养翻译。每 5 年进行一次考试 , 按成绩分成 3 等 : 一等授七品官 , 复试仍一等者授以主事的 实职 ; 二等者授九品官 ; 三等者留馆继续学习。 正因为考试和升迁结合 , 因而这种考试的要求比 较严格。俄罗斯文馆到 1860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 订之后 , 根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 , 开始增设 别的外语 , 从开办起历时 154 年 , 最后并入京师 同文馆。京师同文馆的创建开始了我国外国教育 全新的时代。 从京师同文馆成立 (1862 年) 至今的 140 多 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外语教育出现六次高潮 , 每 次都处于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 , 都起了重大推进 历史的作用 ,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一次高潮从 1862 年至 19 世纪末。在 1862 年设立京师同文官之后 , 1863 年在上海成立了 上海广方言馆 , 1864 年广州设立了广州广方言 馆 , 1893 年在武昌设立自强学堂 , 这 4 所外语 学府设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四座中心城 市形成一种甚具气势的外语教育格局。同时办起 了一批军事学校和科技学校如福建建船政学堂 (1866 年) 、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机器学堂 (1867 年) 、天津电报学堂 (1879 年) 、上海电报学堂 (1880 年) 、天津水师学堂 (1881 年) 、天津武备 学堂 (1886 年) 、湖北武备学堂 (1895 年) 等。 这类学堂大多聘请外籍人员用外语授课 , 学生入 学后均需先学外语 ; 在正式上课时 , 外语也是重 要的课目。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是由当时的洋务运 动的需要。1894 年至 1895 年甲午战争爆发 , 清 政府惨败 , 洋务运动破产。光绪、翁同 、康有 为、梁启超等掀起维新运动 , 维新首先从教育入 手主张废科举 , 办学堂 , 按清光绪二十八年、二 十九年所颁布的“壬寅”、“癸卯”学制中 , 中学 堂以上均开设外语课 , 因而我国大中学普遍开设 外语课应以 1903 年为起点。当时正处于清廷濒 临崩溃的转折时期。在这个高潮中产生了严复、 颜惠庆、顾维钧、邓世昌等一批历史人物。 第二次高潮在 1919 年前后。这次高潮的形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外语版) 　　　　　　　2006 年第 8 期 　　　　　　　　　 (总第 138 期) 成和出国留学有密切的关系。1911 年清华学堂 的成立是个重要的标志 , 清华的方针是“所有办 法均照美国学堂 , 以便学生熟悉课程 , 到美入学 可无扦格”。根据这一方针在校内英语取代了汉 语 , 除几门国学课程 (国文和中国史地) 外 , 其 余课程全用英语讲授。清华学堂成立之前 , 相当 多的教会大学已经是“根在国外、权在教会、西 人为主、外国方式。”我国一批学术界的巨子都 从此而出 , 如竺可桢、茅以升、严济时、胡适、 赵元任、林语堂等。不仅如此 , 由于赴欧勤工俭 学运动开展 , 各种外语 (尤其是法语) 短期培训 在全国大中城市如雨后春笋。俄语学习也由于 1920 年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成立进入到一个新的 历史阶段。当时留学热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 , 中国青年通过留学到世界各国去寻求救国图强 , 报效祖国的方法和途径。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朱德 ⋯⋯等都 是在这一高潮中接触外语 , 出国留学的。 第三次高潮是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抗日战争后 , 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是面临必须抉 择的问题 , 外语学习又一次掀起一个高潮。国民 党统治区的英语教学和解放区的俄语教学都备受 重视 , 都有一些前所未有的措施。1948 年这时 全国大陆即将解放 ,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将告结 束 , 1948 年 3 月 5 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友会礼堂 举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 选举产生 了由范存忠、沈同洽、陆殿扬、张士一、初大 告、柳无忌、朱光潜、钱歌川、吕叔湘、陈福 田、任泰、袁家骅等 21 人为理事 , 潘家洵、谢 文炳、温源宁等 9 人为候补理事的理事会 ; 由杨 宪益、曹未风等 7 人为监事、沈开骥等 3 人为候 补监事的监事会。甚至到 1948 年 12 月 , 国民党 政府还公布了一份《初、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 准》。在解放区也是在 1948 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 成立外事学校 , 由中央外事组领导。在东北 , 1946 年 6 月 , 延安外国语学校经中共北满分局 书记陈云等同志讨论决定在哈尔滨复校 , 定名为 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 , 由总部 参谋长刘亚楼任校长。 第四次高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 在全国范围 内兴起的“俄语热”。这是俄语一支独秀的学习 外语的高潮 , 是由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政 策所决定 , 当时中苏关系的实际发展也确有需 要。这第四次学习俄语的高潮是在广原的思想基 础上开展 , 这个思想基础就是对党和新中国的拥 护和热爱 , 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憧憬。当时流行 着一句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学 习了俄语就可以直接接触苏联的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 , 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 把学习俄语作 为一种要求进步 , 响应党的号召 , 积极投身社会 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 , 因而不仅青少年学者 , 包 括许多学有所成的专家、教授如马寅初、朱光潜 等也不例外。这种精神在现英语学子对朝鲜战 争的态度上 : 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后 , 北京、上海 外国语学校的英语学生踊跃报名参军 , 英文部的 男生几乎全部获准赴朝 , 参加对美军俘虏的教育 管理工作。周珏良教授也赴朝。1951 年 1 月华 东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福建等地参加抗美 援朝军事干部学校英文学员达 500 人 , 分配到北 京外国语学院校学习英语、法语、德语 , 按调干 待遇 , 其中不少后又陆续派出国学习。这批学生 中不少人成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外语教育事业 的骨干 , 成为驻外使节和著名外语专家、学者。 第五次高潮出现在 1964 年 , 具体标志是 《外语教育七年计划纲要》的制定。这是在“三 年困难时期”之后 , 我国的国内外形式好转 , 我 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 国际活动日益增多 , 急需 大力抓好外语干部培养的应急措施。为外语教育 的发展由党中央国务院来制定发展计划 , 在中外 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遗憾的是中国计划仅仅实 施了两年 , 就被十年浩劫所中止 , 不仅没有得到 应有发展 , 而且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和摧毁。 否极泰来 ,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 , 宣告 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 路线、方针、政策 , 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全新的时 代 , 也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全面、持续的新的 高潮。以前的高潮往往更多地和外交直接相关。 这次的高潮远远地超出了外交领域 , 而是为中国 走向世界 , 让世界了解中国 , 扫除语言上的障 碍。在所有领域中 , 铺设中外交往的语言通道 , 外语教育则正如张奚若所说的“外语教育就是中 外友好交往、合作的桥梁工程”。中国外语教育 长期以来备受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怀 , 尤其是在新 中国成立以来 , 几乎事无大小都受到周恩来总理 的支持和指导。中国外语教育也凝聚着几代各方 面人士的关注。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先驱邹韬奋亲 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外语版) 　　　　　　　2006 年第 8 期 　　　　　　　　　 (总第 138 期) 自参加过外语教学 , 在推广直接教学法做出过重 要的贡献。中国语言学的大家吕叔湘先生写下一 本《中国学英文》, 出版于解放前。1962 年再版 改名为《中国人学英语》, 是本难得的、指导英 文学习的好书。 中国的外语教育不仅局限于专业 , 与留学事 业紧密相关 , 而且中国的外语教育还直接影响到 各门学科 , 不论文、理、农、工、医、政、法、 财 , 掌握一门外语或几门外语就如虎添翼 , 这可 以说既是专业 , 又是其他专业的工具 , 对近现代 中国其他专业学科起着不同意义和作用。外语教 育所培养的人才。现在我国不少大学本科外语专 业人才活跃在外语、外交、外贸、教育、文艺、 金融、新闻、社科研究、旅游以及各口、笔翻译 部门 , 甚至体育和广播电视等领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接第 18 页) 审美期待也向多元化和趋异化方向发展。无论从 读者还是从文本方面 , 文学作品的复译都是必须 的 , 所以文学作品的复译在某种程度上使原作的 生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得以拓展和延伸。 　　四、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的复译的 根源并不如邹韬奋先生所谓的“不太经济”那么 简单 , 本文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厚今薄古贬低张译 本抬高成译本 , 因为无论从译作的艺术水平 , 还 是从译作的发行量 , 张译本决不亚于成译本 ; 而 是借此对比分析探讨文学作品复译现象的根源 , 说明复译的必要性 , 改变那种不加区分地贬低复 译的论调。 参考文献 : [1 ] Hermans , T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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