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校勘学释例》

陈垣《校勘学释例》 陈垣校勘方法论 北京师范大学 邓瑞全 【内容提要】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校法四例”，将历代校勘古籍的方法归纳概括为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并对每种方法的内涵和具体操作方法作了详细的解释和 说明，第一次勾勒出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体系， 特别是将考证的方法融入校勘实践之中， 极大地丰富了校勘学的内容。 校勘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以校勘成名家者颇不乏人。迨至清乾嘉时期，朴学大兴，校勘之学趋于鼎盛，校勘大家迭出，校勘名著众多，成就斐然。就校勘方法而言，前代学者在校勘古籍的实践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尝试使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但缺乏对这些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系统归纳和概括。因此，当1931年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称《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出版后，学界为之震惊。孙楷第评论说:“《元典章释例》捧阅再三，体大思精，盖为绝学，读之忻惊无似!清儒校勘最精，从无开示体例如公之此书所为者。”[1]而胡适则称之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认为“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 [2] 《校勘学释例》的问世，使古籍校勘结束了自然、随意的状态，有了准确的理论指导 ，特别是校勘方法论，贯通古今，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陈垣的校勘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校勘学释例》卷6之《校法四例》和《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中。《校法四例》包括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四种，虽然是校勘《元典章》一书所用的方法，但基本上是对历代校勘方法的归纳和，因此一经提出，很快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可。在这四种方法之外，又有集校、汇校等提法，但集校和汇校不是独立的校勘方法，而是出校的一种方式。 “校法四例”堪称是中国古籍校勘方法论的科学概括，是陈垣校勘学的精义所在。 一、对校法的方法和原则 在校勘实践中，这四种校勘方法不是孤立使用的，在不同条件下，在不同工作阶段，可以使用其中一种，也可以同时使用其中几种，对此陈垣有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对校是要校出底本、祖本或别本的异同，是一个获得异文、发现错误的过程。陈垣解释说:“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误可疑也”，“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3] 陈垣强调:“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3]他认为在校勘四法中，对校法是第一位的，这是他在校勘实践中的深切体会。在“校法四例”中，陈垣指出有两种情况非用对校不可。第一种:“有非对校决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可疑也。”如沈刻《元典章》之“刑部”卷1页5“延,ò,@?四年正月”，元刻本作“闰正月”。又如同一页“大德三年三月”，元刻本作“五月”。[3]只看字句表面，没有版本之间的对校，不可能知道错误在哪里。 第二种:“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如沈刻《元典章》之“户部”卷7页12“每月五十五日”，元刻本作“每五月十五日”。又如“兵部”卷3页7“该六 十二日奏”，元刻本作“六月二十日奏”。[3]文中的错误很容易发现，但如果没有版本之间的对校，则无法知道错在何处，搞不清是五日还是十五日，是六日还是十二日。由此可以看出对校的重要性。对校是校勘过程中必须经过的步骤，必须使用的方法。 《释例》中强调对校的地方很多。如“误连上下文例”说:“又有两段或两段之间，中有脱文，遂至两条混为一条，非发现脱文，不知其症结何在”。[3]发现脱文只能靠对校。又如卷5:“所误为元时所有之地名，而未指明隶属，则非用对校法，莫知其误。”还有:“地名误作非地名，有时亦非对校不可。”涉及书籍内容的具体方面，也只有靠对校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3] 在陈垣提出的校勘四法中，胡适于对校法最为赞赏，推崇备至。胡适说:“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释例》有可以永久作为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拚得用极笨的死功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如阙文，如错简，如倒叶，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想。故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2]胡适认为“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 陈垣也认为对校最为可靠，他曾说:“校勘当先用对校法。”又说:“他校费力而未必中，不如对校之省力而得其真。”[4]他晚年在《关于徐氏庖言》一文中，又曾说过“理校不如对校稳当”的话。[5]可见他对对校的重视，校勘古籍不能越过这个步骤。 但是，陈垣并没有把对校的作用绝对化，这同胡适的观点是有较大区别的(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由于对校法的主旨在于“校异同，不校是非”，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得到原作者的底稿，所见到的多是较早的传本，甚至是普通的本子，所以对校虽能发现异同，但有时难以判断正误。古籍校勘的目的应该是改正错误，存真复原，还古籍本来面目，仅仅用对校一种方法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二、对校与版本分析与选择 对校中版本是关键。陈垣认为版本的种类、时代、优劣，直接关系到校勘工作能否成功。他在《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中强调“校书当蓄异本”，并举清人赵绍祖《通鉴注商》为例。《晋书》卷65《王导传》有一句话:“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引用。赵绍祖认为《资治通鉴》引用错误，“江河之异”应作“ 江山之异”。赵绍祖根据的是明监本、汲古阁本和清殿本《晋书》，而时代更早的宋刻本《晋书》确实作“江河之异”。陈垣感慨地说:“赵君既诬《通鉴》，又诬胡注，皆株守一书，不讲求版本之过。”[4] 陈垣强调校勘不仅要广蓄异本，而且要充分利用古本和善本。一般而言，一种古籍的版本当然是多多益善，版本越多，可供比较的各种异文资料也越多。但校勘要讲究版本质量，古本、善本对于校勘的作用更大，一部古本或善本，可能比十部普通的版本还要有价值。能否搜求到好版本，关系到校勘工作的成败，因此陈垣说:“对校贵有佳本。”如校勘《元典章》，尽管陈垣很早就有意于此，但由于没有得到理想的版本，迟迟未能进行。直到1925年在故宫发现元刻本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完成。如果没有元刻本，这一校勘工作很难顺利完成，更谈不上取得成功了。也正因为有了元刻本，陈垣才能够校出沈刻本的那么多错误，从而完成校勘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陈垣虽然重视古本和善本，但他从不迷信宋元旧版，从不认为宋元旧版一切都好。对于时代稍晚的版本，只要印校俱精，他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肯定，这和清代一些校勘学家有很大不同。他校《元典章》时，发现元刻本的一些错误已经沈刻本纠正，因此特 写出“元本误字经沈刻改正不校例”一条，肯定了沈刻本的贡献和价值。又如他在《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指出宋本误而明本不误的地方多处，也即此意。总之，他既强调宋元旧版在校勘中的重要作用，又不过分迷信。 陈垣特别重视分析版本源流，依据版本系统考察版本的流传过程，这对校勘有重要的意义。如他分析《资治通鉴》的版本源流时说:“若不论其支派，而论其单传，则元,ò,@?杭州本为祖本，绍兴初余姚覆刻元,ò,@?本，为第一传;元至元初燕京兴文 署覆刻绍兴本，为第二传;元末临海刻胡注，即用兴文署正文，为第三传;清嘉庆末，鄱阳胡氏重雕胡注，为第四传。”[4]对版本的分析研究，就是对各种异文资料的分析研究，是校勘前的重要准备工作。没有对版本系统、版本源流的分析，则会以孙为祖，以流为源，越校越乱，反而无所适从。异文材料的渊源和构成清楚了，才能决定取舍，判断正误，分析致误原因，得出正确结论。 三、本校、他校及理校的方法和原则 校勘四法中的另外三种校法是本校、他校和理校，这是在不同条件下采用的校勘方法。凡校勘古籍，应该首先用对校，然后依次用本校和他校，最后才能用理校，这是陈垣校勘学理论中的基本方法体系。本校、他校、理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可以帮助判定是非，改正错误。 关于本校法，陈垣说:“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3]本校法是在对全书内容、体例包括作者情况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在没有别的版本可供校勘的情况下，采用本书前后互证，以发现矛盾之处。陈垣最初校勘《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发现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取得了初步成果。[3]至于全书字句前后矛盾或难以疏解的地方，有时不必需要异本对校，仅依据本书就可以得出正确判断。 关于他校法，陈垣说:“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丁国钧之《晋书校文》，岑刻之《,旧唐书,校勘记》，皆此法也。”[3]他校法要求搜集掌握他书有关本书的资料，作为校勘的参考。如他发现《元典章》沈刻本与元刻本都有“纳尖尖”和“纳失失”的字样，不知何意，虽然怀疑有误，但对校、本校未能发现问题。后来查对《元史》卷77《祭祀志》和卷78《舆服志》，才知道应该是“纳失失”，元刻本和沈家本刻本都错了，于是刻书、抄书过程中因字形相近而出现的错误才得以纠正。 陈垣还曾经用《通典》和《册府元龟》补过《魏书》、《周书》的缺页，这是利用他校法最精彩的案例，久为学术界惊叹。[1](P58-63)不过古人引书并不一定全引原文，有时是节录或转引大意，这是在利用他校法时必须注意的。 关于理校法，陈垣引用段玉裁的话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定其是非”的过程，就是理校法。他进一步指出:“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3]理校法的根据是义理而不是版本等其他材料依据。陈垣认为理校法也是科学的校勘方法，但他强调要慎重，要掌握分寸。他的原则是:“非有确证，不敢藉理校而凭臆见。”[3]理校也要有确凿的证据，不能以理校为借口而随意改动。认为只有像钱大昕、段玉裁、王氏父子等学问渊博深厚的通识之士，才能使用理校法。 四、校勘方法与考证学 在校勘四法中，对校是非常客观的，是校勘最基本的方法，其它三种则是分析考证的方法。在校勘实践中，陈垣总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除了文字词句的校勘之外，陈垣还特别重视史实的校勘。注重史实的校勘，实际已经进入考证学的范围。 陈垣的很多精彩校勘案例实际上是通过精辟的考证来实现的。《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中有这样一个例子:鄱阳胡氏覆刻《通鉴音注》，其中有一条胡三省的注:“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韩,ò@?其人也。”断句为:“世固有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韩,ò@?其人也。”陈垣认为这个注不可理解，因为胡三省与韩,ò@?有相似的遭遇，胡三省不可能这样韩,ò@?。这就是理校法，是根据自己丰富通达的学识对这段文字提出疑问。至于问题出在哪里，还要进一步寻找证据。陈垣后来看到元刻本和明刻本，果然是胡刻意改“行”为“能”，原文应该是:“世固有知之言而不行，究于行者，韩,ò@?其人也。”完全是胡三省称赞韩,ò@?的话。不用对校，只能发现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利用对校，则豁然通晓。这是将校勘学和考证学完美结合起来而得出的结果。 校勘和考证的结合，将考证融入具体的校勘实践，正是陈垣校勘学的独到之处，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大量精校的专书之中，一方面体现在诸书题识及读书札记之中。清代学者一般都能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诸法，善于把和目录版本研究的成果用于校勘。但是由于各自学术特点的不同，在校勘上又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清代校勘的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多本进行对照或根据前人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二是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本证，旁证，反证校正文句原始的讹误。三是根据多发现的著书人原定的体例，刊正所有的讹误。四是根据其他相关材料，校正原书的错漏。 总起来说，清代的校勘成就辉煌，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明显的标志。在广泛实践个丰富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学术争论，校勘学理论也随之迅速发展，大体形成了以版本，目录，文字，音韵，训诂诸学为依据的一般理论，方法和通例的体系。但是由于在解经和校勘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实际上，清代学者的理论观念里，校勘并未独立，其理论研究也是停留在具体类例的归纳上。 清代校勘学十分兴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专书校勘的深入而广泛，许多学者亲自校勘了许多典籍古书，取得了丰富的校勘实践经验;二是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等专门学科的发展，许多学者都精通小学，熟悉文献，具有多方面知识修养，取得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自顾炎武开始，清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校勘学者，提出了卓越的校勘学理论观点，归纳了许多切实的校勘通例，并且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一是以卢文弨、顾广圻为代表，强调保持原貌，主张说明异文正误而不作更改;二是以戴震、段玉裁、“二王”、俞樾为代表，要求广泛搜集包括版本以外的各种异文材料，明确主张订讹勘误，敢于改正误字。 顾炎武为清代校勘学的始祖，他倡导实朴的“古风”，发扬了古文献考据学的传统。顾炎武的校勘学思想首先重在恢复古文献学的原貌及愿义，他十分提倡怀疑精神和辨伪意识，提出许多既能继前人之说又能有所发明的观点，且言之有据。他对古音学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代表著作为《音学五书》，为以古音为基础的训诂理论奠定了基础，也对校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考古辨误的需要，他还十分重视金石文字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总言之，顾炎武的 “复古”主张，在古文献校勘上有积极的意义，其利用古音材料、金石文字材料校勘古籍的论述及实践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清朝校勘两个流派中，主张订讹勘误，敢于改正误字的段玉裁，长于经学、小学和校勘，他提出校勘应分两步，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定立说之是非，其校勘从成果到观点理论两方面皆相当显著，《说文解字注》为其代表作。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段玉裁为力图恢复许书原貌，引三百余种古籍文字为证，为后人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顾广圻:他精于版本对校，并且重视本校和他校，曾经总结说:“凡校书之法，必将本书透底明白，然后下笔。必将本书引用之书透底明白，然后可以下笔。”对校是他最为擅长的校勘方法，有五点值得注意:一是重视宋，元时代之旧本，然不迷信之。二是考察版本系统和源流，提纲挈领，确定底本和校本，择善而从之。三是广泛搜集他书资料以助校勘。四是注意借鉴他人校勘成果。五是注意所校之书的内容，体例，文体及语言特色。他奉行“不校校之”的原则，反对轻易改字。“不校校之”的思想反映了他对校勘的一种理性的认识，也是其核心的校勘学思想。校勘为使古籍恢复原貌;反之则为越校越乱，离古书原貌越来越远，旧错未除，又添新谬。“不校校之”思想强调的是校勘时，不妄加修改，主观臆改。强调善思，而非膳改。总之，顾广圻以版本为核心，强调校勘前应尽可能搜集古本，善本，加强对版本的研究;在具体的校勘实践中，强调版本的对校，注意对不同版本译文的处理。后人因此称其为清代对校勘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后世影响深远，并为后世学者所认同。 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世称高邮二王。二王精通小学且长与校勘。他们在校勘学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从大量专书校勘成果中所阐述或体现出来的理论方法，并且具体归纳出许多校勘通例，从而使校勘学理论大体形成体系，影响深远。 王念孙: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主要著有《读书杂志》八十二卷、《 广雅疏证 》十卷及《馀编》二卷等。其中，《读书杂志》所校古书有《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九种。又附研究汉代碑文的《汉隶拾遗》一种，共四千八百九十六条。余编二卷，包括《后汉书》、《老子》、 《庄子》、《吕氏春秋》、《韩子》、《法言》、《楚辞》、《文选》。其中以《淮南内篇》最为显著。考释其中的部分词语，将校勘与训诂结合，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文献知识，用丰富的材料校正原书中的文字讹误和句读错乱，考辩音训异同，疏通全句，正确反映原意，校释精审，是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词语的重要参考书。以道藏本《淮南子》为主，参以群书所引，凡所订正，共九百余条。推其致误原因之种种，归纳出各类通例，计有六十二类之多,概括了古籍文字的误，脱，衍，倒等各类错误，归纳了文字致物误的许多类型。虽然归类过于具体，不免稍为繁细，但也标志着校勘学的发展进步，已经从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深入到了具体法则的规律探索。 王引之:他的《经义述闻》为校勘学巨著。在其父王念孙归纳法的启发和推动下，撰写了《通说》，更进一步归纳整理经籍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探讨了其通有的规律性问题。总结截经错误的原因，经籍文字错误的原因，多为校勘学的理论探讨。在文字，音韵，训诂，辞章上找出错误的原因。归纳出校勘通例，辨析注疏释文与经文异同。王引之的归纳方法比其 父的方法具有更普遍的概括性与理论性，已从致误的具体原因提高到小学理论和校勘理论上予以分析归纳。虽然他概括的通例还不够全面完备，但却从此开始了归纳各类通例的总结讨论，标志着古代校勘学理论到达形成阶段。但同时可以看到，他的总结通例包括解经和校勘两方面，实际上以解经为主，辅以校勘，因而又启发后来学者总结校读类似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