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吴组缃与“抗战人名诗”——老舍致吴组缃七封信考释，兼谈人名诗的唱和

老舍、吴组缃与“抗战人名诗”——老舍致吴组缃七封信考释，兼谈人名诗的唱和老舍、吴组缃与“抗战人名诗”——老舍致吴组缃七封信考释，兼谈人名诗的唱和方锡德【内容提要】新发现的老舍、王冶秋等作家的书信、吴组缃的手稿和相关文献资料说明，1940年代发生于重庆文坛上的人名诗写作活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并在1941年4月达到高潮。这一诗歌写作活动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境遇中，现代作家吁求团结抗战的一次发自内心的情感抒发，也是作家文学交游中的一次才华展示。现代作家人名诗的写作，使得近体诗中的这种特殊诗体，在中华民族抗战的时代，生发出新的光彩。【关键词】人名诗/抗战/老舍/吴组缃/王冶秋/郭沫若/姚蓬子抗战期间，重庆文坛上曾经出现过一次“抗战人名诗”的写作与唱和的文学活动。这一文学活动，不仅在当时产生过较为广泛的影响，而且至今传为佳话。与战时重庆文坛上诸多有影响的文学活动明显不同，抗战人名诗的写作，并非官方或民间团体等“组织”主办，也没有党派色彩的干预。它的出现，更多地带有自发的性质，是现代作家在强烈的国族意识下，发自内心的一次情感抒发，是作家在文学交游中的一次才华展示。它传承了中国文学精神中的宝贵传统，并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发扬光大。然而抗战期间这一文学活动的原初图景，至今仍未得到较为完整的叙述;其本身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阐发。相反，自从吴组缃本人1982年在《〈老舍幽默文集〉序》?中简略地回忆了这一事件以来，又经过1994年田仲济的回忆散文《苦中寻乐人名诗》?的发表，再加上诸多报刊“花边文学”将之作为文人佳话的渲染，网络写手将之当成现代作家轶事的“添枝加叶”的重写，这一文学事件的叙述已经相当混乱。其间虽然有孙倩的研究论文《抗日统一战线话语下的文学空间——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研究》?的发表，却并不能阻止当今发达的大众传媒以讹传讹的流播。本文依据新发现的相关材料，以考释为主，试图尽可能地描述这一文学活动中的某些基本事实，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但无法做到真正还原——这一文学活动的原初图景，而对人名诗的内容和这一文学活动中的诸多事件，不打算过多地去进行意义的阐释。因为如果连历史事件的原初面貌都被变形或扭曲，那么阐发的意义究竟如何，也就不难想见。老舍信函手迹吴组缃信函手迹一、吴组缃人名诗《与抗战有关》的发表1941年4月4日，重庆《新蜀报》副刊《蜀道》在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吴组缃题为《与抗战有关——近体诗十首》的“抗战人名诗”。在这些诗作中，吴组缃以创格的近体诗，抒发心中的郁结，在民族存亡关头吁求中国作家团结御敌，诗风古朴隽逸，直追唐人风致。为了完整地呈现这七首五绝和三首五律的面貌，现将这些曾经引起当时文坛广泛注意的诗作抄录如下:雨过霁野柳无垢，霞村荆有麟(有晚唐风，冶秋批);长虹刘白羽，火雪明华林。田家芳草何其芳，艾芜蒋牧良;田间罗黑芷，高植黄芝岗。城望满城王冶秋，郭沫若洪流;碧野张天翼，胡风陈北鸥(老舍句。直追老杜，冶秋批)。晚凉葛琴闻一多，陈子展高歌;小默臧云远，梁宗岱立波。八月平陵何谷天，梁实秋光潜;沙雁陈芦荻，绀弩黄药眠。幽怀巴金凌叔华，大雨周楞伽;柔石蹇先艾，朱溪陈梦家。梵怨恨水张春桥，丽尼陈梦韶;何容徐玉诺，常任侠圣陶(酷似义山，冶秋批)。野兴望道郭源新，芦焚苏雪林;烽白朗霁野，山草明霞村(老舍句)。梅雨周而复，蒲风叶以群;素园陈瘦竹(直是长吉句，冶秋批)，老舍谢冰心。归棹凡海严既澄，一苇徐转蓬;波儿袁水拍，蓬子落华生。碧野陆小曼，白薇叶永蓁;志摩卢冀野，王统照沙汀。边解皑岚盛焕明，王统照东平;李守章曹白，柳无忌艾青。周全平迪鹤，孟十还沉樱;老向黄庐隐(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句相当，自批)，丁玲朱自清。一个星期之后的1941年4月11日，由夏衍刚刚创办的香港《华商报》，就在其副刊《灯塔》的显著位置转发了吴组缃的这十首诗。稍有不同的是，《华商报》副刊编者做了两处改动:一是将副题改为“集作家名近体诗十首”，二是删掉了原诗中所有的批注。副刊编者改动原作的副题，也许是为了更加突出采用作家人名为诗的特色;而删除批注，则很可能是副刊版面确实有限。当吴组缃创作的十首“抗战人名诗”再次完整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就不难发现，1980年代以来流传的关于这一文学活动的诸种说法，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够确切的地方:(1)这十首人名诗中，并没有老舍的完整创作，而只有老舍的三联诗句，即“胡风陈北鸥”、“山草明霞村”和“蒲风叶以群”。因此，1999年版《老舍全集》第13卷和张桂兴《老舍旧体诗辑注(修订本)》所收题为《集文艺界人名联句》的两首人名诗，在技术处理上就不够严谨周全。他们依据的是吴组缃1982年《〈老舍幽默文集〉序》中的回忆，而实际上，吴组缃在序中并没有明确指出他记忆中的这两首人名诗就是老舍的创作。当然，一定要将这两首人名诗看成老舍的创作，也未尝不可，但至少应当注明是老舍和吴组缃的共同创作。这样处理，不仅是尊重历史的本来面貌，更是尊重两位作家的深厚友谊。(2)1994年田仲济在回忆散文《苦中寻乐人名诗》中，抄录了抗战时期吴组缃给他题写的九首人名诗(包括《野望》、《归棹》、《边解》、《有感》、《忆昔》等五首律诗，《城望》、《晚凉》、《梵怨》、《幽怀》等四首绝句)，并把人名诗的写作与唱和的时间定在1942年，而且认为“报纸、杂志上从未刊载过”，显然不确。那么，老舍与“抗战人名诗”还有关系么,新发现的老舍致吴组缃的七封书信及相关史料证明，老舍不仅自己写作人名诗，而且还是“抗战人名诗”写作的实际倡导者与推动者。二、老舍的前三封信与人名诗的联句吴组缃1982年在《〈老舍幽默文集〉序》中，曾经凭记忆列举了《忆昔》、《野望》等三首人名诗，并谈到人名诗写作的动因:在重庆最无聊的是空袭中躲防空洞的时候。常常进了洞就出不来，久久闷坐着，无以自遣。后来我们就拿文艺界的人名拼凑诗句。一次，老舍把膝头一拍，对我说:“大雨洗星海～看这一句有多雄阔～有本领，你对～”我对上句“长虹穆木天”，他也说不差。一次我说“你听这一句:梅雨周而复。”他想了想拍手说:“蒲风叶以群～多棒～”这两联，以后凑成两首五律，并加上了标题„„这种人名诗，老舍不认为只是无聊消遣，说这也体现着文艺界大团结，彼此不存畛域的意思;又添了许多首加上《与抗战有关》的总题目，送到《新蜀报副刊》发表出来。不难看出，即便吴组缃是博闻强记之人，他的这些回忆也明显地经过文学手法的加工。虽然与同样经历了这一文学事件的当事人田仲济的回忆相比，错误要少得多，但依然出现了一些误差。其中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忆昔》当年并没有在《新蜀报》副刊《蜀道》发表;二是他回忆中的三首人名诗，与当年实际创作的律诗对比，诗题和诗句都有一些变动。不过，这些都可以通过史实的求证，而比较容易地得到纠正。更值得注意的，还是他在回忆性叙述中所强调的人名诗写作的两点动因:一是在日军飞机空袭中躲防空洞的时候，老舍和他拿作家人名拼凑诗句以自遣;二是人名诗的写作与抗战有关，体现着文艺界的大团结，不只是无聊消遣，所以不仅写作，而且要发表出来。把1939,1941年间重庆主要报纸《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对于日军飞机轰炸重庆的报道，与《冯玉祥日记》所载老舍、吴组缃有可能一起躲防空洞的日期比照参证，现在还无法确定人名诗写作活动的初始时间。依据现有材料推断，人名诗从写作到发表，其间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一写作过程有可能开始于1939年5月上旬的重庆大轰炸，到1941年4月吴组缃的十首人名诗发表时达到高潮，此后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在这个过程中，老舍不仅参与其事，而且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作出这一推断，除了上述历史文献资料的查考外，更重要的证据就是新发现的老舍致吴组缃的信。这些信件大多与人名诗有关，其中的前三封信，看来写作于吴组缃的十首人名诗发表之前:(一)组缃兄:防空证收到，前已函陈，大概信迟，或竟自丢了，也未可知～下星期如能分身定当到陈桥去看先生及诸兄;终日忙乱，屡屡失信，太对不起了～文协友人不许我走，我只好取折中办法，改选后到成都讲演半月，以免完全失信。我家与何家住址，容到陈桥写下，先谢谢先生与您的关切～成都文协分会的通俗文艺请先生赐诗——交我转寄。小说写好没有,诗，每日只能写数行，到今日才有500行，如何是好,～匆匆，祝吉～伯峻兄安～弟舍躬十三(二)组缃兄:今日午后见到先生，说明大会后再赴乡间，长期住下;特此奉闻，顺祝笔健～伯峻兄墨健～弟舍躬十三晚蒲风叶以群，“以”妙绝，对吧～(三)组缃兄:昨晚奉函，忘了写二家住址，甚为荒唐～(1)北平平则门内宫门口西三条八号胡玉贞(2)北平平则门内宫门口青塔寺五号何欣多分神，极谢～米已涨至125元，面则25元了～而且买不到～匆匆，祝吉～弟舍躬十四早这三封信都没有注明年月，信封也没有保存下来，这为写作时间的判断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现在只能依据信函的内容进行求证。我初步推断，这三封信大概都写于1940年3月间。理由如下:(1)这三封信都使用了“抗到底半月刊社”的信笺。《抗到底》半月刊本是冯玉祥支持的抗战刊物，由何容、老向具体负责编辑出版。1939年12月，《抗到底》出至第26期，由于稿件缺乏，印刷困难，冯玉祥决定停办这一刊物。战时物资紧张，备用信笺不会留下太多，因而使用“抗到底半月刊社”的信笺也不会延续太长时间。幸存的何容致吴组缃的信件中，继续使用这一信笺最晚的时间在1940年1月29日，比老舍继续使用这一信笺的时间略早。老舍1939年12月9日从北路慰劳团返回重庆以后，一直住在何容处，因而有可能使用“抗到底半月刊社”剩余的信笺。而1940年4月下旬，老舍应冯玉祥邀请，迁居到市郊陈家桥冯玉祥公馆，已经不可能再使用这些信笺。(2)第一封信的写作时间，老舍署为“十三”日，应当可以判定是1940年3月13日。根据是老舍信中的一句话:“诗，每日只能写数行，到今日才有500行，如何是好,～”这里的“诗”，当然是指长诗《剑北篇》。老舍自1940年2月开始写作《剑北篇》，一直为长诗的写作进度缓慢而苦恼。1940年3月26日《大公报?战线》刊发《剑北篇》第一段《小引》、第二段《蓉城——剑阁》时，同时刊发了老舍3月4日给友人的信《关于这首诗》。信中说《剑北篇》的写作“动手有一个月了，仅得四百行;平均每日只能凑成一二十句。”?按照这一说法推算，《剑北篇》写成400行的时间约在1940年3月4日，而老舍的写作进度又是平均每天一二十行，那么写成500行的时间，应该在3月中旬，而不可能拖到4月。《剑北篇》第一、二段和第三、四段共约536行，而第三、广元》、《汉中——留侯祠》)发表于1940年4月出版的四两段(《剑门——赵清阁主编的《弹花》半月刊第3卷第6、7期合刊时，其写作时间标注为“1940年3月作”。准此，老舍的《剑北篇》写至500行的时间——也就是这第一封信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940年3月13日。(3)第二、三封信的写作时间分别署为“十三晚”、“十四早”。这是两封连续的信，第三封信是对第二封信的补充，实际可以看成一封信。由第一封信中的“我家与何家住址，容到陈桥写下”，而第三封信中就已经写下了老舍与何容两家在北平的住址(两家的收信人中，胡玉贞即胡絮青，何欣为何容长子)来看，这两封信肯定写于第一封信之后。但实际上老舍还没有去陈家桥，就已经写下了两家在北平的住址。这可能是当天午后就见到了冯玉祥，并向冯说明“大会后再赴乡间，长期住下”，因而暂时不必“分身”去陈家桥看望冯玉祥及“诸兄”了。老舍1940年5月15日致郁达夫信中说:“现在，我是硬放了自己的假，来到乡间赶写长诗”?。后来，他又在《八方风雨》中回忆说，1940年夏天住在陈家桥冯公馆的花园里写《剑北篇》?。因此，这封信里所说的“赴乡间，长期住下”，显然是指他接受了冯玉祥的邀请并做出的安排。而与老舍、冯玉祥都有关系的“大会”，也只可能是1940年4月7日在国泰饭店召开的“文协”成立两周年重庆全体会员大会。所以这两封信也只能写于4月7日之前。这样看来，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应该写于同一天，都是3月13日。较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3月13日这一天的上午，老舍刚刚给吴组缃写了第一封信，谈了自己的近况和安排，而当天午后就见到了冯玉祥，并且收到了吴组缃的有关人名诗的信函，所以这一天晚上，他又写出了第二封信。对于本文的论题来说，这第二封信中最要紧的却是这一句话:“蒲风叶以群，‘以’妙绝，对吧～”按照吴组缃在《〈老舍幽默文集〉序》中的回忆，“蒲风叶以群”是老舍用来对“梅雨周而复”的。这确乎是人名诗的绝对，尤其见出老舍格律诗的深厚功力:不仅对仗自然工整，不假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更重要的是诗意诗境浑然天成。这就难怪老舍要自我欣赏，并击节叹赏了。然而奇怪的是，《蜀道》发表的诗作中，对于《野兴》一首的批注却只注明了“山草明霞村”一句出自老舍，而对“蒲风叶以群”这样的人名诗绝对，却语焉不详，难道是参加批注的王冶秋、吴组缃疏忽了,这确乎难以查考了。三、老舍的第四封信与人名诗的求对联也许是老舍当时一直患头晕症，也许是文协事务性的工作太忙，也许是他对吴组缃的近体诗才能充分信任„„总之，老舍又一次向吴组缃发出了人名诗“求对”的信函:(四)已给志恭去信，不知肯来否。老舍何容大雨(孙)田军猛克华林亦有一联求对:山草明霞村(欧阳山与草明有关，而明又成动字，故难。)还有一句:胡风陈北鸥忙，不多说。祝多吵而不打，大吉～子祥问好。弟舍躬十八这第四封信是一封专门谈论人名诗的信函。此信无疑是在何容处写的，因为不仅依然使用“抗到底半月刊社”的信笺，信末的一句附笔“子祥问好”更可以佐证。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只有一个“十八”日，但究竟是写于3月，抑或2月、4月,在还没有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之前，我想暂时还是定在3月18日。在这封信中，老舍不仅用六位作家的名字写出了人名的妙对——“老舍何容大雨，田军猛克华林”，而且还提出了两联——“山草明霞村”和“胡风陈北鸥”——来向吴组缃求对，并说明了这个联句的难处。这就坐实了吴组缃人名诗《野兴》、《城望》中关于这两句均出自老舍的批注，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老舍的这两个联句的最初出处。尤其是老舍一句幽默的祝词:“祝多吵而不打，大吉～”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联想空间:大概是在冯玉祥处工作的吴组缃、杨伯峻、王冶秋等人在躲防空洞的时候，又一次用现代作家人名联起了诗句，众人七嘴八舌，扬才比智，争论不休，最终由吴组缃将大家的诗歌才华集中起来，又凑成了一两首人名诗，并且连同大家“争吵”的情景，一并给没有参加这次“争吵”的老舍。这才引发了老舍的诗兴，脑中闪出这两联妙句，可他又忙于写作《剑北篇》，一时无暇分神凑成完整的诗篇，因而才向吴组缃求对，希望由吴组缃来完成。而吴组缃也没有辜负好友的托付，不仅以“碧野张天翼”和“烽白朗霁野”这样的上联，对上了“胡风陈北鸥”和“山草明霞村”这样绝妙的人名下联，而且终于完成了《城望》、《野兴》这样大气磅礴、直追唐人风致的现代作家人名诗～虽然至今无法厘清吴组缃在回忆散文中所说的“躲防空洞”的具体细节，但老舍以“求对”的方式，成为吴组缃人名诗写作的实际推动者，已经不难想见。实际上，在战时重庆文坛上，作家们几个人一起聊天，或是参加小型聚会、餐会等，常常会出现以作家人名构成诗句的上联来征求应对的情况。吕健在1941年就曾写过一则“陪都文话”，记载了“老舍老向凤子，胡风胡考龙生”这一奇妙联旬产生的情况:有一次，在《新蜀报》招待文艺界的宴会中，与老舍对面而坐的是话剧名演员凤子女士。席间，正在宾主尽欢，谈笑风生时，诗人艾青忽然想出了一个奇妙的上联曰:“老舍老向凤子”，征求应对。弄得老牌的幽默家老舍也难免有几分“含羞答答”。经大家推敲良久，竟无人能对。盖“老向”原为王向辰之笔名，而在此则成为动词，欲求一可以为动词之文人名字，实至不易也。两星期后，才有人勉强对出，曰:“胡风胡考龙生”。胡考为漫画家;龙生亦为画家，高龙生，虽非纯文艺家，固亦文人之流也。?赵清阁1998年在《长相忆?自序》中也曾回忆说:“老舍的旧体诗也有极高的造诣，二战时在重庆，朋友们每联句赌酒，他联的既快又精。他还善于集人名为诗，很有风趣，朋友们称赞他的这种诗作。”?吕健当时的叙述和赵清阁晚年的回忆说明，吴组缃所讲述的“躲防空洞”也许只是人名诗写作的契机之一，活跃在战时重庆作家生活中的人名诗或人名联对的写作，其动因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而并非仅仅是“躲防空洞”一种。但无论动因是一种或是多种，老舍实际上都是人名诗写作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这一点看来可以确认。在以上叙述中，有一个问题还没有作出解释:既然吴组缃的人名诗写作于1940年春天，为什么当时不发表，而非要等到一年之后,更何况姚蓬子主编的《新蜀报》副刊《蜀道》这年1月1日就已经创刊，而且几乎成了文协的“半个机关报”。当然，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吴组缃可能认为这些诗作还需要打磨，因为他是一个极为严谨认真的作家，如果自己觉得文章还不满意，决不会拿去发表，因此，他抗战期间毁弃的文稿至少也有一二十篇。但实际情况则可能要复杂得多，因而要回答这一问题，还是有必要考察人名诗发表之后作家们的反响，以及这种反响与现实的深层联系。四、姚蓬子、王冶秋的人名诗唱和当吴组缃的总题《与抗战有关》的十首人名诗发表后，如前所述，在公开出版物上，最先作出反应的是1941年4月8日刚刚创刊的香港《华商报》。据夏衍回忆，《华商报》的出版，是中共“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创办的，因为“从重庆、桂林等地将有一大批文化、新闻界人士撤退到香港，所以必须尽快出一份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宣传“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的主张?。《华商报》这样快速地转载“与抗战有关”的作家人名诗，其现实针对性和政治诉求，显而易见。紧跟着《华商报》作出反应的是《新蜀报》副刊《蜀道》自身。《蜀道》主编姚蓬子以“一记者”之名，发表了题为《“与抗战有关”的尾巴(有跋)》的一首作家人名词和“跋”，现全文抄录如下:“与抗战有关”的尾巴(有跋)一记者古调笑梦家梦家，芳草老向金发，长江恨水徐盈，满城胡风丁玲;玲丁玲丁，望道柔石冰心。右《古调笑》一阕，系读吴组缃先生“作家诗”有感而作。吴诗虽出诸游戏之笔，实写寄无穷之感慨，而遣词用韵，古迈隽逸，直追汉唐;视此效颦之作，其狗尾之续貂也。古人尝有以人名物名入诗词，其最著者，首推陈亚之为代表。陈有药名诗百首，刊《澄源集》行于世。陈为宋之维扬人，咸平进士，尝为于潜令，仕至太常少卿。据《渑水燕谈》所载云，家藏书数千卷，名画数十轴，晚年退居，有华亭双鹤，怪石一株尤奇崎，并杂植异花数十本于庭。兹录其《生查子》一词于次:相思意已深，白纸书难足，字字苦参商，故向檀郎读。分明记得约当归，远至樱桃熟;何事菊花时，犹未回乡曲,(词中所云白纸、苦参、当归、菊花，均药名也。)?姚蓬子在跋语中说，吴组缃的人名诗以游戏之笔，“实写寄无穷之感慨”，那么这种寄托在人名诗中的无穷感慨，其主要指向究竟是什么,“有感而作”的人名词《古调笑》，似乎要把这种无穷之感慨落实到字里行间:在“满城胡风”般肃杀的氛围中，“芳草”深愁“老向金发”，“长江”更是“恨水徐盈”，一切仿佛都在梦中，瞻望前途，却禁不住悲凉心冷。整首词充满着一种抑郁的情怀和幽怨的意绪。而这种压抑、郁闷、愁怨、悲凉，正是来自皖南事变之后的时代气氛和生活现实中。显而易见，姚蓬子的作家人名词《古调笑》和跋语，把吴组缃人名诗的现实针对性及其蕴含的深层意义进一步揭示出来。而在作家个人之间的文学交游中，王冶秋对吴组缃的人名诗，则表现了罕见的唱和热情。人名诗发表之后，他连续给吴组缃写信，作诗唱和。幸存的王冶秋在人名诗唱和中的两封信，就是这种高昂热情的表现。组缃兄:今晚见新作，不禁手痒，兹从鲁迅先生笔名中凑成一首，隐约中有尊崇之意，不知吾兄以为如何,希见教。“白舌何家干,华圉敬一尊。丰之余晓角，张禄如长庚。”若觉尚有可取，便中寄交蓬子如何,祝笔健～弟冶秋四月十日赠老舍木斋郑振铎，胡风黎烈文。克家张恨水，奚如叶以群。首句示“报警”之意，何以“报警”,盖胡风起矣，房子已吹得有了裂(烈)文。此家因之张满恨水，何如树叶尚有群居之乐,——通篇写老舍。但恐老舍兄见到，认为不吉之音，故仅录奉老兄一视，并乞改正为盼。此致组缃兄弟王冶秋四月十五夜又不妥处，“奚如叶以群”句，一恐引起以群悲伤，再恐引起老舍兄成立伪组织之“机”，似宜更改，然亦苦思不得矣。又前诗蒙指正，至感。然鲁师笔名亦再无可以叶韵而又有意义的了。如何是好,兄处有诗韵否,乞假一观。《蜀道文集》弄出一人名诗地盘，甚同意。请兄交涉可也。今日《蜀道》的那首词，“长江恨水徐盈”句，甚凄艳，非人名词简直想不出来，好得紧～又及。王冶秋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都在1941年4月，无须细辨。这里只想就王冶秋信中涉及到的某些问题作出些微申述。吴组缃的人名诗在《蜀道》上发表后，确实激发了一些作家对于近体诗的热情。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才情的展示，更是一种学习或练习中国古典格律诗高难度艺术技巧的机会。自然，抗战兴起，在家国危亡之秋，民族生死之际，文人作家于流离失所，辗转颠沛之途，偶发诗兴，以现代人名入诗，寄情抒怀，或是聊以释放那过于艰难困苦生活的压力，这并非始自老舍和吴组缃。柳无忌《南岳日记》在1937年12月1日就曾记录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文学院教授容庚、冯友兰所作的五首七绝“嵌名诗”，其中容庚做的第一首抄录如下:冯阑雅趣竞如何(冯友兰)，闻一由来未见多(闻一多);性缓佩弦犹可急(朱佩弦)，愿公超上莫蹉跎(叶公超)。(11)这种套射人名的打油诗固然“颇饶兴趣”，但是要想达到老舍和吴组缃那样，直接用现代作家人名写诗，而不用衬字，也不做成“嵌名诗”，却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经过严格的格律诗训练，而且要具备深厚的学养和博大的情怀。显而易见，容庚、冯友兰、王冶秋的诗作都无法与吴组缃、老舍的人名诗相比拟。因而王冶秋的第一首鲁迅笔名诗，要受到吴组缃的“指正”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吴组缃“指正”的具体内容，但从王冶秋要借诗韵书，就知道鲁迅笔名诗的押韵有问题，他虽然用的都是平声韵，但却把上平声的“十一真”和下平声的“八庚”两个韵部搅和在一起了，这显然不合近体诗对韵律的严格要求，更遑论其它。王冶秋在第二封信中谈到吴组缃打算在《蜀道文集》辟出一块人名诗“地盘”，不知道仅仅是吴组缃的计划，还是已经实行，现在已经难以查考。姚蓬子主编《蜀道》副刊时，确实抱负宏大，为了团结抗战，广为宣传，曾经决定编印《蜀道文集》(12)。其第一集收录了众多名家的散文随笔，并在1941年4月间出版。然而已经编好的第二集却不幸在5月28日《新蜀报》印刷厂的一场大火中被焚毁。根据时间判断，人名诗在《蜀道文集》中的“地盘”，很有可能在第二集中已经辟出。倘若人名诗真的命运多舛，遭此“回禄之灾”，那就实在是诗家的不幸了。王冶秋在信中说“再恐引起老舍兄成立伪组织之‘机’”，并非纯粹的幽默，更不是空穴来风的无稽之谈，却实在是苦涩的自我解嘲。国民党政府于1941年初掀起反共高潮的前后，老舍等“文协”负责人不断受到谣言的攻击，说“老舍受左翼包围”，“姚蓬子做了左翼的尾巴”，“文协有小组织在操纵”，甚至指斥“文协”有越轨活动，等等(13)。而国民党“中宣部”某职员，面对老舍，竟直言政府对“文协”不满，以致老舍大为愤慨地说:“文协原来就没有工作，现在刚开始一点工作，政府就不谅解，则尽可将文协解散～惟文协总会为一空机关，今天重庆解散，明天延安也许就可成立一文协总会。”(14)在当时，老舍确实面临着“胡风黎烈文”的危机。因此，老舍这样重视人名诗，正是他在愤懑中吁求团结抗战的情感表达和宣泄。五、老舍的第五封信与人名诗的三对联句正因为老舍把人名诗的写作与团结抗战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他看到吴组缃已经发表的人名诗，就立即写下了一封短信，对人名诗予以高度评价，不仅给出了定性，而且还进一步向吴组缃提出了人名诗写作的“新任务”:(五)组缃:读了抗战诗，甚佩～孟克之款已收到。问冶秋好～有三联，祈完成小诗，加标题。头昏，不敢苦思也。大雨洗星海一虹穆木天邨人卢冀野田汉沈从文师毅邹韬奋(如战国策然～)“伯”奇魏建功(文协会员)舍躬这封短信未署日期，但从老舍提出的三联诗句，并未进入1941年4月4日发表的人名诗《与抗战有关》，却出现在吴组缃没有发表的人名诗手稿中，即可判断老舍这封信写于《与抗战有关》发表之后。依据上述王冶秋读到《与抗战有关》之后的第一封信写于4月10日来推断，老舍的这封信也应当写于4月上旬或中旬，大概不会太离谱。值得重视的是，老舍以“甚佩～”的态度，高度评价吴组缃的人名诗，并明确地将这些诗作定性为“抗战诗”。这说明，老舍并不认为这是游戏之作或无聊的消遣，而是文艺界不存畛域、团结抗战的一种表现，所以他才这样认真地对待。这也与吴组缃的回忆完全吻合。当我们重返历史现场的时候，就会发现，1940年春天写作这些人名诗的时候，正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这种政治现实，不能不或显或隐地影响到以民族抗战为指归的老舍、吴组缃等人。而1941年4月发表这些人名诗的时候，又恰是国民党政府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尾声。“皖南事变”后，大批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化人士为免遭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不得不纷纷离开重庆，转往香港和桂林等地。而经过同年3月15日第三届文协理事的改选和3月30日常务理事的选举之后，具有官方背景的文人在文协理事中的势力显著增强。主持文协工作的老舍不断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处境十分艰难。文协成立初期的同心协力、团结抗战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当年4月12日，杨依华就指出了文协面临的困境:那些从事于文协实际的工作，如“诗歌晚会”、“小说晚会”、“戏剧晚会”、“诗歌朗诵会”、“鲁迅研究会”等活动，以及为《抗战文艺》撰稿的“少壮派”作家，在这一次的文协改选前后，“因为受不住那窒闷的空气的压迫，‘少壮派’大都悄悄地‘不见了’～他们有的南行，有的北去，有的‘蛰伏’，留在重庆的只寥寥几人。今后‘文协’的工作还靠谁来支持呢,”(15)老舍1945年底在《八方风雨》中对此有更加苦涩而详细的说明:“文协”呢有许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的热心办事，不肯叫它寂寞的死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委屈。(16)虽然身处这样的困境，老舍却始终没有放弃团结抗战的历史使命，而抗战人名诗的写作与唱和，只不过是这种历史使命感的具体而微的表现之一。虽然人名诗写作的契机，有可能是战时作家们一种自遣自娱的文学活动，但人名诗把这样多的分属不同政党、不同文学流派、不同艺术追求的作家们联系在一起，又确乎是“文协”在抗日旗帜下团结全中国一切作家的宗旨的最好体现。显然，没有抗战初期作家团结一致抗战的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人名诗的出现。然而，抗战人名诗在1940年春天写作和1941年4月发表，却有着更加现实的团结抗战的迫切需求，这大概就是吴组缃将这些诗作命名为“与抗战有关”，老舍称这些诗作为“抗战诗“的更现实也更深层的原因吧。从幸存的吴组缃手稿来看，他对老舍布置的人名诗写作的“新任务”，真是尽心竭力，没有丝毫的懈怠和敷衍。他弃五绝而采用难度更高的五律，简直是一种自我挑战和自我折磨，那种认真的态度和精神，达到了让人震惊的地步～我粗略地统计，为了将老舍提出的三联诗句凑成完整的五律，他列出了三百多个作家的姓名、笔名和字号，开列了诗韵中六部的单字近二百个，按平仄列出的完整或残缺的五律构架就有十二首。最终，他完成了四首五律，未完成的也有四首——其中两首未标诗题，另两首的诗题分别是《有所思》和《春泛》。现依据吴组缃的手稿，将他完成的四首五律抄录如下:忆昔也频徐仲年，火雪明田间，大雨洗星海，长虹穆木天，佩弦卢冀野，振铎欧阳山，王语今空了，丛芜黄药眠。即事罗烽夏丏尊，统照孔罗荪。曼若李金发，奚如姚雪垠。邨人高植地，田汉沈从文。施蛰存尹默，萧军陈白尘。咏史圣陶徐懋庸，王任叔齐同。师毅邹韬奋，伯奇魏建功。唐弢方玮德，鲁彦马宗融。陈纪滢曹禺，奚如韩侍桁。有感山青楼适夷，王语今徐迟。茅盾易君左，海戈熊佛西。十方刘白羽，六逸程朱溪。曹聚仁光赤，何容陈大悲。这四首人名诗中，《忆昔》与《有感》两首，1994年由田仲济楬橥报端，不过有异文和明显的错误。《即事》和《咏史》未见刊载。不难看出，老舍提出的三联都分别纳入到前三首诗中，其中的前两联都有改动，而第三联则照单全收。私意揣摩，吴组缃弃“一虹”而起用“长虹”，将“卢冀野”替换成“高植地”，可能是为了对仗更加工整和诗意更加连贯。显然，“长虹”对“大雨”，较之“一虹”对“大雨”，更加贴切，一望而知。而用“高植地”来对“沈从文”，则似乎反倒不如“卢冀野”了。也许，吴组缃更着重的是“邨人”与“田汉”的意思贯通:既然身为“邨人”，当然应该“植地”，而不必去希冀“原野”;而老舍更欣赏的也许是“冀野”与“从文”之分吧。这些诗艺上的细微之处，当然可以进一步斟酌商讨，不过我更想说的，还是吴组缃在胃病困扰的痛苦中，还能如此认真勤奋地完成老舍交给的“任务”，难道仅仅是为了苦中寻乐、自遣自娱,如果不是为了团结抗战，不是为了友情的宝贵，不是为了对老舍工作的支持，他又何必如此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折磨自己呢～六、老舍的第六封信及其与郭沫若唱和的佚诗老舍并非仅仅是人名诗写作的倡导者或“任务”的布置者，他同时也是人名诗写作的践行者。《老舍全集》和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就已经收录了《赠太虚法师》、《赠潘孑农》、《赠赵清阁》等四首人名诗，其中的《赠太虚法师》和《赠赵清阁》两首人名诗，尤为精彩。老舍致吴组缃的信中，同样留存有完整的人名诗篇章。(六)组缃兄:此次稿费450元，已扣还前欠，尚差二十元，以后再扣;不知当否,今年下乡大不易，拿人家的车马费，就须到会。一共只有二百元，若一月来往数次，则大大蚀本矣。假若可能，请将蚊帐及两件绸大衫，带至歌乐山，有人来渝，托他带来。若不便，即暂搁置也好。头仍昏昏，连“人名诗”也作不上来，勉强凑了二首，祈正:题为赠沫若先生——因他也作了二首，故须应和。祝吉～冶秋好～弟舍躬达夫郭沫若，徐步丘东平。万籁天方白，一文王独清。冰心成舍我，芝岡(仄)落花生。望道臧云远，丹林杨振声。达夫郭沫若，独秀钟天心。天翼张光宇，田涛苏雪林。景深叶籁士，云远杨邨人(似通不通，而有诗景)。于立群中玉，丁玲曹聚仁(丁玲，玉声也，玉磬一响，群贤毕至，曹，聚，仁，都不空了。于立群为郭太太，中玉，徐中玉也)。这封信依然没有署写作日期，只能依据信中的内容来推断。我初步推断，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可能在1941年5月。理由如下:(1)从老舍信中请吴组缃把存放在他那里的蚊帐和夏天衣物托人带至重庆来看，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应在春夏之交。在1943年10月老舍夫人胡絜青到达重庆之前，老舍居无定所，他的衣物、被套、书籍、文稿一直存放在吴组缃家里，由吴组缃夫人沈菽园代为保管、清洗，甚至缝补。每当季节更换，需要衣物时，老舍便请吴组缃托人传送，所以这封信中才有关于带送衣物的嘱托。(2)依据老舍当时主持的刊物看，能够由他派发稿酬的只有《抗战文艺》一种。查吴组缃在《抗战文艺》上一共发表过5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的发表时间都在冬季，只有发表于1941年3月20日出版的第7卷2、3期合刊上的长篇小说(《鸭嘴涝》(上篇续载)和论文《如何创作小说中的人物》，其给付稿费的时间，与春夏之交最为接近。又依据当时的稿酬标准最高限于千字十五元的通行惯例，那么刊发的文章必须要有三、四万字，才有可能获得450元的稿费。而吴组缃的这两篇文章字数正好接近四万字。准此，老舍的这封信应当写于1941年的春夏之交。(3)老舍自1940年起，夏天就住到乡下，一为写作，二为躲避日机轰炸。但信中说今年下乡大不易，原因是给付车马费的“会”，活动颇多，如果住在乡下，一月进城几趟，就会“大大蚀本”，老舍当时极为贫困，言语之间，难免微词。考老舍当时被聘参加的，而又有可能给予车马费的“会”大概有两个:一是1940年4月成立，聘老舍为委员的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二是1940年10月成立，郭沫若担任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老舍被聘为兼任委员。前者的活动不多，后者则在1941年春夏之间报告、讲演不断。例如，文工会举办的文艺讲演会，就邀请老舍在4月27日演讲过小说的创作方法。因此，老舍这里所说的“会”，很可能就是郭沫若主持下的文工会。其频繁活动的时间，大概也可以佐证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另外，老舍在这年11月开始发表的《滇行短记》中曾说到，这一年“春初即患头晕，一直到夏季”，也可以与信中所说的“头仍昏昏”相印证。看来，郭沫若“也作了两首”与老舍颇有关系，否则他无须应和。但郭沫若作的两首诗究竟是人名诗，抑或其他,一时间还无法求证。查抗战期间，郭沫若与老舍的唱和或题赠一共有两次，共6首诗，内容基本上是称赞或劝慰，不同于1946,1949年间对老舍持批判的态度。第一次唱和是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遵照周恩来“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指示，与老舍、冰心等作家有了较多的交往，因而也就有了这年7月16日的《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与7月18日的《秋风》等。前者中的“老舍原韵”之诗作，至今不明。我认为，郭沫若所和的老舍原诗，很可能就是《老舍全集》收录的那首《赠吴组缃》。先对比一下老舍的原诗和郭沫若的和诗:赠吴组缃自南自北自西东，大地山河火狱中。各祷神明屠手足，齐抛肝脑决雌雄。晴雷一瞬青天死，弹雨经宵碧草空。若许桃源今尚在，也应铁马踏秋风。和老舍原韵并赠三首(其二)蜀道诗人多自东，君今随国入蜀中。草堂不独传臣甫，玄阁徒危憾尔雄。奇语惊人拼万死，高歌吐气作长虹。文章自有千秋在，明月山间江上风。我作出这样的推断，依据主要有四条:(1)遍查《老舍全集》和张桂兴《老舍旧体诗辑注(修订本)》，只有这一首《赠吴组缃》与郭沫若和诗的韵脚基本相同。说“基本相同”，是因为郭诗的第三韵是“空”而不是“虹”，似乎不合。不知道郭沫若1959年将这首诗编入《潮汐集?汐集》时是否作了修改,(2)老舍的原作对于大地山河沦于战争火狱，忧心如焚，郭沫若的和诗，在称赞老舍的同时，多有劝慰之意。这也比较符合“和诗”的“顺其意”或“反其意”的常见思路。(3)张桂兴据袁良骏的考证，将《赠吴组缃》的写作时间断为“约作于1947年10月”老舍旅居美国纽约与吴组缃见面之时，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求证。因为据吴组缃家书，他随冯玉祥考察美国，停留于纽约的时间是1946年11月27日,12月19日，1947年6月16日回到上海。在纽约停留期间，吴组缃与老舍多次会面，家书中也曾详细报告过他与老舍会面的情况，以及老舍的生活、写作和思想情绪等等，却没有提到老舍赠诗一事。(4)《老舍全集》中附有这首诗的原件照片，是用魏碑体书写的条幅。查老舍旅居美国期间的著作、信函基本上已经改用钢笔或圆珠笔书写，因为已经难以置备“文房四宝”了。如果以上推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老舍的这首《赠吴组缃》，就应当写作于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至7月16日之间，而不是写作于1947年。而郭沫若所和的“老舍原韵”大概也有了着落。郭沫若与老舍的第二次唱和发生在1944年4月老舍创作生活廿年纪念时。他在4月1日写了五言古诗《赠舒舍予》，4月17日又在《新华日报?新华副刊》上发表了白话诗《文章入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