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c】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

【doc】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 ? 20?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 —— 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 霍巍 【摘要】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迄今已经3O多年,该遗址的发掘揭开了西藏高原早 期人类活动的神秘面纱,成为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文章系统回顾和了卡若遗址发掘 及其科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并对其中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及其学术进展情况进行了评述,展望了未 来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研究;西藏考古 【中图分类号]K87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0)03—0020—10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是在国内外具有极高知名度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发现与发掘迄今已有 30多年了.卡若遗址的发掘,首次以丰富的实物资料揭示出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社会的真实面貌,将西藏 的远古历史提前到距今约五千前左右,使人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审视西藏古代历史.可 以说正是由于卡若遗址的调查发现,使得西藏史前社会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O 多年过去了,围绕卡若遗址和"卡若文化"本身的学术研究正在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有 关西藏史前人类和史前社会的讨论也更加深入,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加以回顾和讨论,并以此文纪念卡若 遗址调查发掘30周年暨昌都解放60周年大庆. 一 ,卡若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卡若遗址是怎样被发现的?近年来曾亲自参加过卡若遗址发掘的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副主任侯石柱先生撰文批露出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小插曲:1977年,西藏昌都水泥厂放映了一部名为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的纪录片,银幕上一些出土文物的镜头引起了看电影的水泥厂工人们的 注意,他们联想到不久前水泥厂因扩建厂房,在开挖地基时出土了许多破碎的陶片,石片等,和电影上的 出土文物很相似.于是他们热心地将这些拣到的东西专程送到昌都地区文化局鉴定,但当时的昌都地 区文化局还没有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人员能够认识这些东西的价值.恰好此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 理委员会的仁青,索朗旺堆,欧朝贵3名文物干部到昌都地区征集文物,经过他们的观察鉴定,初步确认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21. 其可能为早期人类活动的遗物,并赶赴现场挖了一个5米X1米的探方进行了考古试掘,"采集了不少石 器,骨器和陶片,初步断定这是一处遗物丰富的原始社会遗址"?,从而揭开了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的 序幕?.这里有必要特别指出的是,这3位藏族和汉族文物干部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西藏第一代文 物考古工作者,他们和昌都水泥厂这些热心的藏族工人们一道,为抢救和保护卡若遗址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 据当时的估计,卡若遗址的面积约10000平方米,但由于昌都水泥厂建厂,遗址东部已遭破坏,残存 面积已不足5000平方米.1978年夏,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遗址进行了正式的发掘,揭露面积 230平方米,并发有考古简报?.1979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联合进行了卡若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1570平方米,加上第一次的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约1800平 方米.发掘者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考古《昌都卡若》中估计:"从遗址范围看,除早期破坏者外,其主 要部分已全部揭露."?这个基本估计从后来对卡若遗址持续开展的调查工作来看是切合实际的. 经过上述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对卡若遗址的性质,年代等问题都有了基本的认识.根据遗址 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两次发掘共获房屋遗址28座,可分为圜底,半地穴式和地面3种类型,此外在遗址中 还发现地面石墙,石子小路,石台基等遗迹.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均为平底器,器形简 单,主要有罐,盆,碗等,均为夹砂陶,纹饰有刻划纹,绳纹,附加堆纹等,有极少数绘黑彩.石器是出土数 量最多的,近8000件,包括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等,其中又以打制石器最丰,共6842件,占石器总 数的85%强,余为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分别占8%和6%强,体现出强烈的地域性特征.骨器出土较少,但 制作精细,其中包括骨锥,针,斧,抿子,刀梗,印模骨具等.出土遗物中的装饰品有骨笄,石环,石球,石 璜,骨镯,骨牌饰等,还发现有穿孔的宝贝.农作物发现大量的粟米.动物骨骼有两类,一类为饲养的家 猪,另一类为猎获的鼠兔,鼠,獐,马鹿,狍子,牛,藏原羊,青羊等.由于遗址中还发现有几件陶纺轮,在 一 件陶罐的底部发现织物的印痕,每平方厘米范围内各有经纬线8根,由此推测当时已有一种粗糙的织 物.发掘者在报告中指出,卡若遗址的年代据十余个放射性碳素鉴定结果,可分为 (早期又可 早,晚两期 分为前,后两段),其绝对年代早期距今4955土100年(树轮校正5555士100年)一4280?100年(树轮校正 4750士l45年):晚期距今3930-I-80年(树轮校正4315士135年),综合参考其他测定数据,发掘者最终将卡 若遗址的绝对年代定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 2002年10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为制订《卡若遗址保护规划》, 再次联合组队对卡若遗址进行了探查确认,并在1978,1979年两次发掘区的东,西,南三面以及遗址 西侧现昌都地区粮食局库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共布探沟7条,揭露面积230平方米,发掘深度0.6 — 3.2米?.此次发掘出土各类遗迹21处,包括房屋基址3处,灰坑16个,道路l段,水沟l条,发掘中提取 了6个放射性碳素样品,经过测试,年代数据比较集中在距今40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卡若遗址分期的晚 期.与过去相比较,此次发掘出土遗物的种类仍以石器,陶器,骨器等为主,另外出土有大量动物骨骼, 共计4755块(件),其种属也较过去发现更为丰富,使卡若遗址的动物群与古环境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这 一 点我们将在后文中再加讨论. 综上所述,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科学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从而成为西 藏史前社会研究一个崭新的起点.在卡若遗址发现之前,一般人心目中的古代西藏高原是一片荒芜不 毛,寒冷干燥的地方,几乎被视为人类生存的"禁区".卡若遗址的发掘,以雄辩的事实证明西藏高原自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f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页. ?侯石柱:<卡若遗址发现三十周年>【J】,<中国西藏>2007年第5期,第46—49页.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昌都卡若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l979年第9期,第22—28页. ?<昌都卡若>第3页. ?<昌都卡若)第150页. ?此次发掘资料,目前在整理之中,尚未正式公布,有关情况可参见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 业观察之一>【J】,<四川I文物>2007年第5期,第50—56页. ? 22?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总第92期) 古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从此之后,凡涉及到西藏古史,无论是汉藏史家还是中外学者,都以卡若遗址作为 开端,将西藏高原人类活动的历史前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这无疑是西藏历史新的篇章之一,其学术价 值和意义早已得到海内外的高度评价. 二,卡若遗址与卡若文化研究中若干重大问题的探讨 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O多年来,对其所开展的科学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卡若遗址发掘迄今最 具权威性的学术成果,是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共同编写的《昌都卡若》考 古报告.这本报告的撰写者是主持或参加卡若遗址发掘及整理工作的童恩正,冷健,侯石柱,索朗旺堆 等考古学者.尤其是由着名考古学家,已故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童恩正先生执笔撰写的第五章"结论" 部分,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缜密的科学思维对卡若遗址的出土材料进行了周密的分析论证,首次提出了 "卡若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并对卡若遗址与我国其他地区原始文化的关系,卡若文化的社会经 济情况及族属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认识.这些观点和认识成为当时对卡若遗址最为全面,系统 的科学总结,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至今仍然具有高远的前瞻性和持久的学术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到,这 之后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仍然遵循着《昌都卡若》报告的学术思路和指向,总体水平上并没有突破其学 术框架和既有高度.但是,在若干具体问题的研究探讨方面,却有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研究进展. 下面,我们结合《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中所涉及到的若干重大问题,对其略作评述. (一)关于卡若遗址的年代与分期 如前所述,《昌都卡若》报告中提出了卡若遗址年代与分期的基本意见.目前学术界大多依从这 一 结论,但也提出了需作进一步调整的意见.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是木金,他认为,截至1985年底,3个 实验室为卡若遗址测定的碳14年代数据已达41个?,在一个地点积累如此多的数据材料是极为难得的, 但在《昌都卡若》报告的结论中仅引了34"数据作为分期的年代依据似嫌不足,对其他数据,特别是与 地层,分期有出入的问题,缺乏必要的分析和交待.他建议应当将所用数据作为附录全部加以收录?. 这实际上是对报告中将卡若遗址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划分为前,后两段)的做法委婉地表达了异议. 其后,王仁湘先生进一步分析了这41个数据,发现除了少部分数据偏早或偏晚可舍弃之外,卡若遗 址的大部分年代数据集中在3fi"时段范围内:1.公元前2450--2580年,共l1个数据;2.公元前2850--3030 年,共15个数据;3.公元前3296--3380年,共7个数据.根据数据分布的年代值,他认为《昌都卡若》报 告将卡若遗址的堆积划分为早晚两期,两期之间有明显的变化,发掘者将年代较早的两个地层作为前后 两段合并为早期似有不妥,实际上还是应当区分为早,中,晚三期.他将遗迹与所测年代进行了对勘,认 为完全可以确认三期的划分结果,"从年代数上看,每一期的年代在100年或百多年,三期之间有明显的 空当,间隔都在270年上下.……总起来考虑,卡若文化的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400年,上限则达到公元前 334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4300--5300年之间,延续达1000年左右"?.这样,实际上将卡若遗址的上限和 下限都作了适当的延伸. 大致与王仁湘同时,石应平先生在分析了卡若遗址地层关系及碳14年代测定数据之后,也提出可将 卡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三期:"早期的年代范围约在距今5300年前或更早;中期约在距今5300--4400 年之间;晚期约在距今4400—4200年之间,前后至少长达1100—1200年左右"?,这个意见和王仁湘可以 说是不谋而合. 笔者认为,在一个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的遗址中,既然大部分年代数据都集中 在3个主要的时段 范围之内,而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也能与之相互对应,那么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期要更为科学合理一 些,王仁湘和石应平先生提出的建议值得加以重视和采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Z】,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44—247页. ?木金:<(昌都卡若>介绍>[J】,《考古>1987年第1期,第95—96页. ?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A】,《西藏考古>【C】(第l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3—75页. ?石应平:<卡若遗存若干问题的研究>,<西藏考古>(第l辑),第77—90页.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O周年.23. (二)关于卡若遗址的居民族属 由于在卡若遗址中没有发现当时居民的墓葬和遗骨,所以无法直接由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讨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迄今为止对于卡若遗址居民族属的观察,主要还是通过其文化 内涵的分析进行的. 卡若遗址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明显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发掘者已经敏锐 地观察到,卡若遗址中发现的柱状石核以及从这类石核上剥下的细长石叶,同样见于黄河上游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当中;卡若出土的磨制石器中有一种长宽比值很大的条形斧和条形锛,其剖面呈长方形或 正方形,也多发现于甘青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卡若遗址中出土的一侧嵌有石刃的骨刀梗,过 去主要发现于甘青和北方地区;卡若文化出土的陶器以平底器占绝对优势,这一点与黄河上游马家窑, 半山,马厂诸文化的陶器类型具有相同的特征,在纹饰和图案上也有接近之处.此外,卡若遗址出土的 粟是黄河流域的传统农作物,遗址中出土的半地穴式房屋,处理过的红烧土墙和居住面也是甘青等地马 家窑文化系统的传统居住形式.对于这些相似的文化现象,童恩正先生解释认为,"卡若文化与马家窑, 半山,马厂在时代上基本是平行的,它们在文化内涵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 影响的结果"?.童恩正先生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卡若文化的居民与黄河上游 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的居民本来就同属一个文化系统,换而言之是同源的关系;另一种可能性则是 虽不同源,但却存在着互相影响的结果.基于这一基本判断,他综合了文献传说和考古两方面的资料, 对卡若遗址原始居民的族属也进而做出了如下推定:"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 种是土着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 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以后西藏的种族和文化,有可能 就是以这两者为主体,再接受其它的因素综合而成的."?很显然,童恩正先生是倾向于主张卡若遗址居 民的族属成分是由土着和外来迁徙的人群混合而成的,他在《昌都卡若》考古报告的结论中也明确指 出:"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着文化",而且认为西藏最早的土着居民 应当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但近年来,由于全球人类起源学说新观点的提出,西藏史前人类的"迁徙理论"似乎更占上风.如中 国遗传学者宿兵等以Y染色体证据提出,生活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黄河中上游居民是东亚最早的新石 器文化的主人,也是现代藏缅语系人群的先祖,在距今6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中西部的一部分人进入青 藏高原的东缘即青海境内,继而由青海扩散至西藏全境?.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金力,卢大儒等学者 也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他们利用Y染色体上的单核苷酸多态位点(SNP)为遗传标记,调查了东亚人 群Y染色体单倍型的类型及频率分布规模,探讨了东亚人群的起源,迁徙及其相互之间的遗传关系,认 为汉藏语系的祖先可能是远在3万年前由南方迁移并定居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氐羌氏族,约6000年前其 中的一支向西,向南迁徙到喜马拉雅地区?.荷兰莱顿大学喜马拉雅民族语言学家迪瑞慕(G.V. Driem)依据"语言与农业扩散"理论认为,西藏高原最早的人群来自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如 甘肃的大地湾文化,在距今7000年左右由四川盆地北上进入青藏高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国内 也有学者主张卡若遗址的居民是从黄河上游地区迁徙而来,甚至对其具体的迁徙路线也提出了假设: "大体说来,澜沧江上游地区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人群支系很可能是从长江源头处的通天河草原一带向 ?虽然在2002年的考古发掘中曾在卡若遗址附近发现过石棺葬,但其明显要大大晚于卡若遗址的年代,无法进行类比. ?《昌都卡若>第153页. ?<昌都卡若>第156页. ? B.Su.et.al,YChromosomeHcliotypesRevealPrehistoricallyMigrationstotheHimalayas, HumanGenetics,Vo1.107,2000, PP.582--590. ?摘自新华网2003年4月6日. ?G.V.Driem,Tibeto—BurrnanPhylogenyandPrehistory:Languages,MaterialCultureandGenes,ExaminetheFa rming/ LanguageDispersalHypothesis(editedbyP.BellwoodandC.Renfrew),Cambridge:McDo naldInstituteforArchaeological 249. Research,2005,PP.233— ? 24?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总第92期) 南迁徙的一支.这支人群最初可能是由黄河上游地区向西迁徙,进入位于巴颜喀拉山之西和唐古拉山 北侧的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通天河草原一带,因当地地势高峻,气候寒冷,并不适宜于人类居住,于 是他们遂沿着通天河草原地带的澜沧江(扎曲河),金沙江(通天河)上游河谷及两江之间的宁静山,云岭 山南下,进入今藏东昌都一带的澜沧江上游地区,并在昌都一带的澜沧江边气候较为温暖湿润的河谷地 带建立了稳定和规模较大的居住聚落."?王仁湘先生在考察了卡若遗址的地层和年代关系之后,也提 出了"卡若遗址不是连续居住的遗存,卡若居民曾经历过几次大迁徙"的观点?. 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卡若遗址的原始居民究竟如同童恩正先生所推测的那 样是由"土着"和南迁而来的两部分人群构成的呢,还是单一的从外部迁徙而来的族群? 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最终还在于如何认识人类是何时进入到西藏高原的.按照童恩正先生的观 点,西藏高原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存在着古人类和相应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年代是在距今约5 万年前?.童恩正先生对卡若遗址原始居民族属的推定中认为其中有从旧石器时 代后期以来的土着民 族,也是基于这一前提.他对这一观点曾有过具体的表述:"早在旧石器时代,西藏就有原始人居住.近 十年来,在藏南定日县的苏热,藏北的申扎,双湖都发现了旧石器,这些石器都是石片石器.卡若文化中 显示出的强烈的地方特点,应该就是从本土的旧石器时代一脉相承下来的."?但近年来西方学者如布 瑞廷汉姆(P.J.Brantingham)等人则认为人类永久性占据青藏高原的年代不会超过距今8200年?,从 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西藏存在旧石器文化的可能性.很显然,这个观点也自然会影响到对卡若遗址原始 居民来源的推定.如果说西藏高原人类的出现不超过距今l万年前,那么卡若遗址的原始居民系从外部 迁徙而来的可能性就会很大.目前看来,在西藏高原没有找到具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并 进行科学发掘加以证明之前,这个问题还无法最终加以解决,但中外学术界提出的这些新观点对于我们 重新认识卡若遗址原始居民的来源与族属无疑是颇具启发意义和极大的挑战性. (三)关于卡若遗址的生业状况 在《昌都卡若》报告中,研究者分析了卡若遗址居民的生业情况:"从卡若遗址出土铲状器,锄状 器,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及其在石器中所占的较大比重来看,农业无疑是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主要的 农作物则为粟米,当时人们已知饲养家畜,饲养的动物目前所知的只有猪一种.石镞,石矛以及可能用 于投掷的石球,暗示着狩猎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除了猪以外,遗址中发现的动物似乎全是狩猎的 对象."?报告中提到了卡若遗址当中三种经济生业方式,即农业,畜养和狩猎,对于三者的比重关系及 其变化情况,石应平先生在对遗址中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种类进行了详细分析之后认为:"卡若遗址早, 中期的经济形态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活动和家畜饲养,中期达到繁盛.而从早期至晚期,与 畜养活动有关的因素始终持续增长并在晚期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仍然经营着部分农业生产,这似乎意味 着其经济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可能正是原始畜牧经济的生长点."? 从目前已知的卡若遗址前后几次发掘的资料来看,只有粟这种农作物被发现,品种虽然单一,却证 明了定居的农业是卡若遗址的重要门类.此外,猪作为唯一的家畜饲养品种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观察,相对于牛,羊,马等草食性的驯养动物而言,猪的食性与人类相接近,不仅易 于与人类争夺食物资源,而且也不易于像牛,羊,马那样进行较长距离的放养,在更大范围内利用植物资 源?.所以,卡若遗址的人们能够饲养猪这个品种,反过来可能证明当时的食物供求关系并不十分紧 ?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9页. ?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西藏考古>(第l辑),第63—75页. ?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J】,<文物>1985年第9期,第9—19页. ?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其相关问题>【J],《民族研究>1983年第l期,第54—63页. ? P.J.Brantinghamet.al,PeoplingofthenorthernTibetanPlateau,WorldArchaeology,Vo1.38 :3,PP.387—414 ?<昌都卡若)第l54页. ?石应平:<卡若遗存若干问题的研究>,<西藏考古>(第l辑),第77—90页.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2—93页.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25. 张,人们能够通过农业收获更多的粮食.在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的大地湾文化层中曾经发现过人工驯 养的家猪,年代距今为8000—7400年,这是甘青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家猪的证据?,卡若遗 址中出土的猪是在当地驯养的,还是和农作物粟一样也是从黄河流域引进传来的,也是很值得考虑的一 个问题. 狩猎和采集在卡若居民的生活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如上所述,除了猪以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动物 骨骼几乎都是狩猎的对象.黄万波,冷健曾对卡若遗址出土的兽骨进行过鉴定,认为其中有1O多种动 物,其中以偶蹄目的标本居多,如猕猴,兔,鼠兔,家鼠,喜马拉雅旱獭,狐,靡,狍,马鹿,牛,藏原羊,青羊 等,这类动物都可能系猎获而来,可供肉类,骨料和毛皮原料?.2002年的发掘中,又出土了动物骨骼 4755块(件),经鉴定共有16个种属,与此前发现的动物种属相比较,有狐,藏原羊,喜马拉雅旱獭,兔,狍 共5个品种是相同的,新发现的品种则有马麝,藏羚,白唇鹿,赤麂,苏门羚,藏马鸡,白臀鹿,岩羊,水鹿, 马熊等,均为野生种类,未见有饲养动物和牧养动物种类.此外,新发现的品种中还有一种疑为黄河裸 鲤的鱼类骨骼,从而对过去认为卡若遗址原始居民可能存着以鱼类为"禁忌食物"(TabooFood)的结论 也提出了挑战.李永宪对此总结认为:"两次发掘所出动物骨骼在有效鉴定的前提下,可以发现两者之 间的差异是主要的,而共性则是次要的.概而言之,2002年发掘所见动物的种群特征具有更为明显的狩 猎/渔猎对象的性质,并且前次发掘所出动物包含有遗址早中晚三个时期的种类,而后次发掘的动物则 明确属于晚期遗存,所以两者间的差异还应具有时段早晚不同的意义."他之所以要特别阐明这一点,在 于他认为这些迹象似乎不能证明卡若遗址晚期已经出现畜牧经济的证据,"倒是突出地显示了晚期狩猎 业和捕捞(鱼)业的重要性",对过去有学者主张畜牧经济在卡若遗址晚期可能日益增长发达的观点提出 了质疑.对于卡若遗址从早期到晚期狩猎经济一直是其主要部门的原因,李永宪提出来一个观点,认为 粟这种作物实际上并不适宜于在高原环境和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得到大的发展,所以卡若居民的扩增必 需向自然界谋求其他的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狩猎经济也就自然成为藏东山地史前生业模式的一个重 要方向?.那么,考古材料是否支持这一观点呢?这里我们必然涉及到对西藏高原早期农作物起源及 其传播状况的认识与思考. 卡若遗址中粟的发现是西藏高原首次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农作物品种,这一发现对于探讨西藏高原 原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同有学者评价的那样:"史前粟类作物移种高原的成功,应是 西藏史前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史前高原人类挑战环境的勇气和长期生产中积累的 智慧可能在五,六千年发生过一个变革期."?根据考古发现与研究,小米最早是由狗尾草驯化选育而 来,其原产地当为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其时代可以早至中原新石器时代的磁山,裴里岗文化时 期.对于卡若遗址中粟的来源问题,学术界一般都倾向于是从北方黄河流域传播到西藏高原的,如童恩 正先生认为:"卡若文化的粟米,很可能就是从马家窑等文化传播而来."?李永宪也推测:"大约是经青 海,甘肃等黄河上游地区传入横断山西部的西藏高原地区."?但问题在于,粟这种适合于北方旱地农业 的作物品种是否同样适宜在西藏高原种植?它在西藏高原的传播和扩散情况又是如何呢? 1995年,农业史专家傅大雄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中部的山南地区贡嘎县昌果乡昌果沟遗址编号 为H2的一座灰坑当中,发现了大量粟和青稞的炭化粒,以及少数几粒小麦种子的炭化粒,"这就使得昌 果沟遗址成了整个青藏高原上首次发现的一处青稞与粟两种粮食作物并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傅 ?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J】,<考古>2009年第5期,第80—86页. ?黄万波,冷健:<卡若遗址兽骨鉴定与高原气候的研究>,见<昌都卡若)附录一,第160--166页. ?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第5O一56页. ?李永宪:<略论西藏考古发现的史前栽培作物>[A],<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l38一l5l页. ?<昌都卡若>第l53页. ?李永宪:<卡若遗址动物遗存与生业模式分析——横断山区史前农业观察之一>,第50—56页.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J】,<考古>2001年第3期,第66—74页.有关昌果沟遗址的 调查与发掘情况可参见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A】,<西藏考古>(第1辑),第1—28页. ? 26?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总第92期) 大雄由此推测,在卡若遗址之后,昌果沟再次发现粟这一作物品种,表明其肯定是西藏高原长期,普遍栽 培过的农作物,而且应当是整个西藏高原上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可能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 上才辗转接触到了西亚麦类作物(如青稞).由于青稞这类麦类作物具有高产,早熟,抗旱,耐瘠,无须脱 壳而易于炒食等特点,对高原农业生态表现出了独特的适应性,所以很可能首先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确立 之后再向藏东北传播,最终取代粟而成为西藏近代农耕的主要作物品种?.笔者认为,在目前已知的考 古材料的基础上,傅大雄先生做出的这些推定是客观可信的.我们由此可进一步推测,昌果沟遗址发现 的粟,很可能应当是间接地从藏东谷地向西传播而入,也就是说,卡若遗址的居民很可能在接受了粟这 一 粮食品种之后,以卡若遗址作为中转站,又辗转地将粟扩散到了居于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雅鲁藏布江 中游流域.因此,从这个意义而言,卡若遗址居民对粟这一农作物在耕种的实践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知 识,技术体系应当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对粟这种作物在当时条件下所具有的高原农业生态的特殊适应性 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把握,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其推广传播到西藏高原其他地区,使其成为"西藏 高原长期,普遍栽培过的农作物".因此,我们不应当过分低估粟从中原黄河流域传入卡若遗址之后对 西藏高原原始农业所起到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最后,我们还必须再次对卡若遗址当中是否存在着原始畜牧经济的问题做出一个合理的估计.如 前所述,在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当中,能够确认为人工饲养的家畜只有猪,表明当时人们已知饲养家 畜,只是可能种类还比较单一,规模也不会太大.由于在遗址中没有发现人工饲养的牛,羊,马等的骨 骼,所以我们可能还不能认为在卡若文化中已经出现了具有"专业化"的游牧或畜牧经济?.但是,当人 们在聚落当中或居址的附近开始畜养猪这样的杂食性动物,也可以视为如同石应平先生所言的"原始畜 牧经济的生长点",表明卡若遗址的居民并非单纯的依赖狩猎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而更具进步性.另 外,在卡若遗址晚期的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石砌半地穴式房屋,如其中的F5,F12,F30等,经过专家复原都 是二层高的建筑物?,与之相似的建筑物至今在横断山区的羌,藏等民族的居址中还可以见到,其功能 往往是上层住人,下层作为饲养牲畜的畜栏.笔者颇疑此类建筑式样在卡若遗址晚期的出现是否也与 当时驯服与畜养动物有关,但这个推测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尤其是动物骨骼方面的直接材料来加以印 证,目前尚只能存疑. (四)关于卡若遗址文化面貌的突变现象及其原因 在1000多年的时空范围内,卡若遗址的文化面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卡若遗址的发掘者已经十分 敏锐地注意到在卡若文化的早期和晚期出现的某些急骤变化:"卡若文化内涵虽属于同一文化范畴,但 由于延续时间较长,呈现出前,后期的差异.此种差异,在某些方面表现为由细致到粗犷,由复杂到简 单,呈现出某种退化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技术上的改进和新因素的增加." ?具体说来,这种明 显的差异性表现在下述3个方面:第一,从生产工具上观察,早晚之间打制石器和细 石器逐步增加,磨制 石器却骤然减少;第二,从陶器上观察,晚期器形和纹饰相对趋于简单化;第三,在建筑上,早期种类较 多,有圜底房屋,草拌泥墙半地穴式房屋,地面房屋3种,晚期则出现了大量的石砌建筑,如石墙半地穴房 屋,圆石台,石围圈,石铺路等,"似乎开创了一种石砌建筑的新时期"?. 笔者认为,观察到这些考古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极有可能隐含着西藏高原自 然生态变迁与人类对高原生态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改变这样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观 ?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考古>2001年第3期,第1—28页. ?本文所说的"专业化"的游牧与畜牧经济,是指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人们依赖驯养草食动物之食性及移动性来利用水草资源,以畜 产满足其生活所需,以其他生计手段获得补充性生活资源,因此产生的特定经济生产与社会组织模式.这一概念的表述请参见王明 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98页. ?<昌都卡若>第34—37页,图27.另可参见江道元《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 筑初探>【J】,<西藏研究>1982年第3期,第1O3—126 页. ?(昌都卡若)第150页. ?同上. 昌都卡若:西藏史前社会研究的新起点——纪念昌都卡若遗址科学考古发掘30周年.27. 察与思考. 对于上述现象,发掘者在《昌都卡若》考古报告中也提出了一种推测:"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 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着民族,其定居在西藏 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 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卡若遗址早期两期之间文化面貌产生的某些急骤变化,是否 与这两种类型的民族文化接触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显然,报告倾向于认为此种变化 是因为受到南下的氐羌民族的文化传播及其影响,是来自外部的文化因素导致了卡若遗址早晚两期文 化面貌上的突变. 笔者认为,对于卡若文化中可能吸收,融合了来自北方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可否认 的,但是,如果把卡若遗址前后所发生的这种突变的最终原因都归结于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影响,则有 些重要现象无法得到解释.例如,如果按照上述推测,卡若遗址早期的居民是西藏本土从旧石器时代以 来便定居于此的土着民族,他们是游牧和狩猎的人群;后来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及其文化与之发生接 触,交流,甚至迁徙而来,从而带来了原始农业,那么,卡若遗址早晚两期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也应当与 之相应,即早期表面为游牧和狩猎经济,晚期则出现了原始农业.但事实却与之相矛盾.我们所观察到 的卡若遗址早晚两期的文化面貌并非如此,反而是在早期表现出较强的原始定居农业的特点,而在晚期 则游牧,狩猎经济的特点更显突出. 笔者也曾经试图运用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卡若遗址的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基本 观点认为,卡若遗址前后两期发生的这种文化突变现象,固然不排除当中有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等因素 在内,但更为重要的还应当考虑到同一人群在自然生态环境突化的背景之下,为了 适应这一变化而被迫 改变其生营方式,从而也相应导致其"经济文化类型"发生改变这种可能性?.笔者尤其注意到,在距今 约3000年前左右,也正当卡若遗址的后期发展阶段,由于全新世小冰期(又称为新冰期)的来临,使得全 球性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时期,西藏高原上的现代冰川和冻土进一步发展,气候不断朝着干燥, 寒冷变化.以藏东南的阿扎冰川为例,在碳l4测年约为2890士150年的地层中发现的冰碛层中,发现有 被冰川向河谷流动摧毁了山坡森林而埋藏的树木化石,当时的气温在藏南,带下降了约7??.对于居 住在原来相对温暖湿润的藏东河谷地带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营方式的卡若居民来说,气候和生态环境 的骤然改变也势必对他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单一化的粟类农业已经不能维持生存,迫使他们为了适 应这一变化而转向谋求包括狩猎,渔猎,畜养等多种生营方式在内的"经济文化类型".卡若遗址本身所 处的自然景观和资源的多样性特点与多样性面貌,也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性.而这个过程反映在考 古材料上,就恰恰会表现出打制石器与细石器的突然增多,陶器器型与纹饰的简化与退化,出现大量石 砌建筑等特点来.当然,笔者所提出的这个解释,并非是关于这个问题最终的结论,也仅仅是一种理论 和假设.笔者当时在论文中使用了诸如游牧,畜牧这样一些术语来进行描述,如果按照前文所界定的 "专业化"游牧业的概念来衡量的话也未免合适,但这并不影响笔者的基本观点,其目的还在于引发学术 界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昌都卡若>第155--156页. ?参见霍巍:<论卡若遗址经济文化类型的发展演变)[J】,<中国藏学)l993年第3期,第93—106页.在民族学界,所谓"经济文化类 型"是指居住在相类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并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 体.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由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所处的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决定其物质文化的特点,从而使具有 相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类似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民族,可能具有相似的经济生活和相似的物质文化特点,这就构成了相同的"经 济文化类型".这一理论还有两个显着特点,第一,它表明了人们的经济状态(包括自然条件)同文化面貌的必然联系,一个人们共同 体如果具有相似的经济状态,应当属于同一个经济文化类型;反之,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果人数众多,活动地域辽阔,就有可能存在着 几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第二,一个人们共同体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一旦发生变化,则相应地 其文化面貌也将随之发生改变.本文在对卡若遗址的研究过程中便运用了这一理论,认为其符合这一理论中的第二个特点,并加以 了具体分析论述. ?李吉均等:<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的探讨>【J】,《中国科学>1979年第6期,第608—6l6页. ? 28?中国藏学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