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与阶层的视野

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社会学分析：阶级与阶层的视野 邵书龙 2012-9-20 15:14:20  来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苏联东欧社会变迁的实证分析，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视角探索苏东社会转型的原因及过程。首先，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导致的城乡社会结构的改变，是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这是它与东亚、拉美等国或地区的社会转型具有深层关联性的一面。而农民迁移到城市的结构性流动所产生的复杂流动机制和分层机制，对苏东社会转型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冲击。苏东社会的中间阶层，其价值观、社会功能和政治态度对激进的转型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其次，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由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发生变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在市场化背景下，苏东社会的阶层分层因利益多元化而发生分化。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 【关键词】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作为 20 世纪后期和 21 世纪初期国际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进程，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人们从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进程。在西方学者看来，不管是拉美军事威权体制还是东亚官僚威权体制抑或苏东的党国体制，其转型都是向民主体制的转变，说得直接一点，其实就是按照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模式来转型。所以，研究重点主要放在转型的具体路径和策略方法上。相比于国外学界，国内学界对苏东转型在认识上有一个过程。剧变之初，政策界、学界主要从如何防止演变及总结教训等着眼。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研究者逐渐对苏东社会转型进程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做综合性的整体研究，探讨其发生和演变的深层机理，研究方法逐渐从单一的国际政治、共运学科向综合学科和多维视野过渡。冯绍雷教授认为，原苏东、南欧、拉美、东亚等国的转型，一方面其制度与社会变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和相互联系的外在客观性；另一方面，各国的转型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表现为面貌各异的各国精英自主选择的多样性的转型结果。[1]对苏东社会转型进程的研究而言，社会学应该是重要的工具之一。但迄今为止，苏东社会转型的社会学分析尚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本文将尝试从社会结构分层的角度来阐述苏东社会转型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从而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再现苏东社会转型与东亚、拉美等转型的内在关联性及外在客观性，并在具体的策略选择和多样的路径依赖上把社会转型的独特之路展现出来。 一、苏东社会转型的原因、观点及方法 关于对苏东剧变的认识，西方的主流解释大致有二[2]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经济效率不高，唯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才是可行的；[2]二是一旦进行自由化改革，就给了人们打破旧体制的机会。下层群众通过选举、游行、罢工等，和平瓦解了现行体制，下层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精英在把资本主义引入苏联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由于苏联体制不可避免的崩溃，此论与主流观点大相径庭，却颇得到俄罗斯学者的认同。西方学者对苏东垮台的解释多少带有西方模式的色彩以及西方民主化转型的理论预设。国内学界更是见仁见智。诸如“葬送说”、“和平演变说”、“民族矛盾说”、“上层自决说” 、“经济没搞好说”、“斯大林模式说”、“错误路线说”、“抛弃说”等，共有十几种之多。[5]其中“和平演变”说比较有市场。经济学界的主要争论集中于“渐进转型”和“激进转型”方面。有意见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由于坚持了渐进转型，而苏联东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实行了激进式改革。而激进式改革又与私有化的改革路线相联系，渐进式改革则与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6]随后也有人反对这种联系。秦晖对这个观点曾给予批评，指出中国式的“界定式私有化”改革并不比苏东的做法更“渐进”。[7]杨小凯在“经济转型和宪政转型”这篇文章中提出：经济转型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不能以中国的所谓“渐进”转型的业绩去论证俄罗斯“激进”转型的失败，对两个国家转型成效的认定要考虑多重因素。[8]目前有关转型国家的制度建设正逐渐成为新的关注视角。其他还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苏联政治转型的，不再详述[9]。 与比较政治学、转型经济学和历史学等传统领域的学术成果相比，社会学在探寻苏东社会变迁和转型方面，尚存在较大的学术空白。运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理论对苏东社会结构变迁所做的研究，虽然问题意识和研究角度有所不同，却为后来的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苏东社会转型打开了空间，但也存在较大不足，主要是对分层结构和分层机制在社会运行的实践过程中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理论上交待得不甚清楚。[10]社会分层（包括下面提到的社会流动）理论有多种研究取向和范式。当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人们主要是借鉴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些分层，对社会结构一般地采用财富、声望、权力、职业等多元分层方法，而较少采用社会结构的阶级分析方法。苏联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一直有重视阶级分析的传统。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学研究，始终把阶级结构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两阶一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即是该理论的核心观点。[11]当然坚持社会分层的多元分析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学术传统，八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学也开始借鉴这一思想和方法。如在达维丘克主编的《应用社会学词典》（1984）和艾托夫的《苏联城市社会结构》都有这方面的体现。[12] 在考察苏东社会的基本分层结构时，不能忽视苏联社会与西方欧美社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上的历史实践过程和社会变迁过程的 重大差异，并应对这种差异给以理论的阐释。如果简单地把多元阶层分析当作一切社会转型过程全部和当然的理论预设，简单套用到苏东社会分层的划分上，而在理论上和线索上又讲不明白的话，则无法区分现代化国家的社会转型同拉美、东亚、苏东等地区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变迁过程中的差别。试看下面二例，上层：高级官僚和大学毕业精英，占 3.8%；中上层：中级技术和专业人员，占 6.6%；中下层：熟练工人及职员，占 15.7%；下上层：中级职员、半熟练工人（含集体农庄工人），占 27.5%；下下层：下级职员，集体农庄农民，占 46.4%。[13]西方甚至有学者更是把苏联的社会阶层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国企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及职员、半熟练工人、中级职员及集体农庄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下级职员、集体农庄农民等十四个阶层，每一个阶层都有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14]这种做法，其背后隐含着一个理论动机，即寻找该社会的中产阶级。按照西方现代社会分层理论，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中间阶层，是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力量。但是，在拉美、东亚、苏东社会，中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性格特征呈现出异常复杂且多变的面貌。对此，中外学者也多有实证分析。实际上，苏东社会正是跌倒在它的中间阶层手中。当前俄罗斯的学 者已经开始反省和批评上述学术趋向，并提出了“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政治化”等概念，[15]对中产阶级的膜拜现象提出了批评。还有一种研究取向，是将社会阶层分析与利益关系结合起来，以求解苏联社会的变迁和政治格局的变动关系。[16]这种方法，在理论假设的前半段，即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体制对苏联的阶层结构起决定性的作用这点上，是无懈可击的。但在理论假设的后半段，即阶层结构变动而产生的新社会阶层，由于利益机制不平衡而导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垮台，则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社会结构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是产生深层次社会变迁的基础性原因，但是生产方式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如何影响社会转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逻辑就可以的。再者，社会阶层只是一个笼统的社会划分单位，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单位，一两个新阶层的兴起是否能承担打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重任？即使能够，该假设能否适用于其它国家的制度变革？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说明。因此，新阶层由于利益关系反过来决定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可否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去使用，尚存疑问。该方法的理论实质在于，欲把阶层结构变动与阶 级结构变动不加区分地用于解释社会的转型问题。这将面临一个理论障碍，即阶级与阶层的划分标准可以是统一的，而这明显违背了社会学的分层理论原理。 仇立平先生对韦伯的阶级分层思想的研究，可以说直接从理论上解决了苏东社会研究中如何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社会变迁的不同性质，来具体判断该社会结构究竟是以阶级分层为标准还是以阶层分层为标准这个问题，对进一步认识和解决苏东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分层状况有很强的理论启示意义。[17]根据仇立平先生的研究，韦伯一方面强调市场体系下的多元分层，另一方面也没有完全拒绝阶级在分层 中的作用。韦伯强调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的动态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18]。而且阶级分层和等级分层不会同时出现，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动，而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变迁。从阶级分层到阶层分层正是苏东社会进行重大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历史线索。 一般来说，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社会转型期，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技术和经济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社会分层主要表现为阶级的分层。欧美社会结构研究中，大多运用静态的、描述性的阶层分层的指标和方法，该方法更适用于发达 国家中比较稳定的社会运行条件和变迁环境。在苏东社会处于急剧变动状态下直接套用阶层分析方法，并不一定能反映出其社会变迁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如果一谈社会结构，一谈具体的社会分层，就按照收入从高到低，按照职业从白领到蓝领，或按照权力从管理地位到被管理地位，划分为几个甚至十几个层次的话，这样的研究方法试之于任何社会皆有效，却不能说明问题。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建国之初，人口的大多数都是农民，农业产值占经济总产值的 80%以上，农民占到总人口的 85%以上，都存在一个如何使农民转化为城市工人的历史重任。农村的农民 和城市的工人这两大社会集团，就不宜按阶层分层方法来划分。这不仅仅是因为存在一个地域分界的问题，而且还因为其基本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如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以及工业化追赶战略，与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市场条件下的西方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社会，一改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势必会引发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从政治参与到制度化进程，从经济发展模式到资源配置方式，从生产组织形式到市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还有比这个变化更能反映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吗？如果生硬地套用阶层分层方法来 划分苏联东欧剧变时期的社会结构状况，最后往往会走到按地位等级或职业、收入等进行分层的路上去。苏联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等级间的分化不是更严重了，特权也并不比任何国家更严重。如苏联大企业经理的报酬是一般产业工人的 4 倍，而美国是 150 倍。戈尔巴乔夫只有一套四居室，明斯克党委第一书记只有一套二居室，死后别墅和房子也要收回。整个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资本主义小得多。苏共为消灭三大差别，从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增加工人工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快于技术人员和职员，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与脑力劳动者几乎接近。知识 分子反而成了苏联转型前怨气最大的阶层，其工资增长幅度一直低于工人工资增长幅度，处于各阶层的最低一级。斯大林时期工人与职员和技术人员的收入比为1：2.15，到 1985 年，已缩小到了 1：1.1。工资级差十分位数（10%最高与 10%最低比值）从斯大林时期的 8：1 降低到 80 年代的 3：1。[19] 西方学者像帕金、吉登斯等人，已经注意到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分层机制时，必须对不同时期（工业化初期及中期）的分层结构和流动机制进行区分，即是对过分重视权力分层方法的一个弥补。[20] 因为目前 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的两种主要方法，无论是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还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都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下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总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理论和范式去描述计划经济、再分配体制和后发现代化、城市化国家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层情况。如果运用韦伯的阶层分层方法去分析计划体制时期的苏东社会结构，很容易忽视这个时期苏东最大的社会关系结构，即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转型。忽略了这一点，也会影响到对解体后俄罗斯的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的认识。笔者认为，先是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发生转 变，即由农村农民向城市工人的阶级分层结构发生转化，然后才是表层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即城市市民社会本身由于利益多元化而发生的阶层分化。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很明显地分为这两个阶段。[21]运用什么样的社会分层理论去描述该社会的分层状况，不仅要看当时社会变迁的性质与社会分化的阶段与形态，还要分析阶级分化的性质与程度。苏联 70 多年的历史，农民从占社会总人口的 82%降低到 1985 年的 12%，成为一个城市社会，事实上是苏联社会最大的结构变迁，这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东欧诸国自二战后伴随着农民大量迁入城市，也有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过程。且由于东欧 基础比较好，农民原本就少，有些国家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即已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所以如果简单地用城市居民的分层结构的变化，用西方经常描述社会分层的职业、收入、学历、财富等指标来解释苏东工业化初期的社会结构转型，则抓不住问题的本质。因为它忽视了最重要的城乡社会结构和工农阶级结构的转变。城乡结构的重大转型孕育了苏联社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是苏联东欧社会于 80 年代末相继发生剧变的社会实践逻辑。 二、高度城市化的深层结构转型与阶级分层 上世纪 80 年代的苏东社会的确到了一个发生转折的关口。以往人们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了苏东国家体制的集权性和经济停滞上，却忽略了苏东在社会结构层面发生的深刻变动。1985 年戈氏上台，经济增长率已不足 2%，经济、政治全面停滞。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决定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86 年 2 月苏共二十七大制定了“加速战略”，提出利用科技成果加速经济发展。据苏联社会学界的调查，在支持改革的主流派中，以年轻干部居多，基层管理人员中，越年轻就越热情地支持改变现状。[22]事实上，苏联民主派的社会基础主要产生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实 际上代表城市新兴市民集团的利益。以往人们总是以政治态度来划分民主派、保守派、激进派等，却很少从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去分析这些派别产生的社会基础。1987 年初苏联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和下滑，“年初工业生产比 1986 年 12 月下降6%，出现了 1987 年计划可能像纸牌搭成的房子般垮掉的危险，‘加速战略’实施并不顺利”。[23]苏共不得不抛弃计划经济的一套办法，觅求转向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但是由于积重难返，面临了很大的阻力。“阻碍机制”(пpипяcтвие механизм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24]放权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削减了从中央到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干部的 权力，而且对以前的计划管理机构和人员也进行了裁减和调整。中央计划部门以及地方企业对改革的消极和保守态度非常突出，改革推不动。无奈之下，1988 年 6 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氏代表苏共中央做出了进行政治分权改革的决定。中心内容是通过竞争性差额选举，向各阶层群众开放政治领域，将支持改革的下层精英吸收到国家政权机关，以加强经济改革的推动力量。[25]规定“凡担任苏维埃执行机构职务的执委会委员和执委会各部、局领导不能同时成为同级苏维埃代表，同时向上级机关推广这一原则”[26]。这意味着对苏联的党政体制开刀，把权力从党向苏维埃转移。此举打破了苏共的党政合一体制和集权体制，分化了既得利益阶层的权力基础，使得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一些拥护民主改革的知识分子乘势参加竞选，党政分开和差额选举使底层社会精英有了向上层流动的渠道。政治分权改革得到了广大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许多公民投入到竞选当中。小小的破冰，不经意地打开了苏联剧变的闸门。在苏联第一次人代会上，激进派直接提出了废止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动议，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总书记职务，专心于苏维埃工作。最后苏共被迫放弃了一党垄断政权，确立了实行多党制和经济所有制多元化的方针。此时的东欧已经剧变，政权从共产党手中和平转移，苏联社会情绪进一步激进化，人民要求进行彻底的变革。戈尔巴乔夫为加强对国家的管理，又转行总统制。苏联进入了急剧的制度变革时期，接下来所发生的政治波动已不是任何一方能够完全控制的了。苏联社会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旧体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斯大林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在农村社会基础上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高度集权管理模式。自从 60 年代苏联转化为城市社会之后，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熟练技术的青年市民阶层于七、八十年代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与上一代依靠政治忠诚和农村集体化背景的干部阶层相比，在行为和诉求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以及运行机制全都改变了。工业生产、城市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公司、银行、市场、社区、NGO 等。80 年代，苏联城市社会一下子出现了十万多个社团、协会和自治组织，这是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兴起的表现。国家的管理体制只有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在旧体制里再也寻不出什么出路来了。笔者认为，从阶级分层的角度来看高度城市化过程中深层社会结构的转型，才能找到苏东社会转型的终极变量，苏联的高度城市化导致的社会变迁，结果和过程都是惊人的。 1919 年苏俄建政之始，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18%，卫国战争前夕的 1939 年，城市人口比重已增至 32%。整个 30 年代，移居城市的农民达 2700 万人，为当时城市人口的一倍。西蒙·库兹涅兹写道：“从 1928 年到 1940 年的 12 年里，苏联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的数量，在其它国家需要 30 年到 50 年。”[27]1939—1959 年的二十年间，约有 2400 万人口移居城市，这期间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占到 80.8%。[28]1960 年，苏联城市人口比重达到 49%，跨过了城市化关口，进入了城市化社会。据苏联 1959、1979 年二次全国人口调查，由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的人口在六、七十年代仍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 58.2%。[29]1959—1970 年，每年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约有 150 万，而到了 70 年代，每年达到约 190 万人。其间苏联人口从 1.63 亿增长至 2.738 亿，增长了 0.6 倍，而城市人口增长了 5 倍，从 0.291 亿增长至 1.775 亿。[30]集体农民所占比例由 1959 年的 31.4%下降为 1986 年的 12.1%，占就业人口的 9.5%，仅剩 1240 万人。[31]农村外流人口中，绝大部分是青壮年。1964—1970 年，全苏农村20—24 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了 38%和 43.5%，25—39 岁的青年男女分别减少了28.4%和 28.8%。[32]至 1987 年，苏联的城市人口比重在不到 70 年的时间里快速增加了近 50 个百分点，速度惊人。美国同样幅度的城市化水平由 19.8%提高到 64%用了 90年（1860—1950），英国同样幅度的城市化水平由 21%提高到 60%用了 120 年（1800—1920）。[33] 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苏联战后平均每年新建城市 25 座，个别年份能达到 35—40 座，全国大城市数量增长了 124 个。到 80 年代，苏联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为 272 座，相比日本同样人数的 169 座和美国同样人数的 155 座，高踞世界之首。1985 年，苏联高速度、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 66%，其中俄罗斯的城市化水平达到 73%，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接近，已经完成了由农民、农业社会向城市市民社会的转变。列文（Moshe Lewin）写道：“被西方观察家称之为苏联历史中的停滞年代，其实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时期，可惜和往常一样，苏联城市化现象竟未能引起分析家们的注意 ，只有少数几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学者所写的一些著作和文章是例外。”[35] 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快速城市化的国家或地区来讲，苏联农民在迁移过程中的收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福利等也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所望尘莫及的。拉美国家的农民大多是自主迁移，国家并不为移民提供住房和基本服务，更不负责就业，拉美的大城市到处是贫民窟和非正式就业者。巴西圣保罗市城东的贫民居住区住有 120 万人，没有一个医生，也没有一家诊所。[36]苏联则为迁移农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农民不仅可以得到一份正式工作，而且国家提供免费培训、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为其子女免费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移居 4 年者，约有 55.2%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移居 10 年者，约 81.3%的人可以解决长期住房，[37]房租大约只有工资水平的 2—3%左右。苏联农民就在这种高水平的福利过程中，快速而平稳地完成了由农民到城市工人的转变。苏联东欧社会结构的转型首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快速且高度城市化的历史实践过程。 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的构成形态，本文在这此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阶级（层）到市民阶级（层）的结构变动应该是考察苏东社会结构变迁的第一位的指标。 这种社会阶级结构力量的变动，足以导致社会系统的重大调整和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而不仅仅是身份、职业和地域的变化。人们在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组织机制等方面的根本变化，属于韦伯所言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时期。这一变革有着深刻的经济转轨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现形式和运作机理，就是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来体现的，社会结构是连接它们二者之间的中介。社会学甚至把社会结构的转换看作是从深层次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决定经济体制变迁的巨大潜在力量。 政治社会学也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对政治格局起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当一个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达到一个临界点，新的社会阶层置换了旧的社会阶层，社会力量的构成和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该社会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终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动，社会转型也就由此启动。这个转型首先就是从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转变。从数据来看，凡是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产值中所占份额下降到 30%以下，城市化水平达到 50—70%左右，不管先前是市场体制还是计划体制，也不管它的权力结构类型是威权体制、军事官僚体制还是苏东的党国体制，都不可 避免地走向社会结构的深层次转型。为避免从静态角度描述社会变迁现象，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研究注重和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自上世纪 60 年代 A．英克尔斯探索以数量指标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来，社会学在研究社会结构转型时更倾向于对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和具体的变动轨迹进行数量的考察，以找寻社会结构转型的“临界点”。李培林先生曾给出一个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外在客观性的基本判断：人均 GNP3000 美元水平，农业产值占 GNP 的 15%以下，第三产业比重在 45%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50%以上，非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 70%以上。美国哈佛大学钱纳里教授也曾对结构转变与工业化过程的关系作出过开创性研究。记住下面这个数据似乎是必要的：1985 年，苏联的城市化率达到 66%，这是一个平均值，其中俄罗斯的城市化率达到 73%，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达到 71%，达到或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亚几个以农业为主的前苏联国家城市化率较低，像乌兹别克斯坦为 42%，吉尔吉斯斯坦为 40%，塔吉克斯坦为 34%。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到一个发现：城市化水平是否达到或超过 66%这个敏感点非常重要。一些强管理体制和集中型权力结构的国家及地区，像苏联、东欧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还有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等，它们的社会转型在外在客观性上有一个极其相似之处：即发生社会转型的转折点几乎都处于城市化水平为 66%这个有着强相关关系的统计数值上（即三分之二的人口为城市人口，似乎可以称之为 2/3 临界点）。在东亚，韩国从 1950—1980 年，农业劳动力从 74.1%下降到 34.7%，城市化水平由 1950 年的 18.4上升为 1985 年的 65.4%，随后马上启动了高度城市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战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的地区。城市人口比重从 1947 年的20.6%，上升到 1982 年的 61.3%。1987—1988 年，台当局放松政治限制，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转型与政治转型开始启动。在拉美，1950—1960 年，拉美农村人口增长部分的 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 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 58%。城市化平均水平由1950 年的 41.6%提高到 1980 年的 65.6%这个极易引发变革的阈值后，拉美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也如约而至。先是墨西哥进入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时期，接着是智利紧随其后，随后阿根廷也开始启动城市化社会转型。 在东欧，保加利亚 1980 年的农业产值由 1939 年的 76%降到 14%，罗马尼亚 1980 年的工业产值由 1938 年的 30%升至 58.6%，南斯拉夫农业产值由 67%降至 20%以下。1980 年中期，南斯拉夫城市人口由战后的 30%上升到 70%，波兰城市人口达到 60%，匈牙利农业人口仅剩 20%（但城市人口约为 55%，匈有不少住在农村的农民工），只有阿尔巴尼亚仍是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仍占全部人口比重的三分之二以上。除此之外，东欧已全部实现工业化和高度城市化。1988 年，匈牙利理论界开始探讨向多党制过渡问题，并出现了许多“反对派小集团和活动”。同年，波兰两派召开圆桌会议，并于翌年 1 月申明了政治多元化、工会多元化的立场，确定在波兰实现多党制。1989年 2 月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发表公报，宣布将逐步实行多党制。1993—1995 年间，原东欧共产党或前工人党又上台执政，也没有改变政治多元化的格局，说明议会和平竞选方式已成为中东欧国家人民政治生活的习惯。1989 年，苏联开始差额直选国会议员。后又改行总统制，开放党禁。1990 年，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建立多党制议会共和政体。这些都发生在苏联剧变之前，此时苏联还没有发生舆情所评价的放弃共产党领导转向资本主义的剧变。断言苏东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理论上可能是莽撞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声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被学界政界所广泛非议的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激进转向，现在看，许多问题需要分开剖析，这里面既有上层精英集团为阶层私利，利用特权有意向资本主义引导的问题，也有一个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转型中，公民社会自觉放弃传统体制，探寻符合后工业社会多元利益阶层政治诉求的合理形式而被动“拿来”的问题。 苏东剧变其实发生了两个转型，人们被游行、街头革命的景象所吸引，看到了苏东政治经济体制向“类资本主义” 的体制的激进转向，却忽视了另一场静悄悄的深层次结构转型。 另外一个非常相似的外在客观性是，凡在“2/3 临界点”启动社会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不管是社会主义体制还是资本主义体制，尽管其民主化的样态形形色色，基本都是平稳过渡到民主化的道路上，民主转型也没有发生回潮。而那些在城市化水平低于这个数值就启动了社会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不管是社会主义体制还是资本主义体制，政局和经济都陷入了动荡和反复之中。东亚和拉美的国家或地区，凡没有达到这个“临界点”就开始民主化转型的，无一不引起权威体制的回潮或旧体制的复归。苏东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像阿尔巴尼亚、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五国，由于在城市化水平处于 30—40%左右时就跟随苏东进行民主化转型，结果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巨大挫折，致使政局动荡。继承苏联的俄罗斯，尽管几经波折，但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人民也没有走极端，1998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俄国人民日益中派化，左右两翼的影响在下降。 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它的高度城市化的水平超过了“2/3 临界点”，社会结构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其社会结构的性质有了实质性的变动。更能反证此假设的一个例子是南非。由于长期实行种族歧视，其内部社会的断裂程度很高，各阶层之间几十年来一直处于紧张 状态，是亨廷顿所列举的第三波 30 个民主化转型国家中暴力指数最高的国家，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拿马和尼加拉瓜并列。南非唯一与他们不同的是，它已达到高度城市化水平。上世纪 80 年代末，南非城市人口平均占到总人口的 83.7%，1994年的农业产值占全部总产值的 5%以下，人均收入水平 1995 年为 2771 美元，与匈牙利、墨西哥相当。结果南非在社会转型中平稳过渡，波澜不惊。如果城市化社会转型的“2/3 临界点”这一规律成立的话，那么，按照西方的眼光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印度，当其城市化水平达到高度城市化社会转型的临界点时，也许还会发生一次影响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化水平在达到高度成熟化之前，社会一直在平静地运行。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和起伏波澜的经济转轨很容易进入人们的视线，但苏东的社会剧变不是用政治变革或经济转轨就能解释的。实际上，这是一场由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导致的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高度城市化引发了全面的社会转型。仅仅从政治学、经济学或共运学科等角度，简单地去比较精英策略、集团博弈、私有化方案等，是不能解释这一转型的机制和内容的。我们来看一下城市化社会转型的机制：首先，农民占多数的城乡社会是一个稳定态的单一的二元社会结构，随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力度加大，群体产生了分化，长期固定于某一社会阶层、某一社会地位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民阶级（层），开始进入多元化的、充满竞争和流动的城市工人阶级（层）群体中，这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分层的、多元的体系。它有不同的关系结构和利益结构，其组织也不再是农村社区或宗族一类，而代之以现代社会的学校、公司、NGO 等形式。它们以协商、交谈和交易等表达利益的方式来解决群体的利益诉求，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是不具备民主政治的调节机制的。其次，农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也迥异于城市社区。谨慎、保守、因循更符合农村社区的文化观念，而在城市化过程中价值观将出现裂变。第三，由于农民在社会结构比例中的减少，市民比例增大，就业结构也发生了转变，文化和教育程度也呈明显的提高，公民社会的雏形开始出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进一步导致政治运作逻辑的变化，“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因此，妥协和克制都得到提倡”。 城市化不完成，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更遑论政治经济的体制变革。即使如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二战后也是由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直到 90 年代，日本达到高度城市化之后，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大众民主社会才逐渐形成，开启了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多元化，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高度城市化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在内容方面也要比单纯的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复杂和丰富得多，比如全民选举、经济多元化、市场化、全民私有化等，有许多是属于高度城市化转型的产物。 事实上，苏东高度城市化转型早在 1985 年就开始了。差额选举、全民选举也不是搞资本主义，其解体后的政治架构既不是转向威权体制，也没有完全转向西方的代议制。在各种 利益集团的博弈中，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而的的民主之路。苏东在传统体制后期，一开始是引进市场化，辅之以计划管理。全民私有化的规模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私有化的国有企业多采用国家或劳动集体控股的股份制、租赁、集体承包、合作制等形式，私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确在上升，但对私有化的范围还是进行了限定，涉及国防安全、国计民生等国民经济的战略要害部门，并没有实行私有化。这类国有企业约占国有总资产的 30%左右，有的国家如匈牙利占 37%。俄罗斯金融寡头的形成与同国外产业进行竞争的背景有关，乃国家引 导所致，与是否实行资本主义联系并不密切。另外，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还包含着非国营化，或称作民营化的内容。同时，私有化又区分为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其实现的方式也不同，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大私有化，不少国家采用国家或集体控股的股份制形式。在俄罗斯，转轨后仍有 70%左右的原国有企业，要么依然是国有企业，要么是国家或劳动集体控股的股份公司。保加利亚的私有化进展缓慢。罗马尼亚政府对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十分慎重。捷克和斯洛伐克私人农场的产量仅占农业总产量的 5%。白俄罗斯国有资产小私有化阶段直到 1994年才开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制度一直比较完好地保存着。乌克兰处于小私有化阶段，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并未解散。另外，中亚五国也没有搞全面私有化，土地一直属于国家所有。 三、社会流动机制与中间阶层的社会构成 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实际蕴含着三重社会流动机制，一是从农民到城市工人的职业流动，二是社会地位上的分层流动，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则是代际流动。农民的向上流动为第二代提高社会地位、登上更高的社会阶层奠定了基石。当急速变革的社会关系结构趋于稳定之后，代内流动渐渐让位于代际流动，并成为 影响苏东社会分层的主要形式。城市移民第二代的社会流动一下子跨越了几个边缘阶层，属于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垂直流动和长距离流动。这种结构性流动的空间迁移形式导致社会分层模式和流动机制的新变化，其内涵和意义要比单纯的职业变动或身份变动更加深刻。西方学界也曾注意过这个现象，比如吉登斯、戈德索普等人就认为，社会主义由于取消了私有制和采取了更为平等的社会政策，产生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向上流动性，以及较大规模的阶级阶层间的流动，体力劳动者有更多的机会跨越“缓冲带”进入管理—专业阶层。 亨廷顿的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其中心思想就是外来移民的后代正在改变着美国的国家特性。西方社会学界用以分析社会分层模式的纵向流动框架，并不能全面地把握苏东体制背景下结构性流动的分层机制，应该将城乡流动下代际更替对结构化分层的作用考虑进来。正是这个指标对苏东社会结构转型的具体过程和路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苏东社会转型中复杂而独特的路径选择与此有密切关系。其复杂关系机制可以通过分析苏东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及其功能体现出来。在苏东寻找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 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去衡量，即“按照收入、职业声望和财富等标准来划分中间阶层的话，这样的定义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收入、声望的享有状况不过是阶层地位的结果，对中间阶层的界定只能将其置于现代社会的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因此笔者认为，在产业调整与技术升级和向消费社会转化这个意义上来界定苏东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可能更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苏东社会中间阶层或中间阶级的概念，来看苏联社会的基本阶级构成状况： 从政治态度、价值观以及消费能力来讲，苏联的中间阶层主要集中于职员这个 职业群体。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的阶级结构中，城市的职员阶层比例在 70 年代增长幅度加快。70 年代中期之前，工人基本上保持着 1939 年到 1959 年的平均增长幅度，大约每 10 年递增 8%左右，而从 70 年代中期之后，这一增长几乎停滞。但职员的增长速度后 20 年几乎是前 20 年的 2 倍，从 2%增长到 4%左右。1975 年，在全部11,750 万人口中，工人和职员占到 10,200 多万，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集体农庄农民仅有 1,500 余万。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苏联的劳动力开始了世代间的更替。1956年，全苏工业专家的 57.2%、厂长的 68.4%、以及总工程师和技术厂长的 32.9%是从实践中提拔的。这批人大多数是从农村移居城市的第一代移民，通过苏联的工业培训体制进入到管理阶层。这一比重 60 年代后显著下降，到 70 年代末基本仅剩残余现象了。在 80 年代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中，大多是在城市中生活和成长起来的移民的第二代，这是个多阶层的混合体，以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和办公室人员为主。它是苏联的白领阶层，几十年快速的发展，使得这个阶层在作用和功能上对苏联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这正是苏东社会转型中具有重要特点的一面。 首先，苏联中间阶层的主要来源是移民的第二代。这个骤然兴起、快速发展、群体性格高度不定型的一代，最后竟然空手埋葬了苏联。其产生和发展轨迹与拉美、东亚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明显不同，他们是实现了短时期内跨阶层向上流动的一个结构性群体，社会学称之为突发性长距离社会流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还是要到苏联的体制结构中去寻找答案。我们惯常运用的西方社会分层方法和社会流动机制分析框架，背后隐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即上一代人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财富以及身份，大部分是可以流传给下一代的，这是一种分层格局基本保持不变情况下的代际流动。苏东的党国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前苏联一切有价值的财产以及能代表身份和地位的符号都属于国家，上层精英不能把这种好处传给后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阶层生成机制。吉登斯曾专门论述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代际流动的不同特点，“二者在地位优势的代际传递方面有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国家因财产私有而带来的权力和许多优越性是可以传递给下一代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却行不通，即使有些领导享有集体财产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但这种优势是不能传递给下一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地位只能通过教育优势的继承来运作实现”。苏联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平等化措施，阻断了高等教育与白领出身之间的联系，采取了有利于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政策，使他们有结构性的机会进入中间阶层和精英阶层。这一系列措施改变了苏联社会的流动机制和中间阶层的产生方式。农村移民的第二代成为拥有特别“赋权”的、能够在集权体制下进行长距离结构性流动的庞大群体。从其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看，这个群体是苏联真正的中间阶层。有学者把苏东的中间阶层定位在了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专业技术阶层身上。认为他们在苏联时期生活安逸，社会地位很高，拥有特权。这与事实并不相符。整个勃列日涅夫期间，苏联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其它阶层相比，在收入上都是不断降低的。这些人包括教师、医务人员、一般工程人员、大多数的设计师和工艺师。其政治地位也不如工人和农民，“每接受三个工人入党，才能接受一个工程师入党”。苏联著名学者罗伊·麦德韦杰夫评价道：“对知识分子和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说，70 年代不啻为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知识分子—技术阶层在苏联后期备受经济和精神两方面的压抑，这也是苏联末期失去 知识界支持的一个重要背景。1988 年，苏联结束书报检查制度，公开性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成为一股社会潮流，苏联社会首先起而倡乱的就是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似乎出现了一个怪圈，政府在地位和收入上压制中间阶层的主体——知识分子，但又制订有利于工人阶级子女的高等教育政策，使得更多的工人子女进入了知识分子阶层（这恰恰反映出苏联的旧体制与新兴的多元利益群体矛盾的一面）。在70 年代的两次人口普查中，工人出身进入大学的“系数”由 0.71 升高到 0.74，职员和专家家庭出身的从 2.19 下降到 2.10，农民家庭出身的则从 0.36 上升到 0.46。而在苏联高度城市化和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工人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数。另有一则数据，工人子女成为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人数在 70 年代末是五、六十年代的 1.5 倍，而知识分子子女成为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人数没有什么变化。在大一学生中 ，出身于体力劳动者家庭的比例在一般农林院校中几乎占了 75%。在匈牙利 ，1962—1964 年，首都以外的各城市的领导人员中 ，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的领导者占到 64%。据 1978 年的调查，45%的专业技术工人不是出身于专业技术工人家庭，而是来自农业家庭，这使得专业技术工人的比例逐渐上升，由 1949 年的30.4%，上升为 1960 年的 32.8%，1980 年达到 42.6%。在波兰，据 1968 年的调查材料，技术性专家的 44.7%来自工人，34.1%来自农民，非技术性专家总数的 38.5%由工人出身的人组成，28.8%出身于农民，职员中的 42.5%是工人出身，21.7%是农民出身。 苏联的移民家庭在社会阶层的归属上与东南亚移民中的多阶层家庭（multi-classes family）非常相似，东欧移民家庭则更类似于韩国的农民—工人家庭，其大家庭通常包含多个阶层。祖辈是农民，父母是移居到城市的蓝领工人或一般服务业人员，子女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完成了身分的转换，他们大多成为专业技术或管理人员。苏联知识分子从 1939 年的 16.7%上升到 1979 年的 29.5%。增长接近一倍，主要不是靠自我的“再生产”，而是从工人的阶层流动中来充实的。70 年代初期，苏联知识分子人数就超过了农民人数，仅次于工人占第二位。1981—1985 年，苏联工人增加了 290 万，其中产业工人 80 万，而教育和专业工作者增加了 500 万。1981—1985 年与 1976—1980 年相比，工人人数年增长率降低了 50%。苏联的职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移民第二代更多地进入到白领职业阶层，这个骤然出现的城市新一代移民，已经不是五六十年代从农村刚刚进城的农民，他们出生于城市，成长于城市，在城市中接受比他们父母高得多教育，他们的社会追求和阶层性格与其父辈悬若天壤。“对于 1950 年前生活于饥寒交迫中的人们来说，给每个家庭的住所配上厨房、卫生间、客厅、食品柜、冰箱、电视机，无疑是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现在他们（指第二代）需要更多的消费品，产品质量也变得愈益重要。50 年代对那些刚脱下农装，从未受过教育的人们来说，苏联的集权体制，一个人说了算还能过得去。到了 70 年代，苏联人民的大多数成了教育良好、生活水平中等的城市居民，那种集权的体制，与苏联人民的现实要求相去甚远，他们现在要求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些新的变化反映着时代脉搏的跳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简直就是一场城市改革。其崛起和主张与其说违背了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 斯大林体制和正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如说代表了新兴的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管理、知识、技术阶层的利益，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支持力量来自城市，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和鼓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其次，我们来看苏东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及政治取向。关于中产阶级的性格及政治态度，已有国内外学者作了相当丰富的发掘和实证研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的阶级性格和政治态度作了经典性的分析和描述：“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社会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 中产阶级。此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正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支配着城市的政治”。在《第三波》中，亨廷顿又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产阶级有无革命性，还要看农村的农民是否激进。在一个农民比较激进的国家，中产阶级往往保守。当民主对中产阶级不构成潜在威胁时，这个集团就开始自信它们有能力通过选举来促进它们的利益。在第三波的民主运动中，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利普塞特和本迪克斯认为：在一个发展和动荡的社会中，统治者如果限制了有抱负有能力的人从较低的阶层向上晋升，伴随城市经 济扩张而出现的迅速向上流动并不必然导致政治稳定。李友梅教授通过对社会中间层社会功能和作用的分析，从具体实例上阐释了如何根据具体国家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下中产阶级的价值趋向和社会情绪，准确地评估其社会功能与政治倾向。苏联的中间阶层在作用与功能上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作为社会的白领阶层，他们与任何城市社会生长起来、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青年一样，在消费能力、生活时尚和政治诉求上具有相类似的方面。同时，我们也必须联系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苏联的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中间阶层的社会情绪和心态，才能 对其阶级性格和政治态度作出综合判断。 苏联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苏联的集权体制和党国体制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在社会主义执政理念指导下，为苏联经济带来了长达近 70 年的长足发展和进步。苏联极高的就业率和教育水平，不仅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率，而且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就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转移。1928—1975 年，苏联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 4.5%，美国同期为 3.1%。1950—1975 年，苏联人均消费年增长为 3.8%，增长了 2.5 倍，同期美国人均消费年增长 为 2.0%，增长了 1.6 倍。80 年代，苏联拥有医生数为每千人 42 名，床位 130 个。美国每千人拥有医生 23.3 名，床位 56.5 个，日本则分别为 18.6 名和 118 个。社会福利和补贴 1985 年比 1960 年增加了 3 倍多，比 1970 年增加 1 倍多，均高于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社会消费基金由 1965 年的 419 卢布增长到 1985 年的 1470 卢布，同一时期消费品价格增长了 7.8%，而居民工资收入增长了 1 倍，远高于物价的增长幅度。苏联社会包括中间阶层在内的各阶层消费增长快于其收入增长。80 年代文化事业的各项发展也位居世界前列，1987 年，苏联人均拥有的影剧院座位数和前往剧院的次数都名列世界第一。在匈牙利，城市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1977 年与 1966 年相比，小汽车增长了 21.9 倍，电视机增长 23 倍，电冰箱增长 77.5 倍，被称之为消费者的天堂。由于农民也实行了有保障的日工资和年终奖金，并享受免费医疗和退休福利，工资比工人还高，使得消费比工人增加得还快。保加利亚 1985 年，每百户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为，电视机 93 台，电冰箱 94 台，洗衣机 89 台，小汽车 37 辆，电话 42 座。到 1989 年，苏联人均 GNP 已达 5058 美元。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 东德这些东欧国家在 1987 年人均国民收入就已达到 5000 美元，而波兰、罗马尼亚仅稍低于他们，这是高度城市化的社会转型的经济基础。苏东城市中间阶层优良的教育和中等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对消费质量和档次的需求，对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的苏联，全国有各行各业的企业数万家，生产 2000 多万种产品，企业间复杂的供应关系数以 10 亿计，高度工业化生产的经济形式与早期以农民为主进行工业化建设的经济形式不可相提并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社会流动速度加快，新的利益阶层和社 会组织生长起来了。城市市民社会天生的独立性的一面开始显露，自由结社、言论自由、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平等思想、竞争观念、以人为本等现代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动力。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现代意识、公民意识和公德意识的城市年轻群体，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广泛分布于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机构中。在老一套僵化体制的阻碍下，他们几乎是本能地出现了“反体制”的冲动。公民社会天然地与市场经济相联系，有着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苏共二十七大提出“民主化” 、“公开性”之后，各种主张、派别和利益团体、非正式组织纷纷亮相，竞选人民代表，竞争政治资源。短时期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几年时间里，这类组织发展到十万多个，政治多元化已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 苏联社会城市化转型和民主化转轨的独特路径，与移民第二代有着纠缠不休的关系。亨廷顿曾对二代移民的政治态度作过论述。他指出，第一代的移民将社会礼让和政治消极这些传统的农村观念带入城市居住区，他们的孩子却是在城市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城市人的目标和企望。如果这种机会不能很快到来的话，第二代的激进主义将显著地增强。美国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在适应当地环境中产生的紧张和不满最为明显……第二代人是不稳定的因素，随着他们越来越人多势众，他们就到处捣乱子，这正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缺乏固定的地位。苏联社会学家戈尔东和科马罗夫斯基曾专门对代际职业结构与现代经济制度之间的适应关系进行过实证研究。他们计算出，每一代人当中社会职业的向上流动约为 25%，当代际之间的向上流动比率超过一定水平，在世代之间造成紧张关系时，年轻人常发展出新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并常常排斥父辈的方法和教诲。若无视经济机制与代际冲突之间的适应，将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动乱。如果不改革传统社会经济制度以适应现代社会专业结构和职业结构，将会造成广泛的社会危机。苏联 70 年的工业化历史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祖孙三代人代际历程的生命史。第一代人打下了江山，开启了工业化；第二代人从农村移居到城市，成为大规模工业化的熟练劳动力；第三代人，也就是移民第二代，出生于战后的 50 年代，伴随着 60 年代工业技术革命的浪潮，在七、八十年代纷纷进入到服务、技术、信息、管理等职业岗位，成为苏联社会的中间阶层。这个经历，虽然简单，也是顺理成章，但却有别于任何国家的中间阶层。他们面临的历史环境、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这个阶层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与其祖、父辈，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中间阶层，与欧美的入境移民，与东亚、拉美的农村移民，都不一样。找到移民二代的成长经历和政治倾向、政治态度的成长线索，可以说，就找到了苏联社会转型的独特路径的一把钥匙。苏联移民第二代的特点主要有： 人数多，社会适应和融入等指数非常高。苏联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基础有了根本的转变。往日的农村很快变成了城市，农民的孩子可以首选非农业的工作，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工人农民的子女受到良好教育并迅速成长为城市新一代中间阶层。与拉美国家的移民二代相比，他们不用住贫民窟；与欧美大多数来自境外的移民二代相比，他们不用去艰难地适应当地社区文化，能很快融入主流社会；与东南亚的移民二代相比，他们拥有完全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他们甚至也没有“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的隐忧。在 60 年代全球农民向城市迁移的大潮中，苏联东欧的移民二代大概是“幸福指数”、“居住指数”、“教育指数”、“收入指数”等最高的一个人群。 其勃兴而起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收入水平在七、八十年代却濒临下降。在整个六、七十年代，苏联工人和农民涨工资，而知识分子却不涨。更主要的是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政治地位，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直处于受压抑状态。苏联历史上第一个反对现有体制的社会集团就是苏联的中间阶层中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的际遇对其政治立场有明显的影响，其政治态度也以政治冷漠和支持“持不同政见者”两种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即所谓的“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和行为。俄罗斯历史学家 A. C. 巴尔辛科夫断言，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苏联知识分子做了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准备，这里，对社会地位的明显的降低和不满意，是其客观的基础”。 在政治态度上，它反对苏联现行体制，要求开放上层空间。中间阶层与苏联的社会结构存在着“结构性紧张”。东欧剧变后，一种不能落后于东欧变革的社会情绪遂趋向于全面激进。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并没有为激进的社会变革做好应有的准备，破坏有余，乏于建设。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成为权贵阶层毁掉苏联的一个急先锋。 其政治观念与上一代差异很大，对祖、父辈奉行的传统价值观并不认同。人们在苏联垮台问题上，总是喜欢把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的个人操守，或者普京的个人能耐等给予过分注意，却忽略了一些细微的社会变动。1987 年 1 月至秋天，在苏联的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出现了争论俱乐部、独立活动小组等非正式组织，主要活动其实就是批判、评论、抗议，或印刷自己的言论，成立“独立社会图书馆”等，这些人中就有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理、副总理的盖达尔、丘拜斯等知识青年。1989年 5 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完成后，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约夫按照习惯开始召集人民代表，向他们交待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代表们不客气地打断第一书记的话：“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民代表来制定”。随后，代表们自行召开了会议。这些苏联社会深处的变化，其息细微，但声如闷雷，恰是苏联体制解体的先声。与其将其看作是什么“民主派”、“急进派”的政治派别之争，还不如将此看成是新一代青年在变化了的时代，对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作出的与其父辈相异的选择。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是一种城乡之间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倾向的差异呢？1990 年的代表选举，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地域差别，在人们希望变化的城市里，代表城市利益的派别（权称之为“民主派”）获得了胜利，列宁格勒议会的 400 个席位，城市民主派获得了 240 个，莫斯科议会的 500 个席位，他们获得了 280 个，而在民众不愿意变化的农村，传统的共产党人（权称之为“主流派”）则 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至于后来走向资本主义，却是另有隐衷。 最后，移民二代中成长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圣徒精神和贵族气质，坚持思想独立性，对社会持激烈变革的观点。一百多年来，在俄国大地上，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专制独裁和政治压迫，有一种吁求公正、改造社会、无怨无悔的宗教情结。另外，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里的矛盾性，使知识分子易走极端，推倒重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知识界带来了刺激，激发了苏联民众的变革热情。这是苏联后期变革走向激进化的历史文化背景。 四、余 论 当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在规模和深度上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社会转型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至于会以一种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进行，则仍然受制于转型前的社会分层结构的制约。社会结构一直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力量，在制约和规定着社会制度变革的趋势和方向。苏东社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出现了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次是由于高度城市化而引起的城乡社会结构转型，一次是市场化转轨引起的结构化社会分层。很多人包括亨廷顿也把高度城市化导致的社会转型与民主化进程带来的制度转型混淆在了一起。他用民主化的回潮来解释这一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如果说在东亚、拉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没有看清楚这一点的话，那么苏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苏东由于实行了较之东亚、拉美权力结构更加集中的体制，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统一状态，把这个变革过程压缩在了一起，拖延至高度城市化后期。当传统体制与高度工业化的城市社会之间产生高度紧张的时候，社会转型与体制变革几乎同时发生，看起来似乎是一次转型的样子。 苏联亡于移民二代。这是笔者从社会学的阶级阶层视野对苏联高度城市化转型后果进行研究的另一个结论。 作为社会学的关注点，不能不注意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变革时期，社会急剧转型对几代人之间的代际更替造成的思想和观念、以及生活和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如能未雨绸缪，或许能减少人类社会动荡时期的苦痛，增添人类处理社会变革的技巧。 （邵书龙，上海大学社会学 2006 级博士生。） [1] 冯绍雷：“原苏东、南欧、拉美、东亚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8期。 [2] Malia Martin, The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4,p. 496. [3] Rasma Karklins, “Explain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Europe-Asia studies, 1994/4, 1：29-45. [4] [美]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曹荣湘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第 7页，第 37 页。 [5] 刘昀献：“对十年来中外学者关于苏联演变原因的分析”，《河南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 [6] 持此观点者甚多，参考关海庭：“论当代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 第 5 期。 [7] 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 年第 1 期。 [8] 转引自冒天启：“转型经济研究中的理论难点问题”，《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 [9] 杨光斌：“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4 期。 [10] 这些研究主要有：赵定东：“中国与俄罗斯社会转型模式比较研究与‘中国经验’分析”等，《社会科学辑刊》，2007 年第 4 期。赵的多数文章，把社会结构转型等同于分析社会利益关系协 同机制，有时又把社会转型看作是文化的结构变迁。庄晓惠，侯钧生：“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与社会阶层分化”，《社会》，2008 年第 2 期，主要谈转型之后的俄罗斯静态的社会分层状况，对苏联向俄罗斯的转型过程中的分层结构没有涉及。陈映芳：“前苏联阶级结构的社会学分析”，《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1 期，以地位等级来划分社会分层。并进而推论这种分层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胡健：“市民社会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3 期，认为市民社会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具有破坏力量并引发了社会冲突。其中有些研究没有搞清楚苏联社会的分层性质以及与西方的 社会分层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兹不详论。 [11]贾春增：《当代苏联社会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 年，第 163 页。 [12] 贾春增：《当代苏联社会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2 年，第 165 页。 [13] 陈映芳：“前苏联阶级结构的社会学分析”，《俄罗斯研究》，2002 年第 1 期。 [14] Olga Kryshtanovskaya & Stephen White, “From Soviet Nomenklatura to Russia”, Europe-AsiaStudies, Vol. 48, No. 5, 1996, pp. 711—733. [15] 参见俄科学院院士尤瓦·阿鲁秋尼扬：“苏联解体后的俄社会结构”，[俄]《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 9 期。 [16]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 [17] 仇立平：“阶级分层：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另一种解读”，《上海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 年第 4 期；“社会阶层理论：马克思和韦伯”，《上海大学学报》，1997 年第 5 期。 [18]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260 页。Marx Weber, Essays inSociology, pp. 193-194。转引自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25 页。 [19] 3. T. 戈连科娃：《俄国社会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层》（第二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94 页。 [20] 许欣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流动》，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95 页。 [21] 仇立平教授认为，在社会重大变革时期阶级分层与阶层分层经常会发生反复的变动，并认为这也是韦伯的一个观点。韦伯确实也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但笔者认为，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论，一个社会不会经常地发生技术与经济的显著变革，从苏联东欧的情况看，应该是总体上从阶级结构到阶层结构的变迁这一个过程，而不是反复出现。所以笔者认为针对完成城市化后（80 年代末以后）向市民社会转型的俄罗斯社会，倒是韦伯的社会分层更适用一些，在这个阶段上可能仇教授更主张使用阶级分层。如是，则这是我与他不同的地方，但笔者并未征询过他对此问题的观点。 [22] Райг И.Х. Отношение управленческих кадров к перестройке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Агропрома // Социолог.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88.№2.转引自：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350 页。 [23]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ига 1.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сти , 1995 г. , CС. 349-350.转引自：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329-330页。 [24]关于“阻碍机制”概念，请参考陆南泉：“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 年第 1 期。 [25]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591 页。 [26]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年，第 444 页。 [27] Simon Kuznets , “A Comparative Appraisal”, in Abram Bergson and Simon Kuznets (eds): EconomicTrends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45. [28] 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 年第 3 期。 [29] 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 年第 3 期。 [30]纪晓岚：“苏联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评价”，《东欧中亚研究》，2002 年第 3 期。 [31] 陆南泉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 年，第 87 页。 [32] 石人炳：“前苏联过度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及对我国的启示”，《湖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 [33] 石人炳：“前苏联过度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及对我国的启示”，《湖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