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司徒琳教授所著《南明史》阎崇年,何平

评司徒琳教授所著《南明史》阎崇年,何平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司徒琳(Lynn Struve)教授的学术专著《南明史》,先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用英文出版[1],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用中文出版[2]。 十七世纪中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剧烈的变革时期之一。本世纪以来,对于这个时期历史的研究,学者们或注重于明季,或注重于清初,南明史则几乎是一个被遗忘的“孤儿”。到五十年代,谢国桢教授《南明史略》问世。其后,国内长时期未有一部南明史著作出版。司徒琳教授《南明史》的出版,不仅填补国外南明史著作的空白,而且引起国内学术界专家的瞩目。 司徒琳教授的《南明史》,以其填补学术空白、新颖学术视角、周密学术论述、广博学术资料,而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博得学术同行的一致好评。 一 南明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又是西方汉学界的一片空白。 清兴明亡,在江南出现的弘光、鲁王、隆武及永历等政权,清初学者多称之为明季、南疆等,不承认其正统地位。至十九世纪中叶,学者钱绮撰著《南明书》。“南明”这一称谓,后来才逐渐被史学者所采用。 1644年,清军入关,移鼎燕京;明诸王先后举旗抗清复明,建号称帝。由是,清朝与南明,清军与义军,生死搏斗,激烈展开。但是,南明政权如夜间石火,爝光一闪,瞬即熄灭。这场搏斗的壮丽画面,于其时,于后世,既令人心神激动,又引人探索不止。 南明史的研究,在清代经过了“热—冷—热”的三段式过程。在清初,南明永历政权刚刚化作历史,学者文人便出于各自动机,搜求旧资料,纂写回忆录,进行学术研究,探讨历史教训。尤其是南方的许多学者,对南明史表现出浓厚的兴味,他们广罗史事,发而为文。正当南明史研究出现蓬勃热潮之时,新兴的清朝君主,对故明学者这种“亡国之思”,表现出疑虑和恐惧。康熙帝为着强化新建立的大清王朝,对南明史研究,设法加以限制。他以一次株连至数百人的“庄氏史狱”,使南明史的研究成为禁区。此后清帝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在史学领域里,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同南明史的研究和著述攸关。清初的政治氛围,清帝的文化专制,使得南明史的研究,万马齐暗,一片萧条。进入十八世纪,清朝已经巩固。随着明朝历史编纂的深入和清史列传撰修的展开,乾隆帝以“冀亿万世子孙,共享无疆之庥”作玄念,既命将明末“忠节之士”进行褒奖,以扬先励后;又命对清初为皇朝一统宇内而立下丰功伟绩的明降官降将贬作“贰臣”,以警往鉴今——这就为南明史的研究变相地开禁。但那个时候——对南明的历史描述,已变得面目皆非;于南明的史料真伪,也变得混乱不堪。待到清末,维新变法,反清革命,许多志士仁人,怀念南明先贤。南明史重新成为热点,其中半是政治宣传,半是学术研究。 本世纪初期,民国兴,清朝亡,人们思想解放,重新研究南明。梁启超、章炳麟、胡适等独着先鞭,成绩斐然。其后,孟森、陈垣、钱穆、柳亚子、陈寅恪、萧一山等,都发表引人注目的论著。或许由于南明史料过于糅糙,良莠难辨,直到1957年,谢国桢教授的《南明史略》出版。但这应当突破南明史研究的难点。南明史研究的难点在于:基本史料需要汇集,基本史实需要考辨,基本观点需要梳理,基本架构需要创建。本来这项研究工作,中国学者可以完成[3]。但其后二十余年间,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被卷入“五朵金花”[4]论外的漩涡中,南明史的研究或被忽视,或被扭曲。中国台湾的史学工作者也受其文化氛围的制约,而未置南明史研究以应有的地位。恰在这段时期,国外的汉学家却在南明史领域里,爬梳抉剔,刮垢磨光,奋力耕耘,结出硕果,这就是司徒琳教授的《南明史》。 司徒琳教授撰写的第一部英文版学术专著《南明史164-1662》(〃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于1984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出版。笔者应邀在印第安纳大学访问讲学时,著者面述了这部专著的写作过程、框架结构、创意新见和史料根据。笔者当时拜读了这部著作的汉文译稿前半部,回国后又继续拜读了其译稿后半部。一位纯美国学者,对中国南明史做出了如此精辟、如此精深的研究,令我赞叹不已。这是著者多年呕心沥血的杰作,也是国外汉学论著的精品。 二 “历史是一面透镜”。通过历史这面透镜,可以凸显国家兴亡,能够探求历史启迪。司徒琳教授《南明史》的旨趣在于:探寻明朝灭亡的基因,寻求明朝历史的启迪。 明朝灭亡的原因,论者或谓亡于朋党之争,或谓亡于宦官专权,或谓亡于义军问鼎,抑或谓亡于皇帝怠惰。智者之见,各有其理。清乾隆帝却提出自己的见解。 “论者率谓: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似矣!而朕不谓然。宦官之祸,汉、唐来已然。顾其使宦官得志擅权、肆毒海内者,伊谁之咎也?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中外阻绝,判若天人。人君所与处者,若辈耳。凡监军、监役,要地、要务,非若辈弗任也,非若辈之言弗信也。导谀纵逸,愈溺愈深。中叶以后,群臣有数十年不得望见颜色者,而鬼蜮之计得行。遂使是非由其爱憎,刑威恣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倒持太阿,授之以炳,其失皆由于不与士大夫相接耳”[5]。乾隆帝的上述论断,比起书生之见,显得略高一筹。但他的视角,仅从“人”,而未从“制”,去深入剖析明亡之因。司徒琳教授就此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司徒琳教授在《南明史·引言》中指出:一个王朝受生之初整个胚胎,便已蕴含其后来死亡的基因[6]。所以,南明灭亡的原因要到明朝去寻求,明朝灭亡的原因要到明初去寻求。明在受生之初胚胎中已蕴含的死亡基因是:“废除“宰相制”,由此而派生出两个难题——第一,君臣矛盾:大臣们在如何为皇帝辅弼的问题上陷入困境;第二,文武矛盾:文武之间无法取得协调统一以致军人受到贬抑。这两个难题,既出现交叉,又相互区别。在中国历史上这两个问题始终存在,尤其是晚唐至宋代,更甚是到明朝,变得格外凸显。上述矛盾演化,导致明朝灭亡。即在南朝,两个难题,彼此交错,纠葛不已,造成致命伤,加速其灭亡。 君臣矛盾。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藉“胡惟庸案”废除“宰相制”。在六部之上,只有皇帝才可以处理大量复杂的例行公事。就个人素质言,明太祖自可担当此任,明成祖亦可揽纲勤政;其后的各代子孙却无力胜任。由是,在皇帝与群臣之间的这个空白领地,便由“非法的”或“违宪的”成份所填充,他们即是宦官和大学士。这就是明朝宦官专权和朝臣党争的一个重要机缘。 大学士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出色俊彦。他们先是翰林院的成员,充任宫廷最高办公厅秘书,尔后逐渐参与重大决策。由于辅佐皇帝制定决策,大学士们获得间接执政和立法权力。但他们的公职权限最终是模糊不清的,因为他们没有祖训赋予的职责和权力,只是皇帝寻求辅佐而出现的不稳定的衍生制度。因此,它的占有者就可以被指为越权而受到弹劾,理由不外是贪婪篡取特权,或非礼僭越皇权,尤其是当他们试图在政府中获得巩固势力并像宰相那样行使权力的时候。结果,围绕如何充当大学士及其首辅角色的朋党之争日益加剧。这个首辅的位置连对最柔顺谦和的在位者都是一座烤炉,而且得随时充当皇帝过失的替罪羊。首辅张居正的悲剧和东林志士的殉难,都是例证。 文臣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歧,也加剧了朋党之争和君臣矛盾。在治国政纲的争论中,前者主张“恪守祖训”,后者则主张“因时变通”。在辅佐国君的争论中,前者主张“臻于至善”,即认为国君不管其素材如何都可以教育好、引导好;后者则主张“容忍弱点”,即皇帝不好可由辅臣操持政府的疆络。文臣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见解鸿沟和派系纷争,在明朝由于缺乏“宰相制”而愈发严重。明朝政府内之所以总存在着密布的派系,是因为明朝在体制上提供了条件,使那些易于转移的权力(派司徒琳教授认为主要是缺乏“宰相制”: “派系是一切官僚机器的润滑剂。对于历史学家的问题应当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日常的派系竞争变得狠毒起来,自相残杀乃至导致本团体的最后自杀?在明代,官僚体制的高血压症和致命党争,主要原因在于辅佐皇帝的难题[7]。辅佐皇帝的难题是由缺乏“宰相制”而引起的,它又引发了文武之间的矛盾。 文武矛盾。文武不协,古来已有,但到明朝,更为甚之。明太祖的年号是“洪武”,他的儿子成祖选择的年号却是“永乐”。一个在“洪武”精神中建立和巩固的明帝国,却出人意料,很快地厚文薄武。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自然是出于对儒家“文治武功”精神的传统理解,即夺取天下靠“武”,治理天下却赖“文”。 明太祖谕定军制:实行军户制、军屯制和卫所制。大致说来,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以上“三制”连同军事贵族身份制都惊人地退化了,因为文职官员、特别是兵部官员,逐步控制了军事要务。其后果是:一方面,军户生活水准和士兵服役条件都恶化得令人吃惊,进而加重了世袭军人身份带来的社会耻辱。私脱军籍,在役潜逃,虚登名册,兵伍哗变,这些都成常事,表明帝国正规军体制陷于瘫痪。明廷不得不继而依赖雇佣兵,这又使其财政支出增加;且雇佣兵来源于流离失所的社会群体,又造成难以指挥和漫无军纪:“贼如梳,军如篦,士兵如剃!”这种军队不可能成为帝国的柱石。另一方面,军事贵族的权势和威信逐年下降。他们被文官们指责为无能,且被鄙视为另一群异类。五军都督府和京营的演化史提供了实例。这两个集团本来都是袭封高级贵族者的禁脔,但逐渐变为服从兵部节制,其重要职务又丢给非贵族出身的军人即通过科学考试的武举人和武进士。 右文货向来自儒家学说,这种理论加剧了文武之间的矛盾。黄宗羲指出:“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节制,与士兵则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司徒林教授引述上段文字后说: “在明代中国不会有如同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或者黑格(Alexander Haig)的官员,也不会有做了州长或市长还向选民炫耀以往军功的上校。这样的角色变换,在明代士大夫是不可思议的”[8]。所以,在中国明代,因厚文薄武,军事力量不仅受文职衙门的管束,还被搞得失去效用;武人不仅受文官统辖,还被降了格。如此厚文薄武,在承平时期也许自有作用,但到了明末,特别到了南明,当王朝已在生死存亡之间挣扎,需要它的所有精英都最大限度地团结之际,文官系统和其它社会成员——尤其和武人——的疏离,竟达到无法克服的程度。这成为南明败亡的重要原因。 当然,司徒琳教授阐明,另外两个难题,也是明朝特有的,即:其一是,遍布各地的明朝诸藩王,其中多数缺乏普通的领导能力;其二是,广泛的社会不安与混乱。但较前停难题而言,这些都是主旋律的副部;因其书的重点是明政权的人部难题,故主旋律的副部不能尽述。还有明朝的经济恶化也是其灭亡的重要因素,因该书的重点是明朝政权的社会矛盾,故在书中也不能尽述。 总上所述,明初废除“宰相制”而派生和日剧的君与臣、文与武两大难题,加速并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司徒琳教授的《南明史》以此作为其全书之脊骨,将各章节的内容骨骼贯穿起来。应当说,明朝灭亡是多因而一果。司徒琳教授所著《南明史》的突出特点是,对明朝灭亡的原因,从深层次的视角,即不仅是从帝 王个人因素,不仅是从朝臣派系因素,不仅是从宫廷宦官因素,不仅是从社会经济因素,不仅是从官场腐败因素,也不仅是从阶级搏斗因素;而且是从明朝政治体制因素,即从明朝受生胚胎中之体制基因——其缺陷、演变与恶化,去解开明朝灭亡这个“明朝政权系列的内部难题”。 三 南明灭亡是明朝灭亡悲剧中的最后一幕,也是由明初废除“宰相制”而派生和日剧的君与臣、文与武两大难题的最后终结。司徒琳教授在《南明史》中,做了详细的论述。 《南明史》全书25万余字,其前有《英文版序言》和《引言》,正文分作7章,后有《注释》和《引用书目》,并附有《历史地图》17幅和《中文版后记》。全书对南朝诸政权按其存亡时序,逐个地加以论述。 《首次抵抗》与《首次失败》是该书的前两章,论述了弘光政权兴亡的全过程。这个政权自始至终受着明朝两大难题的困扰。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总兵刘泽清等南方武臣扶持下登上宝座,又不得不依仗明末南京要人史可法的辅佐,于是两大难题对弘光政权的腐蚀便凸显出来。在辅佐皇帝问题上,马士英入阁,伙同阉党余孽阮大铖把持朝政。马阮集团掀起弥漫朝野贻害军政的党争狂浪。皇帝身边的“清流”一系,如吏部尚书张慎言、大学士姜曰广、御史刘宗周等,在马士英排挤异己过程中相继去职。而一些北来官将也受到无情的迫害,甚至株连其家人和亲友。这就使得人们切齿弘光政权更甚于叛军。马阮集团之政策,以自身派系利益为依归,绝不以抗清事业为圭臬。更有甚者,他们辅佐的皇帝是一个无能之辈。朱由崧做皇帝是错误的时刻、错误的地点之错误的人选。这样的皇帝和这样的辅臣所构成的权力组合,既日益失去民众依赖,又加剧文武之间矛盾。 弘光政权的文武矛盾,以马士英入朝任大学士、史可法赴前线协调与督战为契机,事态日趋恶化。马、史矛盾的起因,是对文武关系的不同认识。作为东林高足的史可法,被誉为尽忠职守,与士卒同甘苦,反对以力服人,且自视为协调者。马士英虽被指控纵容手下士卒劫掠,却是个能干的谋略家,懂得同将军们共处,并会计取他们的欢心。在战场上厮杀的武人,对弘光朝以文统武的承平传统表示不满和反对。他们一旦发现百姓和文官非但未能履行其责任,而且阻碍武人发挥其传统军职作用,抗命之事,随即发生。 上述两大难题困扰弘光政权的苦果,通过一系列军事失败表现出来。面对清这的强力推进,长江以北几乎所有的南明军将领都闻风而降。当清军抵达弘光政权首都南京时,降清的有总兵23员,副将47员,参将、游击86员,马步兵共23万千3百人。在历史最紧要的关头,弘光政权职业武人所走的道路,明显是从内部破坏国家政权。正是前述两大矛盾的烈火,焚化了弘光政权——1645年6月寿终正寝。 《第二次抵抗》与《第二次失败》是该书的又两章,论述了鲁监国和隆武政权兴亡的全过程。这两个政权也自始至终受着明朝两大难题的困扰。清军攻陷南京后,颁布“剃发令”,激起江南民众的普遍反抗。这一自发的抗清浪潮,促成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府城称监国,建立鲁王政权。几乎同时另一些人则拥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两个政权因各保持其唯一合法地位,便发生严重冲突。虽然它们都真心抗清复明,但各自为政,削弱抗清力量。分立的两个政权也同为贯穿弘光始终的两大难题所困扰。于辅佐皇帝,鲁王政权主要是缺乏组织机构,没有建立完备的官僚体系。当隆武帝的挑战升高之际,官员间自生嫌隙,质疑他人是否忠心成了积怨之府,能臣的干练地为受到掣肘。隆武政权的大学士总共任命30余人,遍布好几个省份,且大多无所事事。在弘光期,谋求权势的大学士行使“体制”上所不允许的全权;在鲁王和隆武朝,则是不作决策的人物来到君主身旁。无论那种情形,均因明朝缺乏宰相职务,使文武矛盾更为紧张。 于文武关系,两个政权的抗清活动皆因文武不协而失去成效。隆武朝的文武矛盾,集中表现为大学士黄道周与南安伯郑芝龙之间的冲突。郑芝龙出身海盗,为隆武政权的实力支柱。但他在朝中受文官的怀疑和排挤,他的自身利益和皇帝的目标根本不能调和。黄道周是隆武朝最受尊重的文官,力主亲自带兵以图复明,却不尊重武人,经常斥责他们投机取巧、怯懦无能。这突出表现在总督万元吉身上。万元吉与各军将帅不能相得,且轻侮朝廷官军。当清军进攻赣州时,他为削弱官军而借助于绿林力量。官军先是逃走,继而又为万元吉遣散,他只以五六千人死守赣州城。在坚守六个月后,城被攻破,总督万元吉、兵部尚书杨廷麟和吏部尚书郭维经自尽,文臣百余人丧生,而未战死的武将全部投降。鲁王治下的浙东地域,文官领袖与武官将帅的冲突同样严重,且武官之间,各自为政,分饷分地,相互冲突。后绍兴陷落,鲁王逃离,政权体制瓦解。清军攻下绍兴后,继续向东南和华南地区征服。隆武帝因郑芝龙降清而兵败如山,自身也在汀州被杀。 朱聿键和朱以海叔侄,或两次落狱长达34年[9]之久,备受监禁之苦;或为人宁静、仁慈、温和、热情——他们真诚抗清复明,却由其太祖皇帝留下两大难题的重负,均以失败告终。这两大难题在永历朝再次表现出来。 《第三次抵抗》与《第三次失败》是该书的另两章,论述了记历政权兴亡的全过程。这个政权同弘光、鲁王、隆武政权一样自始至终地受到明朝两大难题的困扰。在得悉隆开政权败亡之后,原广西巡抚瞿式耜和两广总督丁魁楚便拥立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政权。永历初期,于皇帝之辅弼,便出现激烈的党争。楚党与吴党作为朝廷主政之中坚却互相攻讦,弄得朝政日非。于文武之水火,拥兵自重的丁魁楚以自身的利益为重,对以大局为重并主持朝政的文臣瞿武耜之主张毫不顾及。文武不协使各种力量相互摩擦,削弱了抗清的实力。后江、广反正,李成栋等加入抗清阵营,并没有推进清步伐,却使两个固有难题愈加难解。朱由榔一方面在疲于奔命、勉强糊口、甚至在大难临头的现实环境中,依赖其锦衣卫左都督马吉翔;另方面在事实上完全依靠李成栋的军事组织。在清军凌厉攻势之下,永历政权的各支武装均告溃败,以播迁著名的朱由榔不得不投到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的怀抱。从此,南明历史进入了最后的十年。司徒琳教授在书中,对永历政权最后十年西南与东南两股抗清势力做了后,指出: “在这十年中,正规明朝文官体制的最后痕迹几乎全部消失;不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永历朝廷完全依赖下述军事组织:在西南,是明季叛军最强的残部,现在由孙可望与李定国统率;在东南,是控制该地区的垄断海上贸易的半海盗组织,现在以郑成功为首。这两个组织原来都完全是在明朝体制之外发展起来的。……但我们也能看到,西南地区还是有明朝皇帝,由于这一事实,文武领袖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一方具有文治倾向,另一方关注的主要是作战。相比之下,东南沿海地区实际上并无明廷存在,反而更能团结一致,抗清更为有效”[10]。这两个地区的抗清实体,从正面和负面证明:明朝“两大难题”的沉重包袱,导致永历帝抗清的最后失败。 《最后的抵抗,最后的失败》是该书的第七章即最后之章,论述永历政权的最后失败。东南地区的郑成功,虽能自主地抵抗清军,但因力量对比悬殊,退至台湾孤岛。至166年初,朱由榔被俘,永历朝覆亡。 南明四政权覆亡的原因,有人归结为“腐败”。对此,司徒琳教授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般定谳在晚明尚未衰亡前总述及官场的普遍腐败,以作为王朝毁灭的肇因。然而,‘腐败’是个笼统的字眼,要求特殊的界定和社会学的解析。在任何案例中,它似乎更多属于别的情况的结果,而非其肇因。官员们纳取贿赂,从事盗窃、欺骗和勒索他们的子民,循此以往,不正之风就由这种态度产生,即认定所有不正当行径与他们人人有份的政府前途没有关系。不管那前途被假定为哪一种,是基业不朽还是易代在即,他们个人认同感的缺乏,一如他们的事业心”[11]是的,衰朽造成普遍腐败,腐败又加速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