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方言笑话

孙慕义医学哲学与它的历史哲学命运 摘要:纪念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召开30周年。这是一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记住那些为医学哲学的建立做出过贡献的学者与先驱;继续书写医学的正义,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做大哲学文章和哲学人,培育医学人文精神,影响时代与社会生活。 关键词:医学哲学去神圣化书写正义启蒙运动思想 早就应该为“医学哲学”写一点东西,是“写”而不是“编撰”。但始终犹豫与困惑,第一,医学哲学是什么?第二,中国医学哲学是不是就是三十年,为什么以广州的医学辩证法会议为界限? 1979年3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钟林与彭瑞聪商定组织一个医学辩证法的学术活动——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1979年底,广州医学辩证 法讲习会召开,约有600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医学辩证法的学科和基本轮廓,确定了医学辩证法研究的基本范畴,酝酿了医学辩证法教材的编写, 作出创办《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决定,这段过程,那一带优秀的学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学者认为,那就是中国医 学哲学的开端;但如果作为历史语言,这其实 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起事,并不是作为一神圣学科的诞生。 囿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把医学哲学称为“医学辩证法”,原本就是一桩十分可笑的事情,但谁也没有办法去更正,直到现在,还叫什么“----- 研究”与“-----通讯”,那是政治哲学的怪胎。我们的这件事,只能苟活于那种意识,方才得以胚胎发育与诞生,今天不提出来反省,只提及功绩勋誉,就太 “不哲学”了。 1 这个学科,这个事,这段历史,一种观念 我们的误解在于,很少有人去探究事物的发生原因和历史驱动力,对生命事物的感情和喜悦,与单纯的求知欲和民族的荣誉感连在一起,特别是为了表 述我们的前驱者(即那些引领我们走上这条星光大陆的人)的业绩和我们对于他们的感恩,而设定的时间界限和节日或 纪念日的情结,由此,就把本来不是这样的历 史过程人为化情感化了。如果真的纪念,应该从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严译《天演论》开始,汉语文化圈,就有了“医学哲学”这个学科、这个事、这个观念、 这个态度。 “个体发生是种系发生的简洁、快速的重演。”这就是恩斯特·海克尔(Emst Haeckel,1834-1919)对其重演理论简练精辟的申明,这一观念,非常哲学地说明,个体发育的过程,尤其生命的高级形态的个体发育,是以相应 的次序相当精确地重复或重演了地球上生命演化历史循序渐进的阶段,这个后达尔文主义进化思想被介绍给我们的先辈,甚至因为严复们的推波助澜,搅乱了中国的 历史进程。那是哲学,是医学的政治和医学的辩证法,是医学的神圣宣誓。1 美国的医学哲学来源于科学技术哲学的形成,分析哲学的兴起,养育了医学哲学和医学人文学的胚胎,从思辨的哲学动机开启了医学家和一部分具有 自然科学或医学经历的学者的思想闸门,他们从巫医与神祗医生时代,到古代东方医学、古希腊医学,以至于各民族的 江湖医生和庸医的哲学问,直至追问到近代 医学的进步,对解剖学历史、生命的生理秘密、助产术、外科学、伤口感染的研究以及瘟疫、理疗、家庭护理医院、精神医学、当代高新生命科学技术进行哲学的分 析与本质性地考量,联想到人权、生命的发源、生命价值和意义、病床的文化、医患关系、药械产业、医生执业操守以及卫生经济伦理。 医学哲学无从考证何时诞生,甚至对疾病、健康、生命的认知、评判、纷争,以至于文化或哲学地探究,开始于先古,医学本来就源于哲学,或是说,医学本来就是医学哲学。巫医就是哲学化的医。 “是以坎离消长于一身,风云发泄于七窍,真气熏蒸而时无寒暑,纯阳流注而民无死生,是谓神化之道者也。”2 五代谭峭的《化书》中的很多言语,谁能说不是医学哲学观念。 地中海文化圈的疾病观、生死观,从来与哲学融为一体, 以传至波罗的海东边的康德,那“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就是人的生命的实践理性, 也是我们医学的哲学之本。何以分清医学哲学另有学渊?路德和加尔文的改教、弗洛伦萨的文艺复兴、英伦三岛的清教主义以及美国新大陆的伦理精神,为新生的医 学科学技术和医院结构、卫生制度与人类对生命的本质的认识,不断渐次地提供哲学思想和文化资源。声名毁誉参半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刺激了医学和医疗制度,那 个米歇尔·福柯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如果追问疾病的根源、原理或起因,如受寒、剧烈咳吐和胸膜发炎,那麽这种认识就具有哲学性。”3 依照后现代哲学家的话,应该说,作为意识形态的同购物,临床经验给它一个直接的应用领域,医学并不只是被感知的经验和单纯知识与技术的运行, 在医学活动或临床经验中,与在哲学分析中一样,那个显示的和隐藏的基本框架是仿照语言的模式设计的;临床医生与 哲学家的反思具有相似的权力,“因为二者都 预设了一种恒等客观性结构,在这种结构里,存在的整体完全消散为现象,现象既是它的能指,又是它的所指。”医学与哲学,其思维结构在同一性中相聚和,被感 知物与显现物经常在一种语言中完全复原,这种语言可以在哲学和医学中同样找到它的起源,甚至这种起源几乎来自于一种事物的内部。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对于疾病 和治疗的话语性、反思性感知以及他们的知识、理论、学说、经验、技艺或者灵悟的复合体,与哲学家的话语性反思在一种完全的重合中相聚,因为世界对他们来说 不过是语言的模拟物。4 能够专事建立一个学科,研究这个事、这段漫长久远的思想史,很需要筑造一个统一的非常的哲学化观念,而不是一味实证地过于纠缠于具象问题,这些年-这三十年,我们做了一些,也算辉煌了一下,但还不够,还有偏差,还缺少真正的哲学。 2 怀旧与去神圣化 如此,我们就要在回顾的同时,品评我们的成功与失败。 眼下,就好似市场经济的风暴夺获了诗意、浪漫、价值与意义,功利的涌潮改变了生活中一切美丽、光明、高尚的东西,丑陋、贪婪、琐屑充斥于我们的生活,我们躯体与精神的生命也面临被啃噬或蚕食的命运。人们被狂躁、抑郁所压挤,就此,美德被很多人扔进了荒蛮的沼泽地。 今天的纪念,是朴素地怀旧(simple nostalgia)。站在世纪边上,用过去的美好、温暖的激情、甜蜜的忧伤、神圣的价值和绝对的善,与现在的缺陷作对比,用一种纯粹的唯心姿态回望曾经 的存在和早年的艰苦与欢乐,那种献身和自觉、那种无私与信仰,那种低质量的快感和情愫,都隐匿和包含了未被检验的信念。正如弗雷德·戴维斯所言:“过去的 事情比现在更好、更美、更健康、更令人愉悦、更文明也更振奋人心,…尽管这类宣告也多倾向于仪式性地承认…,但总有一种内在的情感与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 即‘不管这个’……。”5诚然,我们绝不是为历史的罪孽招魂,绝然无意掩盖我们曾经历的痛楚,那种压抑和不平,那 种泯灭人性的伤害,都是对后世的警示。文 化是不能复兴的,我们心向往之的是没有伤痕的未来。我们无法脱离环境的囹圄,去创造未来,那几位了不起的学者:钟林、彭瑞聪、艾刚阳、杜治政、邱仁宗、程 之范、梁浩才、张慰丰、阮芳赋、马伯英、石大璞、何兆雄……等等,值得我们感激,他们以其正义的冲动,和整个时代的“辩证法运动”的脉率几乎同步,把那个 哲学重新返注入沉闷的生命科学,启发和复苏了科学家与医生们的哲学良知,并很早用“医学辩证法“、通过引进“生命伦理”和“社会医学“等,集合了一批智 者,开了很多有意义的回忆,培训了一批继承人,译写和编辑了一大批书刊,发表了很多启蒙时代的论文,真的兴起了一场思想规模化的运动。这本身就值得追忆与 纪念。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去神圣化”式反思与对于医学人文传统的解构。 历史不应该固化,特别是我们的思维模型和理论定式。16世纪,加尔文跟随奥古斯丁把人类整体的心理上的事情和情感的来源归为:上帝的知识和我 们自己的知识。医学躯体的自然界和医学人文社会从此被彻 底世俗化了,就此,理性和语言也被世俗化了。而要到达信仰的国度,必须通过人的内在的经验和神秘的 感受,而不是直接的话语。信仰通过灵性命令给与玛丽·韦林(Mary Waring)以生命的最后力量,那是一种精神的腾飞和信仰的最后皈依,在灵魂深处,长久隐藏的“单纯的词”附丽于“真实的物”的体上,物被圣化了。6吕 克·费里不同意康德把宗教说成是人的自然秉性(disposition naturelle ),但是他又错误的诠释了没有宗教的极端价值7,不要极端的神圣化,也不可以极端的非威权主义。科学哲学的上帝和神学的上帝分离之后,为什么却给政治的或 集权的、专制的上帝遗赠了绝好的制造灾难的空间和机会,依仗强力和严厉复仇的超越的上帝形象被统治者所替代,神灵化的人恰与人性化的神成为鲜明的对比,道 成肉身反被肉身成“道”所替代,这也是文明化的大悲剧。欧洲历史上,最具政治神学意味的争议 就算是对于公元381年尼西亚-君斯坦丁堡信经的希腊文原本的重大变动,其实这个变动是悄然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也是造成东方与西方最后互相逐出教会的 根源。希腊原本中在论及圣灵“从父”而出之后的部分,并没有包括“和子”(filioque)这个子句在内:“我信圣灵,赐生 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 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他曾籍众先知说话。公元850年,当东方的主教与神学家们听到这个更动后,大为恼火,以雷霆般的吼啸予以抗议,他们坚持西方 的观念建立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上,这是非正统的异端的边缘的教义,迈仁多夫表述道:“拜占庭人认为,‘和子’的问题是东西方产生摩擦的关键。“在他们眼中, 拉丁教会接受内有插入文字的信经,不但抵触全体大会采用作为普世信仰表达的文字,同时又赋予不正确的三位一体观以教条的权威。8这个微细的更动,说明东西 方对于民主的不同情感,反映了那种神秘的内在的情感体验。古代西方人在没有接受基督教之先,其惯有的多神主义传统其实是一种民主的文化根基,“和子”的争 论恰好反映了这种分歧的民族心理差异,也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去理解。古代东方却原本是一神论,尽管后来比如华夏民族由道释的多神崇拜所替代,但还顽固地惯于 皇权的奴隶性,祈望于绝对的“上帝”至高无上;如果巴尔干、小亚细亚、波罗的海文化圈和斯拉夫人承认和接受了“和子”说,上帝的绝对威权将被打破,因为必 然和人子基督共同分享这个权力,而就民主主义来解释,分权的意义深刻而远大。路德与加尔文的改教运动以及文艺复兴的基础,其实就源于这种争议,尽管路德反 抗的也是拉丁教会,但深刻的历史哲学根源却是令人深省的。在法语神学界,马里戎9一直致力于表达,在上帝退出和人们不再需要敬拜偶像之后,思考作为基督人 子耶稣的存在,那种贫民化和贫民的人格,并不需要海德格尔式地对基督教传统的复兴,基督是一位卓越的贫民领袖,他不是神,他值得人去纪念,是因为他离我们 很近,他的崇高,不在于他的神圣,而是他只标识着人类和大自然中本应该有的本真的爱,那爱是说不尽的,是永恒的;我们到哪里去找寻没有任何利益驱动、没有 任何功利的爱呢?我们医学人文生活中就有,它本来不独存有于天堂。在巍然的阿尔卑斯山下,589年Toledo的西班牙主教会议,他们把奥古斯丁在《三位 一体论》一书中“圣灵从子而出”的断言,正式加在拉丁文信经中,那个曾经统治人类生命的“政治上帝”逐渐从文化中消失。 汉语文化中的“上帝“观念是一种模糊的神圣,教会医院的文化传统与无神论的冲突,终于使精神被分解或融化,因之,所谓汉语生命哲学与医学人文文化则失去精 神化根基。对于外来文化、基督教文化、中华古典文化对生命问题的惯有的混杂观念体系,给与去神圣化地解构,就是为新的汉语医学文化寻求出路。 毋庸置疑,这是我们追记这段历史的意义之一。 3 为了书写正义 三十年,我们实际是以道德叙事作为思想和学术导航的,对此很多学者做出了卓著的贡献。生命伦理学作为医学人文运动或医学辩证法运动的核心机 构,带动和影响了全局。它也是和文化社会对话、和大哲学界勾连,参与卫生行政政策制定和所谓整治“行风“的统领。也就是,为了这场思想运动的成败,我们在 医学界”书写正义“。 人生而平等。对平等的追求是一种人类的精神,包括对罗尔斯“差异原则”即如何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正义理论,是医学社会的伦理内核。生命伦理 必须保证“无知之幕”下的最弱者的健康利益选择与保健权利的充分享有的可能性,这一伦理目的的实现需要通过立法来表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立法者应该把 自己看作一个自然哲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它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10正义理念的 三项基本原则,主要围绕平民权利的价值,合理性原则、民主原则和道德限度原则都是为追求人民的正义,而法律的强制性特征必须由道德加以证明。 认识恶,才领会为什么生命被放逐、流浪,人才有归家的愿望;赎罪是一种勇敢的承担,从肉身的生命模式解脱出来,洗清罪恶,踏上被最后拯救的 路,还有漫长的“道”,还要背起沉重的十字架,接受考验,并且知道如何悔罪、忏悔、改过与自新。生命伦理学应该对忏悔与恶进行道德哲学的研究,如此才能认 识生命是有希望的,人类社会的未来是光明的。同时帮助医学法学建立坚实的理性基础,构建的理论体系也不至于崩塌。 汉语文化圈的医学哲学学人们,模拟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的学者,也信任了:生命伦理学从爱的金律中引出比彻姆四原则——尊重自主、公平正义、 切勿伤害、医疗至善。生命道德哲学的三位一体(生命存在、行善、公正)—归于一个道(爱),为医学正义,结合我们 的现实,创造了很多医学哲学文化产品,也 挖掘出我们民族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份忠诚,值得彰显。医学道德的美德与道德义务的原则是对应的,而生命道德原则一直沿用道德义务的原则,许多生命道 德原则所禁止的行为和被谴责为道德上恶的行为之间也是同样对应的。圣爱引申为尊重人、尊重生命、尊重医生的劳动、尊重病人的权利,圣爱又同时引出切勿伤害 或最小伤害或最优化原则;圣爱可化生为医疗行善和医疗过程中的公平正义,这也是对应于仁慈和公平的美德11。医学德行最有价值的特性是使圣徒式的道德理想 成为约束个人行为的价值模式,不仅追求简·亚当斯所倡导的特定的道德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向普通人详细说明道德义务如何成为我们的最低要求,而且这一切都是 我们必须并容易做到的。12圣人与英雄的伦理学是一种道德行动的极端,脱离普通人的道德能力;医学就是用非圣人的义务作为原则的基础,而不是用英雄的美德 作为应当的起点,因为伦理学家认为,那是脱离平民的实际生活的。医学义务论更高于康德的绝对命令伦理语感,因为有正义的传言和医生的信仰作为前提,它就更 不需要追查任何目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1.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文化来认 识我们的权力(权利),我们在维护医学权力的同时,必须尊重个人的不同文化境遇、与病 人的知识占有上的不平衡以及各自文化上的差异;2.尊重文化的差异是由客观事实和科学事实证明的,由于这个差异的存在,造成人的医学需要差异和对于卫生政 策理解与接受的差异,从而使同一行为产生不同的医疗或健康心理满意度;3.医学权力、医生权利与病人权利冲突是一种文化冲突,利益冲突只是一种制度或法律 面具,不能因为显现形式或激烈程度的不同,或者情感指数的差异,而不同的对待,因而导致不公正的后果。其次,如果用韦伯的责任伦理来分析,应当是:1.现 实医学社会和事故或纠纷本身在伦理上是非理性的,而在解决和疏导时,我们却必须承认客观世界是一个道德理性的有机体,尽可能使事件合理化与道德化;2.在 医疗现实中,愿望与后果经常是一种吊诡的关系,善的愿望不一定带来善的结果,有时带来恶的结果,故应从后果与愿望(意图)的复杂关系上来评价医生的行为; 法律和政治或制度的裁决必须理解医生的处境;不能受患方情绪发作强度左右;3.在现实医学生活中,特别是发生医疗纠纷医患冲突时,当事人必须对自己的伦理 与法律行为可预见的后果负责,反对将后果责任委诸他人、社会,即反对只要愿望与行为正确就可以不考虑责任与后果 的态度;4.在现实社会与医疗行动中明显存 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原因是善的目的往往要凭借道德上被病人理解的手段来实现,如何来化解目的与手段的紧张而达到中道,则是我们临床医学最高的 艺术; 4.生命伦理与政治和制度伦理不同,政治与制度存在外在的强制性力量,我们一方面服从于制度伦理,另外,我们必须影响卫生改革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改 革;6.现实的世界具有明显的不完善性,显示的制度、特别是卫生体制已经溃烂和崩塌,此时作为医疗机构如何为我们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和为共和国公民的健康权 利作出应有的伦理奉献,以至于哪怕牺牲利益,都要为维护人民的生命权利尽职尽责;7.现实医疗社会错综复杂,并在流动与变化之中,很难确立不变的行动原 则,我们必须以复杂的思维、高超的智慧来处理具体的医疗维权的事物,并自坚持根本原则与立场的情况下灵活变通地解决突发的异常的医疗纠纷的事件,而不能简 单地敷衍;8.医疗机构与法律工作人员必须具备切事的热情、鄙视物质利益的诱惑、超越虚荣心的责任感、人与事保持应有的距离的判断行为的三个基本条件,才 有资格也才有可能去解决调适医务活动中的道德难题和关系。 后现代时期被体验为一种在危机中穿行的生活,我们应该能够解决人类生活中的一些困境,纠正矛盾之外的矛盾,缓和由于不确定性和谬误产生的深刻的道德痛楚, 尽管许多情感与思想的混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我们生命伦理学、哲学与法学拥有的后现代智慧却可以修复由于价值颠覆和秩序紊乱造成的人类心灵的各种创伤。 零和(zero-sum)的游戏13不再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将在道德的黄昏以道德复兴的精彩启示降下帷幕。 4 “医学与哲学”,行动在继续 任何没有体系的东西都是模糊而沉重的,由于缺乏条理使理论也陷于混乱。我们需要更为精致的思绪,使我们的精神成为细腻的、清晰的、明达的目的论的伦理化构 成。医学哲学与生命伦理学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丢失了基本骨骼,多年来一直是一种浑沌的集合,在“混合后果主义”(mixed consequentialism)的主宰下,发育迟滞、思维鲁钝、肉身畸形,医学人文精神应努力补偿这一学科发育中的缺陷。 我们需要确立的“是”的系统,第一,必须重新创制一套新的医学哲学理论,用人道语言去说明医学哲学、生命伦理学和法理学的精神实质,制定一 个基础,指导“应该”原则架构;第二,要承认现象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问题只是相对地发生和具体的被认知,个体的解决只能是个体的现象的存在,有些甚至不可 能重复,不可能用一个标尺去评判所有的现象和问题,没有永远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与原则,只有变化的和具体的不断更换的法则,只要不违背在此时此地 此文化框架和经济背景下的“世俗善”和“相对善”的公认范畴和不低于公众或社会的道德心理底线,就可以施行和作出决定;第三,任何精神的问题,都不能违反 “爱”和抽象的公正,即使做起来很难,也必须坚持良心的平静,生命的本体应该是一个“自由”,最快乐最幸福最自由就是“最善”,相对于另外的生命处置,只 要保留这样的“最”,就是那个“爱”与“应该”;第四,要建立一个权威的象征,没有至高无上,就没有约制力,人文精神的阙如就是“恶”的始因,承认的至善 性,哲学才是哲学,伦理才有终端,没有崇高就没有心理根 基,没有信仰善的河流就没有发源。 全球主要面临的是道德危机,我们创造了新的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因为并不像我们想象和预知的那么善良,所以并不美好,并不和谐;道德危机成为 一切危机的核心;我们不会管理、运用、控制新技术,自觉的限制我们贪婪的欲望和荒诞的文化消费以及疯狂的物质 与财富挥霍;我们懒惰、麻木、精神沉落、只在 享乐和刺激中追求新鲜的生活样态。我们失去了团结与信任,肤浅、急躁、浮滑、投机取巧,生活失去了基本的密度;我们已经身陷“道德恐慌”(moral panic)14的境地。生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的极端不公正成为这种鲜明的对比。富裕在不断引导和生产诱人的图像,贫穷却不断诠释公义的价值;卫生产 品与健康消费之间正在划分明显的界限,公众消费群体和卫生消费内容发生急剧分裂,医疗和解除疾病与健康“患者”性状增强的医学目标发生裂隙。富人除可以享 受高价“治病”还可以选择美容、增高、长寿、功能的增强;穷人只能被拒之医疗机构的门外,忍耐疾病和痛苦的煎熬去等待死亡的到来。医学哲学学者发现,在媒 体、社会控制机构、不法分子、腐败官员和道德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转化为更复杂更隐蔽更具毒害性的利益集团,以金 钱为中心,构成新的医学伦理关系,同时逃避 道德的谴责。医疗如果作为商品,如果没有法律和伦理制限,会把社会拖向深渊;商品作为能指符号及空间-时间压缩的思想只能有限地使文化发展,但未见能导致 文明的进步,文明必须含有道德的成分。当前,我们是否能用理性的方式,为适应高速发展的生命科学技术及其改变现有人类生活与文化甚至思维方式的新形势,我 们必须做出最切实的道德选择,我们必须与人类的后退进行对抗;同时鞭撘由孤立形成的狭隘的价值体系支撑的文化与政治制度。“这些价值体系以旧的文化体制为 基础—或许与当时的时代相结合—,与目前迫在眉睫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们需要试验一种新的道德形式。” 我们已经走过30年,生活还在继续。我们主要应该以反思和批评作为这场仪式的开端,而少搞一些歌功颂德;我们还很不像一个哲学化的学科,很 没有哲学的思考,很少这方面的大制作和深邃厚实的文章,我们很少有交锋,很少有各种风格的学派,这只研究队伍还没有应有的厚实的哲学功力、影响力以及征服 性,观点和谱调常常出奇地一致;这样再过30年,也还是一个由人喂哺的婴儿。我鼓噪思想的解放,让我们一起来到思想的岸边,那就是把“医学哲学“作为纯粹 的医学文化与有关生命的人文学问题研究的学科,它应该做为我们对于人类精神和肉身的思想成就的论坛,我们努力将其作为交流的园地,培育我们的新锐思想和观 念,交锋与辩论后,再进入下一轮探索与考量。思想大凡是一种无语的本真情态,排除一切嘈嘈切切的心气,参验现世而不急于行动,把情急的冲动化为一种遁世的 修炼,从人文之思透辟人类生命深处的诉求,用怀疑、否决、颠覆、凝望、窥视去重估生命的价值预设。我们以往有些过于表浅的对于生命和健康文化的文字,不仅 幼稚,而且无聊,有了这样的了悟与静思,我们则可能开挖出医学文化的因果路径,真实地重现医学的正义和美丽,赎回被物质贪欲偷盗的人文精神与理想。希望我 们的学人,能以形上思辨的语言与文字为主体对生命现象、人的躯体、心理与精神、疾病、痛苦、医学目的与本质、卫生经济制度、生命科学技术、医生与病人、临 床行为等进行研究,用哲学观察和方法去解析医学文化难题与困惑。我们探索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和新医学人文精神,影响社会与权力意志。我们需要摆脱粗糙的、浮 华的诟病,以严肃、精致的深刻语言,以沉静的心绪,研究生命现象的文化问题。我们渴求尖锐的批判与激烈的争辩,培育与促成各种学术风格、个性和观念的学 派。 美是自由的呼吸,“爱不可能是抽象—精神的,看不见具体的个性,爱只能是精神的-心灵的,建立在生命的精神原则和心灵原则融合的基础上。脱离了心灵原则和肉体原则的抽象的精神原则不可能产生对活生生的存在物的爱,爱是精神向心灵和肉体的下降、渗透。”15 “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他天地窄。 凭心地,据手策,是无比英才。”16 渴盼中国医学哲学更明丽的春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此部分话语,请参考威廉·科尔曼著《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学》(严晴燕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见《化书》卷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一页。 3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 请参考上书,第106页。福柯的意思是哲学家与医生思维的重合,以至于关于人的医学问题语言的哲学化本质。详可进一步阅读本书的有关文字。 5 Fred Davis,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9)p.19. 6 参阅唐·库比特著《后现代神秘主义》(王志成郑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7 吕克·费里在他的《宗教后的教徒》(Le religieux apres la religion )(周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0页)中发表了自己对于没有宗教的社会的免于集权制的统治,审观当代社会,极其复杂的政治伦理借用于宗 教的遗存,作为高压统治的基础,造成与民主力量对抗的条件,可见此时何等需要去神圣化。 8 参阅奥尔森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27页)。 9 见刘小枫选编《海德格尔式的现代神学》(孙周兴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240页。此为《神学新杂志》中布里托的文章。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页。 11 见汤姆·L.彼彻姆著《哲学的伦理学》(雷克勤郭夏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8-250页。 12 同上书,第258页。对此彼彻姆作了很好的说明,认为圣人与贫民对道德的接受不同,圣人总是超越道德义务,而这不是普通人的。 13 请参阅齐格蒙特·鲍曼著《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零和”游戏即无意义、无价值、无效的试验,作者认为, 后现代栖息地没有为依据后现代智慧行动提供多少机会,诸如集体福利和其他全球化行动已经名誉扫地、被颠覆或者被遗失殆尽。 14 道德恐慌,为西方激进社会学家对社会分析是采用的提法,它最初由新闻界提出,意在引起人们对道德危机的关注,极力煽动公众的这种情绪,使人们从麻木中醒 来,复兴道德文明。请参阅安吉拉·默克罗比著《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15 别尔嘉耶夫:美是自由的呼吸方珊等选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16 钟嗣成:双调·水仙子-吊宫大用《元曲三百首》(吴兆基编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