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与李鸿章

盛宣怀与李鸿章 多年以后,“欲办大事”和“兼作高官”成了对盛宣怀盖棺定论的不二之词,李鸿章知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转折点 在李鸿章的手下工作是盛宣怀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识才和惜才的李氏把盛宣怀推上了历史舞台｡促成这一转折的机缘,根本是李鸿章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的交谊,当然,也得力于推荐者曾是协助李鸿章办团练对抗太平军的旧部｡ 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一开始就包含了种种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是情感上的,也是权力上的｡作为千万个希图在大清的官宦序列中谋求一席之地的读书人之一,盛宣怀深深知道,这种情感和权力相交织的关联是帝国官僚体系的老传统｡他并非出身科举“正途”,使他加倍珍惜追随李鸿章的机会｡终其一生,他都对李氏保持着紧密的权力和情感联系｡ 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学者和诗人陈三立为盛宣怀所作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鸿章)”,原因是,“时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海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认为是挽救帝国危亡的洋务事业将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870年,盛宣怀开始在陕西协助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防剿”回民起义,实际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十分勤勉,据说“盛夏炎暑,日驰骋数十百里”而不畏劳苦,当然,其才能也开始崭露头角,据说草拟文稿有“万言立就”的功夫｡不久,天津发生,列强陈兵海上威胁清廷,李鸿章及其所部淮军从西北调往直隶拱卫海疆｡盛宣怀亦步亦趋,随李氏赴天津｡熟知军务的他很快被李鸿章任命为会办陕甘后路粮台,又在淮军后路营务处工作,往来天津上海等地采办军需｡ 在李鸿章控制的庞大事业中,盛宣怀参与最多的是筹办洋务企业和外交事务｡1874年,盛宣怀在李鸿章指示下参与买回吴淞铁路的谈判｡英国人修建一条自上海到吴淞的全长14.5公里的窄轨轻便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商用铁路,但英人不告而修引起清政府的不满,进而与英国展开外交干涉,最后由盛宣怀等人出面办理,以28.5万两白银将这条铁路赎回拆毁｡ 这种行径在现在看来十分古怪,盛宣怀也觉得十分可惜｡这一外交交涉的结果无疑显示清政府当局的颟顸,其过程却颇能显示盛宣怀的才干｡李鸿章由此给他“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的评价｡从此,但凡李鸿章办理外交,盛宣怀多随侍在侧｡1884年中法两国爆发战争,李鸿章上奏要求派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天津海关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参谋力量集中之地｡在为盛宣怀的任命制造舆论时,李鸿章颇多“精明稳练”､“智虑周详”､“洞悉症结”和“刚柔得中”等赞美之词,且认为盛氏并非只通洋务,对吏治也有才干和经验,是皇朝首都门户所在的天津海关道的不二人选｡ 盛宣怀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上升势头不可谓不快｡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1896年后更是扶摇直上,历任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等职｡外事与洋务既是盛宣怀的晋身之阶,又是李鸿章在19世纪末权倾朝野的基 石｡1870年代,盛宣怀在湖北主办煤铁矿,李鸿章寄望甚殷,一方面要求他徐缓图进,不要贪功躁动｡另一方面,当盛氏发生动摇时,李鸿章立刻给盛宣怀写信,点破事情的利害:湖北煤铁矿的成败利钝关系到洋务大局;在举世瞩目的情形下,如果兴办不力,势必为对洋务心怀不满的官僚所笑话,并使洋务派大吏们在政治上陷于被动;李氏警告盛氏,湖北矿务是他北上为官的“立足之地”,不可不竭尽心力｡ 李鸿章既了解盛氏的才能,更希望他能在巩固洋务派势力的过程中有所作为｡1884年盛宣怀主掌轮船招商总局,李鸿章曾去信说,希望他将这个洋务标本“做成铁板模样”,使“来者确不可移”｡ 在信中,李鸿章说道,“至于寂寞身后之名,不知谁何之誉,一笑置之可耳”――这关于身后毁誉的猜测,是文人出身和自负道统的帝国官僚笔底常常可以看见的文句｡但多年以后看来,显然并非仅是李鸿章自我牺牲和自我陶醉的悲情意识的发酵,亦是互为知交的盟友之间的秘密谈话｡ 盛宣怀毕生感念李鸿章的发现和提携之功,他在给李氏的信中剖白自己说,“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然而,对未来历史的评价,盛氏似乎比李氏要乐观,他谦恭地说,未来的历史如果能将他的名字附列在李鸿章的后面,得以传世,自己就足慰平生了――也许是怕留名史册的愿望过于操切,他笔头一掉,自嘲说,“中堂得无笑我言大而夸乎?职道每念督抚姓名得传后世者几人哉?遑论其下｡” 洋务兴国成一梦 1896年,52岁的盛宣怀已经牢牢掌控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企业部门,也正是在这一年,洋务干将的形象如日中天的盛宣怀被清廷授予太常寺少卿官职和专折奏事权;后者意味着他可以直接上书皇帝议论国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荣誉,而是实在的政治影响力――试想一下,两年以后的1898年,年轻的光绪皇帝决心改革大清王朝积重难返的统治,为他所倚重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并没有被安插到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这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皇帝能够赋予改革派人士的不多而重要的特权之一,就是专折奏事权｡ 显然,盛宣怀对专折奏事的荣誉和权力属性体会至深,他上的第一道奏折是《条陈自强大计折》,其中饱含着对在动荡时世中的帝国命运的忧思｡他在这道奏折中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他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并且提出了维系帝国统治的具体设想｡ 奏折中说,西方各国的成功在于“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因为“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因此中国必须“练兵”;而没有军饷,练兵就无从谈起,强兵必先“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因此中国必须“理财”;又,没有人才,则练兵和理财都是无源之水,“育才”因此是当务之急｡ 练兵､理财和育人是西方国家富强的诀窍,在盛宣怀看来,自然也是中国必须模仿的目标｡这三条自强之路,是盛宣怀放弃科举而转向洋务以后理解国家命运的出发点和归宿｡后来的史学家常说,他的见解有偏颇之处,尤其是对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政治改革不置一词,使他与康梁等人相形见绌｡但不管怎么说,盛宣怀提出的三条路却也是中国现代过程中的必经之途,称得上对症下药的忧患之思｡ 不为人知的,恰恰是奏折背后盛宣怀秘不示人的万丈雄心:练兵自有袁世凯等人承担,而理财､育人二任,盛宣怀当仁不让:盛宣怀视之为自己青史留名的契机｡ 对盛宣怀这份雄心勃勃的条陈,李鸿章颇有保留｡他以亦师亦友､亦后台老板亦政治盟友的口吻说,“盛杏荪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 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 多年以后,“欲办大事”和“兼作高官”成了对盛宣怀盖棺定论的不二之词,李鸿章知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盛宣怀上条陈正当1896年的多事之秋,也是这一年,盛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举国舆论滔滔,戊戌变法由此肇端,李鸿章也因对战事不利负有责任而暂时失势｡盛宣怀不禁对随侍“平生第一知己”以来的官场得失有所抱怨:“……事合肥三十年,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对李氏给出的“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的评价,盛氏似乎尤其引以为恨,随即将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用人之道做了一个比较:“湘乡(曾国藩)用人,唯恐不能尽其用,绝无所以限制之心;合肥(李鸿章)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李鸿章等而下之,竟似乎连张之洞也有所不如｡尽管盛宣怀也批评“南皮(张之洞)好自用”,但他认为,张之洞用人竟可以与曾国藩媲美;对李的抱怨之心,是显而易见的｡ 只是,这微妙的变化并没有酿成最终的决裂｡李盛之间情感与权力的关联之深,虽然随着政坛的得失而小有起伏,但仍然在李鸿章去世前后上演了完美的谢幕演出｡ 1900年春夏之间,慈禧太后决定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决一雌雄;6月下诏,要求各督抚“联络一气保疆土”和“招义民御侮”,不料形势由此急转直下,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 早在7月8日,鉴于京津形势危急,在盛宣怀等人的极力主张下,清廷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从广东北上,一路且行且停,等待议和的时机成熟,为此还舍快捷的海路不走,转走陆路,以拖延时间｡ ,李鸿章到达上海,就议和事与盛宣怀密谈,时间长达两天之久｡ 21日 有《马关条约》的前车之鉴,李鸿章已经看到,与列强缔结和约无疑是历史的耻辱柱,他必定成为帝国崩溃的牺牲品而受到世人的诋骂｡一代名臣,意图中兴而竟落得如此下场,李鸿章不禁惨然对盛宣怀说道:“和约定,我必死｡” “和约定,我必死”,一语成谶,李鸿章果然没有看错自己的命运｡1901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与列国签订的庚子和约初定,李鸿章在一片咒骂之声中去世｡在给袁世凯的信中,盛宣怀黯然神伤,不禁发出唇亡齿寒的哀鸣:“傅相在沪上告宣曰:‘和约定,我必死’｡竟若前知,痛哉!”洋务精英们试图富国强兵､中兴帝国的梦想,至此被现实击得粉碎,反留下一片骂名;盛宣怀一生掌控的著名企业也随着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改朝换代的风云而烟消云散,联想到盛氏谣诼纷纷的一生,功过至今未能盖棺论定,这个李鸿章的追随者,死后毁誉交加的命运,竟也与李氏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