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公：“爱国”可以这般无耻

犀利公：“爱国”可以这般无耻 发布时间:2011-12-15 16:41 作者:犀利公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81次 　　两年前看《风声》，读中学的孩子问：“那时候，打入日伪内部的有这样的女地下党吗？”孩子指的是周迅饰演的顾晓梦和李冰冰饰演的李宁玉。“有，不是地下党，是军统。”我回道。1949以后的大陆，抗战作品要想面世，必须获得两张通行证之一——“爱国”或“爱党”。麦家将女英雄的身份由军统换成地下党，自然是基于后一考量。然而，不管怎么改，作为抗战题材，《风声》多少还有一点基本史实背景。 　　近年来，有本事将每一类影视题材发挥到极致的，非张艺谋莫属。如《满城尽带黄金甲》创挤胸之最，《三枪拍案惊奇》创恶俗之最。戏说抗战、消费南京大屠杀，《金陵十三钗》终于再创一“最”——最无耻。 　　在教堂里，13名妓女和假神父一起英勇抗日，在犀利公研读了20多年的抗战史中，还从未见过。1937年12月的南京，救助难民的教堂有很多，有美国的，也有法国的，只是没有《十三钗》里面的。我曾经两次实地考察过道胜堂教堂，如今叫约翰·马吉图书馆。这座南京十二中学的图书馆，尽管廊檐悬挂的第一幅画像是任职时间最长几乎“治理”坏了中国所有大江大河的女水利部长，但教堂的基本轮廓还没有变。约翰·马吉，道胜堂牧师，在大屠杀期间，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在他拍摄的大屠杀影片、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在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妓女抗日的记载。在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秘书、南京圣保罗堂牧师欧内斯特·福斯特先生的回忆录中，在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约翰·拉贝先生的日记里，在“妇女救星”、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女士的日记里，都没有类似的记载。在相对客观的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大邑建川博物馆里，也没有相关的史料。 　　文学作品允许创作，但历史题材而且是距今不过七十几年的国仇家恨历史，如此“创作”，这般无耻，擅长写“女人史诗”的严歌苓，这一回拔得头筹。 　　朱大可先生总结说，张艺谋的创作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金陵十三钗》，正是这一公式的经典应用。公式计算的背后裸露出两大目的：张艺谋的奥斯卡之梦和张伟平的10亿元票房。对此，朱先生痛心地发问：“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媒体称《十三钗》是战争史诗巨片，这让曾经接受《地雷战》《地道战》为“抗战史诗巨片”的犀利公更加惶恐。1984年以来的27年间，笔者曾经多次考察过所能了解到的南京保卫战的诸多战场，尤其是11名将军的殉国处。下关江边，南京代市长、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将军，为掩护军民撤退，亲率官兵与日军白刃格斗，壮烈殉国。赛虹桥，今日南京最大的立交桥所在地，第51师302团团长程智，身中九弹，壮烈牺牲，被追认为少将。光华门，南京保卫战最为惨烈的两个地区之一（另一地为雨花台），第87师259旅少将旅长易安华，中弹坠落古城墙下，壮烈殉国。上校团长谢承瑞亲率敢死队，夜歼光华门城门洞内的日军，撤退中壮烈牺牲。雨花台，第88师262旅少将旅长朱赤、264旅少将旅长高致嵩，战至弹尽粮绝，两旅官兵全部壮烈殉国。牛首山，当年岳飞抗金故地，第16师147旅少将副旅长刘国用，壮烈殉国。太平门，第112师少将副师长李兰池、第156师少将参谋长姚中英、第159师少将副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少将参谋长司徒非，壮烈牺牲……这才是真实的战争史实！ 　　张艺谋示，他希望这部大制作能让西方观众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以及中国的文化。这和于丹教授口若悬河地向来自33个国家的300位华语作家宣讲“三八二十三”的中国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将无耻当爱国，后者将糟粕当精华。这不正是当今中国“繁荣文化”的真实写照吗？ 　　读《巨流河》，透过一家一人的颠沛史，可以感知苦难中国的艰苦抗战史。读者之所以都会产生“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感受（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评语），正是基于作者齐邦媛先生的爱国真情。看《十三钗》，透过情色与血腥，可以刺激人们扭曲了的爱国情愫。观众产生“如此刺激，如此过瘾，如此‘爱国’”的感受，都是拜张、严无耻之所赐。 　　在女人抗敌的英勇故事里实现英雄梦、抒发爱国情，一向是中国男人之所好。聚在戏楼里看《杨门女将》，发一通爱国激情，戏散后，有钱的进窑子寻几回快活，没钱的蹲在当街搓几圈麻将。妓女英豪，也不是张艺谋、严歌苓的首创，《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小说和电影都比《十三钗》早许多。 　　郑渊洁先生评价过中国培养“汉奸”的教育（针对班干部制度），列举三个特点：为强权效力、告密、奴役同胞。简练而又精准。中国的文化制度，特别是文化审批制度，又何尝不如此呢？ 　　今天的娱民文化，与毛时代的愚民文化，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将民众往虚伪、无德、只讲现实不求真实路子上带。其结果将会如何？让我想起了884年前的一幕：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金兵押解着宋徽宗、宋钦宗、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离开东京，北返金国。出城这一天，春暖花开，艳阳高照，后妃公主们哭哭啼啼，徽钦父子俩悲悲切切，无人相送。汴梁城内，臣民们依旧在忙着斗花鸡、踢蹴鞠、听柳词。三千多人被运至大金国后，徽钦二帝及皇子们受折磨而死，后妃公主们分配给各营充作妓女。北宋亡了。 犀利公，讲得好。下半身工作者，确有穷苦无奈，也确有救国爱党英豪。但张一摸先生明显不是抓住这样的思路，而是借爱国幌子，以下半身挣票房。金陵大屠杀编成了十几钗，眼睛一眨母鸡变鸭。国人还要出十亿票房，中共国人啊，被外国人骂为低等民族，骂为病夫、、、、、冤枉了吗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年12月15日 | 责任编辑：程仕才 北鸣燕蓟：“国家分裂恐惧症”浅析 发布时间:2011-12-16 00:25 作者:北鸣燕蓟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62次 　　在论及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时，不少国人都忧惧民主化会带来地方独立和国土分裂。笔者将这种担忧简称为“国家分裂恐惧症”。 　　国家分裂恐惧症多来自国民自小就受的“大一统”史观教育，这种教育宣导：统一就会有国家繁荣、民众幸福，分裂则会国家萧条、民不聊生；统一才可强盛，分裂则将衰败。这样的宣导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的错误。中国历史上固然有汉唐统一时的“盛世”，也有秦、元、清大一统皇权专制下的焚书坑儒、苛捐杂税、族群歧视、文字狱，而且即使“盛世”，在汉、唐两代数百年的历史中也只占一小部分。而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元典时代，在思想上的创造力和多元化达到极高水平；部分统一的北宋和偏安江南的南宋则是中国古代经济的高度发达时期。可以说，统一并不意味着繁荣，而分裂也不意味着衰败。 　　“大一统”史观在价值观上实则颠倒了人与国家的关系。现代国家观认为，国家由公民构成，为公民提供安全、福利、公共服务是国家的基本职责。简而言之，国家是为公民服务的。“大一统”史观则将国家本身（国家的幅员、人口规模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观念下，“大一统”的国家才是目的，它在公民之上，公民成了实现国家幅员和规模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的公民其实不过是臣民。 　　不过，“大一统”观念在当前能够深入相当多国人的心理，则与近代史意识形态教育所灌输的“屈辱史观”密切相关。这种史观将中国近代史描绘成一部饱受列强侵犯欺凌的历史，或明或暗地将中国近代的衰败归咎于外部因素，强调外力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战连绵。这种史观很少强调内因，几乎不反思中国政治人物特别是政治领导人自身的问题。而且，这种史观在描述中国衰败后自身分裂的同时，却倒果为因地强调分裂导致衰败。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由于长期的选择性灌输而为很多国人所不察，再加上这种史观无视统一强权之下民众新的苦难，从而向国人强化了“分裂则将衰败”的似是而非的观念。 　　可见，从历史和逻辑上看，“大一统”并不等于美好，也不是公民所必需。但现实中，民主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国家分裂？笔者就来细加分析。 　　当前，国人中的国家分裂恐惧症有两大类型：族群分裂恐惧症和军阀割据恐惧症。前者是担心民主化导致地方少数民族独立而使国家分裂，后者则担心民主化使统治集团分裂为各霸一方的多个军阀割据势力。 　　就族群分裂恐惧症而言，其担心似乎有些道理。民主化的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均分裂为两个以上的国家，南斯拉夫还经历了惨烈的内战。但这种担心忽视了两点：其一，分裂的三个国家都实行列宁式的民族联邦制（即一国之下依照民族分布又划分为若干民族共和国，且民族共和国在宪法条文中具有退出联邦的权利，甚至苏联在联合国还拥有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会员国席位）；其二，这三个国家中缺乏一个主导民族（没有一个民族的人口占比超过三分之二）。现在的中国显然不同于这三国，当前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民族自治区是和省一样的地方行政单位（当然，以民族名称来划分自治区，仍是受列宁式民族联邦制影响，需要改革）；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有一个主导民族（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汉族人口占比仍达90%以上）。与中国类似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民主化后就没有分裂。更有力的例子是印度，印度的族群、宗教情况之多样，远超过中国，却以民主制维系了联邦主义的国家统一（不同于列宁式的民族联邦制，联邦主义强调自下而上的基于地方自治的公民治理国家结构，而非基于民族划分自治体）。按学者秦晖的研究，印度的民主制和地方联邦主义（宪法下的地方自治，不是民族联邦制），使印度各地实现了以“左右之争”替换/弱化“族群之争”，从而免于族群分裂。中国的民主转型当然可循类似的思路展开。 　　就军阀割据恐惧症而言，其担心则没有多少道理了。军阀割据存在的社会基础是毛泽东时代之前乡土中国的地方相对封闭。乡土中国的人口流动性弱，一些偏远地方尤其闭塞，中央对基层的管理需要通过包括乡绅和地方豪强在内的地方势力来实现；各地军队的军官、士兵也主要由来自当地的同乡组成（如晚清的“湘军”、“淮军”，民国时期的“直系”、“皖系”、“奉系”、“桂系”、“东北军”、“西北军”、“滇军”、“川军”等），便于在本乡本土坐大而形成地方割据之势。而毛泽东时代，通过直达基层的党组织系统和一次次运动，“改造”了地方的社会结构，消灭了地方的士绅阶层和豪强势力；失去了地方势力的支撑，真正的地方派系就难以形成。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员实行全国流动，驻地与乡土分离，军官之间、士兵之间、军官与士兵之间一般并非同乡，军队依据乡土的联系便被割断。更关键的是，中共在军队中自上而下的全渗透式管理系统，阻断了军队依据某一地方结成派系或集团的便利。就军队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而言，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员、资本、物资、信息流动性极强，各地间的联系程度相当之高，也不同于乡土中国时期。可以说，地方社会结构被党化运动破碎、地方本土势力消失、军队官兵流动制、经济全球化流动化的社会环境，使得军阀割据难以重演。 　　其实，即使在晚清民国时期，纵有列强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但在法理上，中国也未被分裂--割据的各方军阀仍认同一个中国，而纵然中央政府衰弱时，西藏、新疆也未能谋求独立，至于外蒙古的独立，则系国内党派争战的重要内因被外力利用所致。可见，就近代“屈辱史”而言，分裂中国也非易事。那么，在经济体量已达世界第二的中国，结合前面的分析，“族群分裂恐惧症”和“军阀割据恐惧症”就更像自我恐吓的妄断了。 　　破除了“族群分裂恐惧症”和“军阀割据恐惧症”的中国公民，当不再畏首畏尾，而是以公民的自主行动、凭点滴之力来一步步推进中国的民主转型。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1-12-16 | 责任编辑：鲁南珞珈 袁亚娟：一个国人的重庆记忆与红岩情结 发布时间:2011-12-09 15:38 作者:袁亚娟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796次 　　《红岩》旧事与情结 　　在罗广斌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在中国风靡多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家父专门送给了我一件礼物。那就是一本在当时看来都厚的连环图（小人书如今天的口袋书之大小），名为《沙坪书店》，当我怀着有些新鲜而诧异的心情打开它时，一个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而在绘图上十分逼真于当时（１９４９年前后）生产力极生活水准的红色故事、热血故事、残酷往事就出现在当时还小小的我面前。里面有对共产拥有坚定信念的许云峰（原型许建业）、成岗（原型陈然）、江姐（原型江竹筠）、甚至还有作者本身（原型刘思杨）等等。平心而论，共产对于３０岁以前的青年人来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他们血气方刚、精力无限、经历很少、纯真无邪等等。正如有人所说：３０以前信共产是浪漫、３０以后信共产是笨蛋。不过，《红岩>中的很多生活细节场景也是十分生动感人的，至少满足了当时还没血气方刚的少年之我。 　　《沙坪书店》中既有“好人”也有“可悲可恨的坏人甫志高”，好人总是扛得住所有毒刑还会视敌人为弱智者，而坏人如甫志高这类“叛徒”就表现得很有个人主义及常为共党人（只有螺丝钉的作用而完全不相信个人人格、只服从所谓集体主义）所同声共恶的“个人英雄主义”，他花钱开书店是想多接触革命青年、多办左派杂志、多在“解放”之前挣点革命路上的积分吧。当老许告诉他应该立即转移后，他的小资情结与中华常有的仁心等等令其十分茫然与苦痛，最后他还给爱吃麻辣牛肉干的妻子买来一大包此物，并相当痛苦地“信步”走回家、在按动门铃时被捕。他自己知道所有人都过不了“中美合作所”的所有刑法，于是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况下，他主动“交待”了。别的烈士怎样我不知、但这位坏人甫志高的心路历程是十分令人痛苦与神伤的。如果要改良中国救助人民，没有老甫的这点爱心（对妻子的珍爱）、没有对他人的关心与对信仰忠诚与反省，我们在集体中将永远失去永远的幸福，而成为烈士也许还得下地狱的。因为“一屋不扫者何德何能以扫天下？”，对身边人（连狗与人处久了都相互有爱心的）如此绝情只图自己安全，这究竟是为天下受苦人还是假集体强奸民意之完全自私主义大泛滥呢？不必多言，公道自在人心吧。 　　更可悲是《红岩》的作者本人也在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文革之初自杀了，不是他不好不是他没有为天下人争取公正的勇气、而是他的信仰是被自私鬼所篡改，最后他也于苦痛与巨大无边的迷茫中选择离开政治这一最丑恶的泥潭、这也他本人唯一的自由吧。不过，《红岩》中的渣滓洞白公馆什么的，一应受到小说的推崇者即亿万中国人的热烈爱戴、很多人希望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机会前往红色殿堂“朝圣”，据悉此二个“革命圣地”开放以来，几十年来，人们无畏于歌乐山杀人刑场的阴森、川流不息一般源源不断地向它们奔来，其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许多的《红岩》影视在此拍摄与诞生，很多现在知名的４０、５０岁名演员都在此深怀激情地演过上述著名的烈士与英雄。一种为共产理想而无惜生命的美好情怀曾占据过所有中国人的心，成为与另一位标志型人物刘文彩地主园齐名的标志型革命情结。两处革命圣地数十年来为各色人民所衷心热爱、几十年来这些地方人流不息、人头攒动，成为数十年红色中国的最大朝圣地。不过，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到达那里之时，在经历歌乐山电台岗垭，却十分生动地感受着其作为当年消灭共党英烈的主刑场那于今历久不散之阴森。而刚一进渣滓洞的大门即差点在其照璧上碰着头，里面只有后来才修的牢屋与审训室、及刑房老虎橙什么的，其真迹早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毁于那场举世著名的灭口大火之中、灰飞烟灭了。站在贴满烈士像与生平业迹的大黑牢里、更有种阴气逼人的感觉全身发冷。这里毕竟被杀过几百个活活生生的人啊。无论其思想精神信仰是啥，那些毕竟只是人类生命的附属品啊！生命本身是十分珍贵的，任何人不得徦各种理由取之，对生命尚有敬畏者决不会轻言放弃他人或自己的生命的。当天，还有个《红岩》剧组正在那里拍《红岩》系列电视剧，见演员小伙子们一本正经地拖着叮当作响的长长铁链脚镣、面色凝重地走动在其间，我突然有一种时光倒转感，仿佛回到当年那些无辜被当作共党而为理想迷茫献身的人们当中、共同经历着１１、２７大屠杀，两个婴儿－监狱之花与卓娅，与大家一起被集中在牢里冲锋枪扫射而死、最后被浇上了汽油而一起在火的地狱中挣扎、呼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但不知到今天这些为信仰所牺牲的人们当作何感想？是否有悔呢？ 　　《红岩》里有如此多的夸张煽惑成份，以至于连小小的我也为《沙坪书店》这本小人书所吸引着、常常醉心于神游它的当年、更引发出无穷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悲壮感。那本如实描录当年生活细节的小书如此之生动、以至于我对之乐此不倦了。也是我很喜欢重庆的一大原因吧。 　　红岩村与现实 　　１９９７年前后，我共有两次到达重庆。一次是因工作出差，带一女记者一同在工作之余访问了一位长居于重庆红岩村的体制外人士、老右派邓焕武先生。他与他的夫人很热情周到地接纳了我们，那两天经他及各种同事推芥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忙得马不停蹄，兴奋而感动。连同去的小李也觉得大开眼界十分兴奋。 　　多少年过去了，也没再见到过邓先生及其夫人了，但对于他们在那样的年纪放着安稳的晩年不享、却如此在危难中不倦于中国的公正与民主探索，我是极为敬佩的。也许今生再已无缘见到他们的，便独送一份发自真心的骊歌给他们、作为一首人生长路上的临别之曲吧。我只永远记住的是他们的红岩村他们的小黑屋与热情十分的双瞳了。 　　当年，我怀着女儿时还与妹妹前住重庆，还在白公馆拍过照。在重庆朝天门的菜园坝饭馆中遇着两河南人贩。最离奇的是，这两位河南口音的中年人见我们进去点菜时，自己又叫老板再各为其下一碗面（已经吃过一碗），在我们等上菜之际，他们中年长者一口的河南口音到我们桌来搭讪，问我：你们不是重庆人吧？是不是在重庆工作的？我一听再看看朝天门的山城棒棒军到处游动的兵荒马乱场景，立即就知其为标准人贩。其问了几声，我终于不奈烦了，只得说：我们不是重庆人，但在这儿工作，工作单位是要求保密的、不能向外人讲。他们回到自己那桌，十分生气地叫了一声：老板，结账！我想如果多与他们再讲下去，他们吃面的水准就要达到陈佩斯先生的小品《吃面》的高水准哦。这是在当年重庆要与四川省分家时的重庆现实。当时的重庆人还是相当以红岩为自豪的，他们为自己家乡作为国府的陪都而自豪，也为自己家乡产生过那样多的重庆英豪而自豪，他们为自己有巴人的血气勇敢而自豪着，甚至他们已经开始轻视起他人特别是我们成都人了，有时，我不得不为成都人争点面子、在他们吹重庆如何之好时当一回“成都女侠”反对他们对于成都人的地缘讥讽呢。 　　当年的重庆，有着美丽的嘉陵江，有位新结识的重庆朋友讲：他们家都有近千块买来的皮划艇，当时还可以让市民去漂流呢。我十分神往过但是游泳一般怕淹死了。然而，重庆人有时直爽是一时的，比如有皮划艇的那位喜欢书法，让我有机会参加各类书法展时叫上他。回成都后，终有一次书法大展叫他时却不来了。不过，他们终是比较心直口快的。 　　在重庆令我很难忘记的除了歌乐山上的建筑，就是抗战时期的无法计算的防空洞。我看到过很多紧闭大铁门大木门的旧式防空洞，就如同面对静静的顿河一般，总爱陷入一片怀古的沉思之中。现在呢。十多年后，重庆大变样了，商品经济也高度发展了，然而近年仍是红歌一片、红色格调的。据说连监狱都得唱红歌呢。自然，红岩情结更为其一直推崇着，是否有利于今天重庆人的品格情操呢？说不清理还乱，有点茫然似涛涛嘉陵江水了。只愿天下人重庆人在挣钱之余多加反思、将爱国情怀与巴人的耿直相互结合起来、少些官样文章少些口头干劲吧。 　　重庆之苍桑正是中国人之苍桑之浓缩吧，或许是。 来源: 共识网 | 责任编辑：邵梓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