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曶鼎》铭文欣赏

西周《曶鼎》铭文欣赏 西周《曶鼎》铭文欣赏 此鼎为西周恭王时期器物。久已遗失，仅存铭文拓本下缘残泐，大篆。铭文茂密朴实，厚重凝练，有古拙雄伟之气,是西周中叶铜器铭文中最为精美的一章。 《曶鼎》属于西周恭王时期器物。久已遗失，仅存铭文拓本下缘残泐，大篆。铭文茂密朴实，厚重凝练，有古拙雄伟之气,是西周中叶铜器铭文中最为精美的一章。这件鼎据《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卷四所说，原为清朝人毕沅得之于西安，鼎高2尺，围4尺，深9寸，款足作牛首形。据推测这件鼎应当是在周原地区出土的。后来，这件鼎毁于兵火，仅有铭文拓本流连于世。该鼎铭文共24行，现存380个字。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周懿王或孝王的元年六月的乙亥日，周王在穆王大室册命作器者——曶，命令他继承祖考的职司掌管周王朝的卜事，即铭文所谓的“更(赓)乃且(祖)考司卜事”，并且赏赐了作器者。邢侯后人在宗周为王臣者井叔还赏赐作器者以赤金(铜)一钧(30斤)。作器者感到荣耀，遂以赤金作鼎以为纪念。第二部分铭文记载同年四月了酉日，作器者派家臣代自己到作为狱讼官的井叔那里控告效父及其家臣名限者。原来，作器者“既赎女(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意为已经用一匹马和一束丝从效父那里赎(贸)得五夫——即5名奴仆，然而名限者却背信弃约，并要另行订立交换条件，因此发生了这场诉讼。铭文的第三部分追述往昔饥荒之年，“匡众厥臣二十夫”——即名匡者的农夫和家臣20人，强抢作器者的禾给匡，作器者遂控告到东宫那里。东宫判处说让匡交出强抢禾的人，如果不交出来，匡就将被重罚。名匡者乃向作器者稽首，并且赔偿了损失 关于《曶鼎》——铜器年代考证(3) 涉及西周中期的周王年代，史籍无载。所以刘歆在《汉书?世经》中就说“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司马迁《史记》也只有简略的承继关系，算是无话可说。的确是一笔糊涂账。这里的“糊涂”，在西周后期就已经存在，并不始于司马迁。由于文献缺失，我们今天主要依靠出土器物铭文来清理这笔糊涂账，还原一个历史的真实。 前面《关于“师虎簋”》已经明确共王元年是公元前951年，“西周中期”指的就是前951年(共王元年)——前878年(厉王元年)这一段，总计73年。这其中从共王到夷王，中间还有孝王、懿王，历代史学家依《史记》叙述作“懿王、孝王”。总之，73年中，共、孝、懿、夷，或共、懿、孝、夷，有四个周王在位，延续了73年。 近代以来，出土了众多青铜器，能有把握归入西周中期的就不少。专题研究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文章，有盛冬铃先生《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发表在《文史》十七辑，唐兰先生发表在《文物》1973年第6期的《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李学勤先生发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吴镇烽发表在《文物》1980年第5期的《王臣簋的出土与相关铜器的时代》，台湾《大陆杂志》第八十五卷第二期(1992?8)发表张闻玉的《勿鼎王年考》。其中，李学勤先生用力最勤，先后有诸多文字刊发。可以说，西周中期的史实已大体明朗，“共——夷”四位周王的在位年数与王序也逐次分明。这里，就几件标明“元年”的铜器作些分析，纠缠不清的诸多问题似可迎刃而解。 首先看看《曶鼎》。铭文载《铭文选》242，《大系录》83。铭文分三段，前两段分别记有历日。首段记王命曶司卜及作牛鼎，历日“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次段记小臣允的讼事，历日“隹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第三段记匡偿还所寇禾，用“昔”交代时间。王国维以为“首次两节必为一岁中事”，郭沫若以为“首段与次段非一年事”。 王国维氏定此器为西周中叶物，董作宾氏与唐兰氏定为共王器，陈梦家氏与容庚氏定为懿王器，郭沫若氏与吴其昌氏定为孝王器。诸位大家见仁见智，都肯定在西周中期，而具体王世却分歧很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郭氏在《大系》中说，“第一段有穆王大室，知必在穆王后;第二段有效父，当即效父簋之效父;第三段有匡，当即懿王时匡卣之匡也。”这是以人名系联来确定年代，只是材料单薄，指其大概而已，无以证成。 前面讨论过《师虎簋》，历日“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既望十六甲戌，必六月己未朔。这是共王元年即公元前951年天象，两者吻合。而《曶鼎》首段“隹王元年六月，既望 乙亥”。这两个元年的历日是相互排斥的。可以断定，曶鼎的元年不是共王元年。排除了共王，就只能在孝王、懿王中考虑了。 我们采用王国维氏“首次两节必为一岁中事”，立足于元年“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考查。校比天象，曶鼎历日与公元前916年实际天象吻合。 查对张培瑜《历表》公元前916年天象:冬至日乙丑。冬至月(子月)戊戌13h43m，丑月戊辰00h01m，寅月丁酉09h57m，卯月丙寅20h03m，辰月丙申06h41m*，巳月乙丑18h11m，午月乙未06h56m，未月甲子21h12m„„ 四分术朔闰表，前916年:子月戊戌445，丑月戊辰4，寅月丁酉503，卯月丁卯62，辰月丙申561，巳月丙寅120，午月乙未619，未月乙丑178„„ 实际用历:建丑，十二月戊戌，正月戊辰，二月丁酉，三月丁卯，四月丁酉，五月丙寅，六月丙申，七月乙丑„„ “四月丁酉”即曶鼎“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辰在丁酉即丁酉朔，有朔日干支，既生霸十五干支不言自明。“六月丙申”，有既望十六辛亥，不书辛亥而书吉日“乙亥”。这就是曶鼎首段所载“隹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 我们不妨联系新出元年铜器“伯吕父盨”，进一步考查。 “断代工程简报”151期，发有李学勤先生关于“伯吕父盨”的文章。该器铭文的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样俱全，考证其具体年代是可能的。 铭文所载历日是:惟王元年六月既眚(生)霸庚戌，伯吕又(父)作旅盨。 这个历日明白无误是作器时日，从器型学断其大体年代是可行的。陈佩芬先生认为“此盨的形制、纹饰均属西周晚期”，李先生以为“应排在西周中期後段”。 以历日勘比天象，西周晚期周王的元年无一可合。“排在西周中期後段”则是唯一的首选。 月相定点，定于一日。既生霸为望为十五，十五庚戌，月朔为丙申。连读是:[ ]王元年六月丙申朔，十五既生霸庚申，伯吕父作旅盨。 历日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已有数十件，用历日系联，每一件铜器都不会是孤立的，都可以在具体的年代中找到它的准确位置。这就是历日堪比天象的妙处。董作宾先生就此将铜器列入各个王世，排出共王铜器组„„夷王铜器组、厉王铜器组„„。得出的结论似更可信。 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是没有疑义的。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司马迁有记载，不必推翻。厉王元年为前878年。 有两件铜器的历日与前878年的天象吻合。 师毁簋(《大系》录98):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 师兑簋甲(《大系》录146):隹元年五月初吉甲寅。 公元前878年实际天象:建丑，正月丁亥19,56,? ;二月丙辰，三月丙戌，四月乙卯，闰月乙酉，五月甲寅18,36,?，六月甲申„„。(标注,、,为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所载，h指小时，m指分钟。?为符合天象的铜器历日) 前推，当是夷王。夷王世的铜器有: 卫盉(《文物》76?5):隹三年三月既生(死)霸壬寅。 兮甲盘(《大系》录134):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 谏簋(《大系》录101):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 大师虡簋(《考古学报》56?4):正月既望甲申„„隹十又二年。 从夷王末年向前考察实际天象，前882年丑正月庚辰02,07,，二月己酉，三月己卯„„。正月庚辰分数小，司历定己卯?。这就是《大师虡簋》历日之所在。正月既望十六甲申，则月朔己卯。 定前882年为夷王十二年的话，前889年为夷王五年。前885年天象:丑正月辛卯，二月庚申，三月庚寅03,08,?，四月己未„„。三月庚寅就是《兮甲盘》《谏簋》历日之所在。兮甲盘用“既死霸”，谏簋用“初吉”，并无二致。 前推，前891年当为夷王三年。前891年天象:上年当闰未闰，子正变亥正，正月癸卯，二月壬申，三月壬寅04,30,?。这就是《卫盉》历日之所在。卫盉的“既生霸”应是“既死霸”，忌“死”用“生”而已，不为误。这就是“铜器历日研究”中的“既生霸为既死霸例”(详见《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用铜器历日勘合天象，夷王元年为前893年(鲁厉公卅一年)，在位十五年。 往前，进入另一王世。史书记为孝王，后人多从。用铜器历日考校，当是懿王。用历日系联，这一王世的铜器有: 元年曶鼎、二年王臣簋、三年柞钟、九年卫鼎、十五年大鼎、二十年休盘、二十二年庚赢鼎。 庚赢鼎、休盘靠近夷王，不妨以两器为例讨论之。 庚赢鼎(《大系》录22):隹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 休盘(《大系》录143):隹廿年正月既望甲戌(壬戌)。 既望己酉，则四月甲午朔;甲与壬形近，既望甲戌则己未朔;既望壬戌则丁未朔。 前897年天象:建丑，正月丁未651分?(戊申00,11,)，二月丁丑„„。 前895年天象:建丑，正月乙丑，二月乙未，三月乙丑，四月甲午21,09,?。 其它多件懿王铜器均可如法一一勘合。得知，前895年乃懿王廿二年，夷王元年是前893年，懿王在位当是二十三年。 前推，公元前899年有“天再旦于郑”的天象，不可易。前899年合懿王十八年。古多合文，“十八”应是合文，后人误释为“元”，便出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文字。我们确定夷王之前是懿王，当然与“天再旦于郑”的日食天象有关。这个公元前899年日食天象“天再旦”，古人明明白白是在懿王的账上，我们就不好说前899年前后归属孝王。“共懿孝夷”的王序，虽有新出“来”(李学勤先生释为“佐”)器佐证，那实在是“五世共庙制”造成的误会。当专文解说。实际的王序是:共、孝、懿、夷。那是铜器历日明确告诉了我们的，那也是“天再旦于郑”的日食天象记录明确告诉了我们的。 经过历日与天象勘合，十五年大鼎历日合前,,,年天象，九年卫鼎合前,,,年天象，三年柞钟合前,,,年天象，二年王臣簋合前,,,年天象，元年曶鼎合前,,,年天象。 公元前,,,年实际用历:丑正月戊辰，二月丁酉，三月丁卯，四月丁酉?，五月丙寅，六月丙申?„„见《西周王年论稿》,,,,,,,页。这里的“四月丁酉?”就是曶鼎的“四月辰在丁酉”。这里的“六月丙申?(朔)”就是伯吕父盨的“隹王元年六月既生霸庚戌(丙申朔)”。 不难看出，伯吕父盨的历日吻合公元前,,,年实际天象，这个元年的王是懿王。 结论是明确的:伯吕父盨乃周懿王元年器，与曶鼎同王同年，其绝对年代是公元前,,,年。 公元前951年(共王元年)—公元前916年(懿王元年)，中间还有一个周王。其具体年代，也有西周中期若干铜器铭文给以坐实。 1974年底扶风县强家村发现铜器《师才鼎》，公认是西周中期青铜器的精品。唐兰先生有文章考释，认定是孝王时期的器。《文物》1975年8期有载。 《师才鼎》铭文:“隹王八祀正月，辰在丁卯。”“辰在丁卯”即丁卯朔。将这个历日放在前951年—前916年之间勘合，它与公元前921年天象吻合。 查对张培瑜《历表》，前921年:冬至日己亥。子月丁酉08h19m，丑月丁卯02h08m，寅月丙申16h50m，卯月丙寅04h13m„„ 四分术朔闰表，前921年:子月丁酉101，丑月丙寅600，寅月丙申159，卯月乙丑658，辰月乙未217„„ 实际用历，上年当闰未闰，故建亥:正月丁卯?,二月丁酉,三月丙寅，四月丙申。这个“正月丁卯?”，就是《师才鼎》历日之所在。这当然仅是孤证，还得联系其他铜器历日一并考查。前推八年，当是孝王元年，即公元前928年。 《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载有新出铜器《逆钟》，又载《铭文选》274，又载《精华辞典》0579。铭文:“隹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既生霸十五庚申，必丙午朔。 查对张培瑜《历表》，公元前928年天象:冬至日壬戌。子月丁未14h22m，丑月丁丑07h49m，寅月丁未01h35m，卯月丙子18h38m，辰月丙午10h06m，巳月乙亥23h28m„„ 四分术朔闰表，前928年:子月丁未890，丑月丁丑449，寅月丁未8，卯月丙子507，辰月丙午66，巳月乙亥565„„ 实际用历，建子:正月丁未，二月丁丑，三月丙午?，四月丙子，五月丙午，六月乙亥。寅月丁未分数小，司历定丙午朔，合朔在夜半01h35m。 通过历日系联，元年逆钟、元年师颖簋、四年散伯车父鼎、六年史伯硕父鼎、八年师才鼎、十二年大簋，都可归入孝王铜器组。这是董作宾先生的铜器归类，由点到线，一一贯穿起来，显得严谨可信。 铜器铭文告诉我们，共王之后是孝王，共、孝、懿、夷，才是真实的西周中期的王序。 李学勤先生在考证《师才鼎》铭文时，发现“师才曾立于穆王之朝，且曾告王善道，对穆王有所匡正，足见穆王死时此人的年岁不能很轻，他不能活到穆王另一个儿子的第八年。”这个见解非常重要。立足于“共、懿、孝、夷”的记载，师才的年岁确实有悖人情。事实是，孝王即位在共王之后，师才生活在穆王、共王、孝王三朝，李先生的疑虑就可打消了。 稍加归纳，西周中期的王序、王年就大白于天下: 共王元年即公元前951年，在位23年; 孝王元年即公元前928年，在位12年; 懿王元年即公元前916年，在位23年; 夷王元年即公元前893年，在位15年; 厉王元年即公元前878年„„。 2008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