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散文艺术透析

鲁迅散文艺术透析 摘 要:鲁迅的杂文像一面战斗的旗帜在现代文学史上独放异彩，他是《新青年》开创的现实主义杂文的最杰出的代者，也是战斗式杂文传统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可鲁迅的《朝花夕拾》却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一种“鲁迅体”散文，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好好探讨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关键词:路线;散文;艺术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山大师，是中国文化巨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五四”以来发轫并成熟的新散文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其情浓意切，深邃而又温暖的《朝花夕拾》，为白话散文树立了可以和周作人“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鲁迅体“闲话散文”。同时，《野草》的写作，又是散文的旁支，即散文诗领域的一个突破性的成就。它以隐喻性象征意象群的想象、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中国阐释著称于世。同时，鲁迅还有各种杂文选集。为了分体论述的准确，在这里以对《朝花夕拾》的重读为侧重点，试图梳理出鲁迅在散文方面独特的艺术，从而透视鲁迅在悖论性生存的中国现代性转换中艰难的选择和建构。 一、散文集《朝花夕拾》的艺术内涵 《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创作的回忆性散文集，总共有十篇。最初以《旧事重提》为题，后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 记》，改名《朝花夕拾》，于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其中记载了鲁迅童年的欢乐、发蒙于私塾、家道的中落、求学于异地、思想的转变种种事端，一直被学界认为它是研究鲁迅思想和艺术的“个人传记”。十篇小散文，也因此成了十篇有意味的鲁迅成长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朝花夕拾》这个散文集名称，“朝花”，古之谓“朝华”，即指早上的花;而“夕拾”，乃是傍晚采摘的意思。古语有“朝而不夕”之说，“朝夕”皆为祭祀之时间，“朝而不夕”，是为“礼乐崩坏”的表现之一。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中，“朝”与“夕”是两个特定的文化时空的“点”，类似“春”与“秋”，是中国人在体察万物之变时，顺应自然节奏的内在文化秩序的一种构成。它的秩序化，也体现着中国人一种感伤性的、相对化了的循环论情感和哲学上的体验模式，负载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中对时空变幻的一种生命悲剧性的艺术感受。而“朝花夕拾”出现在鲁迅的笔下，则更是大有深意。朝花之灿烂对夕拾之伤感，这里不仅有两个情绪心理的对立，更是两种文化心理时空的对立。它凝聚了鲁迅关于“古代——现代，新——旧，中——洋”等诸多缠杂于百年中国文化命题的深刻思索，也是鲁迅独特的生命哲学的体现。 《朝花夕拾?小引》是把握《朝花夕拾》内涵的一个纲领性文本，特别是其中所揭示出的独特的“鲁迅”式的“记忆”模式，更值得研究和推敲。其中“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使鲁 迅清醒地认识到，记忆中故乡甜美的瓜果，却也“不过如此”。所谓记忆者，不过是人凭大脑中的印记踪迹，试图追回过去美好时光的一种虚妄。传统的回忆性散文，无论是怀人、还是记事，都是时空前置的，其情感的兴奋点，都在于通过一种情感的回溯，寻求一个心灵的家园与慰籍，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袁枚的《祭妹文》。作者通过第一人称，娓娓道来的讲述，将读者笼罩在一种曾经的人事沧海桑田的感触中，文中所不断强化的是“怀旧”的情感。而在鲁迅的《朝花夕拾》中，鲁迅却将这种“怀旧”牢牢地拴在了“现在时”这个时间坐标上。他真挚怀念美好的童年生活，却顽强地拒绝了所有温情的妥协与狭隘的自怜自伤。鲁迅无情地撕开了“回忆”的虚构面具，却又执著地将那回忆中美好与高贵，认真地赋予现实的找寻。所谓过去者，不过是鲁迅强烈的现实感的影子，其追忆也罢，批判也罢，都是鲁迅对现实人生的感慨，其目的都是为了表达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的决心。同时，通过对回忆的重新梳理，鲁迅在目光的回溯中，又重新取得了一种自我认同，是对自己曾经珍视过的价值体，比如奇幻的想象力、童趣的天真之心、为人的善良质朴、为文的耿介傲岸等等品质的一种性的回顾。最后，选择“回忆”作为散文的切入口，也使散文的文体获得空前的解放和自由度。鲁迅对待回忆、对待过去的态度，即不美化、不放弃，以超然之态度、理性之目光、丰沛之情感应对之:以对现实人生幸福、将来社会进步为其企盼之——这便也是鲁迅的散文态度，既不是以文夺情 的矜持，也不是因情而溢文的矫饰，而是以人格的力量、情感的真挚、思想的通脱去烛照那一种“沉郁顿挫”的散文笔调。所以，我们认为，《朝花夕拾》的内核应该是一种“黑暗中的亮丽”，而不是许多学者所说的鲁迅“内心的柔性”。 二、鲁迅散文的独特艺术极其差异性 要理解鲁迅的散文，首先要关注鲁迅散文的“差异性”。相比较而言，鲁迅散文所负载的独特的文体意识、思想内涵、表现手法，都和周作人、俞平伯、林语堂、朱自清等散文作家的“闲适散文”、“性灵散文”、“幽默散文”、“美文”、等派别有着一定的联系，又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在散文审美品格的定位上，鲁迅也推崇真性情，却与周作人等大异其趣。例如，周作人有新散文起于明代性灵派之说。然而，如果对性灵派的言论做细致考察，却发现其中差别甚多。袁宏道在《序小修诗》中，毫不掩饰地反对“含蓄”，而提倡“直抒胸臆”:“或者以太露而病之，曾不知情随景变，字随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可有伤乎?”但袁中道却修改了性灵说，只留下隐逸之趣和玄远之思，去其中的孤峭直露之性情，及至竞陵一派，又去“秽”取“静”，去“杂”取“境”，去“浓”而改“淡”。这已和袁宏道之初衷相去甚远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所谓美文、闲适散文，更多继承了明代性灵散文，情感与艺术上的节制美，坚持保全自我、埋头于身 边琐事、回避社会的个人主义姿态，而放弃了其强烈的干预现实、直抒胸臆的雄心。而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有着超越周作人等性灵派散文思想的独到之处，恰恰在于他能正确地评价和对待新性灵散文的优点和缺陷，并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态度，予以纠正并试图促其发展。鲁迅敏锐地察觉到了在那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年代，偏执地言说性灵的危险之处。同时，鲁迅也能指出这些散文在艺术和思想上的一些独特的成就，指出“这些隐士多半还是因为对这社会的火望而灰心，多还是有着些不平之气的”，对他们的批评是“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 (二)鲁迅的散文观，与后来纯粹的社会批评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阿英等人的言论和散文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工具论的影子，即在思想上将阶级法运用于散文，在艺术上强调杂文和议论的地位，贬低抒情的作用。例如阿英在《小品文谈》中，将散文的发展分为了三个时期，并且认为杂感式散文“有了明确的观点，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要求更热烈，而它的短小精悍也更有力量”，而简单地将周作人一派散文称之为“稿纸上的散步”。由于当时这种散文文体的被压迫地位，以及鲁迅内心绝望中不甘沉沦的奋进，都使其有意无意地宽恕了其借群体压制个性的一些思维方式。但是，鲁迅也会对这种倾向发出怀疑，即便鲁迅对周作人、林语堂等派别的散文家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客观上造成了两种散文思想的而就鲁迅的散文创作而言，其复杂的文本形态，绝不是一个“社会 批评”可以涵盖的。他虽然倡导革命的文学，却也质疑文学的作用:“自然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个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因为鲁迅恰不是要把文学变成阶级斗争的传声筒，恰恰要其负载极其强大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 三、鲁迅散文的文体意识与“鲁迅体”散文 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有一种伟大的文体。因为，形式也可以体现一定的内容，这已经是自新批评文论之后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伟大的作家的文体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负载了属于这个作家个人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对于《朝花夕拾》在散文艺术和文体上的贡献，多年来专家学者发表的学术成果也不少。黄子平曾经敏锐地指出:“为回忆而回忆的事是没有的，旧事重提必是为了镜照现在，即所谓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将过去收纳于现在。”一旦为了解释当前，而将旧事反复重提，使之成为现实的一项注解，旧事也就“故事化”了、“寓言化”了。——后人实际上已经将《朝花夕拾》读成了由十个片断组成的、关于少年周树人的一部“成长小说”，并纳入了作为“新时代”圣人的大故事之中，反复加以重编了。在这里，黄子平看到了鲁迅散文《朝花夕拾》有别于一般怀旧悼人的散文的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散文文体的“格式的特别”，同时，也是其中负载的“内容的深切”。它们不仅仅是写真人真事的“散 文”，是记录作家成长史的“心灵自传”，更是高度寓言化和故事化的“成长小说”，一部时刻关注“现在时”的批判性的“杂文”。鲁迅散文的这种独特的艺术特质，也就是对散文文体的发展和创造是很有代表性的。 《朝花夕拾》的散文文体，无疑是很有特色的，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杂语式散文，如《狗猫鼠》，《二十四孝图》。二是杂语和散文杂交体散文如《无常》、《父亲的病》、《琐记》。三是抒情体散文《阿长与山海经》、《滕野先生》、《范爱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表现的“真切”而言，鲁迅将批评的锋芒、理性的反思、回忆式的伤怀融为一炉，充分显示了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在散文的“回忆”性特质和散文“求真”的关系上，鲁迅既不同于冰心体回忆散文(如《往事》)的以情至幻，以情感真实穿透现实真相的做法，也有别于朱自清纯以白描写生的笔法(如《背影》)，也不同于讲求藏拙朴讷的许地山式回忆散文，而足以生活真实为基础，再加以适当的小说虚构和渲染的笔法，既不固守真实，也不刻意背离。周作人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称，药引子“平地木”并不像鲁迅在《父亲的病》中说的那么难找，而《范爱农》中的鲁迅自己主张发电报，也不是因为和范爱农作对，而是为了配合范爱农，可见鲁迅对待回忆和散文真实的态度;就“形式的自由”而言，鲁迅将诗歌体、散文体、杂感体混为一谈，将叙事、抒情和议论各种方式随意交叉，又创造出了鲁迅独有的“鲁迅体”散文。可以说，《朝花夕拾》中的 文体特点就是在现实与回忆的双重心理时空和文化时空的交错中，以复杂而真实的情感表达和文化哲思而设定的多文体杂合的“鲁迅体”叙事散文。这种文体的杂乱组合，不仅仅是因为写作环境心绪不同而导致的感触的多重性，更是“朝花”与“夕拾”的对立与统一，是鲁迅悖论式理解中国文化现实和自身际遇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钱理群.鲁迅散文漫谈\[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02). \[2\]周晓峰,应武燕.鲁迅散文风格论\[j\].中国教育研究论丛,2005,(01). \[3\]汪敏华.试析鲁迅《朝花夕拾》艺术美\[j\].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1). \[4\]朱文华.论《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