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言--王国维

文学小言--王国维 文学小言 王国维 (一) 昔司马迁推本汉武时学术之盛，以为利禄之途使然。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何则,科学之事业，皆直接间接以厚生利用为旨，古未有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相刺谬者也。至一新世界观与新人生观出，则往往与政治及社会上之兴味不能相容。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以欧洲中世哲学之以辩护宗教为务者，所以蒙极大之污辱，而叔本华所以痛斥德意志大学之哲学者也。文学亦然;餔錣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 (二)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唯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放是对其自己之感情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三) 人亦有言，名者利之宾也。故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餔錣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至文学之名起，于是有因之以为名者，而真正文学乃复托放不重于世之文体以自见。逮此体流行之后，则又为虚玄矣。故模仿之文学，是文绣的文学与餔錣的文学之记号也。 (四) 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遂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但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 (五)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六)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七) 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八)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眼睍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 (九) “驾波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以《离骚》、《远游》数千言言之而不足者，独以十七字尽之，岂不诡哉～然以讥屈子之文胜，则亦非知言者也。 (十) 屈子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也。宋玉景差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然亲见屈子之境遇，与屈子之人格，故其所言，亦殆与言自己之言无异。贾谊、刘向其遇略与屈子同，而才则逊矣。王叔师以下，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此后人之所以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 (十一)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贾、刘之视屈子乎～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 (十二) 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者，其唯东坡乎～山谷可谓能言其言矣，未可谓能感所感也。遗山以下亦然。若国朝之新城，岂徒言一人之言已哉,所谓“莺偷百鸟声”者也。 (十三)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 (十四)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十五)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以不可更僕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 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餔錣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餔錣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 国学丛刊序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学之义广矣。古人所谓学，兼知行言之。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幾《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如各史文苑传。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而学术之蕃变，书籍之浩瀚，得以此三者括之焉。 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 不能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古今东西之为学，均不能出此三者。惟一国之民，性质有所毗，境遇有所限，故或长于此学而短于彼学。承学之子，资力有偏颇，岁月有涯涘，故不能不主此学，而从彼学。且于一学之中，又择其一部而从事焉。此不独治一学当如是，自学问之性质言之，亦固宜然。然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故是丹而非素，主入而奴出，昔之学者或有之，今日之真知学、真为学者，可信其无是也。 夫然，故吾所谓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之说，可得而详焉。何以言学无新旧也,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悉不敢弃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弃髦居其半焉。而史学家弗弃也。此二学之异也。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旧之说也。 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习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必如西人之推算日食，证梁虞剫、唐一行之说，以明《竹书纪年》之非伪，由《大唐西域记》以发见释迦之支墓，斯为得矣。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顾新旧、中西之争，世之通人，率知其不然，惟有用、无用之论，则比前二说为有力。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欧洲近世农、工、商业之进步，固由于物理、化学之兴。然物理、化学高深普偏之部，与蒸气、电信有何关系乎,动植物之学，所关于树艺、畜牧者几何,天文之学所关于航海、授时者几何,心理社会之学，其得应用于政治、教育者亦尠。以科学而犹若是，而况于史学、文学乎,然自他面言之，则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与知也。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 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 以上三说，其理至浅，其事至明，此在他国所不必言，而世之君子犹或疑之，不意至今日而犹使余为此哓哓也。适同人将刊行《国学杂志》，敢以此言序其端。此志之刊，虽以中学为主，然不敢蹈世人之争论，此则同人所自信，而亦不能不自白于天下者也。 王国维<<元曲之文章>>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者。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余龠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词，固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节选自《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安《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 问王君此书何以有价值,则答之曰:中国韵文，莫优于元剧明曲。然论次之者，皆不学 之徒，未能评其文，疏其迹也，王君此书前此别未有作者，当代亦莫之与京:所以托体者贵，因而其书贵也。 宋金元明之新文学，一为白话小说，一为戏曲。当时不以为文章正宗，后人不以为文学宏业;时迁代异，尽从零落，其幸而存者，“泰山一毫芒”耳。今欲追寻往迹，诚难诚难。即以元杂剧而论，流传今世者，不过臧刻百种，使臧晋叔未尝刻此，则今人竟不能知元剧为何物。持此以例其他，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渊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籀览一过，见其条贯秩然，能深寻曲剧进步变迁之阶级，可以为难矣。 研治中国文学，而不解外国文学，撰述中国文学史，而未读外国文学史，将永无得真之一日。以旧法著中国文学史，为文人列传可也，为类书可也，为杂抄可也，为辛文房“《唐才子传》体”可也，或变黄全二君“学案体”以为“文案体”可也，或竟成《世说新语》可也;欲为近代科学的文学史，不可也。文学史有其职司，更具特殊之体制;若不能尽此职司，而从此体制，必为无意义之作。王君此作，固不可谓尽美无缺，然体裁总不差也。 王先生评元剧之文章，有极精之言。今撮录如次——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 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 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 “臧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 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 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 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 秀杰之气，时时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 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 然之结果，抑其次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 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 《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 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 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 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 赴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思:即列之于世界大悲 剧中，亦无媿色也。(按，即此而论可见中国戏剧历 代退化。)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 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 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 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 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 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 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书中善言，不遑悉举，姑举数节以见其余，皆极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王君治哲学，通外国语，平日论文，时有达旨。余向见其《人间词话》信为佳作。年来闻其行事不甚可解，竟成世所谓“遗而不老”之人。此非本文所应论，就本书，论本书，却为甚有价值耳。至于今日，中国声乐之学，衰息极矣。世有有心人，欲求既往以资现在，则此书而外，更应撰论述明南曲之书词之来源与变化，汉魏以来，至于明清声乐之迁嬗，亦应有专书论次。盖历来词学，多破碎之谈，无根本之论，乐学书中，燕乐考原。声律通考虽精，而所说终嫌太少也。必此类书出于世间，然后为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与社会史者，有所凭传。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期(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一)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长洛克济Loczy教授，曾随伯爵斯布尼Count Szechenyi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余以千九百七年三月，始至敦煌，即访千佛洞。其洞在荒谷之口，危严之上，在敦煌东南十二英里。余至其下，始叹洛氏之言不诬。窟穴大小殆以百数，高下成列颇不整齐，石色纯黑，上施雕凿，洞之大半，皆有画壁，美丽殊伦，完缺不一;绘画之法源自身毒。余于和田沙漠所掘废寺佛画，规摹气韵，大略相同，造像之多，与画壁等，可证古代支那印度美术交通;惜多为后人补葺，失其真矣～ 严洞之傍，颇多碑碣，证此古寺建于唐代，当时佛教盛于支那。又二百年间，西陲无事，北免突厥之兵，南靡吐蕃之寇。自是以降，讫于蒙古之兴，则外常为蛮族之所蹂躏。寺宇之丽，僧尼之数，为之大减矣～顾情势虽变，而宗教未革。余周览各洞，多见巨像。其最高者，近百英尺。此种制作，稍属后代。读《马哥波罗旅行记》中《沙州》一篇，可见元时唐古特人民，拜偶像之奇俗矣～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二) 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 余于五月二十日，复至敦煌，拟为小住之计。盖二月以前已略闻，道士于二年前修理寺宇发见古代写本之事，此种宝物，置于古室，守卫颇固。余为求书计，不能不徐图之也。 道士为人颇奇妙，可喜彼不知所保守者何物，又对神与人均有戒心。余初与之交涉，甚为棘手，事之颠末，兹不必言;但其成功，除翻译蒋师爷(编者按名孝琬)之秘策外，余之支那大护法圣人元奘法师，实为余牙人焉，余此行颇类元奘，又甚敬元奘人颇知之。道士虽不知佛教事，然其敬之也与余同，特其所以敬之之道异耳～虽荒唐之西游记，视元奘为神人者，其说不见于《大唐西域记》，然此与余事，何关系乎,当道士以石室者一本示余也，乃汉文佛经一卷，首署大唐三藏法师元奘译。道士与蒋君皆惊其异，蒋君遂言此室之开，得非元奘之灵，留以俟其自印度来之弟子乎,道士然之。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三) 道士既闻此说，始敢启大门招余入。余等入门，经前广道，遂入石室。室外故有画壁，壁裂而室见，室中暗甚。余从道士油灯光中，见卷帙成堆，自地上起，高约十英尺。后精计之， 其容积殆近五百立方英尺。顾在室中，不能阅览一物。道士乃手持数卷，导余至廊下之屋，使余疾览之。余下帷审阅，以免人探伺，不觉惊喜之交集也。 所有卷轴，大抵汉文写经，高约一尺，卷束甚厚。虽完好如故，然观其纸墨形制，古可知也。每展一卷，恒在十英码左右，故求其所记时代，甚为烦难。后于汉文大经卷背面，发见印度婆罗谜草书Indian Brahmi Soript，积疑始释，足证写经之时，中亚细亚佛教徒中，尚知梵文，此为稍古之事矣～一切写本，依然初藏时之形状，且无几微湿气，盖保藏古物，固未有愈沙漠中之石室者也。 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惊此地保藏之善。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佛像之下，画礼拜者，其服犹昔时桑门之服也。后蒋君发见供献簿果，证为第九、第十两世纪之物。作画之绢，薄而透明，精细无匹故。其大至五六英尺者，摺久痕深，开视颇险，当时亦无馀晷，以细加研究。余之所注意者，惟在利用何策，可使古画脱此危地，而免守者之伤损。后见道士观此唐代遗物不足贵，心乃大慰。又不敢大加审谛，恐其以余为酷嗜之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四) 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故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然余实深谢道士之殷勤也。余于第一包裹内，已发见中国吐蕃文中，有印度草书叶甚多，所谓中亚细亚婆罗谜文也。此种书叶，由其形制观之，均属于六种不同写本，或甚繁多，亦有完全者。以余所见，此体梵文及突厥斯丹宗教文字，其完全及精好，未有能及之者。故余与蒋君，终日于汉文、藏文、汉梵对译文束中拾取此种残叶，道士虽以取携为劳，然甚轻视此，故心颇慰矣。 后数日间所为之事与所见之物，不暇殚述。有一大束充以杂书画布及种种纸叶，其最可贵者为贝叶梵文大书，此明为北印度佛教律藏中之物，书之材料，示其来自印度，且世界所有梵文写本，未有古于是者。吐蕃文书，有卷子本，有扑叙斯Pothis本，书亦甚多，且除南方书籍外，尚有他书，盖突厥斯丹东部之回鹘国，至第十世纪尚存，其时佛教盛行国中，一时或曾据敦煌之地，故回鹘文写本多至数大束。又摩尼教经之以开突厥文Kok-turki及叙利亚文Syriac书者，亦见于此云。 汉文残纸片，骤视之若稍不足珍，然实有古物学上之价值。其中杂记如书札寺历等，充斥于道士所谓废纸中，此不独足以知第九第十两世纪中此间寺院之制度，由其所载年月，亦足证石室之闭，在耶稣纪元千年以后也。其封闭之故，实惧兵祸，然先是此室必为寺中储藏故物之所，故当封闭之时，其物固已古矣。余一年以后，复检所得汉文书卷，其所纪年月，有在纪元第三世纪者，然定其最古写本始于何时，尚须假以岁月之研究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五) 余以多日之劳，速检室顶之丛残卷束，而选写本图画，及他古物之特异者，乃开汉文写本卷轴之大匮。虽道士之心，已为贿赂所易，然颇有难色。又清理全室之事，虽胆壮者犹为寒心，况以彼之怯懦乎,然清理之未果，于室下得画绢若干束，又于汉文卷中得中亚细亚婆罗谜文，及他文写本等。此处寺宇，本道士所重修，故寺中所有各物，悉为彼有。而交易之道，则余以自由捐助之名义，施诸寺宇;所取诸物，亦以假归细阅之美名，携至余处，初无一人知者。 购取之事，多出蒋君之力，至其不为人所指目，则又有说，兹不暇述。当道士既得马蹄银后， 暂至敦煌，验其名望，不减于昔，心乃大慰;且以余之购此，将以佛教之文学美术播于西方，又使古物不受后此灭亡之厄，甚盛业也。余四月以后，复至兹寺，道士对余无异词，余心尤慰。迄今日二十四箱之写本，与五箱之图画绣品他物等，安抵伦敦，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 余于六月中旬，始毕千佛洞画壁造像之摄影。古物之研究告终，乃从事于地理上之探检。此次事业自南山始，余以书籍寄于安西州署，乃南向雪山脉。此脉实苏勒河与敦煌河之分水界。途中于乔梓村畔两小山脉之间，发见大废址，昔有运河导川至此，遗迹犹存。然其旁耕地，今皆不见。天时人力，全由乾燥而变，其初盖可想矣～ 是处暴风间作，沙山颇峻，故掘地之事，苦于难施。然由古物上之证据，知此废城在耶稣纪元后十二三世纪，尚有居人，其残垣之存者，尤足证数百年来之风力，面东之坦为飞沙冲击，残毁无余;而南北二垣与东风平行者，尚完好如故。及入谷中，即大西河横绝外山脉之处，又有洞宇无数，谓之万佛峡，今日犹为瞻礼之所。庙貌之古，仿佛千佛洞，画壁极大，亦甚完全，作于第八世纪至十三世纪之间，更足印证当时之佛教画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六) 自是以往，高峰相衔，巅戴冰雪，俯视疏勒河以西不毛之高地，测量既竟，下至昌马。旋渡昌马河，经未探险之山地。虽在夏季，犹以乏水为苦，遂由嘉峪关入长城。余于此又得决古长城之疑问焉。夫今日中西图籍，均以肃州西南边墙，讫于南山之足者，为古长城尾。又数世纪以来，西域人之访嘉峪关者，无不以是处为中国本部门户。然据中国古书，则关城当远在其西。余于敦煌沙迹中，所发见之古长城遗筑，更足征实此说也。苟一细思，其疑立释。盖嘉峪关附近，实二种防御线之交点;此二线之建筑年代不同，宗旨亦异。一线来自甘州肃州之北，本与安西之长城相接，乃纪元前二世纪所筑也;筑城之旨，在保障南山阴之狭地，及前汉以后，国力更张，此地遂为自中国入西域之孔道。第二线则与第一线互为直角，即嘉峪关城，此后世所筑;其旨在塞西域通路，盖中国守闭关主义以后矣～ 余久往肃州，至七月杪始启行，探中部南山。盖地方官吏于余虽甚亲厚，然惧南山寇盗，不任余行，坚请而后可，而转运之事尤多阻碍。甘肃人民以山外之地为人迹所不至，颇惮于行。后虽以官力雇得夫役骡马，皆以早归为约，故唯于利区托芬Richthofen Range 及托雷Tolai Range 两山脉间地，得有向导。此距海面一万三千尺之处，见有金穴，西宁之民在此淘洗云。 余离金矿，正值雪融之际，自是以往，不见人迹。是月之杪，始见蒙古人牧地数处，其地直甘州之南，惟南山堀起，而南走哈喇淖尔及青海间也。其地有四山脉，界画分明，中间山谷亦颇开广，故虽无向导，而不至迷失，测量之事亦颇便利。所过牧地，在距海面万一千尺至万三千尺之间，人畜饥疲，为之苏息。惟大谷之中，空气蒸湿，与南山西部绝异。霰雪日降，道路泥泞，行路之难盖可知也。 王国维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节选七) 天然之阨既如是矣～重以中国圉人，畏惧艰险，出于天性，视此山中危险，充塞闻见之外，加以想像，群思遁逃，不止一次，余与蒋君且抚且励，始得无事。彼等如年老之人，历险既多，畏事愈甚，及偶值危地，则又如群孩在林，不知所措，故蒋君与余恒谓之曰年老之孩。肃州官吏所派护兵亦然。又赢粮不多，中途自困。适余携有大麦，本用饲马，遂以给之，彼等以非常食，不敢入口，蒋君取而食之，然后敢食;后猎得野骡，遂以获济。 自肃州启行后，已行四百余英里，至八月后，乃测量中部南山迤北之三山脉。此三山脉之经度，在甘州肃州之间，高峰戴雪，距海面万八千尺至万九千尺，凡疏勒河及河水之北流者，途中皆得其源于冰岭之中，余所取之道，务与俄国探险家奥伯拉启甫 M . Obruheff 及哥兹老夫Dozloff异路。三脉中偏南一脉，冠以冰雪，此疏勒河与哈喇淖尔青海水源分界之处， 余辈测量，循其北面秀峰连岭，皆高于其北二山脉，其间山谷亦高至万三千英尺，疏勒河诸源之所萃，自此以往，入大通河发源之高地，此河乃黄河最北之大源。故余于此处实触太平洋之流焉。遂北至甘州河流域之高地，越得区托芬之连岭，谷中水势泛滥，行李颇艰。然弥望茂林，大半枞树蔽亏坡麓间，与西部南山之荒凉寒互迥殊。伙伴印人兰沁Ram Singh专司测绘之事，其图中所测山地，自安西至甘州凡二万四千英方里云。 余于九月初，自甘州长行，拟至塔里木河域，以从事第二次冬期探险。此行为调查古物及他故，乃出哈密吐鲁番之骆驼大道，往来西域者不由罗布淖尔，而由此道，盖已千三四百作年矣～余于甘州至安西途中，时折而北，以探长城遗址，知古之长城，实极于安西。是春夏间之所想像者，遂实证之矣～及抵安西间，沁体弱不堪冬行，乃令其由和阗归印度，便道测敦煌至若羌Charklik(在罗布淖尔之南)之连山，而以拉尔沁Rai Lai Singh从余行，拉氏曾从事异门Yemen至中东部之测量，甚以劳动及精细著者也。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序 安阳所出龟甲兽骨，皆刻商代卜辞，文字奇古，比彝器古文尤为难读。光绪季年，丹徒刘氏拓印所藏甲骨为《铁云藏龟》，于是世始知有此物，瑞安孙仲容徵君诒让为之《札记》。宣统元年，上虞罗叔言参事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卜辞文字始有条理可寻。参事东渡后，复拓印所藏甲骨为《 殷墟书契前编》八卷、《殷墟书契精华录》一卷。去年岁杪，其《殷墟书契考释》 始成，于是卜辞文字可读者，十得五六。盖 近 世 之 言 古 文 者，以 此 书 为 最 善 矣。参事《自序》 曰:宣统壬子冬，余既编印《 殷墟书契》，欲继是而为考释。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岁将再周，感庄生吾生有涯之言，乃发愤键户者四十余日，遂成《考释》 六万余言。既竟，爰书其端曰:予读《诗》《书》 及周秦之间诸子、太史公书，其记述殷事者，盖寥寥焉。 孔子学二代之礼，而曰“杞宋不足徵”，殷商文献之无徵，二千余年前，则已然矣。吾侪生三千年后，乃欲根据遗文，补苴往籍，譬若观海，茫无津涯。从事稍久，乃知此事实有三难:史公最录商事，本诸《诗》《 书》，旁览《 系本》。顾考父所校，仅存五篇，书序所录，亡者逾半。《系本》一书，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难一也。卜辞文至简质，篇恒十余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谊益难知。其难二也。古文因物赋形，繁简任意，一字异文，每至数十。书写之法，时有凌猎，或数语之中，倒写者一二，两字之名，合书者七八。体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难三也。今欲祛此三难，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为之阶。由小篆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可识之文，遂几五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途径渐启，局鐍为开，稽其所得，则有六端: 一曰帝系。商自武汤，逮于受辛，史公所录，为世三十。见于卜辞者，二十有三。史称大丁未立，而卜辞所载祀礼，俨同于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较以前史，并与此异。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称武祖乙，文丁之称文武丁，则言商系者所未知。此足资考订者一也。 二曰京邑。商之迁都，前八后五。盘庚以前，具见《书序》。而小辛以降，众说多违。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徙于武乙，去于帝乙。又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国尚号商。书曰戎殷，乃称邑而非称国。此可资考订者二也。 三曰祀典。商之祀礼，迥异周京，名称实繁，义多难晓。人鬼之祭，亦用柴2 。牢鬯之数， 亦依卜定。王宾之语，为《 洛诰》 所基。3 刚之荐，非镐京所创。此可资考订者三也。 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4 者，则依4 名。又大事贞龟，小事骨卜。凡斯异例，先儒未闻。此可资考订者四也。 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于雅颂。大史之职，亦具春官。爰及近臣，并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资考订者五也。 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4 非睪。鸟鸣之字，从鸡非鸟。佳鸟不分，子5 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二篆，多同古文。古文之真，间存今隶。此可资考证者六也。 予爰始操翰，讫于观成，或一日而辨数文，或数夕而通半义，譬如冥行长夜，乍睹晨曦，既得微行，又蹈荆棘。积思若痗，雷霆不闻，操觚在手，寝馈或废，以兹下学之资，勉几上达之业。而既竭吾才，时亦弋获，意或天启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赜索隐，疑蕴尚多。覆篑为山，前修莫竟，继是有作，不敢告劳，有生之年，期毕此志。订讹补阙，俟诸后 贤。他山攻错，1予望之。 (某些打不出的字以阿拉伯数字代替) 罗振玉流沙坠简序 予与罗叔言参事，考证流沙坠简，近始成书，罗君作序，其文乃类孔仲远《 诸经正义序》 及颜师古《汉书注序》，兹并录之。曰:光绪戊申，予闻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西陲，得汉人简册，载归英伦。神物去国，恻焉疚怀。越二年，乡人有自欧归者，为言往在法都亲见沙畹博士方为考释，云且板行，则又为之色喜，企望成书有如望岁。及神州乱作，避地东土，患难余生，著书遣日，既刊定石室佚书，而两京遗文顾未寓目，爰遗书沙君求为写影。嗣得报书，谓已付手民，成有日矣。于是望之又逾年。沙君乃亟寄其手校之本以至，爰竟数夕之力，读之再周，作而叹曰:千余年来，古简策见于世，载于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晋之汲郡，二曰齐之襄阳，三曰宋之陕石。顾厘冢遗编，亡于今文之写定;楚邱竹简，毁于当时之炬火;天水所得，沦于金源。讨羌遗檄，仅存片羽，异世间出，渐灭随之。今则斯氏发幽潜于先，沙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或谓伟矣。顾以欧文撰述，东方人士不能尽窥，则犹有憾焉。因与同好王君静安分端考订，析为三类，写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遗文所记，裨益至宏，如玉门之方位，烽燧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晋长史之治所，部尉曲侯，数有前后之殊，海头楼兰，地有东西之异，并可补职方之记载，订史氏之阙遗。若夫不觚证宣尼之叹，马夫订《墨子》 之文。字体别构，拾洪丞相之遗;书迹代迁，证许祭酒之说。是亦名物艺事，考镜所资， 如斯之类，偻指难罄。惟是此书之成，实赖诸贤之力，沙氏辟其蚕丛，王君通其艺术，僧雯达识，知《周官》之阙文，长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谫劣，滥于编摩,蠡测管窥，裨益盖鲜。尚冀博雅君子，为之绍述，补阙纠违，俾无遗憾。此固区区之望，亦两京博士及王君先后述作之初心也。 人间才子——王国维网站 收录 尚未校对 殷墟书契考释序 上虞罗叔言参事所著《殷墟书契考释》，海宁王静安为之后序，惟其初稿乃用骈体，笔意渊雅，有北朝初唐人遗意，近时作者，不能及也。其词曰:商遗先生《 殷墟书契》 成，余读而叹曰:自三代以后，言古文字者，未尝有是书也。炎汉以来，古文简出，孔壁汲冢，与今之殷墟而三。壁中所得，简策殊多，尚书礼经，颇增篇数。然淹中五十六卷，不同于后氏者十七，孔氏四十五篇，见于今文者廿九。因所己知，通彼未见，事有可藉，切非至难。而太常所肄，不曲台之书;临淮所传，亦同济南之数。虽师说之重，在汉殊然，抑通读之方，自古不易。至于误厨序，以B为均，文人之作宁人，大邑之书天邑，今古异文而同谬，伏孔殊师而沿讹。言乎释文，盖未尽善。晋世中经，定于荀东。今世所存，穆传而已。读其写定之书，间存隶古之字，偏旁缔构，殊异古文。随疑分释，徒成虚语，校之汉人，又其次矣。其余郡国山川，多出彝器，始自天水，讫于本朝。吕薛编集于前，阮吴考释于后。恒轩晚出，尤称绝伦。愿于创通条理，开拓阃奥，慨乎其未有闻也。夫以壁经冢史，皆先秦之文;姬嬴汉晋，非绝远之世;彝器多出两周，考释已更数代，而校其所得，不过如此。况乎宣圣之所无徵，史籀之所未见，去古滋远，为助滋寡，欲稽而明之，岂易易哉。 殷墟书契者，殷商王室命龟之辞，而太卜之所典守也。其辞或契于龟，或勒于诸骨，大自祭祀征伐，次则行章畋渔，至于牢鬯之数，风雨之占，莫不畛于鬼神，比其书命。爰自光绪之季，出于洹水之墟。先生既网罗以入秘藏，摹印以公天下，复于暇日，撰为斯编。余受而读之，见其学足以指实，识足以洞微;发轸南阁之书，假途苍姬之器，会合偏旁之文，剖晰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校以发其凡，悟一形繁简之殊，起两字并书之例。上池既饮，遂洞垣之一方;高矩攸陈，斯举隅而三反。颜黄门所谓癒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者，斯书之谓矣。 由是大乙卜丙，正传写之伪文;入商宅殷，辨国邑之殊号。至于诹日卜牲之典，王宾有睪之名，賧燎薶沈之用，牛羊太豕之数。损益之事，羌难问夫周京;文献之传，夙无徵于商邑。凡诸放佚，尽在敷陈，驭烛龙而照幽都，拊彗星而扫荒翳，以视安国所隶定，广微之所撰次者，事之难易，功之多寡，区以别矣。是知效灵者地，复开宛委之藏;宏道惟人，终伫台陵之说。后有作者，俟此知津。甲寅冬十有二月旬有一日。海宁王国维。 屈子文学之精神 王国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走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流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宁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放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umour)之人生观。《小雅》中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界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放北方学派中，而无与放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放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放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现，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卒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徵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将夕降兮”之巫成，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启、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媭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象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象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于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