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读书笔记,下载

顾颉刚读笔记,下载 篇一:读书笔记 《素质教育在美国》读后感--------"什么是教育之目的," 09008128 郑小明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点毋庸置疑，不管是以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现在的相互学习，我们都有必要相互对比，借鉴他们的教育体系，尤其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更加需要对比总结，逐步改善～ 世纪之交的中国基础教育，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当首推“素质教育”。对于素质教育，已经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少精辟深刻令人折服的见解。我尚且是个学生，因而不具备宏观的、高层次的理论思维，但鲜活的校园生活使我对素质教育不但全身心地拥护，而且有着自己的理解??培养孩子的创造性。 个人认为美国和中国的教育最大的分歧就在于教育的目的上～ 中国和美国教育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渊源历史的不同，中国的文化是从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到内治演变过来的，提倡的是家族集体的社会本位法，首先注重的是集体，较为忽略个人的作用，法律制定以律为主，讲究行事要按照既定轨迹，无咎即是功。而西方则是传承希腊自由的文化氛围，是以个人本位法为主，讲究以 人为本，注重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也是社会现象。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英语和汉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特别推崇"自我"("I")，而不是"我"("Me")。因为"I"在句子的任何部位都必须大写，"Me"只有在句首时才有大写的资格。显然，西方文化特别推崇自我，而不太重视角色。看看汉语就更有趣，几乎所有人称都与人有关，惟独第一人称例外。 比如，"他"是"人也"，"你"是"人尔"，"她"是"女人也"。即使第二人称的尊称"您"和表示人称的复数的"们"，也都与"人"直接有关。然而，根据顾颉刚先生的考证，第一人称"我"的古代象形字是一尊刑具，与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只是间接的有关，是惩罚人的工具。为什么惟独"我"字与人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呢,中国文化把"我"看作"自私"(连日本也受中国文化影响，把"我"字写成"私"字)，即为万恶之源，难怪得动用"刑具。 但社会是由一个个的"我"组成的，如果把"我"都赶尽杀绝，其结果将是连对"我"施用刑具的社会也不复存在。 又上可知，中国教育的目的更注重的是同化，讲究人在社会中 角色的扮演，而西方教育的目的更趋向于开发个人的能力、创造力。 但是创造力又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把握创造力的培养，即个性的开发～ 书中举了许多我们教育中遇到的问，诸如此文作者的宝贝儿子学画国画引出的一连串的事，中国教师对于学生如果画出了蓝色的太阳，方形太阳的质疑的事，这种类似的例子早就在以前不知听过多少，但读完书后我仍心里感到美国教育的极大不同，它太认同孩子的创造性，而我们做不到。古时候有的师傅带徒弟，害怕徒弟超过他，就故意把拿手的看家本领不传授给徒弟。如果所有的徒弟都不努力去钻研，又哪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话呢,由此可见，能力是教不出来的，需要老师的点拨和培养，能力当中的创造性能力也就是不能教的，只能培养。 所以我们首要做的事就是:不要害怕孩子们画出了蓝色的太阳，方形太阳，还是什么其他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能画出来就要表扬他:有创意～这是他们创造性意识的萌芽，别扼杀他，应去呵护他。其次要做的事就是如果听到、看到孩子们有 什么好的想法、观点，鼓励他去行动、去查资料、动手去做，在行动中感受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成功了，要表扬～失败了，要鼓励～ 不可否认，中国同龄孩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要比美国孩子扎实得多。但是，我们的初级阶段的教育存在着三个不容忽视 的误解: 一是以为加压加量的智力开发与孩子的智力发展是成正比的。实际上那是拔苗助长。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初级教育，我们会发现许多不同之处。形象地说，中国的初级教育就似往车箱里尽可能多地添加重物。美国的作法是让车子“顺其自然”地往前跑，并时刻注意给发动机加润滑油，给油箱添燃料，让车跑得更稳、更快，后劲更足?? 二是认为吸收知识完全等同于开发智力。智力包括记忆力、想象力、观察力、思考力等等。不可否认，吸收知识可以锻炼记忆力、丰富想象力、提高观察力、增强思考力。但是智力的发展是一个生理与心理发展的过程，比如，在生理上需要适当营养，在心理上需要健康的环境，需要正常的社会化，等等。这些“需要”都绝不是吸收知识可以完全替代的。把吸收知识完全等同于开发智力，其结果只能开发出书呆子式的智力。 三是以为开发智力就是培养创造力，培养创造力必须要开发智力，但开发智力却不等于培养创造力。所以说，以为开发智力就是培养创造力，这是素质教育的一大误区～ 所以我特别欣赏作者培养(本文来自:Www.bdfqY.cOm 千 叶帆文 摘:顾颉刚读书笔记,下载)孩子创造力的做法，将来无论中国是什么样的素质教育，孩子的创造力永远不能抹杀。 既确定教育的目的不同，又要实现素质教育创造力的培养，方法也只得相应调整。两者本身就有点矛盾在其中，多鼓励个人行 为方可实现真正的创造，但是中国人口基数甚大，加之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应该做的是逐步把握平衡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比例～做到二者之间的和谐～ 篇二: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由《吕著中国通史》想开去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推崇吕思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氏之书“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这些特点在《吕著中国通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里，我就《吕著中国通史》一书的优点做一个简要的探讨。首先，吕先生在写本书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学者的社会关怀意识。在上册文化部分，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婚姻、族制、财产、赋税、实业、衣食、货币、住行、教育和宗教等，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的变迁情节，在研究中重视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像过往的帝王将相史研究一样，把视野集中在上层，尤其是上层的政治领域，这点在同时代的史学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书中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而不为其所限，较为全面的研究社会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关于阶级的论述中，既看见了阶级剥削的残酷，上下层之间的不可变动性，又看到了盲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对社会的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 吕先生在本书中有很鲜明的进化史观立场，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不足认识。梁启超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吕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因而“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换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先生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社会现实为关怀，言论多有创造性。在论及婚姻家庭制度时，纵观历史全貌，语言家庭制度必将改革，男女终将平等:论及政体时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而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本土性与时代性相冲撞而产生的火花。第三，是吕先生打破了通史书写的惯常体例形式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来编排，易使读者了解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沿革情况。吕先生在《吕著》绪论中写到:“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社会。(四)、因以1 2321 严耕望，《治史三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传统的通史以断代为限，割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难以达到推测未来，指示当今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于是先生决定更换体例，先 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比方说上册第五章“财产”:“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先用鸟瞰的手法，揭示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大纲，这样读者一看就明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财产所有权的演变情况。 由于通史浩繁，难以全盘涉及，幸而吕先生此书除了博通之外最大的优点便是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在此，笔者主要想针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第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 “军事来说，一直是北方以节制胜，南方以强悍胜，直至东晋时才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21直至三国时期，吴蜀的强守也部分基于南方风气的强悍。 “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 3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江南在东晋以前为什么会形成强悍的风气,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的经济方式、共同的生活经历所形塑。强悍风气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经济与文化类型的转变，精于农耕的民族会带有农耕文化的特性，而“强悍之风”则常常用来形容游牧民族或农业欠发达的民族。此观点的提出体现了吕思勉先生的敏锐、会通。但是，仍不能使我感到满足，为什么南方的风气在东晋时期会产生如此宏大的变化,清末刘光汉认为五胡乱华和汉族的南下以及南北水利便利与否是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虽然 这种解释较为中肯，但是仍没有解释:衣冠南渡在何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南方的文化,南方“闾里小人”与“冠冕君子”是否具有差异性,差异性究竟在哪,“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从颜之推的对于南北方语言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卿相士大夫文化与民间风俗是有差别的，颜之推是如何来评判这种民间与卿相文化间的差异性的呢,“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衣冠南渡，在东晋之朝皆为士族，他们是汉文化的代表，而染吴越之气的闾里小人很明显是指没有完全汉化的吴越之地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在颜之推看来他们是南方文化的污染源。“在北方剩余的汉族被认为是没有骨气之辈，他们柔顺的与新来的异族杂居一处，后来自然彼此通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晋以来，对江南文化1 2654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绪论p4同上书 P391 3 同上书 p412 4 《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5 同上书 的称颂，很大程度上是对南方汉化的认可。而北方在五胡乱华以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至少是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汉文化受到“夷狄”习俗的污染及异化，没能得到有效地传承与发展，而汉文化却意外的在南方扎了根。“汉以来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加速发展，这不仅仅是南北要素 的物理性相加，而是一种化学反应，即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以江南文化为核心的南方文化兼容混合，最后演化为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正如吕先生所说“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而永嘉南迁大约是先生所指的第一种情况:“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植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它们完全同化。” 汉化对于少数民族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历史告诉我们: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也“汉化”，败也“汉化”，在接受汉文化之初，异族首领往往显出汉化的励精图治之风，和宽容、极富远见的政治胸怀。如隋文帝、忽必烈((((((然而在该民族被基本汉化后，渐失游牧民族的彪悍之风，不由得显出萎靡之状。这些往往为后来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深感忧虑。“弘历强调，再不能对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诸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在乾隆眼中，深受汉化的满人已经失去了游牧民族自身的诚实、勇敢、节俭、毅力，堕落的与汉人无疑了。这当然不仅仅只是乾隆一个人的忧虑，至少代表着大多数被汉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的心声。汉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古代乃至近代常常被用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它究竟包含着那些具体 内涵呢,首先，我们从少数民族的视角来看，至少包括农业耕作方式，及农业剩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跃的商业。从异族首领对东晋以来被日益汉化遂成最具汉文化特点的江南的又献又恨的态度可见一斑。“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上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以至于达到“牢不可破”之境地。 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对于繁荣的商业所产生的道德败坏有着如此深刻的担忧，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也显现出了相同的忧虑。孔子、韩非子、墨子((((((尽管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对于这个背弃三代以上美好品德，一心逐利的社会都显示了不满以及改革的意图。孟子主张“平均地权”，韩非子主张“节制资本”，一个关注农业，另一个则把焦点放在工商业上，然而，本质上都是反对农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伴随而来的兼并和资1 2321 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 ，1999年，p96 本扩张现象。这种试图把“乱世”扭转回“小康”时代的改革尝试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正如先生对王莽改革的评价中所说的那样:“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稍微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战国以来私有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三代以上的原有社会组织形式，产生出与封建列国时期相异的思想、伦理、经济形式，因而被孔子看做是“乱世”。封建 时代是井田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社会，“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要紧的有两种:一是勇武，二是不好利”。这大约是由社会经济形式与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所决定的。“在政治体制不尽完善的贵族政治的国家中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形，即贵族们虽然富有，却不允许他们任意花费:与节制精神相悖的奢侈是必须摒弃的，因此，在这种国家里只会有得不到任何财富的极为贫穷的人以及非常有钱但不得任意花费的富人”。孟德斯鸠所论述的贵族政治与奢侈的关系在我看来同样的适用于对中国的封建时代的分析，在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的上古时代，很难让人相信纣王能够奢侈到哪里去，无非是喝喝酒、吃吃肉，不要说与后世的皇帝相比，就单单是石崇、王恺之流也必然使其相形见绌、望而兴叹了，可是，为什么就被后世历久弥新的定性为惨无人道的暴君典型，而不可翻身了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贵族政治下的社会保留了“大同时代”氏族社会的烙印，“当此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封地，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化((((((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此社会是谓之“小康”，社会内部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公有成分，并在此经济条件下形成了节俭、互助的时代精神。而纣王的奢侈行为是与当时的伦理道德精神所违背的，自然成为万夫所指的罪恶典型。这也是三代时期的伦理道德的构成要素。春秋时期齐桓公葵丘会盟，相约各国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在经济上 相互合作，在政治上维持宗法统治，这些在商业繁荣、资本迅速扩张的战国时期都被看作是匪夷所思的，更不用说打着仁义之师旗帜而终于败北的宋襄公了。达恩顿在《屠猫记》中说过，“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仪式，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中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战国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宋襄公的行为，嘲笑他痴傻，实际上是不明白春秋时期与之相异的意义体系。封建时代的伦理本位社会向战国、秦汉的资本社会转变，封建1 24321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89 同上书， p65 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的时代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以贫富分。商业资本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游士在列国之间奔走，全无道德意识。商业的繁荣、资本的发达遂成为汉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大量剩余)所不能避免的。而少数民族较之落后，往往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公有制度，在均贫、尚勇的道德约束下，其统治者难免视汉化为畏途，犹恐腐化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可以相信东晋以来，江南与江北在经济文化上体现出来的对立实际上不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是更深层次领域的发展水平上的历史性差异。 第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显著地差别: 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期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时期。”其中，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这又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由魏晋到宋朝，选官制度经历了九品中正法向科举制的转变，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又经历了由带“人格主义”、“抡才大典”倾向的帖经、诗赋向“实务主义”的策论与经义的转变，科举取试成为主要的选官手段。在此过程中，贵族的政治、社会势力逐步消退，直至晚唐诗人刘禹锡有感而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内藤湖南的观点，吕先生在本书选举一章中也做出了回应(但极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回应)。“在官吏登庸法上，看做唯一选拔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内藤湖南主要针对的是唐宋时期选官制度与贵族政治的关系。在魏晋之前呢,追溯到三代时期，选官制度经过了怎样的演变,它与贵族又有怎样的相关性,这些问题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却得到了较好的回答。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吕先生认为俞正燮在《乡兴贤能论》中对于三代时期的选官制度说的最好。“古代的选官，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也就是贵族世袭制”。一方面上层政权是由征服部落所占有的，不容许被征服部落去染指。另一方面，在士以下之地方，保留了专制制度未兴时期的原有民主制的残余，这就形成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上层政治是世袭与专制的，下层社会却是选举与民主的。“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 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1321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译》第一卷，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p10 2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117 篇三:走出疑古时代的读书笔记 山西大学历史学院 本科生课程作业 (2014 ---- 2015学年 第3学期) 学 专 业 课 程 论 文 学 生 年 学 成 院:名 称: 历史学 名 称:题 目:《走出疑古时代》的读书笔记 姓 名: 级:号: 绩: 《走出疑古时代》的读书笔记 考古文物不仅仅是物质，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不仅要看到历史文物，还要看到其背后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以及制度。这些精神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考古发 现的没有字的文物对我们现实有着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作用，间接作用虽然不一定很准确，但对古代的东西还是不要那么轻易地去怀疑;带有文字的考古文物更为重要。考古发现的古书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与学术，对学术史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冯友兰先生曾提出“信古，疑古，释古”，在李学勤先生看来，释古或者考古确实较为重要，但学界目前有些地方还未从“疑古”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前人的束缚。他提倡将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走出“疑古”时代，对整个中国的古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在第一篇中，李学勤先生提到当时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研究，跟以前相比有四个特点:一是加深理论的探讨，二是强调考古学的重要，三是重视传说的价值，四是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其中的重视考古研究体现了二重证据法的正确性，重视传说的价值则说明一味疑古不可取，如果细心整理分析古史传说，应该能从中发现很多有价值的线索。继续说第四点，文明起源单元论是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而近期的考古研究有了新的发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早期文明的遗迹，除了中原地区，四川等我国西南地区也有早期文明存在的遗迹，中国古代文明是多源的。 炎黄二帝的传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都称是炎黄子孙，疑古思潮却否定了他们的存在，怀疑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子虚乌有的，“东周以上无史”论一下子就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砍掉了 一半。而李先生的观点是，上古的传说不能单纯的看成神话故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考察，黄帝是中原的传统，炎帝是南方的传统，而炎帝早于黄帝。他们之后还有清晰地传说谱系，这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肯定在商代以前，而它在萌生的过程中就有了很广泛的分布。 历史与考古不应该截然分开，由于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所以不管其制度、思想、宇宙观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陌生，三代离我们都不是那样地遥远。 此外，西方对中国古代研究的趋向，重视文明起源的探索，强调文化史的角度，比较研究的方法，古代文献的新评价，结合考古学以及古文字学的成果，这种研究正朝着更扎实、更细密的方向发展。 在第二篇中，李学勤先生对饕餮纹的理解以及对其简化与省略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出饕餮纹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还通过对玉器符号的研究来揭示良渚文化的状况。 这些符号并非偶然现象，而且其符号的复杂，也不是偶合所能解释的，我们可以尝试着将它们解释为一种原始文字，但这也有需要等待进一步证实。接着以吉斯拉玉琮上的十个成串的 符号为例，将它们与古代的原始文字联系起来。这些考古发现已经明白地让我们明白，中国文明的各种因素的来源是复杂的、多元的，所谓的“中原中心论”不符合事实。作者也从凌家滩出土的玉龟玉版入手，尝试对史前文化进行一定的推断，他认为，玉版中的图纹和所谓的“规矩纹”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的是中国 古代的一种宇宙观念，而且其也从类似于“巫”的符号中对当时古人的数理观念以及对史巫的发展的研究都有着极大的帮助。一些文献记载说明，周人的统治已经到达了江汉地区，而楚国就是周朝的封国。近代有些学者对此颇感怀疑，认为商周王朝当时未必能南及江汉，封楚尤为后人所伪托。经过对大保玉戈的考古研究，可以断定大保玉戈的年代应当属于周初，尤其是大保玉戈之上的文字非常细小，类似于商末周初的一些甲骨文。将大保玉戈之上的文字记载同传世的古代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会证明，周人的影响从文王时已南及江汉，以至武王、成王时，召公在其间起了较大作用。因此，研究楚文化的兴起就不能忽视周初江汉开发这一历史关键。 在第三篇中，作者对西水坡“龙虎墓”这座仰韶文化墓葬的考古研究，尤其是对其所反映的当时的思想意识的研究表明:所谓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种四象观不仅仅存在于战国，其有可能存在于史前时期，而且它在当时拥有一种神话色彩，与丧葬都有着同升天的思想。而作者以此为例证，向我们展示如何在探索民族的上古传说及其蕴含的思想观念时，避免涉于驰想。好多论著都认为，殷商的铜戈无胡，到西周才出现短胡，至于长胡多穿的戈是到东周才存在的，这种观点几乎成为一种文物考古界的一种常识，但随着考古的新发现，这一观点很快便被推翻，通过对新出土的文物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商末周初已有了中胡或长胡的多穿戈，甚至有多达五穿的。此外还有洪洞坊 堆村的有字卜骨、邢台发现的西周甲骨文等，这些考古文物的出现，都较大地改变了学术界对之前先秦史研究的某些不足，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意义。除了上述的一般考古文物的出土之外，一些有文字记载的或者是有纹饰存在的文物的出土，更是引起了学术史方面较大的变化。史密簋铭记录了周朝时期的许多史实，通过对铭文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到周孝王时期发生战争的基本要点，战事的导因是南夷的卢、虎与杞、舟两国相呼应，扰乱了周朝东土。于是周王派师俗、史密东征，率领齐、莱、偪阳、夷等国兵力，围攻长必，取得了一定胜利。这是史籍缺载的一件大事，由此考古而得出的史料对于先秦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又是一种极大的弥补。 我国疆土辽阔，自史前时代开始，这里就有许多部族在此活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更有众多的民族和方国出现，这也就创造了我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很有必要对古代各个地区的文化都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出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多彩。在第四篇中，作者强调对中原文化以外的古文化主要包括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以及齐文化等等的研究。作者首先以自己在《东 周与秦代文明》所提出的“文化圈”的概念为基础，以“东方文化圈”也就是广义上的齐文化为例来阐释了地区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不轮是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周代齐国的文化，它们对于考古史和古代史的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学术 史和思想史更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只有充分理解了齐文化，我们才能够对管仲的思想、兵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程度的把握。李学勤先生将三星堆考古研究与帝系传说相结合，提出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较早地就存在联系，而且认为巴蜀文化有可能与楚文化是同源的。紧接着作者便通过对三星堆中饕餮纹的细微研究，认为蜀文化的发展与商文化的发展平行存在，而且彼此的影响传播是畅通的;三星堆两座中与中原所出近似的青铜礼器，是当地文化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证据;三星堆出土礼器上的纹饰也有着自己的地方特性，这也说明巴蜀文化有着自己身的渊源与演变，同时也掺杂了中原文化的要素于其中。之后，作者也对吴越文化、安徽南部的青铜文化都给予了较为详细的探究，此处不再详述。 在第五篇中，作者在此除了对一些流亡海外的文物进行考古研究之外，更对出土于海外的中国文物有着深刻的关注与研究。比如中国古镜在域外的出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见证，在日本发现的立岩堀田十面古镜，有力地证明了西汉晚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道路已经畅通。此外，在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的考古文献《古文孝经》，确证了日本传流的《古文孝经》不伪，否定了清人不少学者的考据，这对学术史上重大问题的重新检验和考虑以及学术界研究中的不断开拓新局面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学勤先生1992年一次演讲的题目，其将 把那篇演讲作为书的导论，题目就成了书的标题。李学勤先生演讲中提出的“走出疑古的思潮”对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总结了宋清以来辨伪的成果，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其中以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最有影响。而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最显著的，就是对古书的辨伪。但是自宋以来的学者疑古辨伪，往往议论纷纭，难于折中，以至于梁启超认为汉以前的古书几乎无不可疑，产生了“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李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疑古派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找到实际论据，所以无法重建古史。而解决方法在于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即研究古史，除了地上的证据外，还要注重地下的证据，也就是要将古史文献同考古发现的新材料结合起来。此外，也可以将考古发现的新材料细化为 考古文物与考古发现的古书，作者在这本书中对各个考古发现的研究都是从这三方面入手，其文中始终贯穿着这种“三重证据法”的思想。 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受过去疑古思潮的影响而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现在看来与事实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甲骨文可以印证古书，但切不可被其所局限，并不一定甲骨文中未记 载的东西，商朝就不存在，毕竟这只是一小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走出疑古时代对开拓学术界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现在看来李学勤先生这种走出疑古的思想，这种将考古研究与文献研究相联系起来的方法并没有很大的新意， 但这种思潮对当时局限于疑古思潮中的学术界而言无疑起到了振 聋发聩的作用，为当下考古学界、学术史界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 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