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散文视镜中的鲁迅

周作人散文视镜中的鲁迅 说起周作人，我们大抵只会记得他是鲁迅的胞弟，略微关注文学的或许会记得其散文写得可以，便再也说不出别的东西。我便是这后者，因此感到特别羞愧。 从老师布置文章题目开始，为写这篇文章，我在这一个月来花去不少时间在看周作人，包括其人其事与其文，虽看得一知半解，却也算略知一二。因为研究不深，我估计写的不会特别有质量，那么也就权当自己来练练笔，有不成熟的见解，还望老师能予以指正。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提其平和冲淡的散文风格，周作人跟鲁迅讲起周作人散文， 两兄弟生长在同一个封建没落家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两兄弟的文章内容与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周作人的散文内容是书写闲适情趣，风格是平和冲淡的，而鲁迅散文内容是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风格是犀利尖锐的。我们若是从人品的高低和时代的需要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固然无法与鲁迅散文相提并论，但是就作品本身而言，那么我们都无可否认，他们两兄弟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两大派别的代表。 这两位文学爱好者，作为亲兄弟，两人在青少年时期“兄弟怡怡”的情景为众人熟知，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并肩作战，两人曾以“周氏兄弟”的合称蜚声五四文坛，根据两兄弟的书信日记显示，直至在一九二三上半年，两兄弟都还维持着正常的兄弟来往，甚至在当年六月，两人还一起对日文《北京周报》发表了题为《“面子”与“门钱”》的对话，同时，他们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周作人”个人的名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可是在同年的下半年，两兄弟正式决裂。 我们写周作人散文视镜中的鲁迅，应该就他们两人决裂前后分开来探究。 周作人跟鲁迅这两兄弟在失和之前，两人关系都相当密切，甚至同以“周氏兄弟”为名发表文章，与友人书信来往。两人同在一个家庭环境中成长，同在三味书屋接受启蒙教育，同在南极江南水师学堂学洋务，同在日本留学并筹备《新生》，回国之后也同作为《新青年》的重要撰稿人，一同成为《语丝》的中间力量，这些“相同的经历”使得两人在一段时间里有许多共同的意识。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跟鲁迅是并肩作战，他们两人在这一时期的散文思想性一致，针对国民的弱点与社会的时弊，“周氏兄弟”都能敢于站出来，毫无顾忌加以批评。周作人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与友人论章、杨书》，在“五卅惨案”中的《黑背心》、《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日本与中国》，在“三一八惨案”中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等作品的思想性跟立场跟鲁迅都是一致，从周作人的当时写的这些散文中我们窥见鲁迅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性跟立场:反帝反封建，憎恶批判恶势力，关心国家人民命运。正是因为这一点，“周氏兄弟”这一个称呼才会在五四文坛享有盛誉，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佳话。 当然，周氏兄弟这一时期散文特点在大致相同中也有不同，如郁达夫所言，鲁迅文体简练的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周作人的文体信笔所至，写得舒徐自在。 “周氏兄弟”失和之后，两人在政治立场与思想都开始出现分化。特别是大革命的失败，周作人屈服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高压政策，开始敌视无产阶级革命，这种思想上的退步导致他最终沦为众人唾弃的汉奸文人。与其相反，鲁迅经过一段时间彷徨苦闷，选择更高的举起革命大旗，开始成为无产阶级战士。自此，由于两兄弟政治立场，人生态度的不同，他们两人的散文无论是从艺术风格或思想内 容，都呈现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格局。 学术界中普遍认为周氏兄弟失和是因为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煽风点火，我们在这里姑且不去追究两兄弟失和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现在根据我们的写作目的来集中探讨两兄弟失和之后，周作人散文视镜中的鲁迅是如何的。 1930年，周作人专门写了一篇名为《中年》的文章，学术界不少人认为这是其专门写来指责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即是所谓的“纳妾”，批评鲁迅是“伪善”且“言行不一致”的伪君子，《中年》中写道: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浸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种动物有点变质了„„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伪善还不如真恶„„ 鲁迅与原配朱安为包办婚姻，未曾洞房却并未离婚，鲁迅之后与许广平恋爱并同居。对此周作人说鲁迅“纳妾”，尽管鲁迅与朱安没有离婚，但是两人都是深受包办婚姻之苦。这些情况周作人都是知道的，可依旧在《中年》中拿来追究，这未免过于牵强。 周作人在1931年的《志摩纪念》中也隐隐提到鲁迅: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幅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是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 在这里的知识阶级正是指鲁迅，鲁迅在年轻时候深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而当时又信奉了马克思主义。 周作人在《蛙的教训》中再次批评鲁迅: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有些本来能够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了，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可怕的教训。 在这里，周作人数落了鲁迅的三个错误:一是“跟了青年跑”，二是“名利”思想，三是“教条主义”。其实，在这里是这些都是欲加之罪，我们可以从中窥见鲁迅是与时俱进的，为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战斗而写作，追随在周作人眼中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鲁迅一直关心着他这位弟弟，多次劝阻其弟周作人要起来斗争，甚至在病中都还让三弟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抗日救国这类重大事件，切不可过于退后。”可惜生性软弱，希望远离政治周作人并未领情。 《抱犊谷通信》中，周作人提到:你们依恃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你的分，便傲慢的来侮蔑你的弟妹„„你们伪君子也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机缘所以未曾发现，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行，更处处找寻人家的过失以衬贴自己的贤良„„ 周作人说的这些话很明显是在指责其哥哥鲁迅，虽然鲁迅曾不止一次的批评周作人写的不合时宜，毫无斗争意义甚至消磨斗志的闲适散文，但鲁迅却是看到并肯定其闲适散文在美学上的意义的。周作人如此指责鲁迅，可以说是对鲁迅的误解，甚至侮蔑。 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周作人散文中尽皆是对鲁迅的指责诽谤，可如果说周作人对哥哥鲁迅毫无缅怀之情是不客观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提及兄弟失和这事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另外，鲁迅去世之后，周作人在《宇宙风》发表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两篇文章，对鲁迅前期生平和文学活动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系统的介绍，其中他在《关于鲁迅》中说:“因为鲁迅的学问和艺术的来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时年幼亦未闻知，我所知道已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 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存焉。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 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周作人同样客观列举了鲁迅的小说和散文，却只字未提鲁迅在上海十年期间写出的 如“匕首和投枪”般斗争的杂文。这不是周作人的一时疏忽，其中隐含了其对鲁迅后期尤其是在上海十年的评价。不难看出，周作人对鲁迅的认同大致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对鲁迅上海十年期间是持否定态度的。 两兄弟失和，可以说是鲁迅一生中颇大的遗憾，同时也是周作人脱离革命集团，成为汉奸文人的一个不小因素。不管谁是谁非也已成为过去，俗语有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这些人更加不好妄下定论，只是我们可以从周作人这些散文中可以看到，周氏两兄弟失和前后，鲁迅都是始终牵挂关心其弟，而周作人却无视这种牵挂关心，这种兄弟不和的关系一直维持到鲁迅逝世。或许当时只不过两人面对时代的十字路口选择的道路不同，如果换做是现在和平年代，两兄弟真的始终都能“兄弟怡怡”也说不准。 注:有些观点摘自网上某些网站，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QQ:1034812678. -- Leonard z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