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草上飞

记得当年草上飞 云创通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说《49 Up》。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现实比任何虚构作品都要更残酷。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 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七岁。 此后，每隔七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跟踪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到2005年第七次跟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 Apted最早决定拍这个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四十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像Andrew、John这样的富人孩子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精英行业;而像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尽力争取去突破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身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个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的用语——生命的荒诞。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 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圣诞树下的那个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慢慢地，片中的男人开始挨个秃头，女人开始比赛发胖，关键是，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茫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ick到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明显表现出精神病症状，难以自控地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出身的John，大约是这批人里最早慧的，早在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主张“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是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四十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ick，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 《49 Up》是一个反高潮的纪录片。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会演绎精彩人生，等了四十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nobody。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滋味。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嚼着嚼着都一样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ick在42岁之后竟然成功跻身地方政治，变得更积极。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 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其它鱼虾贝壳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成长，祈祷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云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