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日荷花别样红

映日荷花别样红 映日荷花别样红 ,文化, 崔海伟 约3321字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11)-02-0183-02 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读过《何方谈史忆人》，自己眼前浮现出历史画卷的别样风景。这不仅是由于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新鲜史料，同时也因为作为历史亲历者的作者将本人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的追忆和思考生动地展现出来，让人颇受教益。在党史研究中，众多党史的亲历者将他们对于党史上重大问题的思考著书立说，让读者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心世界和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多地了解历史的真相。《何方谈史忆人》无疑是众多著作中一朵亮丽的奇葩。下面。结合自己的思考谈谈对该著作的认识。 一、历史研究要做到论从史出。 “史料是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基础。”?历史研究者在对史料进行分析和研究之前，必须掌握丰富的史料，努力做到自己的观点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尽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已经成为历史研究者们的共识。本书不仅充分利用年谱、人物传记、文献资料而且利用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使得作者的诸多见解有了强大的史料支撑，使得问题的说明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年谱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是进行党史人物研究的基础工程。近年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重要领导人的年谱的相继问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史料。《何方谈史忆人》充分利用《毛泽东年谱1893-1949》《邓小平年谱》、《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周恩来年谱》、《张闻天年谱》当中对有关史实的记述，给予认真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如对于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实际代者问题，文中利用《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的史料:1936年6月16日，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电报，通过中共代表团向国际报告中央到达陕北后党和红军的全面情况。9月26日，张国焘等给张浩、洛甫等的电报就说，“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等指出遵义会议后代表党中央和以中央名义行事的是张闻天。对于遵义会议后的张毛关系，著作运用《张闻天年谱》中的史料:“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和《毛泽东年谱》中的史料:“长征途中，先后经过沙窝会议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和出任红军缩编后的陕甘支队政委。”等说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十分重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作用，两人在军事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相互配合证明了两人在这个时期是密切合作的。 当事人的著作是了解当事人在特定时期的思想、心理和内心世界的资料，为研究者寻找历史真相提供了文本参考。《反省笔记》是张闻天对自己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剖析。当时，毛泽东公开点名“王明、博古、洛甫教条宗派”。并提出所谓党内“码头”问题后，张闻天受到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压抑的。他分十个部分对于自己入党前后以来的革命经历和思想发展转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何方谈史忆人》在涉及张闻天的分析时，采用了笔记中大量的原话如“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我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等等，清楚地展现出当时张闻天在对毛泽东问题上的态度，为说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提供了直接根据。 口述史料是党史研究研究中除文字史料之外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由于它记叙了口述者自己的亲身经历或听到的历史以及他对于历史的看法，所以口述史料对于加强历史的可信度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利用在1999-2000年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进行了多次访问的机会，就重要问题作了详细的记录。文中在多处引用他们之间谈话记录如“各地来到中央的领导干部，多按组织关系向张闻天报到和谈工作问题”、“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时。中央的会议已不在他们家而改到毛主席处去开了”，清楚解释了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党中央中的地位变化。 二、进行历史研究应该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追寻历史的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一直是历史研究者追求的理想境界。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无疑对于历史真相的探寻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历史主义的方法就是从当时历史情境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全面把握历史人物内心世界、心理活动和行为方式的基础上，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真相的内在根据。书中许多新的观点就是运用历史主义方法后的成果。 第一，对于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者是否是张闻天的问题，作者运用大量的史料分析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诸多实际情况，提出了八条论据，其中“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这一时期对全党的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等论断的提出对于张闻天作为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者的论断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同时，就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阶段的分析，让读者对于两人的关系有了更清晰地把握。 第二，由于曾长期与张闻天共事，作者对于张闻天的处事风格、领导方式都有很深地了解。因此，作者提出:张闻天民主思想的核心:“人民群众是主人”?，这有力地推动了张闻天民主思想研究的深度。书中对张闻天关于群众路线的观点与以往我们理解的不同之处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五四时期民主主义者与民本主义者之间关于“由民作主”还是“为民做主”进行了争论。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前者，主张由群众“当家做主”。 第三，就张闻天对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开展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著作中提出，张闻天在任苏联大使期间，着手组织成立了我国驻外使馆的第一个研究室。他们组织编写的第一份调研报告《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给中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此外，作者对张闻天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卓越见树和治学精神表示了充分的赞赏。认为，张闻天关于整个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的判断、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见解等不仅在那个年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直到现在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学术研究勇于立新、敢于立言。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和思想是这一领域的宝贵财富。 此外，作者对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运用，也体现在其他观点上面，他将在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做出了合乎逻辑的梳理和分析。 三、党史研究要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尽可能将更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纳入研究视野，力争反映历史的全貌 党史研究长期以来比较重视政治史研究，其他领域或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同时，党史研究中还有许多空白点和许多领域需要研究者去进一步挖掘。有学者已经提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它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等，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物，指中共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历史人物”。?可以说党史的研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因此党史研究的领域还有巨大的拓展空间。 著作中提到了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如孟用潜、李一氓、季崇威、陈乐民等。作者通过追溯挚友的往事，在表达自己思念的同时，也对于他们在各自领域当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悲情革命家孟用潜》一文将孟用潜的人生经历进行了介绍，着重论述他作为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时对开拓和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于孟用潜“上书言事”一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他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中国又失去了一位有才华在造诣的学者——沉痛怀念陈乐民》一文中作者运用生活中大量的事例将他与陈乐民的相处经历、陈乐民的生活情趣、性格特点和学术造诣等一一呈现出来，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一位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文史哲学者。 本书涉及到的这些人物研究是目前党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方面，无论是涉及人物自身的研究还是人物与重要事件关系的研究成果还不丰硕，这为研究者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总之，《何方谈史忆人》是一部文笔流畅、史料丰富、观点新颖能够给人以启发的党史力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