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稿]帕累托改进

[终稿]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命名的，并基于帕累托最优(PARE-TOEFFICIENCY)基础之上。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上述一切帕累托改进的机会都用尽了，再要对任何一个人有所改善，不得不损害另外一些人，达到这样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 基本含义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了一个最优状态标准，人们简称为“帕累托标准”。主要包括: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否则，就不是帕累托标准，而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即一种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有一部分人能赢。帕累托改进是基于人们的既得利益而言，而不是人们正在试图取得的东西，因为后者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一种改进剥夺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不管是否能带来更大的整体利益或者是否有助于实现崇高的目标，都不是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通过持续改善，不断提高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从而使社会和事物发展达到“理想王国”。简而言之，各方都有利、都同意的事情或制度安排，一定是帕累托改进，社会没有理由不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的事情进行。 例如，一条溪流之水终年不断，外来至此的人从溪流中取点水饮用，从正常供水的角度看对附近居民并无任何影响，那么，这种外来人员的取水饮用就是帕累托改进。再如，一辆有30个座位的客车，有序地一次性安排满载运行，即是帕累托安排。在没有满载之前，每增加一个乘客，即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车辆达到30位乘客满载运行，即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标准、帕累托安排是理想环境和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制度安排，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帕累托改进则是达到“理想王国”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改进、帕累托安排、帕累托标准和帕累托最优是人类进步、事物前进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之一，并存在和作用于社会的一切领域。 基本概念 所谓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命名的，并基于帕累托最优(PARE-TOEFFICIENCY)基础之上。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而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 帕累托改进可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生产更多并从中受益，但又不会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一项正确的措施可以消减福利损失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是微观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常用的概念。福利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就是所有的市场均衡都是具有帕累托最优的。但在现实生活中，通常的情况是有人有所得就有人有所失，于是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补偿准则”，即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因而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那么整体的效益就改进了，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的另外一个著名的准则卡尔多,希克斯改进(KALDOR, HICKSIM-PROVEMENT)。” “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指在某种经济境况下如果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或交换，至少能提高一部分人的福利或满足程度而不会降低所有其他人的福利或满足程度。 帕累托改进: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被称为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善，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化。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在有更过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帕累托最优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 维弗雷多?帕雷托在他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个概念。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另外，著名的帕累托法则(或80/20法则)，则是由约瑟夫?朱兰(Joseph M. Juran)根据维弗雷多?帕雷托本人当年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得推论出来的。 一般而言，如果突出某一个目标，必定会牺牲其它的目标。所以不可能同时兼顾所有的目标。帕累托最优的意思是尽量改进各个目标，一直达到某一程度，此时任何一个目标的改进要以恶化其它目标为代价。这一状态，就称为帕累托最优。它不是一个唯一解，对各个目标照顾的程度不同便有不同的解。但它避免了存在有改进余地而没有利用的不利状态. 其他相关 帕累托改进与制度变迁 按公共选择理论的说法，在一个非独裁的社会中，任何制度变迁(改革)最终都是三个集团博弈(涉及利益的斗智)的结果。这三个集团分别是政治家、官员和选民，他们之间的关系环环相扣、环环相克:政治家任命官员，官员管理选民，选民选举政治家，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权力与利益三角(它常常使我想起儿时玩过的游戏，在那个游戏中，每人扮演一个角色，角色之间的关系是:老虎吃小孩，小孩捉蜜蜂，蜜蜂叮猎人，猎人背洋枪，洋枪打老虎)。 一般情况下，政治家为了当选或争取连任，必须“讨好”选民以获得更多的选票(支持)，这样就使处于权力底层的选民可以通过投票来争取自身利益，从而使社会保持权力与利益的均衡。而选民的投票活动就是“帕累托改进”得以实现的机制，因为它能够明白无误地表达每个选民的利益偏好(倾向)和利益选择，当某项改革因利益格局变化在选民中引起分歧时，它可以在制度上保证政治家的政策选择向多数选民倾斜，否则他们就会丢失选票被其他政治家取代。而一个通过减少少数人的利益能使多数人利益增加的措施必然是一个有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这样，通过公共选择理论不但揭示了“帕累托改进”实现的机制，而且还从经济学(效率)的角度论证了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和道德基础。 但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同时也指出，“投票机制”并不能保证所有情况下都能100%的实现“帕累托最优”。在某些特殊背景下，将出现“帕累托改进”的失灵。 帕累托改善的局限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帕累托原则是一种简化形式。它导致的扩张行为，表面上没有触动任何人的利益，实际上需要更多就业并引发通货膨胀，实际的收入状态会改变，会导致工资下降和收入缩减的人群扩大。少量的改变，后果并不明显，但长期累积会发生严重扭曲而使帕累托原则失效。其基本表现是按不变的决策方向，经济增长率先增长，然后就会不可避免地下降甚至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的关键是帕累托改善准则无法识别什么是就业的最大化。 就业最大化的问题是，就业就像海绵里的水，使劲挤的话总是有的，并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充分就业状态;现实是，各种形式的“失业”总是一定程度存在。而我们所知道的是，按照帕累托改善原则，只要高效率者向低效率者融资，生产就可以扩大，就业就可以扩张，总产出也会增加，直到经济增长率不能扩张为止。 这种扩张行为并不像帕累托最优所描述的那样，因为总存在收入减少的，只要受益者的收入增加超出受害者的利益减小，经济增长就能发生。这实际上就是股权的多数原则。 资产的股权多数原则自身并没有什么限制，倾向于无限扩张。限制资本扩张的是劳动力，它会挑战劳动力的生理极限。劳动力作为人，作为生物，就具有生物极限，其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并不在极限状态。如果有人进入生理极限，会否发生动乱和革命并不确定，但危害健康甚至导致非自然死亡这是可以确定的。我国的大跃进导致那么多人饿死，这证明，投资和就业不能无限扩张。当然，更加激进的扩张不是大跃进，而是战争。 我并不否认挑战生理极限的制度比如奴隶制度，也是一种帕累托改善。但它依然还有改善空间，即私有制和股权制度依然是信息不充分的，必定还存在另外的机制可以更加优化。民主政治是现实存在的这样一种机制。它通过工会、议会、政府等机构来实现与资本的制衡，以协商或者强制的手段实现改善。 就业局限识别机制:民主多数原则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通常会把政治和政府活动看着是一种服务产品。行使政治权利，与购买和消费一种服务产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从经济学的角度，它就是一种消费行为。这样，政治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它也可以使用需求定律来进行分析。 首先要明确的是需求量的一致性。对于一种实物的量，是商品数量;其价格，在市场条件下，某一时间是同一的。政治服务也一样，某一项政治产品即公共服务议案，民主条件下，它的需求量是选票数量，其价格是公共服务成本分解，是一种信息费用，按流量计费，某一时间流量确定，价格也是确定的。换言之，购买一件商品与投一张赞同票等同，不买与弃权票等同。消费不存在反对票，任何消费决策都没有禁止生产的直接能力。那么，我们分析政治活动的时候，就应该主要看赞同票数量比例。 其次，政治服务与其它任何商品一样，都有生产者和消费者。政治的生产者并非全体选民，而是一小部分专业机构和人员，主要是指政党和国家机构。其边际投资决策就是制度变更或者议案审议，这与其它生产活动的投资决策类似。 如果一项议案标的物的实施成本对所有人都是平等或者接近平等的(比如公共开支)，如果其收益机会均等，那么成正态分布，即收益大于总成本的条件是大多数人获得好处，即赞同票过半，而不需要考虑反对票和弃权票。这是所有重大政治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过半多数原则。这个原则对于标准的公共产品，即全面普及的公共设施而言，基本符合事实。尤其是那些几代甚至几十几百代人积累的基础信息资源，如教育、基本法律等，免费提供给所有人使用，那么它的成本是平等的，收益是正态分布的。这是一种通常的静态理解，一般认为赞同比例越高，决策越正确或者越优化。这是一个误会。 劳动力的时间成本是由生理限制决定，即它主要由生理差异决定。它的分布严格说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但是同一时代的人生理差异并不大。比如，睡觉的时间，对于成年劳动力而言很接近。因此最佳劳动量对于每个人而言，可以大致看着相同，至少比收益差异小很多。而差异比较小的劳动力时间对数正态分布就是一种近似的正态分布。当一项政策影响就业时，扩大就业不可能只影响一小部分人的工作时间变化，而是整体性的。按生物学生长规律，当然是中值状态生命力最强，即就业不足则收益不足，而就业过量则劳累过度。这个中间值，按投票来理解就是赞同票50%为最佳。当然，严格说是对数中值，一般高于50%，就业差异越大越低，即儿童和老人的工作时间和强度应更低。 一般政治问题，都是需要动态决策的是发展问题，它必然涉及就业量的变化，因而最佳并非是过半多数原则，而是最佳劳动量原则，即赞同比率50%左右为最佳，就业差异越大赞同比率应略提高。也就是说，正常的民主决策机制，多数原则的核心是半数，最优状态是赞同票仅仅略高于反对票。高票通过的决策一定不是最优决策，而是滞后的决策，得票率越高只能说明问题越迫切、决策延误时间更长。 当这个半数原则用于多候选人选举或者多选择时，就表现为“选民中值定理”:倾向性最接近中值选民的议案被选中的概率最高。 这里不得不提“偏好”的量度问题。我们还是从普通商品来看更加清楚。所谓消费偏好，其实就是价格或者代价问题，优选当然是能力刚好所能达到的物品，这样不至于因为等待而消耗人的生理机能，也不因为滞后而消耗物品性能，即所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也。任何商品的消费偏好性，当然是它的价格所决定普及范围，收入低者就无力消费这种商品，而收入高者又倾向于消费价格更高性能更优的商品。然而，商品的生产受到成本优化的约束，标准化生产价格更低，这使高收入人群经常要被迫接受普及产品。 政治产品也一样，它有一个普及过程。当普及率很低的时候，其品种与其它商品一样，往往比较单一化，即所谓的专制制度。当普及率较高时，这种产品也会分化以适应高端需求。其倾向性我们就可以以其相对价格或者所能达到的最大普及率来衡量。不同政党的得票率与不同档次的产品市场份额一样，围绕其价格成正态或者对数正态分布。因为中值选民分布密度最大，所以价值倾向接近中值选民的政党得票率最高。 无论是单项决策的半数原理，还是多项决策的中值选民定理，都表明民主制度会使就业量优化。即趋于人本身的信息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