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股份制改革的昌平模式

土地股份制改革的昌平模式 土地股份制改革的昌平模式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北京市近郊区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正迅速地向“零”逼近。据北京市政协张嘉兴常委提供的统计数字:2000年以前，北京市每年建设用地为1000—1500公顷;2000年以后，每年增加到5000公顷左右。到2003年底，朝阳区来广营乡实有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904亩，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0.12亩。这就意味着，“农民”的社会身份只起着象征性的作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城市化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大部分土地用途被改变亦是不可避免的。当农民的失地失业问题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性因素时，我们该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白坊村率先突围 面对城市化对农用土地的不断“蚕食”和失地农民因为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满引起的社会问题，昌平区选择了白坊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第一批试点对象。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将全村估价后的全部资产量化为股权，然后拿出70.8%的净资产量化为个人股，按全村户籍和村民劳龄配置股权 对农民来说，丧失劳动力远比失地更可怕。但2007年11月12日，72岁的李兰英对《中国财富》说:“以前我们老夫妻俩种一亩多地，不算人工，一亩收入不过七八百元。而现在没有劳动能力了，赚的钱反而比以前多了，土地入股好。” 李兰英是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北郝庄村的村民。随同记者采访的昌平区委部的同志介绍说，北郝庄村只是昌平区实行土地股份制中的一个，到目前为止，全区进行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共40多个村，涉及12个镇(街道)，已经完成改革24个村，其余16个村的改革工作正在稳步进行。已经完成改革的24个村中，北七家镇的白坊村被视为“土地股份制”的典范。 白坊村位于昌平区和朝阳区结合部，距离它不远的，就是北京市重点发展的居民住宅区——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占地7819亩，涉及昌平区2个镇的7个村。 按照国家目前政策，土地补偿费每亩最高不超过产值的30倍。如以小麦亩产1000斤，价值1000元计算，最高也就是3万元。显然，用这点钱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是不够的，于是造成了农民不断的上访。据昌平区信访部门统计，90,以上的上访农民对征地补偿少、保障机制不足感到不满。 2003年，昌平区决定从土地征占这个矛盾的焦点问题入手。由于白坊村有着毗邻天通苑的400多亩土地，还有新建的756套商业楼的经济优势，又处于城乡结合部，土地大量流转，对毗邻的平原镇和山区镇有借鉴意义，区领导决定以白坊村为试点，开始进行第一批产权制度改革。 很快，由当时的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李福忠亲自带队，区体改办、区农委、经管站等部门联合成立了白坊村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2003年4月，白坊村会计、统计和村民王银、王荣等8人，组成户籍清查小组。在镇派出所，他们逐一核实本村人口，通知本人确认，然后张榜公布，出现差错，及时改正。两个多月后，经三榜定案，并经户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户籍清查小组确定白坊村有1315名股民。 清查的结果显示，村里主要资产包括:404.72亩农用地，700多套新商品房(2001年，白坊村曾与一开发商签订征地协议，共征用白坊村2300多亩土地，白坊村村民以每平方米1800元的价格购买建成的商品房)，4.6万平方米商业楼，1131名在册人口。 其他的资产，经北京德平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后得出，截至2003年5月31日(评估基准日)，白坊村资产总额为约3.7亿元(含土地经营权价值)，负债总额约1.9亿元，净资产总额约为1.8亿元。预提村民租房补助费、生活费874万元后，净资产总额约为1.7亿元。 1.7亿这个结果，没有人提出异议。1315位股民与1.7亿元资产，直接相除就可以得出每个人的股份、改革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昌平区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2003年4月18日下发的1号文件，按照股份制的原则，白坊村将估价后的资产全部量化为股权。其净资产的70.8%量化为个人股，其余29.2%的资产为村集体所有。而个人量化配股的份额以户籍和劳龄为依据，分为劳龄股和户籍股两部分。其中，劳龄股占个人股的90%，总额约1亿元，劳龄的计算年限是从1956年到2003年4月30日期间。 白坊村的农民马清、周正祥都60多岁了，按照人口劳龄清算结果，两人劳龄均为45年，是白坊村劳龄最长的人。自2003年8月白坊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以来，两位老人在2004年1月和2004年7月预支分红后，每人都拿了10546元红利。 不到一年的时间，收入超过10000元，这就是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后，白坊村股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这第一笔的分红来自于白坊村的“第一桶金”——通过经营，用天通苑占地补偿款购置的4万平方米商业用房获取的房租。 “单纯依靠商业房出租来保证农民收入，产业单一，市场风险太大。还得想办法。”白坊村党支部书记、董事 长宋兰英打起了村东头那400亩荒地的主意。这块地要是租给别人种，一年也就5000元的租金，不如提高它的附加值。 天通苑是一个超大型社区，人气很旺。正是看到了这里蕴藏的巨大商机，由她提议，经过股东代表大会同意，先利用其中的200亩地，以滚动发展方式，3年投入800多万元，建设了集蔬菜、食品、特色小吃于一体的大型市场。目前，每天客流量达一两万人。 “一年，不但能收回成本，还能实现赢利。”宋兰英说，最重要的是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给村民带来可持续的收入，让村民收益最大化。 这场改革，每年都能带来稳定的收益，使“土里刨食”的农民，凭借着劳龄股、户籍股、独生子女奖励股和最低生活补助金，一家三口每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被农民誉为“转非不转工，土地变资产，农民当股东。” 但白坊村人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这次改制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一年后，2004年10月，北京出台了 《北京市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办法》(下称《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进行出租、转让等流转活动。 “白坊村模式”被复制到北京市的各个郊区县，一场涉及中国最大城市的农村土地改革悄然涌动。 丰台区南苑乡位于南二环至南五环之间，南中轴路两侧，距天安门直线距离2公里。全乡有15个行政村，农民24560人。南苑乡的具体做法是，在村一级，将集体净资产和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在乡一级，将乡农工商总公司净资产量化给了16个团体股东，成立了中苑盛世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该乡社员的收入分配基本模式是:每月发放统一的生活费(一般为100至500元)，年底根据全年企业赢利情况再提取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后确定奖励资金。 门头沟区清水镇洪水口村是民俗旅游村，自1998年起开始利用股份合作制开发本村旅游资源，股份合作制成为全村各个生产领域的组织形式，已经建立了多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在企业实行股份合作的基础上，该村成立了“洪水口村旅游合作社”，对全村农家乐旅游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全村70户村民户户入股，股金总额达到120多万元。 丰台区王佐镇位于城乡结合部地区，面对即将被城市化的前景，该镇主动把原有的18个行政村撤并为8个。在村庄撤并的同时，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作股东”，进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制改造，在村级建立股份制公司，以此来维护村民的权益，并统筹规划当地资源的使用。 土地股份制招致质疑 与土地股份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因北京平谷一村民对股份分红感到不满而招致毒打事件被媒体曝光，舆论对土地股份制改革本身也提出了质疑:如何避免实际股权掌握者腐败,会不会引来国际资本疯狂追逐，导致耕地加速流失,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北京郊区县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椐《中国青年报》报道，平谷区夏各庄镇龙家务村村民孔凡友，2004年5月26日，因为反映村里土地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遭毒打。 龙家务村是夏各庄镇土地股份制改革第一个试点村。全村有240户村民，700多口人，沟沟坎坎都算上共计950亩地，人均4分多一点，加上坡地也就一亩半，农业是低产出部门，农民仅靠种着几亩地难以致富。 龙家务村土地股份制的改革模式是，村民以入股的形式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由村里经营，村里有了土地使用支配权后，通过租赁土地招商引资增加收入，秋后按股给村民分红。 但是，年终分红的时候，不少村民对分红结果提出了异议。 孔凡友是龙家务村的村民代表。2004年4月的一次代表会上，他对龙家务村实行一年多的土地股份制表示了不满。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把土地都交给村里经营，去年一年每人才分到手55元钱，仅占全村实际收入的2(6,。“现在，村里20,以上的户开始买粮食吃，55元钱够吃几天,” 当时的村支书刘保田曾当面指斥他:“别的村代表都给村里出主意，哪像你这样跟村里对着干的”, 于是，矛盾变得不可调和。2004年5月26日，孔凡友就被两个人用镐把子一顿打，结果他右腿断成3节，左腿断成两节，右胳膊粉碎性骨折。那两个人回头对他说:“知道为什么打你不,谁叫你事儿多～” 此事经过媒体报道，立即引来了社会各界对土地股份制改革的质疑。 土地市场化，意味着目前中国的18亿亩耕地突然具有了市场价格，立刻成为浮出水面的惊人巨额财富，即便按照目前国家征用耕地每亩6万元价格计算，中国也会突然冒出超过一百万亿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5倍～ 有关专家认为，正如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一方面不应否认土地股份制对农民生活的改善的作用，但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股东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可能会加速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和部分实际股权掌握者的腐败。其二是土地市场化，必然会引来国际资本的疯狂追逐，将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让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变为破坏性的流民。 第三次土地改革暗潮涌动 虽然中央政府从未正式出台过有关土地股份制改革的规定，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股份制合作社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重庆市2007年7月1日发布的土地新政则被舆论称为“第三次土地革命” 1992年，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就已开始尝试农村土地承包权入股，而且比当下的重庆更进一步，南海农地入股可以变更土地用途。南海的做法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将集体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然后统一以土地或厂房出租给企业使用;集体只经营土地、厂房，不经营企业，只谋求土地增值，避免因集体办企业带来产权纠纷;农民手中拥有股权证，根据入股进行分红。 1993年浙江省杭州市开始了村级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从指导思想到基本原则，从产权界定到股权设置，从组织结构到分配关系，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而完整的政策体系，在明确政策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各区、乡镇逐级细化政策，在统一政策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因村制宜。该市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是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各村经济合作社必须建立由社员代表参加的清查核实小组，负责开展人口的清查和资产的核实工作，清查核实的结果必须报经社员代表大会确认并在村务公开栏中张榜公布，其中集体资产的清查核实结果必须报经各区农办审核鉴证。 其次是制订方案、量化资产。为正确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市政府明确要求折股量化到人的净资产额不低于村级净资产的,,,。量化的股权一般设“人口股”和“农龄股”两种，撤村建居(委会)时在册一次性农转非人员，享有“人口股”，年满,,岁至法定退休年龄、农业户口在村里的享有“农龄股”。撤村建居时已农转非的人员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或给予享受“农龄股”，按股参加年终红利分配，或按其在村里的农龄予以一次性经济补偿。 三是召开股东代表大会，建立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经济合作社设有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代表要求年满,,周岁，由股东会议选举产生。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由股东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股份经济合作社制订的《章程》，必须经上级有关部门审核，股东代表大会通过后生效并严格执行。股东代表实行一人一票制。股份经济合作社当年收益在依法纳税、提取,,,的公积金、,,,的公益金后，按股份进行分配。 宁波市海曙区的做法与杭州又有不同，他们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整体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方式。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已大部分被征用的村，可以采用整体改造的办法，按现有集体净资产合理量化到人(但社会公益性资产不用量化到人，如今后撤村建居，这部分资产可作为社区居民共同享用的资产)。量化的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产、经营性固定资产。土地等资源性资产因价格等因素，可采取暂不作价入帐的办法，今后则作为总资产的增值部分合并入帐。 第二，部分资产量化的方式。对土地部分被征用，剩余土地面积仍占原有土地面积,,,左右的村，由于资源性资产可变性仍较大，可以实施部分资产量化的方式，即把现有货币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大部分量化到人，未量化的资产仍由原村集体经营，量化部分的资产经股东大会决定，单独组建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将这部分经营收益按照比例按股分配，原有福利待遇减少到,,,,,,。 第三，新建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方式。即原有村集体的货币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不量化到人，而采用新建股份合作制经济的组织形式。譬如由村发起，村里提供一部分土地，并由村负责办妥土地规划、土地出让和建筑办证等事项，其所需费用由村负责，在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的前提下，建造厂房出租，其建造费用由入股农户投入，由入股农户组成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建筑招投标及招商工作。其经营所得，扣除应缴税外，,,,归入股社员所有，,,,归村集体所有。这种方式既有利于加快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也有利于农民年人均收入的提高，同时也可以通过引导，减少村民乱占耕地、乱建出租房的现象。标准厂房面积可先从人均,,平方米左右起步，以后根据发展情况逐年增加，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以后，再量化这些资产。 除此之外，在深圳、广州、东莞和中山等地，这类做法也十分普遍，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为政府广为准允，至少是默许。截至2002年，在整个珠三角地区，集体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总量近50%。在长三角地区多个城市，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以土地股份制方式分享农地增值收益的做法也不鲜见。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2007年7月1日重庆市工商局发布土地新政，允许农地直接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企业。目前，已经有几拨外地客商到村子里来洽谈，设立农业种植园，开设果品加工基地，发展“农家乐”等旅游项目。 重庆土地新政可以概括为“经营权入股”。年轻一辈的张建军则对土地作价入股、设立农业公司充满希望。张建军在镇上经营一家电器门市，农忙时节还要兼顾农活，门市处于半歇业状态。“刨去化肥、农药、种子和农膜，种地没有效益。如果入股能获得分红，地我就不要了。” 作为直辖市，并晋升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高调提出农村土地流转的改革方案，对全国的意义自不待言。有舆论认为，继土改、包产到户之后，中国第三次土地革命正在重庆胎动。 实际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迫在眉睫，土地股份制改革使土地由过去的生产生活资料变成了可继承不可转让的股权，失地农民依靠土地种粮为生转变为依靠资本运作带来货币收入为生。 土地股份制，表面看是土地流转的一种形式，实质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到农业，把公司制企业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经营手段、分配方式，成功嫁接到农业园区的经营和管理上，延伸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盘活上。这正是用工业化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用工业化方式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用工业化管理方式办好农事企业的实践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