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屋建瓴[资料]

高屋建瓴[资料] 高屋建瓴 回家与启蒙 2005-10-27 10:30:11 《时尚家居》杂志10月19日召开一个论坛上的发言 朱伟: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不断地在引进现代化，在我看来，是不断地引进各种各样的概念，刚开始的时候，是科学、民主、理性;然后，我们又引进革命，又引进理想，引进工农等等;八十年代，我们又重新开始思想启蒙，把西方的哲学著作全部引起来。 我经常说这个话题——八十年代时候，我们中国人曾经非常引以为自豪，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非常专业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可以卖到8万册，在德国，可能卖8000册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是各种各样生活概念的启蒙，比如说大家都时髦于各种各样的名牌。我觉得整个二十个世纪，都是不断地在现代化的概念启蒙中间，我们就在西方各种各样的观念中间不断地迷失自己。我们太习惯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一谈就是文化，一谈就是思想，然后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文化来概括。但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都是概念。 由此我觉得应该回归，从概念回归，回归根本的东西。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有许多实在的东西，比如家居，你根本的东西是过日子，不是文化、哲学、思想。品质是什么东西,我曾经跟王朔聊过，比如吃饭，王朔说钱多就是吃饭的时间长一点，钱少就是吃饭的时间短一点。一万块钱的饭也就是要吃两三个小时，而10块钱的饭可能10分钟就完了。 我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品质的概念，我说品质就是在我父亲的时候，吃一个螃蟹，可能用两小时。到我这一代，可能只要半个小时，我还算比较精细的。到我儿子的时候，可能吃一个螃蟹就只需10分钟了。我说的是非常真实的东西。我自己的家庭，祖父的父亲是上海商会的董事，有很多家业，到我祖父这一辈，他好吃，于是一生把家业全部全部吃光，吃到最后，到了五十年代，五十年代三年灾害，即使有钱也没有东西吃，都要凭票，没东西吃，到最后他就自杀了。 殷智贤:是真的吗,确实是因为这个理由, 朱伟:是真的，吃是他的全部乐趣，他没有乐趣了，就选择了死。 殷智贤:仅仅是因为没有乐趣，不是因为饥饿, 朱伟:不存在饥饿，城市里不存在饥饿的问题，只是没有好吃的东西，三年灾害的时候，买糖都要凭票，还只能买普通的糖，没有乐趣，他就自杀了。到我父亲这一辈，我父亲和我伯伯他们，解放后是市民阶层，但对吃的津津乐道还是遗留在骨子里的。我记忆中深刻的是两人相聚，一人一只大闸蟹，就着廉价的酒，就可以兴致勃勃地吃两小时。我觉得品质生活的概念，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启蒙——不再是西方概念，而是大家真的回到生活的本身。 我觉得长期以来，中国人是意识形态化惯了，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会，我们习惯于用一套时髦的理论来谈所有的事情，结果把事情越谈越简单，越谈越无趣。那么怎么叫做回归、回家,我记得在八十年代，那时候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我记得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说。中心是，有了钱以后，他要什么,小说采取排除法，排除了各种需求后，他觉得可能最重要的东西是一张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活着，利用床的时间是最长的，其他的使用价值，都不如 一张床，所以一定要买一张好床。 我觉得这个小说写得很有意思，它说明了什么东西是最根本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也革命过，改革开放以后也一腔热血，然后被各种各样的西方时髦理论牵着走。原来北大有一个著名教授黄子平，他说我们整个八十年代是被创新的狗追着跑，跑得提不起裤子。现在思想可能不时髦了，我们又被各种时尚追着，本质上没有差别。 因为大家都被概念诱惑着，所以我觉得中国最缺少的东西就是细节。我们可以把欧洲的建筑复制过来，意大利有特别漂亮的水龙头，我也可以复制，但是复制过来的是一个依样画葫芦的形状，里面精致的，也就是细节都丢却了。比如说到家居生活，我们现在回家，马上也面临一连串的细节缺失。我们现在可以按自己的个性喜好装修了，有了钱，可以请好的装修队，他给你说得天花乱坠，他可以有很好的设计，他也可以用很好的材料，但是最后做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发现到处都是漏洞。里面还是只有概念，只有一个大概的形态，能不能在细节方面精致化,就是精细，精致，大家都做不到。我觉得这是生活品质的一个基础，没有精致化的话，谈什么品质,精致是什么,精致就是一个哪怕最简单的东西，你能不能把它的纹理说清楚, 我在八十年代跑到美国去，在芝加哥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看中文图书。发觉中国传统文化有其实有很多精致，也特别有意思。我们随便一样东西，比如油盐酱醋，你能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吗,它是怎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怎么变化的,因为这种兴趣，就开始做考吃这个事。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从做细节开始，而不是说从概念开始，中国文化就有希望了。因为概念太容易被复制，被模仿了，但是细节就不太容易。 回过头说，整个一百多年，我们实际是在不断引进西方各种各样 时髦概念的前提下，不断在破坏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们一代一代传袭下来的东西。我们老是觉得毛细血管是最没用的，于是不断把毛细血管舍弃。比如说北京这个城市有气象，整个皇家气象非常宏伟，但是你把作为毛细血管的胡同都破坏了，那还有气象吗,树干也就死了。上海也是一样，上海有南京路，但不要忘了南京路旁边有一条条小马路，小马路都是生活化的，这些就是毛细血管，维系着枝干的水分。所有小马路都变成大马路了，所有的毛细血管都破坏了。我们现在太多这样的街道，一家家所谓名牌店立在大马路边上，到晚上只有惨白的灯光照着，根本没有人气。没有了毛细血管也就没有了人气，没有了人气的街道也就死了。 王澍:城市的里应该有干道和支路，现在只有干道，没有支路。 朱伟: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文章里也是没有细节的，只有概念，坚硬得很，几十万字的东西没法阅读。现在提出细节，很多人会不耐烦，因为我们习惯于听概念化的语言。所以我觉得回家，真要回到细节，比如说一张床，就从床开始，这床是什么样的床，真是睡上去，要觉得舒服。 殷智贤:您认为有品质的床有什么特点, 朱伟:我个人认为，床首先要足够大，要有足够的枕头。 王澍:床的宽度不得小于两米四。 朱伟:也就是这床上除人躺着，还要留有足够的空间。再亲密的关系，也还要有距离感。因为床的功用，最根本的甜蜜是解乏，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根本上都为解乏。 当然刚才张总说的，个性化选择，我们现在都在谈我们要个性化的选择，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个性。可是当我们的大众，他根本就没有细节把握能力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个性的。就像王先生说的那样，就是当他没有办法分辨审美、差别的时候，你怎么提倡个性,审美能力其实就是分辨差异，再分辨中体会细节的过程。当一个人没有分辨经验时候，他看到的确实都是同一性。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很愿意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实，但很多人找到的都只有概念。比方西方有一个喷泉，我见到这个喷泉的形态就把它装到我的院子里。但是这个西方的喷泉在什么前提下漂亮，它的细部究竟是怎样的，在他都是盲点，于是这个搬过来的东西肯定特别刺眼。所以我希望《时尚家居》杂志来带头，做一些关于细节的启蒙，让大家更多地追求细节、探讨细节，我觉得这个国家才可能有希望。 殷智贤:您刚才谈到，实际上整个民众在审美的识别能力和选择能力上，可能是不足以使他做出一个判断。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历史上的什么原因，这一代人对质感的经验是非常匮乏的，甚至连有关方面的记忆都不存在。虽然我家不怎么样，但是我假使住过很好的酒店、度假村，或者某亲戚的房子，我至少有这方面的记忆，但是很多人连这个都没有。 朱伟:其实许多大款都有这样的经历，但他还是不会有这个审美判断。 殷智贤: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一类现象，他现在也有能力走遍世界了，他也可以买得起他看得见的东西，那是一类人。还有另外一类人，他开始构建有品质的生活，但他能在想象的画面里放进的东西非常有限，因为什么,我个人认为在他培养想象力和见识力非常关键的时候，教育和见识是相对苍白的，想象力的基础有某种缺失。 我在你那本书里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其实你在试图跟大家解 释品质的某种质感，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只能说可能有些人，对你谈的东西产生不了共鸣。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价值上不认同你，而是对你描述的质感体会不了，这个经验是空白的，这个怎么办, 朱伟:这不是三年五年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贫瘠了那么长时间了，不仅仅是1949年以后，我们与过去的传统脉断了一个多世纪～嫁接西方的东西在中国的土地上很难健康生长，要重新来做。如果大家都做，社会还是有进步;如果大家还是这样浮躁，或者不屑于这样，我们知道一些概念就行了，那就永远没有希望，那就永远是概念到概念。 我在《生活周刊》写的文章，现在很多人不喜欢，觉得这个文章，里面有很多东西很繁琐。但是我觉得将来过十年二十年，我们这个民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我们需要补很多东西，这是必须的。西方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无论他学文的，还是学工的，学理的，都有最基础的修养，知道绘画，知道音乐，有很开阔的知识面，在这个知识面基础上才有普遍的审美分析能力。我们现在有吗,所以不是说有了专业知识，就能够很好地生活，他必须有眼界，眼界是一种资源的财富，生活的财富，早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 殷智贤:《时尚家居》杂志主编 王澍:著名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