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谈“损失厌恶”

经济学家谈“损失厌恶” 经济学家谈“损失厌恶” 巴士总是姗姗来迟, 挤公共汽车上班的白领、蓝领和老人，许多都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你等哪一路公共汽车，这路公共汽车偏偏就要姗姗来迟。这样埋怨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你有空，可以去公共汽车站留心听听，很容易就能够得到验证。 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不过也只是在最近，明白它是人们“损失厌恶”心理的一种现。不过，“损失厌恶”概念在经济学界流行开来，却是比较后来的事情。不信你去问问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大多数也没有听说过“损失厌恶”这个名词。 这么说，“损失厌恶”一定非常高深难以领会了,其实不然。经济学一些非常深刻的概念，一些非常深刻的发现，“说穿了以后”，就并不艰难，从而大家都可以在浅白的例说之中体味它们的精妙和深刻。现在我就试试看，能不能在这里给你把它讲明白。 首先，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损失厌恶”字面理解为不喜欢遭受损失，因为不喜欢遭受损失是一种非常直白的秉性，如果这样直接这样直白的东西，也要什么经济学家播弄一番，那也太讲不过去了。 被过滤广告比方说我们比较“得到一百元”和“损失一百元”这两种情况吧，所谓“损失厌恶”，并不是说你喜欢得到一百元不喜欢损失一百元。这个太直接了，不需要什么人去发现和验证。所谓“损失厌恶”，说的是人们因为得到一百元所带来的喜悦，在程度上赶不上人们因为损失一百元所带来的痛苦。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有一次因为购买彩票中奖赚了一百元，有一次因为掏钱包的时候不小心丢了一百元，合起来他这个月还是郁闷的，因为丢了一百元的打击，比中奖赚了一百元的高兴来得厉害。 想想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这是需要想想的，并不一目了然。 其实，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人们之所以有等哪一路公共汽车、这路公共汽车就要姗姗来迟的感觉，就是“损失厌恶”心理的很好验证。事实上，公共汽车并不认得你张三或者李四，公共汽车的调度和实际运行，并不会特意和你过不去。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也实在没有精力和功夫要专门亏待你。借用一句粗俗的话:你算老几，值得他盯着你和你过不去, 明白的确是心理作用以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心理是怎样发生这种作用的。假定平均来说每次乘坐公共汽车等待的时间是五分钟的话，那么如果这次只有两分钟你等的公共汽车就来了，这个比预期等候时 间节省下来的三分钟，会带给你快乐。这个快乐是实在的，你一定体验过，甚至可能会喊出来“这次运气真好”。问题在于，少等了三分钟的“好运”给你带来的快乐，抵不上下次你多花了三分钟的“霉运”带来的不快。所以，同样的三分钟时间，如果是作为“好运”的三分钟，留给你的“记忆刻痕”不那么深，相反，如果是作为“霉运”的三分钟，留给你的“记忆刻痕”就比较深了。好运总是记忆不深，霉运总是记忆深刻，积累起来，就表现出“损失厌恶”的心理。 可是同样是等车，人们在等待地铁的时候，却不会表现出上面所说的“损失厌恶”心理，不会抱怨等什么什么不来。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和往往好几路公共汽车合用一个上下客站的情况不同，地铁的每个站台一般都只供一路地铁使用。这样，因为来不来和来得快还是不快，都没有另外一路地铁以资对照，无从比较，所以比较难发生“要等的地铁偏偏来得慢”的感觉。更加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有等哪一路公共汽车、这路公共汽车就要姗姗来迟的感觉，背景是公共汽车的运行，受不断变化的道路拥堵情况的制约，由不得自己。如果公共汽车等了好久才来，人们不免会有埋怨的心理，但即使你觉得值得埋怨，也知道是堵车的结果，所以实际上只是埋怨自己运气不好，而不会埋怨开车的司机。而地铁却是无障碍运行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这个坚实事实的基础上，老百姓的理性程度，已经足以化解动辄浮躁埋怨的心理因素。 这里提到理性。的确，被“损失厌恶”心理支配的行为，是一种非理性行为。 别让“损失厌恶”毁掉合作 等车的时候产生埋怨，还只是自己跟自己怄气。双方合作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克服“损失厌恶”心理的影响，往往就会坏事。 做生意讲究合作，做研究也讲究合作。一件事情，任何一方单独去做，都没有办法做成，双方合作却做成了，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可见，合作本来是互利的，共赢的。可是环顾四周，合作成功以后，双方吵架分手的情况也并不罕见，甚至有“不合作还好，合作却合成了冤家”的情况。为什么本来是互利双赢的合作，却诱发双方成为冤家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上次我给大家说的“损失厌恶”心理在作怪，因为自己付出去的努力或者代价，自己总是记得非常清楚，合作对方付出的努力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固然也很享受，但总不是那么在意，总是显得评价不足。 所以，我劝大家在与别人合作的时候，警惕“损失厌恶”心理的影响，大方一些，对合作对方的贡献不吝真正由衷的赞美，由衷地认识如果没有对方的参与，不会做得那么好，这样才能“可持续地”享受合作给双方带来的好处。要是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哪怕李政道杨振宁这样 伟大的科学家，都会坠入“合作合成了冤家”的境地。 大家知道，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物理学大师，于1956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理论，并且不久就被吴健雄博士实验验证，遂于1957年10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本来是世界物理学界的一段佳话，更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 被过滤广告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合作非常富于成果，可是他们后来不仅分道扬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公开决裂，逐渐发展到互有攻讦，成为国际学界和华人社会之憾事。分道扬镳的说得出来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对于合作成果的贡献更大，特别是对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更大，导火线则是合作的署名次序，应该是李政道杨振宁，还是杨振宁李政道。 关于合作论文作者的署名次序，国际学界的多数做法，是按照作者姓氏英文字母的字典顺序排列，但是不这样排列的情况也不少。据李政道说，还在他们合作最早的一批成果出来的时候，杨振宁就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结果他们合作的论文，有些署名李政道杨振宁，有些署名杨振宁李政道。到1962年，他们合作发表了32篇论文，每篇都足以让一位学者在一些世界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获得终身职位。他们合作的成果，远远高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 得的成果之和。这也就是所谓“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 可惜后来出现了谁对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的贡献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经挑起，就很难收场。李杨的决裂，实在是千古憾事。市侩一点说吧:合作研究做出了一个重要成果，却高估自己给对方带来的“好处”，低估对方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这种“损失厌恶”心理的影响，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前面说过，关于合作论文作者的署名次序，国际学界的多数做法，是按照作者姓氏英文字母的字典顺序排列，但是不这样排列的情况也不少。已经有统计研究证明，姓氏英文字母的字典顺序靠前的合作者会占到一些便宜。不过这主要出于“眼球效应”，而不是自觉的歧视。国际学界没有人会因为署名靠后就低估一位学者对相关论文的贡献，至少在台面上不会这样。问题是比如Debreu，Nash和Smith合作发表一篇论文，人们在引用的时候，往往只说是“Debreu等人”的论文，从而姓氏英文字母的字典顺序靠前的合作者给人的印象会比较深。这就是刚才说的“眼球效应”。 与国际学界的情况不同，我们这里则是性地歧视排列靠后的学者，第二作者的业绩，不及第一作者的一半。这就从制度上激励合作的瓦解，实在非常可悲。 不过有人说，李杨合作的最重要的那篇论文，署名次序是李政道杨振宁，从而诺贝尔奖的颁奖公告，也使用李政道杨振宁的次序。这却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果不止一个人获奖，诺贝尔奖的颁奖公告，一定按照学者姓氏英文字母的字典顺序排列。 猴子也有“损失厌恶” 前面我们谈了什么是经济学所说的“损失厌恶”，并且很快告诫大家，对于一项富于成果的合作，要避免因为“损失厌恶”的心理而低估合作对方的贡献，这样才能“可持续地”享受合作给双方带来的好处。现在，我们转而介绍经济学一个著名的实验，进一步加深大家对于“损失厌恶”的理解。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曾经写过:“没有任何人曾经看到过两只狗公平而有意地交换骨头。没有任何人曾经见证过，一只动物通过肢体语言和自然的叫声，向另一只传达这样的意思: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这个换你那个。” 对于阅读过亚当?斯密的人来说，上面这段话简直可以说是经济学圣经的一个重要组成，可是耶鲁大学三十多岁的经济学副教授基思?陈(Keith Chen)，偏偏就有挑战经典的勇气，因为设想和实验了“如果我能教会猴子使用货币，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呢”，他把亚当?斯密 论定只有人类才具有货币交易的本领这个“案”翻了过来。 陈和他的合作者一起，教会猴子使用一种为猴子特制的硬币，面对的商品也只是几种同样为猴子特制的不同食品。经过类似马戏团那种“叫一声赏一块糖”的训练，猴子很快学会了使用陈为他们设计的硬币。最初令陈他们吃惊的是，猴子的交易行为按照经济学来说还相当“理性”:某种原来一个硬币可以换回三个的食品涨价为只能换回两个的时候，猴子们就会少买这种食品。这说明，经济学中一些最基本的法则，特别是需求定律，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对于懂得使用硬币的猴子也同样成立。 被过滤广告验证了猴子的“理性行为”以后，陈想观察猴子会不会发生“非理性行为”。为此，他给猴子设计了两个赌博游戏。第一个游戏是他们先在猴子面前放一颗葡萄，然后扔一个硬币，如果硬币正面朝下，猴子就只能得到那一颗葡萄，如果硬币正面朝上，猴子就还可以额外得到另一颗葡萄。在第二个游戏中，他们先在猴子面前放两颗葡萄，同样扔一个硬币，如果硬币正面朝下，他们就拿走一颗葡萄，剩下一颗给猴子，如果硬币正面朝上，猴子就可以拿走前面的两颗葡萄。 因为硬币的物理构造是均匀的，所以平均来说，在这两个游戏中猴子得到的葡萄的数量都是相同的。但是，第一个游戏的设计着眼点在于， 猴子可能会因为扔硬币出现好的结果而“额外”获得好处，而在第二个游戏，猴子可能会因为扔硬币出现不好的结果而“眼看着”遭受损失。区别在于，第一个游戏，在保证获得一颗葡萄的情况下，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再获得一颗葡萄。总之是有进一步获得好处的可能。第二个游戏，则在似乎可以获得两颗葡萄的错觉之下，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失去其中一颗葡萄。总之有损失出去的可能。 猴子自然没有人类那么聪明，所以在实验之前我们不免会想，两颗葡萄的错觉会使猴子偏爱第二个游戏。想不到它们的选择却不是这样:当猴子终于弄明白面前的两颗葡萄可能失去一颗的时候，它们都偏向选择第一个游戏了。这个实验表明，损失一颗葡萄给猴子所带来的痛苦，其份量比获得一颗葡萄给猴子带来的快乐要来得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