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doc

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doc 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 安乐死的定义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我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赞同者认同的符合要求 ?从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上看，病人患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病人极端痛苦，不堪忍受 ?必须是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为亲属、国家、社会利益而实施 ?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原则上必须由医师执行 ?必须采用社会伦理所承认的妥当方法。 程序规则 一是病人的; 二是医师的诊断; 三是病人与医师的达成; 四是医师实施安乐死的行为。 1.注射氰化物 注射催眠剂使患者入眠的情况下，注射氰化物而导致患者死亡。 2.口服安眠药 口服安眠药品，使患者入眠，再注射有呼吸抑制作用的中枢麻醉剂，这里的麻醉剂通常是指一些会导致窒息的强力镇静药品。 3.注射凝血剂 先让患者以麻醉剂沉睡，再注射凝血剂，堵塞静脉。 反方 (社会效益和理性) 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 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可能是适宜的。 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罪行的揭发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 和优生学问题时不能不有所忌讳。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 ?积极的(主动的)安乐死，指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其生命，如当病人无法忍受疾病终末期的折磨时。?消极的(被动的)安乐死。即对抢救中的病人如垂危病人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措施，任其死亡。 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 ，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然死亡 1.消极的安乐死。 许多医生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这种生前的意愿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国与各地区并不一致。如美国1977年的“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愿望，已在许多州获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术的产物，停止给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杀害性命，而只是停止制造人工的“生命”。而且这种没有意识，任人摆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损病人的尊严,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有人认为，植物人问题不属安乐死，而属死亡的尊严问题。但由于感情和医学伦理学传统的影响，还是会出现处理上的困难。 有人认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撤除生命支持措施是合理的:a.病人的死亡已迫近，且不能避免;b.病人已失去意识，而且根据现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已不可能恢复;c.病人在清醒时曾表示同意不使用医学中的生命支持措施，在病人已经失去意识的情况下，则由病人的直系亲属表示同意;d.放弃或停止使用生命治疗由医生来执行。但有些法学家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能否恢复意识很难预料,而医学的生命支持治疗的涵义又不太明确，而且直系亲属的同意并不总是符合病人清醒而又了解实情时的愿望。而且这种做法存在着把安乐死滥用于残疾人及老人的危险。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传统观念总是倾向于生而憎恶死。即使在理论上没有理由不接受安乐死，遇到具体情况还是宁可对个案进行具体的论证。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过去难以存活的不正常婴幼儿可靠先进技术存活下来，当然，其生活的质量是低下的，他们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一般说，如果发现出生不久的婴儿有严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现代医学确实无法补救，且这个缺陷将严重影响婴儿目前或今后的生活质量，在此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其法定监护人不愿维持其生命时，医生可以接受监护人的意见停止其生命的维持措施，也即对于这种安乐死医生只能执行，给予咨询，而无权自作决定。 2. 积极的安乐死。 争论更加剧烈，因为这种安乐死，从法律上看具有杀人的动机、行为、后果，形式上与谋杀的界线难以划清楚。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美国、日本、苏联、瑞士、挪威、波兰、西德等。 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意见:可以不把这个难题当作医学伦理学问题，而作为当代社会生活提出的一个实际问题(即自杀的正当性问题)来对待。 1962年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判决一个著名安乐死案件中,认为正当的安乐死必需符合以下6个条件:a.病人患有现代医学的知识技术无法治疗的疾病，并有即将死亡的证据;b.病人受到不能忍受的痛苦折磨;c.使病人死亡的唯一目的是解除其痛苦;d.病人在神志清楚时确实存在实施安乐死的要求;e.处死的方式必需是伦理上可接受的;f.必需由医生执行，在特殊情况下无法找到医生时才由适当的人来执行。这一判例已成为该国判断安乐死是否合理的。尽管有了从实际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相当具体的条例，在执行中还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诊断的不确切性(如是否为不治之症，死期是否已迫近)，病人要求进行安乐死的真诚性(是一时性的冲动或病态心理)，病人自身痛苦的程度(有时是亲人不忍睹，而非病人不能忍受)，以及环境和护理的条件对病人的影响等。 在关于安乐死立法问题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如果法律同意医生答应垂危病人安乐死的请求，那会树立一个杀害病人的先例，从而造成社会危机;于是医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诊断错误(如误诊为晚期癌症)则积极的安乐死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其次，在医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杀手的内容，就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伤害病人这一基本要求。如果医生不仅治病，还杀人，这会严重影响医生的传统形象，而这种形象对于病人心理是有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还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问题，如果问一个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愿意继续受折磨还是无痛苦地“睡过去”，病人鉴于他给别人(家属及医务人员)带来的负担，也可能回答:“杀死我吧。”综上所说，对医生来说，安乐死不应当成为一种解决病人痛苦的正常办法，在安乐死方面医生不应当起主动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动的角色。否则就会削弱医生救死扶伤的斗志。 具体来两点，便在于:价值不可取，事实不可行。 在价值上，允许安乐死，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了医护人员放弃努力、病人及家属放弃努力，这对于病人自身、病人家庭以及医学发展都没有好处。 在事实上，您也说到了，法律执行体系不完善。 第一，安乐死需要经过谁的同意,病人自己还是病人家属,病人家属是否有权决定病人的生命,如果病人昏迷，病人自己的意愿如何准确判断,如果根据之前，如何判断病人自己时候没有改变主意,而且，病人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治的好,还不是听医生说的。那么，医生的诊断的准确性又有谁来确定,法律不是一个价值倡导，更是实实在在地具体到每一个条款上来。如果无法落实下来，那么也就无法成功地合法化。 在我国，从中国的基本现状与人文思想上去考虑。 另外，即使打应然关系，指出在应然来临的时候，时候科技的发展发明出优于安乐死的活着方式呢, 取代了主动地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对这个人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