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时代“卫星”是如何上天的

“卫星”是如何上天的* ——乡村基层干部和“大跃进” [文 / 卢晖临]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基层乡村干部在“大跃进”粮食“放卫星”中扮演的角色。基层乡村干部身处层层加压的统治链条中，如同被一股强大的潮流所裹胁。由于自身的社会特征，他们在压力之下，成为推波助澜者。进一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掀起狂澜，是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来基层乡村社会的变化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活动空间。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已经与传统小农判若两人的农民：那些因为财产权利屡受侵犯、利益纽带不断松懈而越来越漠然的农民，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选择了随波逐流。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ole of grass-roots cadre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so-called “satellite launch” of grain production （i.e.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the yields of production）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Grass-roots cadres operated under many layers of political pressure， leading them to play along with the political movement. The social changes in rural society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provided them with huge political space to trumpet the party line. Most importantly， the peasants they dealt with we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peasant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fter having their property rights repeatedly violated， these peasants chose to follow the tide rather than resist. 　 一、卫星竞放 　　一亩小麦几千斤，一亩水稻几万斤，一亩红薯几十万斤……即使在农业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有谁报出以上这组数据，一定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在1958年那个夏季，它们却作为重要新闻屡屡出现在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上。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大跃进”时期的第一颗“卫星”①：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试验田平均亩产2105斤。这一数字，比当时世界小麦单产最高1497斤还高。四天之后，还没等人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该社又创造了亩产3530斤的更高纪录。不过，遂平的纪录只维持了一个星期，在接下来的夏收期间，全国各地竞相发射更大的“卫星”。从6月上旬到11月中旬，仅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的各种农业“卫星”就达39次之多。以下两个#表格#（表一、表二），分别收录了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些典型“卫星”。 　　8月13日湖北麻城创造的纪录，曾经被称作是“天下第一田”。当时的报道称，田里的稻禾密集相连，把鸡蛋放在上面滚动，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为了表现稻禾之厚实，新闻记者还专门拍摄了一张四个小孩站立在稻穗上面的照片②。 　　一直到2001年9月，中国的超级杂交稻才创造出亩产2393斤的世界高产纪录。1958年的这些“卫星”，尽管出自各地精心打造的试验田，并标榜出一系列的“高产”经验（归纳起来，无非是良种、深耕、密植、肥料等），但无一例外地都是浮夸的产物。从事后的回忆文章看，浮夸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从多块田中将即将成熟的庄稼移植到试验田，一种是将收获物重复计量③。要命的是，浮夸并不仅仅局限于试验田，1958年全国范围内粮食产量均发生严重的浮夸。该年年底，中央依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决定公布8500亿斤的粮食产量，后来经过核实，实际只有4000亿斤④。各省浮夸幅度超过100%的有8个，其中甘肃达195%，河南达177.5%⑤。 　　作为浮夸的极端形式，粮食“放卫星”不过是“大跃进”运动的一种极为表面的现象。研究者很容易将其撇在一边，转而去寻找背后的“大跃进”的深层原因。在既有的国内外“大跃进”研究中，“谁发动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基础是什么”，类似这样的“起源”问题成为一个明确焦点。早期的研究着重于毛泽东的意志和权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领导人内部的矛盾和斗争（MacFarquhar，1974），注意到毛泽东地位的不稳定性。到了九十年代，Bachaman（1991）干脆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政策制定的制度过程上，他认为，不同官僚集团的不同利益追求及其斗争结果，是导致“大跃进”政策出台的最重要原因。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观点分歧，但是都聚焦于于上层政治。似乎只要追寻到“起源”，就可以自动推演出结果。本文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放卫星”的具体过程上，一方面可以弥补既往研究忽视政策贯彻之具体过程的弊端，另一方面试图说明：通过关注这些看似是结果的现象，我们可以拓宽对起源问题的理解。 二、层层加压的统治链条 　　有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浮夸风是压出来的”，从现在能够得到的资料看，这一说法基本反映了历史实情。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进一步通过正式组织渠道对“大跃进”作了全面的部署。中央对各省的压力，以往的研究多有涉及（Domenach，1995；Teiwes and Sun，1999；薄一波，1991），本文只讨论省级以下的情况。 　　以云南省为例，这个地处边陲的省份，在粮食“放卫星”方面却不甘落后。1958年6月至10月，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先后四次向各地发出创高产：“要打破迷信，鼓励人们敢想敢干，不断地出现生产的跃进，必须创造大面积的丰产记录和创单位面积高额丰产记录”、“必须放出一些卫星来，这对于打破迷信，鼓舞士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6月6日，省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必须拔掉思想上的白旗、灰旗，对动摇派、怀疑派、秋后算账要斗争”，可以开“白旗⑥现场会，树白旗”⑦。省一级的指示原则，到了地县级就化为更具体的举措。8月，云南楚雄州地委在所属姚安县召开评比会，表彰了水稻、包谷亩产万斤、亩产10万斤的“高产典型”，要求各县“学习借鉴”。9月10日，地委成立高额丰产验收委员会，同时发出通知，强调要“破迷信、创奇迹，放出压倒全国的卫星”，给各县下达了放卫星的具体指标。通知说，“哪里打了折扣，首先插县委、支部的白旗”⑧。早在省委电话会议召开前两天，省委已经给大理州插了白旗，同时派出检查团分4个组检查全州15个县、市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在“白旗”压力下，大理州委迅速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提出丰产计划，开展县与县间的竞赛，互相签订了挑应战书，并通过评比，给全州15个县、市分别插上红、蓝、白旗⑨。 　　到了县级以下，主要是如何落实任务的问题。为此，甚至采取一些土方法。譬如湖北应城县A乡为了放出红苕大卫星，召开合作社支部书记、社长会议，乡党委书记大讲实验红苕卫星的重大意义，要求一个红苕一万斤，号召大家揭榜，培育出来了授予县、乡劳动模范称号。与会的150多人，私下里议论纷纷：“长了这么大，工作这么多年，未见到一个红苕长一万斤的”。大家都不敢揭榜，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也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不同意见。会由早上6点开始，开到次日凌晨5点，整整一个昼夜，大家未进食未休息，饥饿寒冷，筋疲力尽，终于有日月合作社的张书记揭榜⑩。 　　从中央，到各省，沿着地、县、乡（1958年9月以后是公社），到最基层的合作社（后来的生产大队、生产队），构成了一条层层加压的链条。与长达两千年的帝制时代的统治链条相比，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值得关注。第一，共产党中国成功地将正式统治层级由县向下推进了一级（乡/公社）；第二，自最低行政层级往下，最基层乡村社会也被纳入其中。虽然合作社（后来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不是正式国家干部，但是他们和乡干部（后来的公社干部）之间已经形成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这样一来，他们才可能作为末梢，成为最低行政层级的施压对象，并进一步，对广大农民施加压力。 　　历史不容假设，更无法重演，不过，遵循韦伯（Max Weber）的告诫，不时提出一些“what—if”的反事实问题，对于社会科学的解释是大有裨益的（Weber，1949：165）。假如毛泽东化身为乾隆，意图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发动一场“大跃进”，情形会是什么样呢？自康熙以降，清王朝就试图通过保甲制度增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是，一直到清王朝覆亡，保甲制度在大多数地区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乡村社会仍牢牢控制在乡绅、族老和地方豪强的手中（Ksiao，1960）。基于这种差别，可以肯定，即使“毛乾隆”可以成功地调动整个官僚机器，但是他对于县以下广袤的乡村社会将无所措手。又假如，毛泽东化身为蒋介石，意图在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中国发动一场“大跃进”，情形又会是什么样呢？我们知道，民国政府经过努力将政权由县向下推进了一级，并且自1933年之后通过重新编定保甲，进一步向乡村社会渗透。新编保甲虽则抑制了传统乡村权威的作用，并造就出一批“赢利型经纪人”（杜赞奇，1994），但是，他们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的效果大打折扣。可以想象，与“毛乾隆”相比，“毛介石”也许能够在乡村社会掀起更大的风浪，但是，期望他达成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三、“大跃进”中的乡村干部 　　在上文描述的统治链条中，关注“起源”问题的研究，很自然地会聚焦于最高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央官僚集团。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的假设中试图说明的，基层社会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项政策的实施空间。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将关注的重点由统治链条的最高端转向最末梢，转向最基层的乡村干部。 　　“唐宋元明清，没听说过亩产一千斤；我们社里出了一个吹主任，他要收一千一百斤”{11}，这首顺口溜出自1958年的湖北孝感，当地农民用它来讽刺合作社干部布置的水稻亩产高指标。这样一种反应，可以说体现了当时农民对于粮食“卫星”的普遍心态：无论是依据以往的农耕经验，还是依据日常生活常识，广大农民都不可能相信所谓的“卫星”。以“大跃进”时期施放过小麦亩产7320斤“卫星”的河南西平和平社为例，该社社长为了完成事先制订的高产指标，成立了一个以党员为骨干的9人试验田小组。他们采取密植、深耕和充分施肥的办法，但是当地的老农民不相信这样的高产措施，“地耕深了寒坏了庄稼，粪上多了烧坏了庄稼，水浇多了浸坏了庄稼，种子多了更长成草原”{12}。如何让数亿“思想保守”的农民接受高产指标，配合施放粮食“卫星”，成为摆放在乡村干部面前的头号难题。 　　为了让农民接受并合作，当时各地乡村干部普遍采取“辩论会”的形式。譬如湖南省醴陵县1958年初确定该年水稻亩产指标1500斤。为了让农民都接受，基层干部“领导群众展开了全民大辩论”，“全县通过这样摆事实、讲道理，历时一个多月，参加人数达成年人的90%以上的全民大辩论，实现1500斤县的规划和措施，开始在群众中生根落脚了”。醴陵县委总结道：“我们感到：整个生产大跃进过程就是大辩论的过程，右倾保守思想不破除，资本主义思想不驳倒，就不会也不可能有多快好省的生产跃进形势。”{13}山西阳谷县委更是用“大事大辩，小事小辩，事事都辩”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14}。所谓“辩论会”，自然不是事实和道理的较量，而是大的政治气候下特定话语的表演。 　　就是在这样的辩论会上，西平县和平社那些公开怀疑高产指标的老农民，被指责为“思想保守”，被划为“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帐派”。这些源自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词汇，在基层乡村社会演化为吓人的政治标签，严重到可以将一个人送进监狱。为了避免“辩论”，违心地顺从干部，是当时很多农民的现实选择，广西农民的一首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情形：“干部会上吹大炮，社员明知做不到，怕挨‘辩论’强说好，散会以后哈哈笑”{15}。 　　更常为基层乡村干部采用的方式是“强迫命令”。如门上插白旗、戴尖尖帽、画花脸、背上贴大字报、游街等侮辱性惩罚，扣工分、扣钱、扣饭等物质性惩罚，以及吊、打、罚跪等身体性惩罚。以安徽省南陵县三里公社为例，1959年春天，该社698名干部中，就有110人捆绑和吊打过群众，干部总数698人的18.4%。其中大队干部39人，打人的有25人，生产队、组干部536人，打人的有71人。被捆绑吊打的群众达239人。扣饭则更为普遍，据该社一个大队的统计，总人口1181人中，有373人受到过扣饭的处罚{16}。“强迫命令”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1959年南陵县共发生自杀案件94起，死亡86人，其中与干部作风直接相关的有39起{17}。另据中共湖南省委监察委员会1960年12月的一份材料透露，该省祁阳县1959年以来死亡2556人，其中与干部违法乱纪有关的928人，计打死烧死56人，逼死102人，饿死216人，折磨致死554人{18}。 　　基层乡村干部虽然不是普通的农民，但毕竟未改农村人的身份，他们如何可能采取如此强硬的手段，甚至残酷到打伤和打死自己的乡里乡亲呢？毫无疑问，来自上级的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1958年，湖南省某县太平公社将抽穗灌浆的水稻拔起来，几十亩搬并一亩，宣传为“万斤亩”。对一些不积极配合的干部就“拔白旗”。当时全公社“拔白旗”的干部35名，其中党员12名，团员7名。其中一个大队20名党员，就有4名受到“拔白旗”的批评和处分{19}。与“拔白旗”相比，不合作的干部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大跃进”期间，河北省临漳县召开四级干部大会，要求各村上报产量，当时的是“跨长江”（亩产800斤），“过黄河”（亩产400斤）。如实汇报的村干部使领导大为恼火，四个村的干部一夜之间全部被逮捕{20}。除了上级压力这个因素之外，还必须从基层乡村干部自身的角度来解释他们在“大跃进”时期的过激行为。 　　在整个传统时代，中国乡村的实际领袖人物基本上由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士充当。“满铁调查”表明，华北被称作首事（或会首、董事）的村庄领袖，通常都是最体面的农民，来自中农以上的殷实人家（黄宗智，1986：248；Gamble，1963：60）。在长江三角洲以及华南，情况亦类似（费孝通，1986：75-77；Yang，1959：109）。这些村庄领袖是所谓“保护性经纪人”（杜赞奇，1994），“他们认同于自然村的利益多于外界的政权”（黄宗智，1986：251-252）。在这种内生的乡土权力之外，国家虽然试图通过保甲、乡保等半官方组织控制乡村社会，但清代和民国的历史表明，保甲和乡保不仅不能绕过乡土社会权力，而且往往成为乡土社会权力的附庸或者傀儡{21}。自晚清开始，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人物加快了向城市的流动。民国建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伐以及随后的土地革命，加剧了乡绅退出乡村和迁移城市的速度，土豪劣绅之流的“赢利型经纪人”逐渐成为乡村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杜赞奇，1994）。不过，土豪劣绅对于所在社区的控制是相对薄弱的，乡村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陈德军，2005）。 　　共产党革命改变了乡土社会权力的传统格局，乡村领袖的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革命进程的推演，最迟至土地改革，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位置的旧式村庄领袖或者被镇压，或者被管制，取而代之的是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的贫苦农民（韩丁，1980；Friedman，Pickowicz and Selden，1991）。以安徽南陵县为例，据1951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全县1588名村干部中，贫雇农占到71%，农会主席和副主席几乎完全由贫雇农担任{22}。1957年，该县一个高级社的72个生产小队中，65个小队长由贫农担任{23}。1958年该县一个大队范围内，共有19名党员{24}，其中16名的家庭出身为贫农或下中农，只有3名出身于中农家庭{25}。 　　从社会地位和性格特征上看，革命后的基层乡村干部倒是与民国时期的保甲长有很多相似之处。保甲长之类的职务，一般由中下之户，甚至是无业贫民担任（王福明，1995：36），由于差务繁重，非性格强悍者不能胜任。而革命后的乡村干部又如何呢？早在大革命年代，农民运动就曾被时人讥为“痞子运动”。毛泽东以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原本）来反驳这种说法，但就连他也承认，在农民协会里“称王”的，是这样一些人：“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丝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革命胜利后，党对基层乡村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老土改工作队队员回忆，他们在选拔土改干部的时候，起初对那些乡村的“二流子”很反感，专找村里正经八百的贫雇农做积极分子，扶植这些人领导运动。但是，这些人大半木讷老实，脑筋不灵，而且往往不够勇敢，结果工作队不得不回过头来依赖那些“二流子”{26}。中国乡村的所谓“二流子”，往往是那些不肯下苦力干农活、游手好闲的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他们可以不顾亲情乡谊和日常伦理，做出令本分农民所不齿的劣迹。共产党之所以容忍“二流子”，看重的是他们执行政策时的大胆泼辣和无所顾忌。正是由于这种“大胆泼辣”，福建林村那两位给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效过力，专门替人卖壮丁的吴良、吴明兄弟才会摇身一变，从下三烂变为村里的人上人（Huang，1989）；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河北五公村凶猛而暴唳的张端才可能由一个不名一文的文盲，迅速窜升为民兵队长，成为村支书耿长锁的得力助手（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1991）。在中国共产党改造农村的一系列运动中，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这类人物活跃的身影。 　　“大跃进”年代的基层乡村干部当然不都是清一色的“二流子”，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二流子”身上体现出来的“大胆泼辣”成为一种特别为上级看重的政治品质。1959年，安徽省南陵县的一份调查干部违纪情况的报告这样写到，“他们（指公社干部）还经常指使和逼迫干部（指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打人，把能打人的干部称为‘有干劲’，并培养入党。对不打人的干部经常批评，辱骂‘怕死’，‘无干劲’，‘右倾’，‘好人主义’等，甚至有的受到他们的撤职和逼迫退党。”{27}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为人正派、深孚众望的干部，为了避免惩罚，也往往不得不向“二流子”看齐。 　　回到文章开头描述的“放卫星”运动，与高到超出人们想象的粮食亩产相伴随的，各地竞相采用一系列超越常规的“增产”办法。 　　其一是深翻土地。“翻地的办法是先在地边挖一条深沟，然后再沿沟的一侧挖新沟填老沟，滚动式地前进”{28}，有地地方将土地翻到一米甚至一丈以上。深翻土地不仅耗费大量人力，而且由于将表层熟土埋在下面，深层生土翻到了上面，反而减少了土壤肥力。 　　其二是多施肥。当时很多地方用狗肉汤浇灌作物，此风盛行之时，乡间狗迹几绝{29}，云南省昭通一个专区就打死13万只狗{30}；还有人拆除老房子用老墙土改造土壤，湖南宁乡一个县就拆除115136间房屋，平均不到两个农户，就被拆除一间房屋{31}。 　　其三是早插秧。一些地方春节刚过就浸种育秧，由于气温过低，种谷撒在田里不发芽，就让社员将家里的坛坛罐罐装上热水搬到秧田增温，还拆下各户的被面和床单在秧田里挡风{32}。 　　诸如此类的“增产”办法，在今天看来固然是荒诞之极，但在当时却通行于各地。其中原因，部分地要可以从基层乡村干部的上述特征中找到答案：一个在乡村内部地位低下的边缘性人物，更可能将与来自于外部国家力量的合作视作地位翻转的机会，也更可能无视乡村人情和伦理的约束。 四、基层乡村干部的政治活动空间 　　粮食“放卫星”不是一项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一项包括上述“增产”措施在内的系统工程。那些所谓的“增产”措施，大多是劳民伤财的荒诞之举：既违逆普通农民的常识，也侵害他们实际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基层乡村干部经常要采用“辩论会”和“强迫命令”的方式，来保证广大农民的参与和合作。但是，如果据此以为这是一个农民坚决抵抗、迫于干部高压最终屈服的过程的话，则歪曲了真实的历史图景，也曲解了基层乡村干部的政治活动空间。 　　如上所述，基层乡村干部与民国时期的保甲长在社会地位和性格特征上有相似之处。但是，自政治活动空间的角度，至少可以观察到两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第一个方面是乡村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自晚清开始，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人物加快了向城市的流动。民国建立后，尤其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伐以及随后的土地革命，加剧了乡绅退出乡村和迁移城市的速度，保甲长、土豪劣绅之流的“赢利型经纪人”逐渐成为乡村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杜赞奇，1994）。不过，残留在乡村的士绅，连同宗族、宗教等传统民间组织，构成了一支任何“赢利型经纪人”都不可小视的制衡力量。比较起来，“大跃进”时期基层乡村干部的政治活动空间则大得多。除了来自于外部的国家和党的组织，以及它们支持的基层乡村干部自身外，乡村内部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力量。前文描述过湖北日月合作社张书记在巨大压力之下接受万斤红苕试验任务的过程。张书记接受任务回村之后，连夜召开支委和干部会，决定执行和书记约定的：将日月合作社所在的一个水库放干，发动全社社员，把大麦、小麦、油菜、豌豆的梗子，全部挑到水库中，施饼肥五千斤，牛栏粪五千担，栽上一株红苕苗，组织百人专班管理培育，保证一个红苕一万斤。得知这个消息后，农民都很担忧，放干了水库的水，怎么能栽秧呢？农民们请张书记的父亲和两个伯伯出面阻止此事。几位老人对张书记说，“别人都不揭榜，惟有你逞能去揭榜，真是个傻瓜，花这么多人的力物力去试验一个大红苕，田全部会荒，根本不可能一个红苕长1万斤，全社男女老少都说你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总苕（傻瓜的意思——引者注），不要试验”{33}。万斤红苕的试验就此流产。这是我在阅读“大跃进”文献中发现的少数几起群众正面挫败“卫星”计划的事例之一，从表面上看，基层乡村干部的政治活动空间受到了限制，但是，它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制衡力量的式微：宗族组织已不复存在，只能依靠个人化的家长权威。这个例子，也从反面说明宗族等民间组织的缺失为基层乡村干部所制造的巨大的政治活动空间。 　　第二个方面是农民的变化。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历程，自农民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财产权利逐渐丧失，利益纽带不断松解，个体责任意识渐行渐远的过程。一个富裕中农是这样来描述这一过程的：“高级合作化弄走了土地，牵了牛，公社化卡死粮食拉了猪，下雨天喝凉水，从头冷到脚。”{34} 　　“大跃进”时期，已经失去土地、农具等重要生产资料的农民家庭，进一步连房屋、生活用品等一般性财产也难以保全{35}。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于任何超出自己直接掌控范围的事情都漠不关心。种田人糟踏农具，这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在“大跃进”时期却普遍发生。安徽南陵县196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这样写道：“‘倒了油罐也不扶’，农具无人管，随用随丢，坏了不修，碰到柴禾不凑手，也就打破农具烧锅，农具遭到极端严重的破坏。如三里公社新义大队农具损失情况是：犁30%，耙47%，水车62%，小农具损失更始不计其数。”{36} 　　吃饭成了农民几乎唯一的关心。湖北麻城农民说，“现在什么你的我的，百事是国家的，连人也是政府的，只有饭吃在你肚子里算你的，吃在我肚里算我的”{37}。安徽南陵农民也说，“端到饭碗，啥事不管，我的不够，你碗转我碗”{38}。对吃饭的关心，甚至只是局限在能够直接吃到肚子里的食物，田里长的庄稼，尽管理论上归属于大家，但是在那个利益边界不断变动因此也极端模糊的年代，也显得与农民极为疏远。1958年秋冬，正是大炼钢铁的紧要时节，农村壮劳力一般都在炼钢第一线，留在庄稼地里的劳力不足，为完成收割任务，很多地方收割完庄稼后随意堆放在田地里，直至腐烂，还有一些地方在收割红薯的时候，甚至用牛犁耕，红薯烂在地里，算是完成任务{39}。 　　只要想象一下传统小农是如何牢牢守住属于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无论是一小块土地，一头耕牛，还是一间房屋，就能体会出“大跃进”时期的基层乡村干部在面对这样一群漠然的农民的时候，获得了多么大的政治活动空间。 五、结语 　　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布洛赫（Bloch）提醒人们警惕“起源的偶像”：“通俗的说法，起源就是开始，更糟的是认为‘开始’就等于完美的解释。这样，便导致了词义的混乱，进而带来危害”（布洛赫，1992：26）。启蒙运动时把某种思想的传播比作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布洛赫指出病毒传播的两个条件：病原体和适宜的孳生地。不管“大跃进”这样的病原体是来自毛还是官僚集团，如果没有适宜的孽生地，没有乡村社会中的接纳力量，可以肯定它不会如此顺利地在全国范围内泛滥。正如布洛赫所说：“小小的橡子可以长成参天的大树，但它离不开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条件，而这些条件已完全超出了胚胎学的范围”（布洛赫，1992：28）。 　　本文从以往多为人忽略的政策运作层面入手，探讨基层乡村干部在粮食“放卫星”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基层乡村干部身处层层加压的统治链条中，如同被一股强大的潮流所裹胁，与此同时，由于自身的社会特征，他们在压力之下，又选择成为推波助澜者。进一步，他们之所以没有遭遇巨大的阻力，能够在乡村社会掀起狂澜，是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来基层乡村社会的变化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活动空间，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已经与传统小农判若两人的农民：那些因为财产权利屡受侵犯、利益纽带不断松懈而越来越漠然的农民，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选择了随波逐流。 　　*本篇论文的写作，得到麦港、刘小京的大力帮助，在此致谢！ 参考文献： Bachaman， David.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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