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的毒牙

权利的毒牙 1532年马基雅维里去世后的五年，他撰写的《君主论》出版，这部著作为马基雅维里的代作，为他带来的是荣誉还是诟病，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见仁见智，马克思的评价是：“马基雅维里等人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从而摆脱神学的束缚，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基础”，而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却攻击他为“阴险狡诈、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残暴无情的马基雅维里”以致后来人们把不道德、不名誉、耍政治阴谋的人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做法，均称为“马基亚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         马基雅维里备受指责的是：他认为君主的职责是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丧失政权是君主的最大失职，领有国家并牢固的掌握政权，才是君主的最终目的，其他的都是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君主在政治上只应考虑有效还是有害，不必考虑是否正当，为达到拥有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君主可以使用伪善、狡诈等手段，可以阴谋诡计、可以不必遵守诺言、不必顾及道德的约束、可以使用欺骗手段、不必考虑仁慈善良等。       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在被追捧的同时，又有如此众多的恶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诸多思想家、理论家着眼于考量作者的个人品质，或者把研究重点聚焦到他的理论层面，很少注意到他所主张的君主制度与其理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了解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应当认真考量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通过分析体制的特点来回溯这一理论的特征，从而对其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更加客观的评价。        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是欧洲近代曙光初露时期，也是欧洲社会转型时期。中世纪以来欧洲王权势力衰微，地方分裂割据，封建贵族势力强大。德意志、意大利基本上只是个地理名词，而非统一的国家；法国虽然是统一的国家，但君主权力极其有限。12世纪的法国国王所直接管辖的面积甚至比大封建主的领地还要小，从巴黎到奥尔良，国王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护卫就难以通过。从15世纪开始，西班牙、英国、法国成为最早一批走向集权的国家，形成“新君主国”。新君主结束了中世纪的分裂割据，建立了真正统一的民族国家。顺应推动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新君主”极力扩大并巩固王权，并出现了为君权辩护的众多的思想家、理论家，他们是从神学角度阐释“君权神授”的英王詹姆士一世、从世俗角度证明君权至上的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等。       无独有偶，比欧洲的君主制确立更早、更具典型性的是，亚细亚中国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君主制，也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分封制让位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君主权力不断强化与神圣化，韩非子的法家理论，为这一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西汉时期的儒家“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又为其披上神圣的外衣，纲常伦理为其规定了维护体制的道德准绳。      那么，东西方在历史转型时期，能跨越近两千年沧桑、纵横亚欧东西文明的两端，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的理论，不能不说与政治制度的相似性有很大关系。那么，中国古代和西方君主专制的理论有哪些相似的特质？这些特质与理论又有怎样的关系？ 法国君主专制的代表路易十四也曾经说过“朕即国家”，秦王嬴政 自称始皇帝，二者均把国家权力（包括行政、财经、司法、军事的权力）集中于一身。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君主制最基本的特征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个人手中，君主就很容易滥用权力，同时君主的个人能力、品质、手段变成是否能握有把持大局的重要关键。而这种体制之下的君主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就只有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种体制就会变成“权利的毒牙”。君主要做的既要拥有实力、也要考虑手段。一旦没有能力驾驭和控制政权，只能招致暴政与混乱，导致国家受到威胁，于是权利的独裁者，位于权利的金字塔的顶端，单纯的依靠道德与伦理、品质与修养无法维持和巩固统治。只要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君主在维护政权的巨大压力下，为维护或者夺取政权，为拥有这权利的毒牙，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在君主看来普通人民是国家的存在的微不足道的因素，统治的目标不是对人民有利，而是国家的稳定及政权拥有者的长久统治”，这就决定了君主制度下，伦理道德必须与政治相分离。政治成为独立于道德伦理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也决定了政治与道德从此无缘，变成了君主用来维护统治的毒牙。       翻开中外君主专制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专制制度——这个政治的毒牙怎样抛弃道德伦理、维护统治的。      在新君主取得政权、或者世袭君主继承大统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弑父杀子、戕兄害弟，五代时期君主一人上台，兄弟子侄几乎被杀的鸡犬不留；就连以英明著称的唐太宗，也有玄武门之变的劣迹。而俄国沙皇也多以残酷著名，如被称为“恐怖的伊凡”的第一位沙皇。      中国古代一个铁定的规律，是功臣良将没有好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在君主夺取政权之后，为巩固政权，首先清除的是为他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功高盖主的功臣。马基雅维里也认为“君主越是独立，就越能获得成功” 为避免受制于人，必须抛开道德的约束   清除巩固政权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包括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的功臣。一切仁慈、道德、良心高尚的品德，必须成为权利毒牙下的牺牲品。         父子兄弟、功臣良将皆是这一毒牙的祭品，人民更是专制政体的俎上之肉。明清之际，著名的民主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制有了更加明晰的剖析:  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君主制度下的人民，更不可以期望君主拥有仁慈的美德。           综上所述，马基亚维里主义只是君主专制的“毛”，君主制度之下权力的高度集中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强大的，拥有政权的君主，要时刻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权利、要时刻警惕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包括兄弟子侄、功臣良将、人民群众，所以，君主必须采用各种不名誉的、伪善的道德说教、残忍邪恶的手段，否则连“做长安布衣亦不可得矣”。        西方国家进入资产阶级民主时代，政治上成功的地方在于“把老虎圈进了笼子”，给专制的毒牙戴上了口嚼，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实现了权利的分工、监督与合作，一个道德、法制、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诞生，人民将无需畏惧统治者、无需担心自己的合法所得被没收、无需承受邪恶的残暴与荼毒，马基雅维里的时代将永远远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