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

中国古代后期史元朝课程目录第六章元朝（公元1206年～1368年）第一节元朝概况第二节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元朝概况13世纪初，蒙古部领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建立大蒙古国。1271年，蒙古国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立元朝。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国。元代历史从成吉思汗起，共163年，历15帝。自忽必烈定元朝国号起，共97年，历11帝。学习元代史应注意：(1)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促进了蒙古民族的形成和蒙古社会的进步，蒙古的军事扩张，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2)元朝结束了自五代以后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从多方面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3)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王朝，是蒙汉各族封建阶级的联合政权，它采用了汉族封建，也保存了许多蒙古旧制，具有民族压迫的色彩，呈现复杂和矛盾。(4)元代经济文化在其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不少发展，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尤其发达，呈现出一种开放性。(5)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元朝不能保持长期的稳定，赋敛苛繁、政治腐败使统治基础日见动摇。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冲击下，元朝被明朝推翻。国号疆域帝系元朝国号自古有國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蓋聞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而爲大元也，以爲昔之有國，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之封，爲不足法也。故謂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帝号》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盖因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耍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肆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伸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元典章》卷1《诏令·建国号诏》13－14世纪欧亚大陆蒙古势力范围图大都哈剌和林元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俄罗斯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北欧上都大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卷58《地理志一·序》蒙元帝系表 （1）成吉思汗（1207－1227）拖雷（2）窩闊台汗（1229－1241)                               （5）元世祖忽必烈（4）蒙哥汗（3）貴由汗（1260－1294）(1251－1259)(1246－1248)（8）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7）元武宗海山（6）元成宗鐵穆耳(1312－1320)（1308－1311）(1295-1307)（10）泰定帝也孫鐵木耳（9）元英宗碩德八剌（1324－1328）（1321－1323）（11）天順帝阿速吉八（12）元文宗圖帖穆爾（13）元明宗和世疎（1238）（1328－1332）（1329）（14）元寧宗懿璘質班（15）元順帝妥歡貼睦爾（1332）（1333－1368）元世祖忽必烈像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像元武宗海山像成吉思汗铁木真像窝阔台汗像元成宗像蒙哥汗像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1.蒙古的崛起和元朝的统一(1).蒙古的崛起甲.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乙.蒙古国政治军事制度的创设丙.蒙古的对外征服丁.四大汗国(2).元朝的统一甲.元朝的建立乙.元灭南宋的战争2.元朝政治制度的发展(1).元朝行政制度的发展(2).驿站与急递铺制度(3).蒙古旧制的存在和民族压制政策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3.元代的经济(1).元代的赋役、户籍与阶级甲.元代的赋役乙.元代的诸色户计与驱口(2).元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甲.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乙.纺织业丙.制瓷业丁.矿冶业、印刷业(3).元代的商业甲.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乙.斡脱钱丙.钞币丁.河运与海运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4.元朝统治的覆灭(1).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2).元末农民大起义甲.红巾军大起义乙.其他反元起义丙.北方红巾军的北伐及失败(3).朱元璋灭元甲.朱元璋起义军的强大乙.朱元璋消灭地方割据丙.朱元璋建明灭元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5.元代的文化(1).哲学与宗教甲.理学乙.各种宗教的流行(2).史学(3).文学、艺术甲.元曲乙.绘画丙.雕塑石刻(4).科学技术甲.数学、天文学乙.地理学丙.农学丁.医学(5).元代中外文化交流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蒙古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原为东胡语族室韦部的一支，据唐代史籍记载，唐代时，室韦诸部落分布在今呼伦湖及大兴安岭北段一带，其中居住在今内蒙古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的有“蒙兀室韦”部，“蒙兀”是蒙古在史书中最早出现的汉文译名。由于室韦诸部中曾经以塔塔儿部落最为强盛，当时邻近的突厥人也以“达怛’’(汉文史书中后常写作“鞑靼”)来泛称室韦，包括蒙古部在内的室韦各部以后亦常以“鞑靼”自称。840年回鹘帝国崩溃后，蒙古及一些室韦部落西迁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先后臣服于辽朝和金朝。由于从辽、金输入铁器以及草原畜牧生产的发展，蒙古部中私有制日益发达，出现了部落贵族、平民、私属人口和奴隶。11世纪上半叶，蒙古部首领开始担任辽朝的部族官。金朝初年，蒙古组成了拥有近20万人口的部落联盟。12世纪后期，中国北方大漠高原上分布着近100个大小部落。除蒙古外，以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四大部势力最强，他们都拥有十几万至30多万的属民。各部之间为了夺取土地和人口进行着频繁的兼并战争。而金王朝进入中原后，忙于对宋作战和经略华北，无暇直接管理草原，对漠北也采取了利用各部矛盾、挑拨其相互攻打的方针，更加剧了纷乱的状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3世纪初。在混战中，蒙古部领袖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壮大。铁木真(1162～1227年)出身于蒙古部显赫的乞颜·孛儿只斤贵族家庭。由于父亲早死和仇敌的袭击，他在青少年时代历尽艰辛，多次面临九死一生的威胁。险恶的环境，锻炼出他坚强的意志和杰出的才能。在势单力薄时，他先争取强大部落的支持，打击最危险的敌人，乘机招揽民众，壮大力量。羽翼丰满后，又用各个击破的策略，抓住时机，先后攻灭塔塔儿、蔑儿乞、克烈、乃蛮等一系列部落，1205年，基本统一了草原。1206年，草原各部在斡难河源举行称为“忽里台”的贵族议事大会，拥立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尊号“成吉思汗”。草原穹庐及车载大帐《马可波罗行记》插图波斯史籍中描绘铁木真即位情景的插图，右为窝阔台和术赤大蒙古国政治军事制度的创设成吉思汗即大汗位后，首先打乱原来的部落界限，把全体牧民按十进制的组织方法，编为十户、百户和千户，共设立了95个千户。千户是军事行政统一的基层单位，被任命的千户都是贵戚、功臣，他们世袭管理所得到的封地和领户。千户内的牧民不能随意离开各自的千户组织，他们平时须纳贡服役，战时所有男子一律从军打仗。成吉思汗还任命了3位万户，万户是最高军事长官。为了保障大汗绝对权力，成吉思汗把自己的“怯薛”(护卫军)从150人扩充到10000人，成员由征调来的贵族子弟中的精壮充当。怯薛负责卫护大汗，制约各部千户，是蒙古军事力量的核心。在1206年大会上，成吉思汗还委任他的义弟担任断事官，蒙语称为“札鲁忽赤”。这是管理户籍、司法的最高行政长官。断事官处理事务的依据是“札撒”(蒙语意为法令)，这是成吉思汗根据古代流传下来的习惯法以及他本人对各种事务的命令而制定的。在此期间，蒙古人在畏兀儿人的帮助下创制了用畏兀儿字书写的蒙古文。1219年，成吉思汗命人用文字将札撒成册，成为蒙古第一部法典。千户制、怯薛制、断事官制和札撒标志着蒙古人自称为“大蒙古国”(YekeMonggholUlus)的国家机器的建立。大蒙古国的建立促进了蒙古民族的形成，以往各式各样的氏族部落在蒙古的名称下结成了新的强大的民族共同体。波斯史籍插图：大汗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保存于梵蒂冈教廷档案的畏兀儿体蒙文之《贵由汗玺印文》。左起意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与寰宇之汗圣旨颁布之时，百姓人等均应敬畏。蒙古的对外征服—灭夏、金的战争统一后的蒙古政权立即向外实行军事扩张。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依靠坚忍善战的蒙古铁骑，充分发挥游牧军队机动作战的特长，不断吸收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并利用毗邻国家和地区均处于衰败阶段的时机，在东方和西方交替展开了大规模攻略战争。蒙古在东方的主要进军方向是南下，为了保障侧翼，成吉思汗首先向西夏用兵。1205—1209年间，蒙古三次进掠西夏，迫使其纳贡称臣。1226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再次发动攻势，包围西夏国都。1227年，西夏王降，建国190年的西夏灭亡。1211年，成吉思汗开始攻金。蒙古军越过阴山进入华北，两次击溃金军主力，攻取辽西、河北、山东、山西大部分州府。1215年进占金中都(今北京)，将金朝压迫到黄河以南。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第三子窝阔台继大汗位。1232年，窝阔台执行成吉思汗遗嘱，分三路向金朝大举进攻。蒙古右路军穿过南宋控制的汉中，渡汉水迂回到金统治区背后，在河南三峰山(今河南禹县南)歼灭金军最后一支精锐，围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帝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此时南宋又重演当年宋金海上之盟的历史，和蒙古订立灭金盟约。1234年，蒙古军与南宋联合攻破蔡州，历时120年的金朝灭亡。不久，蒙古与南宋开始了长达44年的战争冲突。古代画：蒙古军队攻击图波斯史籍插图：窝阔台即位图成吉思汗陵内供奉的马鞍具蒙古的对外征服—蒙古的西征在南进的同时，蒙古先后向西方发动了三次远征。第一次西侵由成吉思汗领导。1217—1218年，蒙古在攻金取得第一步胜利后转向西北，相继征服现新疆和贝加尔湖地区的诸部落，攻灭西辽政权。1219—1223年，成吉思汗以一次杀害蒙古使者与商队的事件为导火索，率蒙古军主力毁灭了中亚伊斯兰帝国花剌子模(国都在现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征服中亚各地。一支派遣军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时还进掠了南俄草原。蒙古灭金后，窝阔台派遣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统帅10多万大军第二次西侵。蒙古军攻占俄罗斯，进军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地，兵锋抵亚得里亚海东岸，逼近维也纳。1242年初，蒙古军在接到窝阔台去世讯息后撤回俄罗斯境内。蒙古第三次西侵的目标是波斯和阿拉伯。蒙古国第四任大汗蒙哥在位期间，派遣其弟旭烈兀进军伊斯兰世界。1258年初，蒙古军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亡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之后又侵入叙利亚。这一时期蒙古扩张战争非常残酷。蒙古贵族作战带有突出的游牧掠夺和部族复仇的特点，他们实行恐怖震憾策略，对抵抗地区实行彻底的屠杀和破坏，给亚洲、欧洲许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惨烈的灾难。蒙古骑兵作战图波斯史籍插图：蒙古骑兵押送战俘图四大汗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战，蒙古统治者用铁蹄踏出了一个横跨欧亚、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帝国以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附近)为首都，蒙古本土、中原汉地和畏兀儿等地由大汗直辖，成吉思汗的其他子孙则分别在各自攻略范围和封地的基础上发展建立了四大汗国，即：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拔都建，领地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辖俄罗斯各公国，南至黑海、里海，北到北极圈)、窝阔台汗国(以阿尔泰山和伊犁河为中心，领有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第二子察合台建，领地东至吐鲁番，西至中亚阿姆河，南越兴都库山)和伊利汗国(旭烈兀建，以波斯为中心，东起阿姆河，西至小亚细亚，南至波斯湾)。四大汗国起初都是大蒙古国的组成部分，以后由于成吉思汗家族内部爆发抢夺汗位和土地的争斗而逐渐分离，随着不同文明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发展道路。察合台汗国金银币波斯史籍插图：拔都在萨莱宫殿内元朝的建立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大蒙古国建国时的制度基本上是古代蒙古社会自身矛盾运动的产物，在帝国统治区域扩大后，已不能适应较高文明地区的现状。不少蒙古贵族习惯于掠夺，还企图将游牧生产方式强加于农耕地域，造成了政治、经济上的混乱。在中原，改革统治政策已势在必行。窝阔台时期，在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政治家耶律楚材建议下，君臣仪礼，制定税法，检括户籍，初步实施了一些封建治理措施，为蒙古国进一步采纳先进制度打下了基础。1259年7月，蒙哥汗在进攻南宋时死于四川前线。正在湖北战线指挥的蒙哥弟忽必烈和留守漠北草原的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他们各自在一些宗王拥戴下称大汗，然后展开了内战。忽必烈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蒙古贵族，年轻时就和汉人儒士有密切来往，对中原制度和文化有较深认识。1251年，他受蒙哥委托管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金莲川开藩府，召聘知识分子组成幕僚集团。他接受儒士意见，设立机构，整顿地方行政，设置屯田，使政治经济状况大为好转。1253年，忽必烈奉命统军经吐蕃远征西南，灭亡大理国，对南宋形成战略包围。北归后，于1256年派人在桓州以东滦河上游营建开平城，进一步巩固对中原的控制。几年的实践和成效使忽必烈在北方汉族地主阶级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拥护。在与阿里不哥的斗争中，忽必烈没有得到蒙古国家军队主力的全力支持，也不占有蒙古国的首都，但他依托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很快取得了胜利。争夺和巩固权力的现实需要，促使忽必烈在采行汉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1260年，忽必烈按中原方式建年号“中统”。1263年，分别将开平和燕京定为上都和中都(1272年扩建中都为大都)，废止哈剌和林都城地位，把统治中心移到汉地。同时，参照前代中原王朝的体制，建立了新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1271年，忽必烈又采用《易经》上“大哉乾元”之句，改国号为“大元”，建元朝，忽必烈即元世祖。大蒙古国至此演变成中国的传统王朝。元朝建立后，元朝皇帝在名义上仍是蒙古大汗，对蒙古各汗国享有宗主权。耶律楚材像元灭南宋的战争元朝的建立使蒙古对中原的统治逐步稳定，忽必烈随即把注意力放在对南宋的战争上。南宋当时正处于皇帝昏庸、权臣专横的腐朽黑暗时期。宰相贾似道依靠贵妃之弟的身份爬上高位。他操纵朝政，受纳贿赂，平时骄奢淫逸，尤好斗蟋蟀，对外则怯懦畏战。1259年忽必烈进攻武昌时，奉命指挥防御的贾似道背着南宋君臣，私自派人向蒙古议和，甘愿称臣、割地、纳币，忽必烈因急于北归争汗位而同意。蒙军北撤，贾似道却谎报宋军大捷。忽必烈即位后，派使者要求履行和约条款，贾似道唯恐宋帝知晓真相，又将使者拘留不放，给蒙古以再次用兵的口实。1261年，南宋骁将刘整因受贾似道猜忌而投降蒙古，他建议忽必烈把进攻重点放在长江中游，首先夺取汉水上的重镇襄阳。从1267年起，蒙元军对襄阳和隔汉水相望的樊城发起围攻。襄樊军民在艰苦条件下顽强奋战，坚守孤城六年。1273年，元军从西域调进“回回砲”(一种巨大的抛石机)，先后将两城攻破，从此打开了进入长江的门户。1274年，元朝以伯颜、阿术为统帅，由汉水入长江，大举南进。元军先占领武昌、汉阳，分军攻略两湖，接着主力顺流东下，在池州(今安徽贵池)下游丁家洲击溃贾似道督率的南宋军，占领建康，直逼临安。南宋守将朝官望风而逃，宋朝廷再三遣使求和不成，于1276年正月上表投降。2月，伯颜率军进入临安，随即将南宋太后、宋恭帝及御用器物、图籍、珍宝押送北上。元军占领临安后，南宋大臣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在福州拥立宋益王赵昰为帝(端宗)，力图兴复。在两淮、四川、江南、荆湖各地，也有不少南宋军民坚持抗元，其中文天祥的事迹最为突出。1277年9月，元军水陆分道进攻闽、广，陈宜中、张世杰等带端宗流亡海上，次年端宗病死，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8岁的宋卫王赵昺为帝，迁到广东新会南海中的小岛压山，聚众20余万。1279年，张弘范率蒙古、汉军乘潮猛攻，宋军防线崩溃，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身亡。张世杰乘乱逃出，遭飓风舟覆溺死。偏安江南150年的南宋王朝至此彻底灭亡。元代回回砲示意图元灭宋统帅伯颜像元朝行政制度的发展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主要由承袭金、宋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管理全国行政事务，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领，实际负责人是右、左丞相和平章政事；枢密院执掌军务，长官枢密使亦由皇太子兼领，实际负责人为知枢密院事；御史台主管监察，长官为御史大夫。地方实施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行省”之名始于金朝，原为中央官员到地方行使中书(或尚书)省职权时的临时军政派出机构，元朝将其逐步确立为常设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元代大都和周围地区，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一部分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全国其他地区则划为10个行省，它们是：岭北(辖今蒙古国、西伯利亚及内蒙、新疆部分地区)、辽阳(辖今东北，包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行省官署配置与中书省大体相同，各省长官统领境内一切军政大事，具有极大实权。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行省制的确立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省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由于实行行省，元朝比前代王朝直接统治了更多的边疆地区。云南在唐、宋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元设行省后，行政管理一如内地，西南从此与中原密不可分。东北、漠北许多地区，在唐代只设羁縻州，元朝亦都设置了直隶中央的行政机构。除已设行省的地区外，元廷对西藏也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西藏从此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部分。元朝还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元代畏兀儿体蒙文圣旨牌札藏于西藏的元代八思巴体蒙文牌符藏于内蒙古大学的元代八思巴体蒙文圣旨金牌元行省示意图元朝统治体制中还保留发展了一些蒙古固有的传统制度和民族压迫制度。忽必烈建立了蒙汉统治阶级联合的新王朝，但他首先是蒙古贵族利益的代表，他采行中原制度是有条件有限度的。1262年，蒙古国山东行省的军阀李璮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激战之机发动叛乱，给元政权以很大威胁。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但元朝廷中不少汉人高级官僚和此事有牵连。这件事加深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在采行汉制的同时，忽必烈也把蒙古旧制纳入国家制度中。怯薛在元朝不仅继续承担宫廷禁卫，而且发展成上层官僚集团的核心。执勤的怯薛长有权参预讨论军国重事，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奏准下发玺书，在政治上形成了区别于中书、枢密等中央公开机关的“内朝”。元朝主要高级军政官员也大都是从怯薛中擢拔的。札鲁忽赤在元朝成立后不再统管行政，但仍是品级最高的司法长官。蒙古分封制也以“投下”(将汉地民户分赐诸王功臣而形成的采邑)的形式继续夹杂在地方行政区域中。忽必烈还实行挑拨民族矛盾、分而治之的政策，颁布了一系列民族镇压、民族歧视的法令。李璮叛乱后，忽必烈在朝中日益重用西域来华的“色目人”(元代对中亚、阿拉伯、欧洲等地来华的各族人的统称，“色目”即汉语中的“各色名目”，表示种类繁多)以牵制汉人官僚的势力。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又利用金和南宋长期对立而出现的南北隔阂，把汉族人分为北、南两类，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第一蒙古、第二色目、第三汉人(北方汉族和原来的女真、契丹人)、第四南人(原南宋统治区人民)的“四等人制”。各等人政治待遇极不平等。在许多中央机构和路、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中，元朝还设置了“达鲁花赤”(蒙语意为镇守者)作为“监临官”，规定由蒙古或色目人充当，达鲁花赤对所在机构官员处理的政事拥有最后裁决权。在法律上，四等人犯同样的罪，量刑时汉、南人要重得多。科举考试时，蒙古、色目人的考题较汉、蒙古旧制与民族压制政策元代木刻画：贵族官员生活图南人低，而录取的名额比例却远远超过汉、南人。由于蒙古旧制和民族压迫的因素，元代统治制度呈现出汉蒙二元性和矛盾，使统治机器不能充分运转而广泛发挥作用。除了军事体系外，元朝廷对地方上尤其是南方的实际管理相当粗疏，大部分蒙古、色目官员不懂汉语，也不了解汉地民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元朝社会不断处于动荡之中。元代色目人俑驿站与急递铺和行省的设置相配合，元代驿站的建设有巨大发展。“驿站”是元代汉语和蒙语复合构成的新词，“站”来自于蒙古语音。蒙古统治者为了便利使臣往来和军事运输，在大蒙古国时期就仿效中原驿传设立了“站赤”(原意为管站之人，后也作为驿站的统称)制度。管理驿站的站户从百姓中签发，元世祖定都大都后，驿站制度在更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元朝官僚及贵族、僧侣等持朝廷所发“铺马圣旨或符牌行用驿站。站有水、陆之分，以交通工具的不同分为船站、马站、牛站、驴站、狗站(辽阳冰封区使用)等，发达程度为前代所未有。全国站赤共有1500多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四百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庞大的站赤和急递铺制度使元朝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元急递铺令牌元长乐驿站铜印元代驿站乘马铜牌元代社会矛盾的激化元朝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赐、侵夺的方式转化为大土地所有者，汉族地主也大肆兼并，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民遍地皆是。元朝统治阶层内部一直存在严重的纷争。蒙古没有中原王朝那种确定而成熟的王位继承制度，大汗可以指定继承人，但须通过忽里台的推举仪式，才能被视为合法，这就导致成吉思汗的各系后代都可以依靠军事实力染指宝座。大蒙古国时期，汗位继承不断发生危机。忽必烈建元后虽立了皇太子，但蒙古旧俗的影响仍相当严重，元廷皇室兄弟叔侄之间围绕皇位继承倾轧不已，愈演愈烈。从1294年忽必烈去世到1333年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睦尔(顺帝)即位，40年间换了10个皇帝，在位最短的仅一个多月，其间流血政变经常发生。1328年，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死后，朝廷两派权臣分别在大都和上都拥立各自的皇帝，各地长官则分别投入两个阵营，大规模的内战打了一年多才完全结束，使元朝军政力量和镇戎体制遭到巨大破坏。蒙古统治集团在元中期以后急剧腐化，皇帝贵族生活糜烂，穷奢极欲。为了拉拢贵族和奖励有功权臣，皇帝每年都要发放巨额赏赐，还要将惊人的财富用于喇嘛教的“佛事”。无节制的挥霍使国家开支比世祖时增加了20余倍。财政亏空困窘，朝廷又增加赋税，滥印纸钞，造成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大都10锭钞买不到1斗小米，纸币不久就被人们视为废纸。官僚体制也走向崩溃。从大臣到各级官吏，无不贪污贿赂、买官鬻爵。地方官都靠勒索过日子，向人民敛括的名目有“拜见钱”、“追节钱”、“常例钱”、“人情钱”、“公事钱”、“撒花钱”等等，花样百出，百姓们都把“官”和“盗贼”同等看待。军队亦腐朽不堪，当时人嘲笑他们“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当年蒙元铁骑的勇武气概早已荡然无存。与人祸同时的是连年的灾害，每年都有几十万至上百万的灾民。1344年，黄河在河南决口改道，洪水漫灌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大片地区，灾区民众死亡过半，饥民达五百多万。濒于绝境的人民无法生存，起来造反的越来越多。元军甲胄元至顺三年（1332年）铜火铳元大德二年（1298年）火铳元末起义最早的发动者韩山童的祖父，原来是北方白莲教的一个领袖人物。到了韩山童时，白莲教在教义宣传、群众基础、政治斗争目标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明王”、“弥勒”是当时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只要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这一通俗、简明的号召，有力地吸引了陷于贫困绝境的农民。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元政府征发黄河南北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合肥）等地两万多军队到河上服役。河工们在军队监视下劳动，越发产生不满的情绪。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一个时机，发动起义。他们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同时散布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开工的黄陵冈（河南兰考东）河道上。当河工们掘出独眼石人后，奔走呼告。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1351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权的镇压，刘福通冲出包围后，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红巾军大起义刘福通、韩林儿红巾军“管军万户府印”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南北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北方地区还有：芝麻李（李二）、彭大、赵均用等起义于徐州，布王三（王权）占领唐、邓、南阳等地，称“北琐红军”；孟海马占领均房、襄阳等地，称“南琐红军”，郭子兴占领濠州（安徽凤阳）。在南方进行反元活动的领导者是彭莹玉、徐寿辉。以后，徐寿辉称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年号治平。他们占有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广大地区，给元朝南方的封建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元末农民起义军中规模较大的还有1348年起兵于浙东的方国珍和1353年起兵于高邮的张士诚。方国珍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初年，方国珍杀了仇人，逃命到海中，集结数千人，屡败元军，称雄浙东二十年。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今属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们的欺侮，愤而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谋，举兵反元。在攻克高邮后，以高邮为都城，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祐。1354年，取得高邮战役的重大胜利。1356年张士诚南下，据有平江（苏州）、湖州、杭州等地区，迁都平江。张士诚像张士诚政权的”天祐”币其他反元起义1355年（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1357年（至正十七年），刘福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占领山东的毛贵为主力，直插河北，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为统帅，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迂回包围；为了分散元军对东路和中路的压力，又组织了西路军作策应，由白不信、李喜喜、李武、崔德等经潼关和武关入陕西。红巾军三路进军的同时，刘福通于1358年五月攻占汴梁，把韩林儿从安丰（安徽寿县）迁来，宣布以汴梁为首都。出现了北方红巾军全盛的时代。当北伐各路失利之时，宋都汴梁也受到元军的围攻。韩林儿、刘福通撤退到安丰。1363年二月，张士诚部下大将吕珍乘机围安丰，刘福通被杀害。1366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迎韩林儿到应天，在瓜步（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船沉，韩林儿淹死，以龙凤纪年的宋政权至此结束。北方红巾军的北伐及失败小明王宋政权“龙凤通宝”铜钱陈友谅明玉珍徐寿辉方国珍朱元璋张士诚郭子兴刘福通图例元末起义形势图朱元璋起义军的强大1352年二月，定远土豪郭子兴起义于濠州，自称红军。三月，出身贫苦、曾为游方僧的朱元璋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中。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掌握了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并归大宋政权统辖。1355年六月，朱元璋南渡长江，夺取了太平路（安徽当涂）一带大片地区。次年三月，他又亲率水陆大军攻克集庆路（南京），改名应天府。他以应天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起义军中的一支劲旅。攻下集庆前后，朱元璋对士人逐步采取了优容态度，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令史。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元池州学正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后来刘基、宋濂等儒士，也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朱元璋像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像朱元璋消灭地方割据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亲率十万大军包围婺州，元守将开城迎降。这时朱元璋的占领地区东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勾结张士诚，准备顺流而下，东西夹击朱元璋。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设埋伏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慑于形势，未敢出动。1363年，陈友谅竭尽全力，企图与朱元璋决一胜负，爆发了著名的鄱阳湖水战。激战的结果，陈友谅中流矢丧命，朱元璋又亲率大军征武昌，陈友谅的割据政权灭亡。朱元璋在打败了陈友谅之后，回师东进。1365年，他派遣徐达为大将军，先攻取高邮、淮安；又攻占湖州、杭州。到1367年九月攻克平江（苏州），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1357年，朱元璋遣兵调将，分三路进讨方国珍。从陆上海上对方国珍形成了一个大包围。方国珍计穷势屈，不得不投降。朱元璋部将李文忠像朱元璋谋士刘基像朱元璋建明灭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设置百官，建立了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1367年（吴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1368年正月，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京师。开始了明朝的历史。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五万北伐。在北伐的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并向蒙古、色目人保证“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徐达先取山东，再西进攻下汴梁，然后又挥师潼关。朱元璋亲自坐镇汴梁，指挥进兵元都。1368年闰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大军沿运河长驱北上，下长芦，克青州，至直沽（天津），元将也先自海口逃跑。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弃大都北遁。八月初二日，徐达率北伐军进入大都。从1271年元世祖建国号以来统治了98年的元朝，至此结束。此后元皇室在北方草原又维持了几十年的北元政权。朱元璋部将徐达像朱元璋手书《教说大将军》拓片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元世祖采行汉法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是重视农业，他采取“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1261年，忽必烈设立劝农司，1270年设司农司，不久又改为大司农司，这是“专掌农桑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司下设各道劝农使，巡行各地，督促监察，并以“户口增，田野辟”为标准考课地方官的政绩。大司农司还搜罗古今农书和民间经验，编成《农桑辑要》颁发全国，对指导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忽必烈还大力提倡垦殖，鼓励开荒，组织军民屯田，除军屯、民屯外，还有军民和屯等形式。当时大漠南北的屯田规模庞大，卓有成效。元廷还多次颁布禁止诸王贵族因狩猎践踏田亩和禁止占民田为牧地的命令。元廷对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十分重视。元初，民间有自发组织的“锄社”。“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元廷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村社形式，规定“诸县所属村，凡五十家立为一社”。社长组织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这种村社是农村基层组织，成为恢复生产的一种积极手段。元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元代铁锄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作督水少监时，曾亲自到华北、西北一带进行规划，增辟水田数万顷。宋、金时的水利，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这些工具在当时能够广泛应用，是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第二，粮食产量的提高。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第三，棉花种植在宋时仅分布在西域、海南、闽广一带，元代开始，南方从珠江流域传播到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北方由新疆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元代农书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一套系统的植棉方法。1289年，元朝廷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各地设木棉提举司，每年征收棉布10万匹，这时棉产量已相当可观。元代铁铡刀元代立轮式水排示意图古画元代泾渠总图元代农书中先蚕坛插图元朝廷制定了一套非常独特的户籍制度，把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以及其他某些条件(如民族、宗教信仰等)划分成若干户计，统称诸色户计。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有所不同，隶属和管理系统也不尽相同，而且一经入籍，就不许随意更动，往往世代相守。诸色户计主要有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灶、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打捕户、鹰房户、医、运粮水手、香莎糯米、火佃、舶商、驱(奴婢)、绵马、采珠、养老、乐、织、娼、淘金等等几十种。在封建国家编户外，元代还存在大量奴婢人口，如北方的驱口。金时已有“驱口”一词，简称“驱”，指战争中“被俘获驱使之人”。元代沿用这个名称，但在南方则称奴或奴婢。他们当中除战俘外，还有因债务或犯罪所致，也有逼于租赋或饥荒而卖身为“驱”的。驱口另有户籍，称驱户、驱丁，和一般编民有别。非经放良或赎买，不能改籍。元代驱口的占有者称为使长。使长对驱口有人身占有权。在法律上，驱口“与钱物同”，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元代大都和上都都出现过买卖驱口奴隶的“人市”。驱口一部分用于手工业生产和家内劳动，一部分则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农业劳动的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丁赋，在剥削关系上近似佃户，是一种半农奴、半奴隶的特殊阶层。驱口以奴隶制的残余形态，保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一直到元朝灭亡，它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元代的诸色户计与驱口元壁画：九流百家街市图纺织业元代官私手工业中的丝织业有很大发展。旧的丝织业中心如江、浙、川等地，在元代都有较大的进步。官办的丝织业著名的有平江、杭州、成都三处的织锦院，院里织机各有数百台，工匠数千人，有挽综、纺绎等较细的分工。类似大小不等的织染局遍布全国，像福建提举司岁织缎也在三千匹以上。私营手工业也有发展，如杭州、苏州私营丝织业作坊的规模与经营情况就是例证。据记载，元末至正年间（1341年～1367年），杭州“有饶于财者”，家有抒机四五具，雇工十数人，织工劳动“每夜至二鼓”，其中技艺较高的织工，且可获得“倍其值”的工资。可见在元代丝织业作坊中已有雇佣劳动出现。植棉在全国的普及使棉纺织业成为元代的新兴手工业，棉纺织技术迅速发展起来，劳动妇女黄道婆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黄道婆是松江府乌泥泾(现上海县华泾镇)人，年轻时因生活所迫流落海南岛，从当地黎族学习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7年)，黄道婆回到故乡，改革落后的生产工具和方式，推广制造了擀(轧车)、弹(弹松棉花的弓)、纺(同时可纺3锭的脚踏纺车)、织(织布机)等一整套工具，并传授了错纱、配色、综线、提花的技巧。不久，乌泥泾棉纺织品便以鲜艳美丽的图案名闻全国，乌泥泾及周围地区很快成为棉织业中心，先进技术也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域。14世纪以后，棉纺织品逐步代替丝、麻织品，改变了中国人的衣着材料。黄道婆塑像元代木刻画：木棉纺车图元代水转大纺车工作原理示意图元代的制瓷业在宋、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南方的景德镇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以生产高质量的青白瓷为主。色釉有青花、釉里红、红釉、蓝釉等品种，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成就，其中尤以青花瓷最为突出。元政府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管理官窑，烧制进贡的御器。器内皆记枢府字号，故又称枢府窑。对民窑则加以课税。据记载，当时有三百多座瓷窑在生产。浙江有龙泉窑，产品以青瓷为主。北方制瓷业发展也很迅速。除钧窑、定窑继续在发展外，河南、河北在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窑，山西的蒲州、潞安、霍州都有一批新窑投入生产。随着各地瓷窑的兴建，瓷产量在逐年上升，除供应国内需要外，产品还远销日本、朝鲜、南洋和中亚各地。釉里红缠枝菊玉壶春瓶制瓷业元代青花海水龙纹带盖瓶元代青花云龙纹带盖罐元代荷叶带盖瓷罐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瓶元代珐琅彩三环尊元代青花瓷麒麟盘矿冶业、印刷业元代矿冶业也有发展。官办的铁矿冶炼业由于管理不善，生产力低，后来逐渐变成官督民办的形式。如元世祖时期河北沙河綦阳镇附近四个铁冶，原由9950户冶炼匠户承担，冶炼出来的全部产品价值还不如只抽冶户包银所得合算，当时官僚王恽建议把冶户解散为民，就是要求变官冶为民冶的一例。印刷业也相当普及，南北各地都兴起许多刻书印刷的中心。南方的杭州、建安（建瓯）、福州的印刷业继续有发展。北方自1236年耶律楚材请立经籍所于平阳（山西临汾）后，书坊萃集，私营书店不断出现。各地私人印刷业的兴起，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元代蝴蝶装刻本元代的赋役制度元朝赋役制度比较复杂。赋税南北相异，北方主要是税粮与科差。税粮包括丁税和地税，丁税每丁纳谷两石，地税每亩纳三升。科差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丝料有两类：一般民户每户纳一斤六两四钱，全归朝廷，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投下户则把其中六两四钱经过朝廷转交封主，这部分丝合计每五户纳二斤，称“五户丝”；包银，每户纳钞4两；后令纳包银户每户增纳一两，即为俸钞。南方赋税基本依南宋旧制，继续征收夏、秋两税，税额按地亩计算。元朝南北农民还要服杂泛差役，包括出任基层行政组织的职事差吏人员，为官府筑城、开河、运输、开矿等。元代差吏俑左为八思巴文，右为畏兀儿蒙文的元代秤砣城市和商业的繁荣元大都被称为“汗八里”，当时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均要运输许多货物，是宗教团体而兼有商队的性质；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等；再向北则有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龙江肇源西南）也是东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一带，并和尼泊尔取得贸易联系。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在宋朝的基础更加繁荣，如杭州、平江、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城。此外，沿海城市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如泉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进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元大都布局图元大都遗址北京元大都城墙遗迹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在和西域各民族接触后，受其影响，出现了商业行为和高利贷。当时由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称为“斡脱”，此词在突厥语中意为“合伙”，有商队伙伴等含义。他们在为蒙古统治者采购消费品的过程中也常替他们经营一些商业或代放高利贷，因而获得其信任。斡脱们放出的高利贷叫做斡脱钱。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维持生活和交纳赋税，有时被迫不得不求助于斡脱钱。斡脱钱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来生息，利息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被称为“羊羔儿息”，负债者经常“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为了管理发放斡脱钱，元廷在1272年（至元九年）设置了斡脱所，后来扩展成斡脱总管府，成为政权和贵族营利机构。斡脱商人仰仗朝廷贵族支持，扰民甚烈。斡脱钱元世祖时期银元宝元代大元国宝铜币元代至大通宝铜币钞币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张，蒙古在中原开始仿效金朝发行交钞。元世祖时，正式在全国推行钞法，1260年（中统元年）七月，印造交钞，以丝为本位；同年十月，又印制以银为本位的“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钞。中统钞作为统一的货币畅通全国。1275年灭宋后，废止南宋流通的铜钱，完成了货币的统一。至元、至大年间，又发行至元宝钞和至大银钞。元钞发行初期钞法严密，本金充实，有相当的信誉。元中期后财政亏空，开始滥印纸钞。顺帝至正间，为了筹集对付农民起义所需的军费而变更钞法，结果通货膨胀，纸币急剧贬值。最后，演变到以物易物时，元朝也就灭亡了。元朝至元通行宝钞元朝中统元宝交钞河运与海运江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对北方的粮食和物资供应。由于隋唐旧运河已不能适应运输的需要，元朝着手陆续修凿大运河。1283年，开通济州河，从今山东东平到济州(今山东济宁)，在济州通过泗水、淮河与旧运河的扬州运河和江南运河相接；1289年，开凿会通河，从东平到今山东临清，在临清与旧运河的御河(临清至天津)连接；1291年，开凿通惠河，从大都至通州，在通州顺白河到今天津。从此，从杭州到大都的南北大运河完全畅通，这是隋朝以后第二次伟大的运河工程。在修凿大运河的同时，元朝还开辟了沿海漕运。1282年，元朝廷命人造平底海船60艘，从江南装粮4万6干石，由海道往直沽(今天津)试运获得成功。此后航线几经开辟，自长江口刘家港开航，顺风时10日即可到达。元朝遂相继设立一系列海运管理机构，船队不断扩大，运输量迅速增加。元代中期后，每年有成百上千艘船只往返于东海、黄海、渤海之间，运粮经常达二、三百万石，最高年运量到350余万石。如此大规模海运的开通，在中国运输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惠河古河道遗迹杭州大都直沽刘家港元代河运与海运路线简图理学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宋代理学，理论上并无多少创造。但许衡利用其政治上的地位，推动理学进一步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理学在元朝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科举考试以理学为标准答案，理学在中国封建思想学术界的至尊地位从此完全确立。元武宗加封孔子碑北京始建于元代的国子监牌坊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它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各种宗教的流行元亦集乃城（今内蒙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驻地东南）清真寺元朝第一位帝师八思巴创建的八思巴字一度在元代通行。北京元代掌管冥司的东岳庙元代西藏宗教画元代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士脱里派，即景教；另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在1292年前后，教皇曾派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伊斯兰教徒在元代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而大批进入中国。他们广泛散处各地，元人称为“回回”。其传教士在元代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是波斯文音译，意为学者。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7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元代泉州一带有摩尼教活动。婆罗门教元代时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在开封和大都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犹太教徒的记载。各种宗教的流行元也里可温徽章泉州出土元代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墓碑元代史学元朝建立之后，沿袭中原旧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国史院或指定史官编纂《实录》。只有顺帝因国亡而未及编写。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等为蓝本的。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传下来的有《宋史》、《辽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还有《大元一统志》和《经世大典》等。《元实录》今已佚，仅能从《元史》中略窥其梗概。元代私修史书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胡三省的《通鉴注》最为重要。马端临（1254年～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属江西）人。他见杜佑《通典》自天宝以后阙而未备，就仿《通典》的体例，写成了《文献通考》。这是一部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类通史。全书348卷，分为24类。它以《通典》为蓝本，但在选材范围和规模上都超过了《通典》。内容不仅采用经史，而且摘引奏疏议论，尤详于宋代史实，反映出他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精神。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其门人刘安世曾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为注释。胡三省，字身之，浙东宁海人。宋亡，他隐居不仕，写成了294卷的《通鉴注》。《通鉴》内容繁富，需要训释之处较多，《通鉴注》是后人读《通鉴》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元代史学中还有一部具有特殊价值的著作——《蒙古秘史》。此书本是用蒙文书写的蒙古“脱卜赤颜”(国史)的一部分，开始修纂于大蒙古国时期。元朝实行汉蒙两种文字、两套班子并行修史的制度，在汉文实录之外继续编写脱卜赤颜，由皇帝指派蒙古色目大臣执笔，秘不外传。元亡后，明朝为了训练懂蒙语的官员，把部分脱卜赤颜逐个用汉字注音，再加上旁译和总译，遂成《蒙古秘史》(译写者题为《元朝秘史》)。明以后，脱卜赤颜的蒙文原本佚失，汉字注音的《蒙古秘史》便成为研究古代蒙古历史、语言、文学最珍贵的宝藏，它记载了蒙古祖先的谱系、氏族部落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的历史，有许多其他史书所无的材料。书中文笔大量使用生动的蒙文韵文，充满草原气息。这是现存北方游牧民族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编修的史书。蒙古秘史书影元代官修的《金史》戏曲在唐代还只是萌芽状态，至宋代通过诸多艺术的合成产生了“杂剧”。所谓“杂”，是指演员能扮演三教九流百家各类人的生活。宋杂剧以叙事演唱为主，有贯串首尾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演出程序和风格也初步有了定制。宋室南迁，金朝统治区的艺人在宋杂剧基础上采用流行于北方的曲调，形成北方杂剧，称为“金院本”。南宋杂剧则和浙江温州一带民间艺术结合形成“南戏”，我国戏曲发展开始进入成熟。蒙古灭金和元朝建立后，北方杂剧充分吸收前代各种词曲成分，进一步融合各地区及少数民族民间歌舞的因素，以大都为中心，在山西、河北一带迅速繁盛。由元杂剧和散曲(包括成套的曲牌“套数”和可单独一曲抒情的“小令”)组成的“元曲”成为元朝文学的主流，构成了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高潮。元杂剧具有完整的艺术形式，每部杂剧分四折，每折包含唱曲、表演、台词三要素，有男女主角和配角，其中主唱者多为女演员。元杂剧题材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据统计，有记载的剧作家约有200人，剧目约600种。现在保存的还有160余种。此外，散曲也有一些高水平的作品。在南方，南戏亦称传奇。著名的有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杂剧、散曲和南戏（传奇）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后来戏剧文学的发展和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元曲元代戏曲陶俑山西洪洞元代戏曲壁画元代王实甫著《西厢记》插图元关汉卿著《窦娥冤》插图元戏剧家关汉卿像古代画像　元戏剧家白朴像关汉卿著《窦娥冤》绘画元代的绘画也有突出的成就。画家们从宋院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了运用画笔来表达个性、抒写思想的要求。风格上挥洒淋漓，重视笔墨情趣，追求意境深远。画面上加题跋、篆刻，把书法、文学、治印的艺术与绘画溶为一体，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元初的绘画，仍以山水画为主，画家以赵孟頫、钱选为大家。和赵同时代的高克恭（字彦敬，号房山），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