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真实的世界设计》

为真实的世界 [美]维克多.帕帕奈克 选自维克多.帕帕奈克，《为真实的世界设计》（Design for Human Scale）（芝加哥出版社，1984）（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史论部编译，设计真言[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844-867） 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1927-1998）是战后最重要的设计师和设计理论家之一。他出生在维也纳，曾在英国读过中国，后移民美国，学习建筑设计。他曾在赖特收下工作过，在纽约库伯联盟（Cooper Union）完成了本科学业（1950）之后，又在麻省理工（M.I.T）读完了研究生（M.A.1995）。帕帕奈克一生主要在大学和艺术学院任教，他的研究和教学包括了建筑、产品和平面等设计领域，获得过许多重要的设计奖项。他曾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做过大量的设计工作，堪称“世界公民”。帕帕奈克勤于著述，他最重要的著作包括《为真实的世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1971，1984）、《为人的尺度设计》（Design for Human Scale，1983）和《绿色律令》（Green Imperative，1995）。其中尤以《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一书影响最大，该书已经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读者最多的设计著作之一。《为真实的世界设计》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版本，1971年的版本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论；1984的修订版根据现实的发展作了局部的修订，并对首版后遇到的问作了一些回应。帕帕奈克强烈地批判商业社会中纯以营利为目的的消费设计，主张设计师应该担负其对社会和生态变化的责任。为贴近时代本文选自该书修订版第四章“你自己完成的谋杀——设计的社会和道德责任”，与第一版略有出入。 真实的情况是，人们并不要求工程师为安全而设计。要是仍然不行动就是犯罪了——因为有足够的事实说明，我们的行动将能够引起改变，车祸会减少，高速路上将不会再有屠杀……到了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罗伯特·F.肯尼迪 离开学校以后，我最早做的一项工作是设计一种台式的收音机。这是个裹尸布一般的设计：设计电子机械装置的外壳。这是我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接触这种外表设计、样式设计或者说是设计整形。那种收音机是战后市场上最早兴起的轻便型台式收音机之一。尽管我部分时间还在学校做事，我还是觉得毫无把握，被这一套庞大的工作弄得诚惶诚恐，尤其当我想到我设计的收音机是一家新公司的唯一的产品时。一天晚上，我的雇主，G先生带我来到他公寓的阳台眺望中央公园。他问我是否已经意识到了为他设计收音机的责任。 由于我觉得这种问法并不可靠，所以便开始大谈起市场的“美”和“顾客满意”的话题来。他打断了我。“是的，当然，你说的都对，”他继续道，“但是你的责任远比那些都大。”接着，他又发表了一通他自己（往大里说，包括设计师）要对他的股东，特别是对他的工人负责的陈词滥调： “你就站在我们工人的角度上想想你的收音机承担的责任吧。为了生产，我们在长岛建了工厂。雇了大约600个新工人。工人们来自于许多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阿拉巴马州、印第安纳州，他们几乎就是连根都挪到了这里。他们会卖掉自己原先的住所，然后又来这里买新的。他们会在这里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社区。他们的孩子也被从原来的学校拽了出来，塞到了另外一个学校。在他们那块新的土地上，为了他们新的需要，各种各样新的超市、药店和维修站都会开张。现在，设想一下收音机卖不出去。一年之内，我们都得把他们辞掉。他们将没法付房租，没法买车。前滚动不起来，商店和银行都得关门；房子又得拿出去卖掉。他们的孩子也必须地换学校，除非他们的老爹找到了新工作。头疼的事儿太多了，这还没说到我的那些股东呢。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犯了一个设计的错误。那就是你的责任所在，我敢保证学校里从来没有教过你这些！” 由于年轻，坦白地说，我当时被震住了。在G先生那一封闭、狭隘的市场辩证法体系里，所有的说法都是有道理的。这么多年之后，从一个高些的位置往回看，我必须承认设计所要对他投放市场的产品的设计方式负责。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太狭隘。设计师的责任必须远远超越这些想法。在他开始设计之前很长的时间里，他的社会和道德判断就必须起作用，因为他必须做一个判断，一个先验的判断，即人们让他设计或再设计的产品是不是完全值得他去做。换句话说，他的设计是不是站在社会利益这一边。 食物、居所和衣服：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人类生活必需品。随着社会日趋精致复杂，我们又在这个单子上加上了工具和机器，因为它们能够使我们生产其他的三项。但是，人类有比食物、居所和衣服更多的基本的需求。千百年来，我们理所当然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喝着纯净的水，但如今这幅图景却遭到了急剧的改变。尽管空气、河流和湖泊污染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是，普遍的，工业设计和工业本身显然对现状负有一定的责任。 外国人眼中的美国形象常常是电影创造的。那是个让人宁可信其有的童话世界，到处都是灰姑娘喜欢的“安迪·哈迪上大学了”和“雨中曲”之类的事情，它比情节和明星更直接而且下意识地感动了我们的外国朋友。它传达的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环境，一个被各种触手可得的新式小玩意装点的环境。 在80年代，我们出口各种产品和新鲜玩意。随着我们对我们乐意认为是自由的世界的另外一部分地区进行愈演愈烈的文化和技术的殖民，我们也忙着出口环境和“生活方式”，1982年再尼日利亚看“我爱露西”的重播或者在印度尼西亚看“鬼门关2”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已经不稀罕了。 设计者—策划者对几乎所有的产品和工具都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也就应该对我们在环境上犯的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不仅要对差的设计负责，还要对没有履行责任负责：由于抛弃了责任，没有发挥他的创造性才能而负责：“没参与”或者“敷衍了事”也要负责。 有三个图表可以解释设计中缺乏的社会承诺。如果我们把一个三角形看做是设计的问题（见图1），我们会很容易看出工业及其设计师关注的只是三角形顶端的那一小部分，却忽略了真正的需要。 让我们以微机为例。无论是在工作与在家工作之间的关系上、与商业相关的和与个人相关的问题上，还是在数字的处理程序、信息储存和恢复等方面，微机被引入办公室和家庭都给交流机制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改变：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它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无论在家还是在办公室里，设计师们用计算机处理他们的工作成了很平常的事。许多电脑是家用的，还有一部分小型的电脑是给办公室准备的，他们都有玩游戏和其它电子娱乐项目的功能。剩下的，无论他们是否装有磁盘驱动器、磁盘或者磁盒存储，看起来样子都差不多。制造商和设计师已经开始试着改进键盘和显示器终端，但是，这些企图顶多不过是在表面问题上下功夫。他们所处理的是外壳，又是也改一改键盘按钮的样子。但是，要想真正弄明白微机和文字处理软件的问题，无论是制造商还是设计师都必须检验跟这一工具的应用相关的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 1.​ 对于键盘上各种字母、数字、符号和命令的安排是不是根据日常应用和手的舒服来的？（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打字机的键盘的设计从人机工学的角度看是很失败的） 2.​ 黑屏上的绿色字母是不是很舒服，它是否造成了眼睛疲劳，而且还不容易辨识？Commodore 和Osborne 电话还通过他们的视觉终端在黑屏上提供琥珀色。对于一台3000美元的电脑来说，应该再顶多花30、50美元就能“任意”挑选背景和数字以及字母的颜色。 3.​ 对于大多数使用微机的人来说，荧屏上字符的大小是否合适？显然，字体的多样应该是很容易能够做到而且是应该加上的内容。 4.​ 电脑的记忆是否应该想办法保护，以避免因停电、电磁爆等带来的损失？许多用文字处理软件的人在他们所在的城市的电路出问题的时候曾经丢过整整一篇博士、参考书目或者一本书的一部分。多加一个设备多花不了40美元，但是仍没有常规的设置。 5.​ 显示器的角度看起来是不是正好？它是否能被调控（手控）以适合带着双焦或者三焦眼镜的人呢？ 6.​ 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的各种指令功能会不会被两个直接使用的群体不小心漏掉了呢：那些处理数字，以及那些使用文字处理的人？ 7.​ 键盘——或者放置键盘的平面——是否能因人的不同身材而降低或升高，甚或还有些躺在轮椅上的人呢？这样的一些调整是机械性的，而不是点字的或水压的；它们施行起来花钱不多，而且几乎不会出什么错。 8.​ 使用者的椅子是否能够很容易上下调节？ 9.​ 与电脑一块的操控指南以及结构磁盘、碟片和录音设备是否简明易懂？ 10.​ 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者被迫使他（她）自己适应的机器，而不是所谓“与用户友好相处”，或者，鉴于它有着光滑的平面、运算速度快而“宽大为怀”呢？ 上面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闲言碎语，而且我们还可以继续加上其它内容。罗伯特·弗兰克博士对纽约的芒特西奈医院做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他发现许多患有视觉疲劳、视网膜脱落、视幻症、头痛、背痛和腰椎间盘突出的人在工作中都经常使用视频展示终端和家用电脑（《万象》，1983年10月18日）。这些让人不能饶恕的、缺乏革新的设计的存在，其原因在于微机市场上存在的激烈竞争。尽管改进上面提出的10个问题在零售市场上意味着要提高400美元（粗略地说来也就是一个个人文字软件零售价格的一半到八成左右），而实际上大规模生产多花不了200美元，但是，粗野而又原始的市场战略，尤其是美国人所谓的自由企业制度，要求企业交到股东们手里的财务报表必须在每一个90天理都能体现出利润的增长，因而，市场竞争的喧嚣阻碍了设计的改进和提升。 作为一个设计师，我的观点是必须根据办公室和家庭的实际情况、人的特点和使用的方便去做。工业企业及其所掌握的设计师还没有让他们自己把我们画的那个三角形巨大的底座作为考虑的对象。 图2和图1显然是一样的。只是标签换了一下。我们把“设计的问题”换成了“国家”。从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在谈论偏远地区时，这样看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我们让整个三角形代表包括南美和美洲中心国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地区，我们就会看到其目的性的倾向。几乎所有这些地区的财富都集中在一小部分“缺席的地主”手中。其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去过南美国家，但是他们却对之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开发。设计成了一个小圈子的奢侈品，这个小圈子包括了所有国家的技术、金融和文化“精英”。而“内地”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著印第安人既没有生产工具也没有睡觉的床，他们没有学校也没有医院，他们甚至从来就没有闻见过从设计师的作坊飘出来的气息。正是这一大群贫困而又被剥夺的人代表了我们这个三角形的底座。如果我说这同样说明了非洲、南亚和中东地区的真是情况，估计没几个人会有异议。 不幸的是，这个图表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内部的城市和乡村，学校系统中我们所使用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具，我们的医院，医生的办公室，诊断设施，农具等等，都被设计忽略了。尽管在这些领域中，新的设计会零星地出现，但这往往是一种研究突破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对于真正需要的真实反应。这里，我们必须把设计师服务的这些工作指派给三角形顶端的那些人。 第三张图和前面两张图一样。但是我们又一次更换了标签。现在我们把它叫做“世界”。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并没有受惠于设计师，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性还能有怀疑吗？ 我们的创新精神都跑到哪里去了呢？这并不是一种要把我们的生命中的乐趣都抽走的企图。毕竟，想花钱买“成人玩具”的人就应该得到，这在一个丰裕社会中只是一种正当的权利。在1983年的美国，事实上几乎没有专门为家庭生产的收音机。有些是在美国组装起来的，但是部件却是来自台湾、韩国和香港。最多3、5年之内，它们将来自中国大陆、印尼或那些我们还没有染指过的中美洲国家。索尼、日立、松下、爱华的更新换代都很快。他们生产120多种型号的台式收音机，其区别来自于它们的用途、外观和特殊用处的差异。这种情况很快也会在录音机、电视机和照相机身上出现。这并不是说公司里卖出去的每一种产品都必须品质优良。毕竟，正如许多书商那样，尽管他们往最好的销售担子里掺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垃圾，但他们每年也设法出版一些有价值的著作。 那些想在整个三角形中做出点成绩来的设计师（问题、国家或世界）常常发现他们自己被说成是为少数人设计。这种指控是完全错误的。这反映了在职业操作上的误会和错误认识，对于这些错误认识的本质必须加以检验。 让我们假定一个工业设计师或一个完整的设计机构其工作的范围完全处于这一章和其它章节所勾画的人类需要的框架中。那么，工作的任务又由什么组成呢？它包括各种用于学龄前、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各种研究项目的设计。也会有一些为特别领域设计的教育设施，这些领域包括成人教育、为智障、社会底层和残疾人提供的知识和技能，还有特殊语言教育、职业再教育、凡人的改过自新，以及精神病等。除此之外，围绕着人展开的新技能教育应该给他们的生存环境带来彻底的变革：从贫民窟、少数民族聚集区、农村贫困地区到城市；从澳洲土著到技术社会中的人；从地球到太空；从英国宁静的乡村到北极严寒中的生命。 我们假定的机构所从事的设计工作应该包括医疗诊断仪器，医院设备，牙科器械，外科工具的设计、发明和改进，包括为精神病医院设计仪器、器械和设备，包括妇产科设备以及为眼科医生准备的诊断和训练仪器等等。其工作范围从能够更好的读解的家用体温计到一些特殊的器械，如心脏起搏器、心脏读解器、人工器官、移植器官，而且他还要为盲人设计简易的解读器，改善的听诊器、分析仪和助听器。以及更新性的按日分配药丸的器械。 设计的机构还应该使自己关注为家庭、工业和交通运输及其他领域涉及安全的设备，而且这些设备不应该给河流、湖泊、海洋、大气造成化学和热污染。世界上75%的人生活在贫困、饥饿中，这些人显然需要我们的设计机构在其时间表上挪出更多的时间来给予这些人以关注。但是，不仅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需要特殊的帮助，这种特殊的需要在我们的住所周围到处都有。肯塔基和弗吉尼亚西部黑人矿工的肺病只是各种职业病中最寻常不过的一种，它们中的许多都可以通过对设备的再设计加以避免。 研究设备一般是些从事相互关联、临时配备起来而又精巧的装置，但是从事高级研究项目的人却常常苦于没有被理性设计的设备。从雷达、望远镜到简单的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设计都远远地落在后面。老迈之人需要什么样的设计？孕妇和胖人需要怎样的设计？全世界那些觉得被社会疏远而倍感孤独的年轻人需要什么？公路运输又需要什么样的设计呢？（美国车的确是最有效的杀人机器，有了它，机关枪就算不了什么了） 这是不是在为少数人设计？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人在生命的某一个点上都是孩子，我们整个一生都需要教育，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经历着青年、中年和老年。我们需要老师、医生、牙医和医院的帮助和建议。我们所有的人都属于有特殊需要的群体。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迁移、交流、产品、工具、住房和衣服。我们必须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作为一种物种，我们需要探索的挑战，空间的许诺和知识的丰富。 如果我们把上述所有的少数人聚在一起，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特殊”的需要合起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竟然已经是在为大多数人设计了。只有本世纪80年代那些为了好玩而变换样式的工业设计师，那些为了一小撮富人市场而殚精竭虑的人，他们才真正是在为少数人设计。 1982,年，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第一届主题为“为了一个无障碍的环境而联起手来”的国际会议，其间，工业设计师、建筑师、医生，还有其它的设计师以及消费者、使用者们济济一堂，我被邀请作主题讲演。我非常高兴听到，几乎每一个讲演者都认为，人在其一生或一生中的某些时期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到无助。这个国家的许多设计师和建筑师最终接受了这一观点，人们最终接受了把社会看作是马赛克式的拼图，而不再是我们少数人个性的碎片。 回答是什么？不只是为了明年，而是为了未来，不只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整个世界？15年前，我发现了一个芬兰词，其时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这个词是如此晦涩，就连许多芬兰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是“kymmenykest”，这个词就是中世纪基督教所谓的“什一税”。它是一种支付的形式：农民将在岁末的时候拿出他们十分之一的谷物扶贫济贫，而那些富人则在岁末的时候拿出他们十分之一的收入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不需要以“kymmenykest”什一税的形式拿钱去做，我们可以拿出我们十分之一的点子去帮助那75%需要它的人。从那时起，我高兴地看到，来自许多国家的设计师接受并实践着这一社会性的自留什一税。 总会有些人将会用他们所有的时间为人类的需要设计。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但我想即使是最成功的设计师也能拿出他们十分之一的时间来。付出的形式并不重要：40个小时里拿出4小时，每10个工作日里拿出1个，或者每十年里拿出一段时间的休假，在这段时间里不为钱设计。 1970年代，芬兰最著名的珠宝设计师Bjorn Weckstrom在这个什一税观点的鼓舞下，从他繁忙的国际事务中抽出一年时间为东非设计避难所。即使许多设计机构的法人利益不允许这种设计，至少，我们应该鼓励学生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把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呈现给同学们的同时，我们可能也就为思考设计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模式。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产生一种真正需要的社会和道德责任。 自从这本书及其修订版发表以后，13年来，一个基本的误会一直萦绕在我的心怀：许多设计业认识认为他们很难接受我的提议，即为以前被忽视的领域设计是一个新的设计方向。反而，他们认为对于现行的商业设计来说，我为世界上大量的人类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视角。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不是真理了：我所有的建议是，对于一个“次品”横行的全球市场来说，我们应该加上一些明智的设计产品。下面就是关于这样一些商品的讨论。 在商业产品的设计中，有许多实例表明，产品的制作可以通过感性和技巧进行。从美国的例子来看，他们似乎遵循着相对一小部分人想兴趣：许多炊具和美食餐具都经过精心的构思，良好的设计，有着高级的品质。但在货运、登山、野营和救生器械的装备和产品设计上同样也应该做到这些。体育竞技、钓鱼和猎具，山地车、赛车和帐篷诸如此类的消费品都应该具有高品质。所有这些物件的共有之处就是“性能”。要获得用户的满意，质量是最关键的。对于手头工具、原定工具和手工艺人的工具来说，为需要和使用而设计这一点同样应该保持。上述许多物品的设计、制造是在美国完成的，有些优质物品是从英国进口的。在其它消费领域，最好的设计来自日本、德国、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在汽车、相机、电视、家具和其它的电子和家用产品领域。原因可能是美国的工业——因为也就包括他们的设计师——发现他们自己苦恼于大规模问题：当为巨大的市场潜力设计时，我们很少在设计中强调质量。 许多年前，一些激进的设计组织用了所谓“与工人对话”这样一种令人感兴趣的修辞。但要是说为工人而“工作”怎么样？安全帽之所以叫做安全帽是因为它能起到防护性的作用。但是这些帽子并不安全，因为他们并没有吸收足够的运动能量。我想从密歇根沃伦·杰克逊制品生产的“安全”帽说明上截几句话： 注意：这种安全帽只提供有限的保护。当降落的物体砸到帽顶时，它能减少其作用力。 禁止与带电导体接触。千万不要修改或改变安全帽的帽壳和悬置系统。 在带上安全帽或遇到危险时要进行常规检查，并要把悬置系统和帽壳归于原处。 上述的警告适用于所有的工业安全帽，无论制造商是谁。 最后那句话读起来很对，因为所有的安全帽都有那么一句警告，用的词也几乎一样。（1970年的时候我就反对这个陈述；不幸的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在这个国家，每年生产的200多万副眼镜几乎都是不安全的——其镜片很容易造成刮伤，有的可能会裂碎，更多的，风一吹，它就会在鼻梁上留下一道口子。还有些所谓的强力鞋，其设计据说是能够使脚的前部免于受到降落物的砸伤，但却由于它不足以缓冲动能而起不到作用；只有一小根钢筋从一码高处落下来脚趾前的钢帽就会被砸扁。许多远程的计程车开起来摇摇晃晃，不出十年，它就会给人的膝盖造成实质性的破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尽管在过去的13年中，人们对上述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也进行了更多的研究，但是安全帽仍然有待改进，农民、卡车司机以及其它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仍然是危险的。读者可以参考我的《设计以人为本》（纽约：凡·诺斯特兰德·雷因霍尔德，1983）一书，从上面找出更多为工人设计安全装置的电子。 设计师们相互讨论或偶尔得出来的许多有趣的设计观念都会对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帮助。70年代的时候，我曾想过，一个拥有高科技和行为科学成果优势的设计师公社也许会造成一种永久的设计师圆桌协商机制。但1984年的经济现实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起来不太现实。设计师教育的影响极其在一个激励的环境中的工作在第12、13章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对于敏感而又智慧的设计来说，其作用不应该被仅仅限制在农民和工人对于安全的诉求中。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个被称为地球的飞船上，其直径9700里，有着大片海洋。这是一个很小的飞船，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对地球的运转无能为力，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这决不是他们自己的错。在芝加哥和纽约的少数族裔聚集区，饥饿和贫穷使一些小孩子因为只能吃墙皮而死于铅中毒；而洛杉矶和波士顿的儿童则死于流行鼠疫。在这个星球上，对于我们之中任何人的思考权利以及潜能的剥夺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再被接受的。 上述的所有实例向我们提出了价值的问题。如果我们意识到设计师有足够的能力（通过影响人类所有的工具和环境）甚于大批量生产进行谋杀，我们就会发现这在设计师的身上强加了巨大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我曾经试图证明过，设计师自由地拿出10%的时间、才智和技巧就能给人以帮助。但是应该帮助哪儿？需求又是什么呢？ 在50年代早期，我很荣幸地与巴尔蒂莫已经过世了的罗伯·林德博士有长时间的书信来往。我们当时一起写一本叫做《创造与服从》的书，这次合作由于他过早去世而中止了。我想从他的《反叛的立法》一书前言中征引些文字来看一下他的价值观： 人类研究自身的终结就意味着人类实现了其存在的所有潜能，意味着他征服了人生“局限性的三个边界”，摆脱了上帝、命运和偶然因素所强加给他的影响。人类被一个铁三角围绕着，那种形状的构成对于他们的种族而言才是真正的牢笼。这个三角形的一条边是人类必须生存于其中的外部环境；其二是人类的所有，或其适应能力，也就是藉以存活之物；其三就是死亡的事实。所有的努力和奋争都是要排除这几点对我们的包围，如果说生活有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必然是要打破这个三角，继而，以前的局限性的三个维度将不复存在，人类将陷在一个新的存在秩序的牢笼中。这是个性和人种功能的终结；是种族奋斗终结；也是生命的意义及其实质的终结。 所有哲人游戏其间的奥义玄言的背后，在终极的分析上，人们做的一切——无论是戛戛独造还是博彩众家之后的建构——其设计无外乎人类局限性的这些基本的边界，要么选择其一、二端，要么关涉所有的方面。我们所谓的进步只不过是每一个人或每一个时代在这个三角牢笼的各个边界上取得的一点小小的胜利罢了。因而，进步，在这个也只能在这意义上，是一个可以衡量的实物，这样，一个人的单独存在，一群人的行动和目标，甚或是一种文化的成就，都可借以评判其价值。 为了从他身陷其中的三角中逃脱，人类持续不断地、勇敢地努力着，至今还没有眉目的千禧年将见证这一过程，到时候人类就不再是地球的房客了。不知经过了多少个世纪不屈不饶的斗争，他已经打败并征服了他藉以生存的环境，泰然自若地站在了通向成功的舞台上。今天，他已经不再把根深植于大地上看，甚至不为地心引力所束缚，他可以回过头去数一数自己的战利品了。自然环境已经臣服于他，那些空间和时间的天然障碍也毫不例外。一旦他被一个狭小的领域所限制，这个领域所具有的高度不超过他能爬上的树，远不过他的腿脚所及，视野不出乎他眼睛的范围，长度不超过他声音的传播，伸手不过他的臂膀，敏锐只系于他残存的感官——一旦在游移不定的大自然中每一次冒险都被惊吓的受害者找到了他的立足之地——他就会成为那些本来会永远奴役他的力量的主人。于是，在他的牢笼中，有一面铁墙就会变得残破不堪，通过他在上面凿的洞和裂缝，远道而来的自由之风便长驱直入，动人心弦的世间万物也会在他面前若隐若现。 同样，三角的第二条边——人类因其生理机体所受到的限制——日益屈从于人们对于它所正在进行并将持久展开的抗争。主要是，这已经成为人类拓展自身的一个过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人们以工具的方式增进了肢体的运用，这些特殊的终端器官的灵敏性和其他部分与器官的有效工作一起健全了身体。在此，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在数量上达到了定点，已经完全突破了裹着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包围，甚至于手和脑的产品——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电脑和其他的物质奇迹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在许多方面都胜过了他们的造物主的才智。最后，也就是三角的最后一边，尽管时间永恒而岁月飞逝，但如今，我们虽不能做到长生不老，却足以可期待长命百岁。 尽管一个苦心孤诣的探索者必须付诸艰苦的努力才能在一片浮夸的沼泽中发现秩序和意义，但是知识的运用是明确的。科学和艺术——正如人们个性的存在——都充满了斗争和实验。它们旨在实现人类的潜能，并毫无保留的贡献于一种进化的突破，这种突破将随着那三面压抑的高强轰塌崩落而到来。因而，某一类知识的价值，一个完整的学科，或者一种艺术的行为都可以置于某种天平上去衡量。 在第一章中，我们为了评价设计而建立了一个六边的“功能联合体”，在此，我们也可以用一下“局限性的三个边界”，把它看作是构建设计行为之社会价值的一个主要的过滤器。尽管美国车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被仔细地检视，现在我们也可以拿它作为一个例证。 早起的汽车超过了那个三角牢笼的一面墙。比起人的腿脚，用汽车可以跑得更快更远，而且还可以装载更多的东西。但是今天，汽车承载了过多的错误的价值，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大吹大擂身份的象征，它是危险的而不是方便的了。它排放出了大量能够导致癌症的浓烟。它快得过了头，浪费了原材料，行动笨拙，平均每年还要使50000人死于非命。车流高峰的时候，开车从纽约的东河到第42大街的哈德逊河至少需要一个小时：而一个人徒步花不了那么长时间就轻松抵达。考虑到这些问题，汽车现在是加强了三角中的那一面墙；相比之下，它的贡献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汽车设计中的安全问题已经在两条清楚的而又完全不同的路线上显示出来了： 1．​ 尽管日本、德国和瑞典的汽车制造商已经先走一步并超过了美国的安全指导标准，他们的做法付出的代价也所费不多，但是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仍然煞费苦心地向国会的委员解释，为什么在“合理的”成本基准内不能接受安全基本法。为了使他们作伪证的证词让国会的委员听起来更可信，他们雇了一堆伶牙俐齿的说客，这些人都被商人们灌得酒足饭饱，然后到国会陈述他们的理由。 2．​ 相反，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却拿出钱来做研究而不是行贿。因而，赛博、沃尔沃、梅塞迪斯-奔驰和保时捷在发生碰撞时都异乎寻常地安全，而许多美国却像手风琴一样被撞得变了形——本田汽车早在排放量出台控制出台三年之前就已经超越和优于美国的排放标准。本田宣称可膨胀的安全气囊到1985年会成为他们所有汽车的标准配备，而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却阴沉着脸证实说他们还没有这项技术。1983年4月，本田的思域（civic，在美国能买到的最小的车之一）被检验以时速28英里的碰撞。在试验中，它是最安全的5款车之一。 1971年，底特律的发言人说能耐得住时速10英里的撞击的前置式缓冲器将在每辆汽车的价格上提高500美元，而更令人更沮丧的是，他说那将需要3到5年的时间去生产。为了说明前面的说法是不正式的，我拿两个12英寸宽7英寸长的木头书架做成了一个巨大的英雄三明治：书架代表面包，空的啤酒罐子代表熏牛肉。我把书架和啤酒罐捆起来，把整个玩意拴到我车前面的缓冲器上，接着便以时速15英里的速度冲着参议院大楼的一个角落开了过去。 尽管那是为电视上的一个新闻故事做的，但那本来应该是当年最大的一件大肆宣扬却终未发生的事：当听到同一个汽车经理，尽管他可能昨晚从电视上看到了我的实验，但是第二天却仍信誓旦旦地说5年之后花500美元能买到一个前置的缓冲器，然而其性能不过是我的实验所能达到的一半时真是令人愤怒。我花了14美元，用了大约1小时研究、生产、安装。在这次相撞中啤酒罐都撞扁了（计划中就是这样）；我的车和参议院都毫发无伤。 然而在设计中，汽车知识缺乏社会责任感、不关注价值问题的一个例子。通过那个局限性的三角过滤器，以相同的方式评价，人类设计的任何事物都能够被加以检验。 K·G·Pontus Hultén的《机器时代末期的机器景观》（1968）是一本优秀的著作。在此，我引了一段相关的话。Hultén说： 没有人真正需要的商品生产，却占领了所有大商场的一层货架，这表明在这个生产过剩同时又营养不良的世界上，有些事情从根本上就是不正常的。为了控制过剩的生产，还不能通过错综复杂的商品销售，于是在一些地方就必然总是在进行着破坏性的战争。今年，全世界每年花费不下1500亿美元用于实际的或潜在的生活和财产的破坏，相比之下每年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资金每年大约是100亿美元——包括相当一部分军事援助。 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下面的一系列例子可以作为最好的回答。 1958年产生了为数不多的一些为新兴国家而做的伟大计划，它们是由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的设计师共同完成的，尽管近30年过去了，这些设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在使用。这个简单的装置是这样使用的：泥土被收集到一个砖形的容器中，填满抹平之后就倒过来，这样，一个完美的“冲压土坯”砖就制成了。这样的工具可以使人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速度做砖——可以一天做500,000块，也可以1周2块。有了这些砖，南美和第三世界的其它国家就可以修建自己的学校、住宅和医院。今天，在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以及世界上其它的一些地区，学校、医院甚至整个村庄都拔地而起。这个想法是伟大的：不仅雨淋不到人了，而且他们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了，这在多少年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建立工厂、安置机器，有了制砖的机器都变得可能了。这是具有社会意识的设计，它关注今天世界上人们的各种需要。 在非洲国家，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第三世界，特别是黑人非洲的循环系统是非常差的。由于被污染的产品不能被有效地漂净，人们因此得病；那里几乎没有卫生设施。在那里，水经常受到污染扩散的影响，而且那里的水是在敞开的沟渠里流的，蒸发速度之快也令人难以置信，因此，那里没有充足的水。又有许多时候，控制不住的水患卷走了表层土。在许多村庄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灌溉。这里面缺乏的东西就是管子，或是一种制作管子的简单装置，这种装置应该使得村庄里的作坊或个人能够制作一节一节的管子。所以，任务就是要设计一个制造管子的机器。这个机器可以被非洲人在非洲建立起来，而且能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个机器（或工具）将避开私人利益、法人组织、商业开发和新殖民主义。 1973年，我在英国的一些毕了业的学生开始设计这样一种管道系统。1973年到1979年间，他们想到了一种方法，即用前面提到的做砖的方法做管子，此后，在坦桑尼亚已经有600英里的管子被用作引水设施。这一尝试性的系统运行良好，因而加纳和尼日尔等国家现在对这一系统设施也很感兴趣。 在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地方，罗格·道尔顿发现有些管子难免用不上或者做得达不到标准。考虑到这些管子的潜在的价值，他便把他们改装成了学校游戏室的一部分或者操场上的爬行架。当非洲的一些地区越来越城市化的时候，让孩子们高兴的操场和活动设施仍然是非常缺乏的。 1969年，一些来自7个国家的非洲朋友告诉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一种便宜的教育电视将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帮助。但由于乌干达的背信弃义致使东非联盟解散，低成本教育电视的实施计划被突然中断。现在，东非到处都是日本、德国和法国生产的商业电视。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1970年的时候，如果我们用当地的劳动力，使非洲政府只是从受教育的技工和装备良好的工厂上获利的话，那么，生产3台电视也花不了10美元。我们在研究中曾经发现，在1970年，一种非常先进的投放市场适应竞争的电视在美国的零售价不会高于120美元，而同样的电视用日本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生产，在那个时候还花不了18美元。 到了1970，人们进一步试图使这些电视机与录像机相配套，因为事先录制好的材料对于第三世界的教育来说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从1984年有利的形势来看，人们就能找到一些成功的例子了。其中之一就是本书后面将要提到的一些成功的例子了。另一个是为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设计的教育录音带播放机，设计者因为荣获了1980-1981年度国际工业设计协会京都奖。（参见帕帕奈克：《设计以人为本》和我的《Project Batta Koya》，载《工业设计》，纽约，1978年8月）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来说，为他们的需要而工作可以采取的方式有很多种： 1．对于设计师来说，最简单、最常用也最老套的方式是坐在他在纽约、伦敦或斯德哥尔摩的办公室里设计些能在坦桑尼亚一样的国家生产的东西。比如说用当地的材料和手艺可以生产一些旅游纪念品之类的东西，希望这些东西能在发达国家卖出去。他们是在做，但是做了一小会儿，就设计了些“家用装饰品”和“时尚副产品”，只能通过这些东西把当地的经济和富国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富裕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如果垮了，新兴国家自主的起步也要随着垮。即使西方国家的经济一直增长，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掌握着时尚的风向，新兴国家的经济独立还是无从谈起。 2．设计使用第二种方式起到的效果比前面的会稍微好一点，他可以花些时间到发展中国家去，做一些适合当地人需要的设计。这还涉及到两者的磨合是否会有意义的问题，因为短期的专家不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当地的风俗和需要。 3．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好的办法是让设计师到发展中国家去训练一批当地的设计师，同时设计并制作一些那个国家所需要的后勤设施。尽管这样做与理想的情况还差很远，但是这种办法能使这个国家与特别的设计师所代表的特殊的设计思维方式，也就是和一些设计的特质紧密地联系起来。 4．理想的（就现在来说）状态是，设计师到那个国家去并做上面提到的事情。而且。他也将训练一批设计师，而这批设计师又会带出另一批设计师。换句话说，他将成为一个“种子计划”，他将有助于从这个国家本地的人中选出有能力的设计师从而形成满园春色的局面。因而，少则5年，多则10年，他将能够造就一批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他们自己的需要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的设计师。 多年的经验使我确信“来了就做的专家”永远都干不好。当外国的专家被带到发展中国家碰到新的问题时，他们常常能够提出一些看起来明智而又可行的建议。他们那种能够穿透问题关键的明显的能力实际上是一种幻觉：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不了解他们的宗教、社群关系、经济来源以及其他的一些当地人要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已经登上了返回他们在日内瓦、巴黎、维也纳或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的银鸟时，这些人会突然意识到，尽管他们好像已经解决了那些问题，但是他们的“解决”又引发了二、三十个新的问题。 1970年以来，我曾在6个发展中国家工作过，时间陆陆续续加起来共有8个年头。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经历使我意识到，第三世界的人民比起我写这本书的第一版的时候更有能力解决他们自己的设计问题了。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有一大批设计和技术专业人员。外国专家的工作（来了就做的或其他）越来越像是一些不必要的侵扰了。由于本地设计师和建筑师更熟悉当地的生存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因而他们总是能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比外来人快速地进入最终却差强人意要强。（参见我的《建议：为了南半球》，载《设计研究》，伦敦，198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