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375 城市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 谢 勇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文章以南京市的外来农民工为例，从的签订、就业的稳定性以及工资水平等三个方面，通过实证研 究分析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发现在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的状况以及技能水平等人力资本方面具有优势 的农民工，其就业的质量也较高。良好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但是对于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 工资水平没有显著的、积极的作用。而身体因素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有限。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质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一、引言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开始放宽以及区域差距、 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区域向城市流动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也 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均表明，外来农民工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就业质量很低： 他们大量集中于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建筑业、制造业、餐饮服务业和批发贸易零 售等行业；工资报酬低、工作条件差；各种正当的劳动权益经常遭受侵犯等等（高文书，2006）。 针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学术界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稍早一些的研究一般从外部环境入手，认为 中国城市中相关的安排尤其是户籍制度是造成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行业、地位、身 份存在明显选择性，从而就业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杜鹰、白南生，1997；蔡昉、都阳、王美艳， 2003；李强，2003）。很多研究均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将城市劳动市场分割为正规和非正规农村 劳动力市场，大量农民工只能进入非正规市场或次级农村劳动力市场，在职业、行业、岗位选择等 方面存在很大限制，在工资、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李建民，2002；蔡昉、都阳、 王美艳，2003）。并且难以享受到相关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以及子女教育等基本权利（李强，2002； 刘传江、周玲，2004）。 但是近年来，也有部分研究从中国体制转轨的进程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研究认为，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逐渐减轻，文凭、技术证书、技能、工作阅 历等在外来农民工的就业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劳动力市场按户口等制度性因素分 层正在转变为按照市场机会和人力资本分层，人力资本对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质量的影响会 越来越大（赖德胜，1998；李强，2002；张永丽、黄祖辉，2008）；候风云（2004）的研究认为， 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尽管低于城市职工教育收益率，但是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技能培训 对外出打工收入的影响远远大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刘妍、李岳云（2007）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 个人的年龄、技能、就业途径、家庭抚养率等变量对其在城市从事正规就业还是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由于容易受到家庭的影响，农村女性倾向于选择收入不稳定但工时灵活的非 正规工作。 在以上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 376 究进行拓展：一方面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概念，以往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对工资水平的研究，但除 此以外，就业质量还包括就业权益的保障、就业的稳定性等方面，而以往的研究很少有涉及；另一 方面，正如有关文献所显示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以及各级政府日益重视对农民 工就业权益的保障，以往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正在逐渐得到改善，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越来越依赖 于其自身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研究方法也是以定性分析 和描述性研究为主，本文准备使用相应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展开对以上问题的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概念界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大四学生在《劳动 与社会保障专题调研》课程中所进行的《南京市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情况调查》，本次调查于 2007年9月在南京市进行，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500份，其中有效问卷478份，合格率为95.6％。 对本次调查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 1 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总体 男性 女性 样本数（人） 478 330 148 年龄： 25岁及以下 35.81 34.97 37.88 26～35岁 24.89 23.93 27.27 36～45岁 26.64 26.99 25.76 46岁及以上 12.66 14.11 9.0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9.65 17.18 25.76 初中 48.47 48.47 48.48 高中（中专、技校） 28.82 32.52 19.70 大专以及以上 3.06 1.84 6.06 身体状况： 健康 75.11 74.23 77.27 一般 24.89 25.77 22.73 劳动合同： 已签订 37.99 39.88 33.33 未签订 62.01 60.12 66.67 职业培训： 接受过 33.33 32.72 34.85 未接受 66.67 67.28 65.15 技能水平： 无技能 60.17 51.23 83.08 有技能 37.83 48.77 16.92 家乡来源： 江苏省内 43.23 42.94 43.94 江苏省外 56.77 57.06 56.06 就业途径： 亲友介绍 51.97 56.44 40.91 其他方式 48.03 43.56 59.09 月工资： 850元及以下 20.96 9.81 48.48 850～1200元 26.64 28.22 22.73 1200～1500元 18.78 21.47 12.12 1500元以上 33.62 40.49 16.67 从表 1可以看出，南京市外来农民工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几乎占到 了 70％；技术水平也比较低，约 60％的农民工没有掌握任何技能；但是健康状况较好，并且以 35 岁以下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表 1中的大部分指标在性别之间是基本平衡的，主要的差异体现在女 377 性农民工的年龄较轻，而男性农民工的技能水平相对较高，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实现就业的比例也较 高，并且男性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 （二）概念界定 就业质量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工资水平、就业的稳定性、工作条件和劳动权益的保 障等多个方面。为了更加全面的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进行研究，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定义。 首先，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这是衡量就业质量的基本指标，一般认为签订劳动合同意味着实 现了正规就业，拥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不仅意味着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权益能够得 到比较有效的保障，而且即使发生劳动争议，拥有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也更加容易维护自身的正当权 益。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本次调研中，只有 37.99％的外来农民工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其整体 就业质量较低。 第二，就业的稳定性。一般用劳动者更换工作的频率来表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 用农民工变动工作的时间间隔，即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工作单位来衡量。一般认为更换单位的时间间 隔越短，就业的质量就越低。 第三，工资水平。劳动者从事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报酬，因此工资水平是衡量就业质量的 重要指标，并且在以往的研究中使用较为频繁。本文也同样准备使用。 基本的劳动经济理论，在外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取决于自身的个体特 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人力资本则由受 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技能水平和所接受的培训等几个方面组成；而社会资本则是指劳动者从其社 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帮助。一般情况下，劳动者所拥有的以上三个方面的资本越多，其就业质量 越高。 本文在以后分析中可能用以衡量外来农民工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关变量及其说 明详见表 2。 表2 变量的定义和赋值 变量 变量解释及赋值 性别 虚拟变量：男性＝1；女性＝0 受教育程度 虚拟变量：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技校＝3；大专及以上＝4 年龄 虚拟变量：25岁及以下＝1；26～35岁＝2；36～45岁＝3；46岁及以上＝4 健康状况 虚拟变量：健康＝1；一般＝0 直系亲属 是否有直系亲属（配偶、子女和父母）在本市；虚拟变量：有＝1；无＝0 培训情况 进入城市后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虚拟变量：接受过＝1；没有接受过＝0 劳动合同 虚拟变量：已签订劳动合同＝1；未签订＝0 家乡来源 虚拟变量：来自江苏省内＝1；来自江苏省外＝0 技能水平 虚拟变量：有技能＝1；无技能＝0 就业途径 虚拟变量：目前的工作由亲戚朋友介绍＝1；由其他途径获得目前工作＝0 三、计量检验 我们将通过相关的计量检验，从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就业的稳定性以及工资水平等三个方面 讨论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本文所使用的计量软件是 Stata10.0。 378 （一）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的影响因素研究 显然，外来农民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一个二分变量，设 Ii表示农民工 i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Ii＝1表示其 “已经签订劳动合同”；Ii＝0表示“未签订劳动合同”。我们建立式（1）的计量模 型，其中 X表示影响因素向量，β为系数向量。 在计量检验中一般使用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对于此类二分选择模型进行估计，但是 从式(1) 可以看出,系数因子（β）及其符号只能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取 1或 0的影响方向,而无法 得知其影响程度如何。因此,仅估算系数是不够的。通常还需求出概率对 X的偏导数,表示 X 对概率 的边际影响. 对式（1）的相关估计结果详见表 3。 XI ββ += 0 （1） 表 3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影响因素的 Probit回归结果 因变量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已签订＝1；未签订＝0 自变量 系数 P值 边际影响 性别 0.1038 0.640 0.0384 受教育程度 0.3998*** 0.003 0.1492 年龄 0.0732 0.441 0.0273 健康状况 0.1190 0.580 0.0439 接受培训 0.9857*** 0.000 0.3708 家乡来源 0.2634 0.165 0.0987 技能水平 0.3314* 0.101 0.1248 就业途径 -0.1335 0.494 -0.0498 常数项 -2.0516*** 0.000 对数似然值 -122.049 卡方检验值 57.13 Pseudo R 2 0.1897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显然，对数似然值、卡方检验值和拟R2等相关指标均说明模型的整体效果良好。由表3，我们不 难看出： 与外来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的指标是：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 和技能水平等代表人力资本状况的变量。其中前两个变量的影响不仅在 1％水平上是显著的，而且 边际效应也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上升一级，其与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的概率上升 14.92％；而在进入城镇后接受过相关的职业培训将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 上升 37.08％。农民工拥有的技能水平对其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也有正向的影响，并且在 10％水平 上是显著的，只不过边际效应略小一些。 很显然，以上三个变量从不同方面衡量了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受教育程度代表了一个劳动 者的基本文化素质，而接受过相关的职业培训和较高的技能水平则代表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 以上研究发现职业培训对农民工获得劳动合同的影响明显强于技能水平，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 农民工进城以后所接受的职业培训往往针对性更强，对于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提高 就业质量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通过相关性检验，我们发现农民工的技能水平与其在进入城市以后 379 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0.385，这说明农民工所拥有的某些技能可能是在进入城 镇之前获得的，而这些技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适用性有限，从而导致其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和边 际影响均小于接受职业培训。 除此以外的其他因素，无论是个体特征变量还是社会资本变量，和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之间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关系。 （二）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研究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如下选题：“您一般多长时间更换一次工作 单位”，可供选择的选项有“不足 3个月”、 “3～6个月”“6～12个月”、“1～2年”和“2年及以 上”，我们对以上五种回答分别赋值 0、1、2、3、4。因为此时的取值不再介于 0和 1之间，并且这 五个选择之间是有排序的，因此 Probit 不适合处理这种情况。在此我们使用排序的概率选择模型 （Ordered Probit Model）对其进行估计，相关的估计结果见表 4。相关的指标说明模型的整体效 果良好。 表 4 就业稳定性与工资水平影响因素的 Ordered Probit回归结果 因变量 更换工作的平均间隔 月工资 自变量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性别 -0.2353 0.150 0.9283*** 0.000 受教育程度 0.1585* 0.102 -0.0878 0.410 年龄 0.3390*** 0.000 1.4249*** 0.000 年龄的平方 -0.2742*** 0.001 健康状况 0.0849 0.595 0.0480 0.785 接受培训 0.3187** 0.041 0.1384 0.421 家乡来源 0.3636*** 0.010 0.2959 0.061 技能水平 -0.1956 0.223 0.9053*** 0.000 直系亲属 0.2933* 0.084 -0.1919 0.298 就业途径 -0.3640** 0.023 对数似然值 -360.370 -262.120 卡方检验值 44.80 94.44 Pseudo R 2 0.1585 0.1526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 从就业的稳定性来看，Ordered Probit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农民工更换工作的时间间隔和受 教育程度、年龄、接受培训的状况、家乡来源以及直系亲属情况存在着显著的关系。 首先，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具有积极的影响。其中来自江苏省内的农民工，往往 拥有更为发达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获取相关的信息方面更有优势，并且对于本地（南京）的生活更 加适应，因此工作的稳定性更强，并且这一关系在 1％水平上也是统计显著的；而有直系亲属同在 本市的，工作的稳定性也显著增强。 其次，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较高、进 入城市以后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倾向于在某一单位工作更长的时间，工作的稳定性较强。 此外，从个体特征的角度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也在显著增加，这可能 380 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农民工的积累的工作经验也在增加，从而导致工作的稳定性增强； 而另一方面，年龄大的农民工，本身可能也更加偏好稳定性强的工作。 至于其他因素，例如性别、健康状况等，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关系。 （三）工资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 工资水平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也经常被采用。本次调查将南京市外来 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分为四个档次：“850 元及以下”、“850～1200 元”、“ 1200～1500”和“1500 元以上”，我们分别将其赋值为 0、1、2、3。因为同样涉及到排序的问题，因此依然使用 Ordered Probi 模型对其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4。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个体特征的角度来看，性别、年龄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关系。 在前文关于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就业的稳定性研究中，我们没有发现在农民工之间存在性别差异 的证据。但是表 4的估计结果却显示，在其他条件均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将高于 女性农民工，并且这种性别差异即使在 1％的水平上也是显著的，这说明在外来农民工的群体之间 依然存在着工资水平的性别歧视的现象。 此外，根据以往相关研究的经验，我们把年龄和年龄的平方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发现两者的系 数在 1％的水平上均是显著的。其中年龄平方项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外来农民工的 工资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显然是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所导致的。 其次，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表 4 显示：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报酬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这种关系在 1％的 水平上也是显著的。而除此以外的人力资本指标，例如受教育程度，与农民工的工资报酬之间并没 有显著的关系，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发现，这可能是因为农民工能够进入的行业多 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不需要太多的教育；此外接受培训的状况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之间也没有表现出 显著的关系，我们估计这可能与培训费用的分担有关，根据劳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培训可以提高 劳动者的生产率，而这种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将由培训费用的承担者享受。在本次问卷调查中，50％ 农民工的培训费用是由其所在企业完全承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培训的收益很可能为企业所获取， 而没有表现为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高。 第三，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在表 4中，我们发现：如果农民工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是由其亲戚朋友所介绍，那么其工资水平 将低于那些通过其他方式获得工作的农民工，并且显著性水平很高。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可能是：依赖亲友介绍获得工作的农民工往往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劣势，而随着劳动力市场化程度 的提高，人力资本方面的劣势将导致这部分农民工获得较低的工资。此外，是否有直系亲属在本市、 家乡来源与外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并不能帮助农民工 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 四、结论 在上述研究中，我们以南京市的外来农民工为例，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就业的稳定性以及工资 水平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人力资本状况是决定城市中外来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在受教育程度、接受培训的状况以及技能水平等方面具有优势 的农民工，其就业的质量也较高。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对于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实证研究的结 381 果，这种职业培训由于针对性强，有效的增强了受训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从而对于提 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具有显著而强烈的积极作用。从本次调查的情况来看：在所有接受过职业培训 的农民工当中，由企业负担费用的占50％；农民工自费的占32.6％，而由政府负担费用的比例仅为 3.26％，其他情况约为14.13％。显然，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重 视力度。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可能才是提高其就业质量，进而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最有 效手段。 其次，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所研究问题的不同，本文使用了农民工获取工作的途径以及直系亲属的情况等指标分析了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发现在社会资本方面具有优势的农民工，其工作的变动较为频 繁，在城市中取得一份稳定工作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但是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工资报酬方面， 社会资本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积极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外来农民工就业中的市场化程 度已经很高了。 第三，个体特征对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有限。 我们的研究发现，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其就业的稳定性相对较好，但是年龄与其工资水平之间 是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关系，而年龄与劳动合同的签订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在我们的研究中，健 康状况与就业质量的三方面指标之间均没有显著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本次调查中的农民工身体健康 状况普遍较好有关；而研究还发现，除了工资水平以外，在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就业的稳定性方面，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感谢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季璐、王美蓉两位老师和商瑶、张晋等同学提供的数据支持） 参考文献 1.高文书：《进城农民工就业状况及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石家庄、沈阳、无锡和东莞为例》，《中国农村 经济》2006年第1期。 2.杜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 年。 3.蔡昉、都 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 年。 4.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1 期。 5.李建民：《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及其对农村劳动力供求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 期。 6.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7.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8.张永丽、黄祖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1期。 9.候风云：《农村外出劳动力收益与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财经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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