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第一部分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司马迁的时代、家世与生平 司马迁与《史记》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作家和一部古代名著，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张图片就是司马迁墓，在陕西韩城的黄河边上，左边这张图是一个山坡，由下曲曲弯弯向上，这个山坡下边有一个牌坊，上写着“高山仰止”，表现了后代人们对司马迁人格的敬佩。接着一道门、一道门地向上走，走到最后是一个院，这个院里头就是司马迁的墓。 对于司马迁的时代、家世、生平里边，我觉得应该注意四点： 第一点是司马迁的时代。司马迁的时代也就是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时代一方面是非常的辉煌，文治武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劳动人民也是充满了苦难的，由于汉武帝在他的做皇帝的五十多年间，有三十多年几乎是一直在打仗。老百姓要当兵、修城、服各种劳役，搞得大家很痛苦，也把个国家搞得很穷。汉武帝辉煌的这一面，与老百姓受苦的这一面，在《史记》里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二点司马迁的家世。司马迁的祖辈里边出过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出过军事家，出过管理经济的人材。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呢？这是因为《史记》的内容很丰富，不光是写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而且它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具有一种百科全书的性质。司马迁哪里来的这些知识、这些思想呢？其中有不少是跟他的家世渊源分不开的。比方说他们的祖辈里出现的一些卓越的军事家，最早的是战国时代的司马错，跟张仪同一个时代，司马错帮着秦国灭了巴蜀，第一次把今天的四川省与重庆市一带收归了秦国的版图，这个事情对于秦国的强大，对于秦国日后吞并东方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司马迁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祖先叫司马靳，这个人跟秦国的名将白起是搭档，最有名的一次战役是长平之战，打败了赵括，活埋了赵国的降兵四十多万。 《史记》里头还有很突出的经济思想，其代表性的经济著作有《平准书》、《货殖列传》。《货殖列传》各位要是有时间可以读一读，虽然它是一篇经济学的论文，但是读起来很轻松、很省力。它这里边表现的思想，比方说重视私人工商业，总结了很多经商的窍门，为杰出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等等，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史记》里边所以能出现如此先进的经济思想，这与司马迁的祖先在秦朝和在汉朝初期管理过经济、管理过市场有关。司马迁有一个爷爷当过长安市长，也就是管理汉代首都长安城的集市贸易。现在的出土文物里面有“长安市令”的封泥，就是当时集市管理长官所盖的印章。这样的家世、家庭与司马迁从小参加过劳动、接触劳动人民，都影响着司马迁的知识结构与其进步思想的形成。 第三点是司马迁游历与考察。司马迁在他二十岁到三十五岁这十几年，曾到全国各地进行过考察、游历，先后到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又奉使到过四川、贵州、云南，又跟随汉武帝周游过东部沿海，北部的长城，西部的宁夏、甘肃等地，这些对于他的接触劳动人民，接触实地，对于他的增长知识，提高思想认识，都有重要作用，为他日后的写史打下了基础。 第四点点是他受宫刑的问，司马迁写《史记》，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十一二年，在写到第六年的时候，因为李陵打败仗被匈奴所俘，司马迁给李陵说过话，受了宫刑。这件事情对于司马迁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在肉体上、精神上都是极大的摧残；但它也使司马迁的思想得到了提高，得到了升华，让他的眼光更加敏锐地看清了统治集团的黑暗。如果司马迁没有这次受宫刑，他只是接着他父亲的职业来做这个太史令，他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受宠若惊，一心只图报效“英明的皇帝”，如果司马迁一辈子老是处于这样的一种思想状态之下，你想他这部《史记》将会写成了什么样子呢？也正是由于司马迁的这种特殊经历，从而使他的头脑更清醒，思想更进步，使他看历史的立场、角度更加接近下层人民。 我们读《史记》的时候，经常感到其中对统治阶级有一种深刻的批判性，在叙事写人的过程中常带有一种强烈的的民主成分、带有一种浓烈的悲剧气氛，这些都跟司马迁的时代与生平有密切的关系。 二、《史记》其书的学术定位 《史记》是一部怎样的书，在学术上怎样给它定位？我们在研究别的历史著作时不存在这个问题，而在《史记》上存在问题。 我觉得第一条，《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历史著作。这一条应该说用不着讨论，班固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一部历史书要是能够达到“不虚美、不隐恶”，能够达到实话实说这可不容易啊！尤其是司马迁跟别人写的历史不一样，从班固以后都是这个王朝灭亡了，下一个朝代的人给这个朝代写历史，例如唐朝的历史是宋朝人写的，宋朝的历史是元朝人写的，元朝的历史是明朝人写的，如此等等。而司马迁不是，他是本朝人写他本朝的历史。《史记》上起黄帝、尧、舜，共写了将近三千年，其中最重要、最精彩、最难得的部分是哪一段？无疑是秦末以来的汉代部分，尤其是汉武帝在位的这五十来年。司马迁作为汉武帝的一个臣子，他写汉武帝这个时代的历史，其麻烦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而居然能被班固称为“不虚美，不隐恶”；能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可以想象司马迁是多么不容易、多么难能可贵了。 第二条，《史记》不光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古代最杰出的文学著作之一，是我国写人文学的开创者。《史记》不仅被两千年来公认为古代散文的典范，而且《史记》的写人成就具有一种超前的成熟，对我国后代小说、戏剧、传记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有位评论家在说起《史记》的文学成就时说：“我国古代的写人艺术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史记》，一个是《红楼梦》。 第三条，《史记》具有古代百科全书的意义，你要想研究中国古代的任何一门学问，你要想探讨它的渊源，探讨它的历史，你就要使用《史记》。司马迁是对先秦的各行各业、各门学问都进行了研究、进行了总结、进行了归纳的。比方说你要想研究中国的军事史，你上哪里去找材料？先找《史记》。《史记》里边有一篇《律书》，《律书》就是兵书。把《史记》中的《律书》序与《史记》里边的军事家列传综合整理一下，这就是中国古代军事史的轮廓。至于你要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法律、研究天文、研究中医，你都离不开《史记》。《史记》是集先秦与西汉文化之大成，是我们研究古代任何一门学术的门径、是一个台阶，对于我们做学问来讲，可以使你花的工夫少，得到的收获多，由此入手，事半功倍。 第四条，《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他自己归纳了三句话，这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什么叫“一家之言”呢？“一家之言”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论，如《孟子》、《荀子》、《韩非子》这些先秦各家的思想学说，都叫“一家之言”。梁启超说：“司马迁的写《史记》，就像董仲舒写《春秋繁露》，荀况写《荀子》的性质相同，只不过司马迁的书是以历史的形式出现而已。故仅以读近代史的方法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也就是说，司马迁是通过历史这种载体，来表现一种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史记》里边处处流露着司马迁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到处表现着司马迁对美好事物的歌颂，与对丑恶现象的批判。从这个角度说，读《史记》就是读司马迁。 三、司马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贡献，我觉得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他对先秦的历史资料广泛地进行了收集、汇总，并将谱列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科学、系统、完整的古代历史书。司马迁依据《尚书》、《逸周书》、《国语》等等整理了夏、商、周古代历史的轮廓；他依据《春秋》、《左传》、《战国策》等等比较细致地整理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尽管这里头有些局部的错误，但是主要的方面是很好的，尤其是有关春秋时期的篇章都比较清晰。《史记》写战国时期的历史错乱较多，这是由于战国时期的东方六国的历史书，都被秦始皇烧了。秦始皇烧书把最用力烧的就是东方六国的历史书，因为东方六国的历史记载了秦国吞并东方的过程，充分地记载了秦国的残暴，所以秦王朝必须把它们全部销毁。司马迁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理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么一个线索，给后来人研究战国史提供了方便，对的让大家吸收，不对的让大家纠正、补充。总之，这是司马迁研究古代历史所做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在司马迁的《史记》出现以前，中国古代的历史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的，有口头的，有书面的，独立成章，互不统属。而司马迁是头一个把古代史料汇总起来，谱列成一个周密的整体。自从司马迁做了这项工作，后来的人们再想读夏、商、周的历史，再想读春秋、战国的历史就非常方便、非常之省劲了，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方面是司马迁整理、记载了秦朝统一以来，以及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和刘邦建国以后的西汉王朝前期的历史。这一部分完全是出于司马迁的独创。司马迁整理先秦史，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做参考；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可供司马迁做参考的历史书就完全没有了。司马迁完全是靠着档案馆里的档案，跟各处收集、调查的资料，以及各种口头的、书面的传说等等，来进行加工、进行谱写，所以说从秦始皇统一到汉武帝征和年间，这一百四五十年间的现当代历史的谱写，都是司马迁的功劳，是司马迁的独创。 收集材料很麻烦，但只要下工夫还能解决；还有一个就是有关现当代历史的很多的事情写起来很麻烦，而且不好解决。对于汉朝的这些帝王，如果你一个一个地都是歌功颂德那当然就没有问题了；或者是对于前边的皇帝有些批评，但对于汉武帝就必须歌功颂德，否则你就要倒楣。但司马迁居然能够把秦朝统一、秦朝末年以来一直到汉武帝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写成了今天《史记》中的这种面貌，就像班固说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把汉武帝的功劳写了，把他认为汉武帝该受批判的种种问题也都写了，这可不容易呀。唐朝的刘知几曾说，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家要有“史学”、“史才”、“史识”。但光有“史学”、“史才”、“史识”，而没有历史家的良心和勇气，也还是白搭。到了清朝章学诚又提出一项“史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家，要有杰出历史家的品格，也就是历史家的责任感，要能够实事求是，要坚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后代，你怎么评价先不说，你至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后代。人们认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确是表现得高标独树，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像司马迁这样的很少很少。 四、《史记》在今天的进步意义 我们今天读《史记》，感到有哪些思想观点特别的引人注目呢？我觉得突出的有以下四方面： 其一是进步的民族观，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这种观点大体是起源于战国时期，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全面表述出来的。这个已经被现在中国的境内、境外，世界各地的华人所普遍接受。这个口号的本身科学不科学呢？当然不一定很科学；但是作为团结炎黄子孙的一个纽带，一个理论，一种思想，大家明明知道它不一定很科学，但两千多年来，它已经形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被全国人民所接受。（如五胡的鲜卑族的皇帝拓跋氏就自己宣告是黄帝的后裔）于是它就变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司马迁不仅是倡导这种认识，同时他坚定、明确地站在各民族一家，维护各民族的平等友好，站在谴责汉武帝的对外战争而同情兄弟民族、同情被压迫的汉族人民的立场上。这种思想、立场很为今天的全国人民所欢迎、所接受。 其二是进步的经济思想。司马迁的进步经济思想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司马迁认为追求财富，追求生活改善是人的本性，不论任何人全是如此。他说：做官的是为了钱、当兵的是为了钱、做工的是为了钱、种田的是为了钱，当医生的是为了钱、唱歌跳舞的是为了钱等等，谁都是为了钱。过去中学课本上曾经选过司马迁的这段话，但是后来把它去掉了。其实司马迁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人都追求生活得更好，老不满足于现在的衣食条件、居住条件、交通条件等等，正是由于人们不满足，才促使人们不断地发明创造，去不断地改善它。如果说他们一切都满足，知足长乐，那么中国的老百姓现在还在周口店那里的山上住着呢！大家不愿意在周口店那个山上住，所以要下来住楼房、要坐火车，这不就是不满足于周口店山上的那个条件吗？不满足正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第二，司马迁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秦国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因为它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管仲为什么能把齐国壮大起来，能使得齐桓公成为“五霸”的第一霸？就是因为齐国能够发展工商业。决定一国强大的是经济，不是像儒家所说能够实行“仁义”就行了。 司马迁明确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片面地“重本抑末”。重本抑末就是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一直到后来的秦始皇、汉武帝，都实行重农抑商，把工商业者划成二等罪犯。工、农、商、虞的“虞”字当什么讲呢？“虞”就是等于现在的开发山林湖海，开矿山、搞畜牧、海洋捕捞、海水晒盐等等。现在有一些部门已经归了农业，有一些部门归了工业。司马迁认为工、农、商、虞四者都是很重要的，对于社会的发展缺一不可。他在《平准书》里对汉武帝所推行的旨在摧垮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实恩格斯对于商人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说：“商人自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本身就带着一种革命的因素”。司马迁的主张被压了两千多年，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再读《史记》，才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原来这么进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为杰出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表彰他们对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其中特别写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在经商方面的才能。他说子贡建立了很多跨国公司，无论他到了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诸侯都得恭恭敬敬地出来招待他。他说孔子当时周游到一些国家，孔子之所以能受到这些国家诸侯的优礼相待，完全是由于有子贡，那是子贡花钱打点的结果。后代读者对于这段有关子贡的说法多抱怀疑态度，但做为司马迁的一种思想观点无疑是真实的。这对于轻视商人的孔子来说，带有某种程度的嘲弄。 其三，是《史记》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尤其是对于汉景帝、汉武帝的为人与其所推行的各种政策的批判。过去讲历史一讲到“文景之治”，人们便往往对于汉文帝、汉景帝产生一种恭敬仰慕之情。但读过《史记》的人就不会再这么盲从。对于汉文帝，司马迁的确有赞颂的一面；但对于汉景帝，则批判的成份就相当严重了。汉景帝是司马迁的笔下最狠毒、阴暗的人物之一，汉景帝一生最光辉的事情恐怕就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但是司马迁写到汉王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也对汉景帝没有一句赞美的话，而是充分地写出了汉王朝中央集团的狠毒、腐朽与自私。对于汉武帝的尊儒与对外战争，对于汉武帝的经济政策与酷吏，对于汉武帝的迷信鬼神与追求长生不死，对于汉武帝的专制独裁与其晚年悲剧，《史记》中都有非常具体而尖锐的揭露与批判；相反，倒是对饱受统治者摧残的游侠、商贾以及其他各色的小人物大唱赞歌，为他们树了碑、立了传。 其四，是《史记》里边歌颂、赞扬了一种积极而又奋发有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史记》所歌颂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有积极上进，勇于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都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特点。这些人也可能是为了某种道德观念，或是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或扬名，对此我们不必过多追究，关键是看他们客观实践的效果。他们不光是司马迁喜欢的英雄，像管仲、晏婴、陈涉、项羽、李广、郭解是如此，即使是他比较讨厌的人，比如像李斯、主父偃也有这种抓紧机会干一番事业的特点。司马迁为历史人物立传的标准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 《史记》里歌颂了很多为正义、为崇高目标献身的人，如屈原、荆轲等等，这些人都死得很有价值。过去我们讲廉颇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往往偏重于赞美他的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同事、同僚面前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司马迁赞扬蔺相如还不光是这个，他是赞赏蔺相如在秦王面前能够豁出去，蔺相如“一奋其气，威伸敌国”，气势压倒了整个秦国的宫廷。他说蔺相如是好汉子，他维护了赵国的国格，维护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使者的人格，别说他经过巧妙斗争胜利地回来了，即使他在这个时候死在秦国的宫廷也是重于泰山。这是赞美蔺相如的生死观，赞美他在关键时刻能够豁出去。 司马迁一方面歌颂重于泰山的死，一方面又否定轻于鸿毛的死，他赞扬要留下生命忍辱奋斗地干一番事业。这在《史记》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像伍子胥、越王勾践、韩信就都是这种人。毛泽东主席当年曾跟他身边的人讲：中国古代有两部大书，一部叫《资治通鉴》，一部叫《史记》，都是两个在政治上倒了楣的人写的。毛主席说看起来人倒楣、栽跟头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它可以鼓起斗志，奋发精神，争取最后的胜利。 司马迁人生观、生死观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财富，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一份好教材。 五、《史记》中有的篇章段落只能当文学、当寓言故事读 前边讲的都是有关《史记》历史性方性面的问题，所讲的各种思想也都是通过历史人物、历史故事透露出来的。《史记》中还有一些篇章，它所写的人物、故事根本不是历史，根本不可信，我们只能把它当做寓言、当做文学读，比方说《伯夷列传》。伯夷、叔齐究竟是什么人？在先秦书里是不清楚的。《论语》里面孔子只说了一句“伯夷叔齐对人不记仇，所以怨恨他、讨厌他的人不多。”说伯夷最多的是《庄子》，其中好几条。但《庄子》是寓言，它说的人你能够信以为真吗？而且在同一部《庄子》里面一会儿说“伯夷叔齐，孤竹国之二士也”，是两个略有文武技能的层次不高的人，几乎是平民；一会儿又说“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又成了该国君主的两个儿子，是大贵族； 司马迁就取了《庄子》中的“贵族公子”这一说，然后就编成了这么一个“义不食周粟”而最后饿死于首阳山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思想寄托应该是不少的，诸如歌颂礼让，反对武力征伐，歌颂那些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与道德，对汉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位而彼此凶杀有强烈的对照意义，以及抒发作者个人的怀才不遇，遗恨没有一个权威人物给自己以荐拔提携等等。这些意思都很好，都是客观存在；但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物本身不可信。 再比如说《滑稽列传》写了个滑稽人物叫做淳于髡，淳于髡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劝说齐威王不要整天喝酒，不理国家政事。淳于髡说话的方式很巧妙，他对齐威王说：“外头有一只鸟，三年不飞也不鸣，请问这是什么鸟？”齐威王说：“这我知道，这个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他立刻砸了酒坛子，抓紧处理国家大事，把个齐国搞得很强大。 你说这个故事的可信程度有多少？而且就在这同一部《史记》里，司马迁转身就把这个故事又安到别的人身上去了。他说大名鼎鼎的楚庄王，刚上台时荒淫无道，伍子胥的爷爷伍奢就巧妙地编了这么一个寓言来劝说他，后来楚庄王成了著名的“五霸”之一。 再比方说李广，司马迁说李广有一次喝醉了酒晚上出来，看到草丛中有一只猛虎，李广一箭射去，把这只老虎给射死了。赶到第二天早晨一看，那原来是一块大石头，李广的那支箭都已经射到石头里面去了。这个故事在《史记》以前有好几起，在《史记》以后也有好几起，如春秋时期的养由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李万岁，都有过这样的事，而且都被一本正经地写在历史上。你说可信么？事情尽管不可信，但却叫人感到这个人物身上的神话色彩、浪漫色彩，使得这个人物更加生动，更令人喜爱。 司马迁喜欢项羽，写了他在战场上的百战百胜，至于他被韩信一举消灭的垓下之战，司马迁没有写在《项羽本纪》，而是写在了《高祖本纪》里。在《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全副笔力、全副精神描写了项羽在穷途末路的大显神通，以寄托司马迁对他喜爱的这位悲剧英雄人物的无限遗憾与同情。首先他写了项羽被包围在垓下时的慷慨悲歌，他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感动得身边武士都趴伏在地，泣不成声。宋代朱熹对此赞叹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对此感叹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司马迁的文章确实是太好了，使读者们不由地跟着他的心路诚心诚意地为项羽感动了两千年。但如果静下心来总结一下写作方法。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加工虚构是很多的。钱锺书的《管锥编》引周亮工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这“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八个字，可以说是准确地抓住了司马迁写《史记》的诀窃，而且也非常精明地把握了读书的方法。 接着司马迁又写了项羽以二十八个人对汉军五千人的东城之战。二十八个人分成四组，冲入汉军五千人的军阵之中，把汉军杀得人仰马翻，死者不计其数。事后集合清点，项羽只损失了两个人，还剩有二十六个。如此精确的数字，司马迁是从何而来？也幸亏是二十八个，如果是二十九或二十七，这四个组就不好分。前些天我看电视剧《亮剑》，看到李云龙的骑兵连与日寇骑兵大队进行悲壮决战的情景。最后只剩了连长一个人，也还是大呼着“骑兵连，冲锋！”只身向着日寇的骑兵大队冲去。我想项羽当年大概就是这样与刘邦的追兵进行最后一战的。这是作家对战死者的倾心歌颂，是无以复加地光辉礼赞。这些战死者，虽败犹胜，虽死犹生！ 这些细节的夸张描写，对于整个的历史进程，对于整体历史的真实不会起多大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塑造，以及对于后世读者的影响却有重大的作用。司马迁懂得这个，他喜欢项羽，他不能够让他喜欢的英雄稀里糊涂地就这么很快地倒下去。他必须让他在最后关头好好地表现表现。说实在话，项羽所以能在后世读者心目中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关键就在于司马迁《史记》中的这种安置与如此全副感情的描写。如果没有《史记》，只有班固的《汉书》传世，那么项羽留给后人的印象就绝对不像今天这种样子了。 这是司马迁文学天才的极大成功。 六、《史记》文章时常流露着司马迁的身世之感 司马迁写《史记》，有时让历史人物说司马迁要说的话。比如《苏秦列传》说苏秦第一次出去游说诸侯，失败回来了，回到家里妻子瞧不起他，嫂子也瞧不起他。苏秦就关上门苦读，读累了打瞌睡，就拿起锥子照着大腿上扎，就这样一直发愤苦读好几年。第二次再出去游说，成功了，身佩着六国相印，经过他的故乡洛阳。洛阳是周天子的京城，周天子组织人夹道三十里欢迎苏秦。苏秦发现他的嫂子跟他的妻子也在夹道欢迎的队伍里。等苏秦快要走到他嫂子旁边时，他嫂子就匍匐前进地爬到了苏秦的跟前，把脸埋在土里不敢抬头。苏秦说：“嫂子过去为什么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对我如此客气呢？”他的嫂子说：“是由于叔叔您官又大，钱又多。”苏秦一听就感慨地说：“假如我当初要是有紧靠京城的良田二百亩，我就轻轻松松地当大富翁了，我还会发愤苦读而熬到今天的佩六国相印吗？”这话是苏秦说的，实际上他是说的司马迁的话。我如果当初要是不受宫刑，我能像今天这样艰苦奋斗吗？我们查一下司马迁所用苏秦材料来源的《战国策》，看原文是怎么写的。苏秦的原话是说：“当初我穷困倒的时候，妻子不以我为夫，嫂子不以我为叔；现在我有官有钱了，全都来巴结我，怕我。可见做人怎么能没有金钱富贵、没有权位势力呢？” 《史记》上还有一个人物叫韩安国，韩安国做官做到御史大夫，御史大夫相当于国家副丞相。有一回，韩安国犯了罪，下了监狱，于是那些狱卒们都来欺负他，打他、骂他。韩安国就说：“你们这么对待我，难道就不怕我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吗？”狱卒们说：“就凭你还能东山再起？”韩安国说：“死灰尚能复燃，何况我曾经做过御史大夫呢？”有个狱卒竟狠狠地说：“你还能死灰复燃？你要能死灰复燃，我就拿凉水泼。”后来没过两个月韩安国又被起用，官复原职。韩安国就把几个狱卒叫来说：“看看，我已经死灰复燃了，你们可赶紧用水泼啊！”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也是司马迁写他自己，司马迁想当初下狱、受宫刑的时候，所受的那个罪，受的那个耻辱，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都是认为你怎么还不死？你还有什么脸活着？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凡是遇到一个优秀人物、一个有才干的人物，一旦倒楣下狱时，司马迁总是要写别人怎么欺负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如何坚定地回应，以及日后东山再起云云，这都与司马迁的身世紧密相关。 《史记》写到报复、报仇的问题，也往往很动感情。比方说李广因犯罪被罢官在家闲居的时候，有一次晚上在外头喝酒不看时间，街上已经戒严了他才回家，结果让警察给拘留起来，一直关到天亮。这件事情本来是李广不对，可是李广还偏偏记恨人家，等到李广后来又被起用为将军，他把这个警察调到他的部下，找个借口把人家给杀了。这本来是一件有损李广名声的事，但司马迁竟然把它当成一件得意的事情写在李广传上。这不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吗？问题就出在司马迁同情落难的人还被人欺侮，内心深处总有一些不能释怀的东西。 还有韩信，韩信不是曾被一个流氓逼着从大腿底下钻过去吗？后来韩信灭了项羽，被刘邦封到韩信的老家江苏淮阴一带去当楚王了。侮辱韩信的那个流氓一听此讯吓得逃跑了。韩信下令把这个流氓找来，把自己的部下都招集起来，当众说：“当初他让我从他腿底下钻，难道我不能杀了他吗？我所以不杀他而从他的腿底下钻，就是为了今天。但他也是个好汉，他敢于向我叫板，我今天要给他个官做。做个什么官呢？中尉。当时的中尉，在诸侯国里是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这个官是相当大的。于是有人就讲，韩信真是胸襟广阔啊，宰相肚子能撑船，不像李广那么小肚鸡肠。我说这只是说对了一半，韩信是比李广强，李广那个报复狭隘自私，简直是不择手段。韩信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报复心了呢？也不是。如果他要是丝毫没有报复心，事情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丢开不提不就完了吗。而韩信不是，他要把部下都召集起来，要当众把过去的事情讲上一遍。要说一通当初我不杀他就是为了今天，我今天不仅不为难他，还要给他来个官做。这么一折腾，韩信所得到的那份满足感简直是古往今来一切其他手段所无法得到的，压了多少年的一口气终于吐出来了，而且这件事还使得两千年来家喻户晓，人人称颂。你看韩信的这种报复该有多么高级？ 这些，我觉得都跟司马迁个人的身世、个人抒情有关系，从这个角度说，读《史记》，不就是读司马迁了吗？ 第二部分 司马迁如何写项羽与李广，使之感动读者两千年 一，关于《项羽本纪》 《项羽本纪》写了项梁、项羽叔侄继陈胜之后起兵北上，拥立楚怀王，大破秦兵；以及项梁兵败身死后项羽夺得兵权，率军救赵，大破章邯，促成了秦王朝的崩溃，成为了起义军的实际领袖；鸿门宴后，项羽大封各路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但好景不常，随着田荣、彭越、陈余等人的起兵反项，刘邦乘机轻而易举地夺回了关中；又趁项羽北讨田荣之机，刘邦一举攻下了项羽的国都彭城，楚汉战争正式拉开了大幕。虽然项羽以少胜多地大破刘邦于彭城，打得刘邦溃败西逃，但刘邦终于在荥阳、成皋筑成防线，从此两军形成对峙；此后随着刘邦部将韩信灭魏、灭代、灭赵、灭齐的北路进军，与刘邦盟友彭越在项羽后方游击战、运动战的广泛开展，以及刘邦政治攻势、外交攻势的发动，项羽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孤立，彼此军事实力的强弱遂发生根本性的逆转；最后在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形势下被韩信大破于垓下；项羽突围，被汉军追击自杀于乌江浦。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文学色彩最浓厚的篇章，是关于秦末义军灭秦和楚汉战争惊心动魄的艺术画卷，它具体、生动地记录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悲壮时代；项羽是司马迁笔下最生动、最豪迈的悲剧英雄，其不朽功勋在于巨鹿之战的大破秦军主力，并进一步迫使章邯率部降楚。这一来不仅使秦军的主力被消灭，而且促成了秦王朝内部的瓦解，同时也给刘邦的入关灭秦创造了有利条件。项羽是一个战场上的英雄，但对政治斗争却一无所知。项羽与刘邦较量的失败是必然的，但项羽作为一个反秦的英雄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项羽本纪》的思想意义在于，其一，它不以成败论英雄，它歌颂了项羽的丰功伟绩并给予他至高无上的历史地位，如项羽被列入“本纪”，以及司马迁作《秦楚之际月表》称这个时段为“秦楚”等等，这都是班固等其他历史家所无法比拟的。 其二，作者同情项羽不假，但对项羽一切失败因素的描写，诸如他的生性残暴，肆意杀戮，丧失人心；他的只讲军事不讲政治，不讲外交；只相信个人才干，用人唯亲，不懂得广招贤才，团结五湖四海等等，也都写得非常具体、非常准确；相反，司马迁讨厌刘邦，但他对刘邦政治思想、战略战术，尤其是他的能顺应时代、应合民心，他的善于用人以及那种像条件反射一样的随机应变的本领，都令人叹为观止。在作品最后的论赞中作者又一分为二的称道了项羽的功勋，也准确的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作者的交代全面，评价准确，表现了司马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其三，《项羽本纪》所展示的重大历史场面的复杂性与深刻性，《项羽本纪》所描绘的人际关系与种种细节的深沉的历史感，都是前所未见的。诸如项梁、项羽在起义前的一系列日常表现；诸如项梁、项羽与楚怀王关系的一系列描写；诸如鸿门宴前后双方决策人物的种种思想与与活动；诸如项羽、刘邦在广武山两军对阵既斗文、又斗武的剧烈情景；以及项羽临死前认输而不服气的于穷途末路大显神通。这些既有故事传说，又有作者的合理想象，其所展现给读者的场面、人物都既有鲜活事实，又具有深沉的人生阅历，所以使人百读不厌。 其四，在艺术上，《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其叙事之生动，其语言之精彩，尤其是对项羽、刘邦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描写，其成就更是空前的。他们既有英雄的伟大，又有普通人所常有的弱点，千载之下读之，仍觉其虎虎有生气，历历如在目前。钱锺书称赞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形象说：“《淮阴侯列传》韩信曰：‘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羽本纪》历记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而屠咸阳’；《高祖本纪》‘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骠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高祖本纪》于刘邦隆准龙颜等形貌外，并言其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叙，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喑噁叱咤’；‘恭敬慈爱’与‘骠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管锥编》) 其五，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最雄伟的悲剧英雄，《项羽本纪》也是司马迁倾注心力最多的艺术篇章。它通过一些带有明显立场倾向的故事传说，通过一些凝聚着强烈感情的情节与细节，潜移默化地感染读者。如“鸿门宴”，司马迁把以项羽、刘邦为首的“诸侯反秦”向“楚汉战争”转变的这一重大关键时刻的尖锐复杂矛盾，把矛盾双方的心思手段都都围绕这场宴会表现出来，这是作者高度概括剪裁的结果。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怎样的呢？项羽想杀刘邦是事实，就像刘邦也想杀项羽一样。但是项羽能否杀得了刘邦呢？一，项羽虽有四十万人，刘邦也有十万，还不到“十则围之”的程度；二，关中地区是刘邦有了基础的地方，极得民心拥护，唯恐刘邦不得关中王；三，项羽是先杀了二十万关中子弟而后进入这个地区的，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是项羽不共戴天的仇敌；四，各路诸侯都知道楚怀王当初的约定是“先入关者为关中王”，如果项羽不仅不让刘邦为关中王，还要将刘邦杀死，这就要在各路诸侯的面前失信，甚至在自己的地区、自己部下的军民中丧失人心，他的失败就会更快；作为刘邦一方，眼下势力明显不如项羽，也不敢轻于向项羽硬抗。因此双方都有妥协让步的可能，其关键一点是刘邦让出关中，而这一点刘邦又做到了。 司马迁没有明确点出这些幕后的复杂交易、相互妥协，只是写了项羽在“鸿门宴”上不理睬范增，这就给读者造成了项羽忠厚慈和、胸无杀机的印象，令人为他日后的失败感到遗憾，进而对之产生同情。其实事情本来也很明显，如果“鸿门宴”确实危险很大，刘邦去了八成会回不来，你说刘邦他还会去送死么？刘邦可不是那种“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人。清代诗人郑板桥在一首名叫《项羽》的诗中写道：“已破章邯势莫当，八千子弟赴咸阳。新安何苦坑秦卒，霸上焉能杀汉王？”项羽在没有入关之前，在地利、人和方面就早已经完全输给了刘邦。明代丘濬的一首乐府歌辞写到这件事说：“公莫舞，公莫舞，不必区区听亚父。霸王百行扫地空，不杀一端差可取。”项羽一辈子所做的错事无数，只有这一件还算是明智。说得真是精彩！ 毫无无问，“鸿门宴”做为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故事，司马迁是写得极好的，不论是人物语言、心理活动，斗争场面，都写得活灵活现，堪称经典。在从《史记》之后直到唐人小说出现以前的八百年间，还没有任何一篇写人作品能够超过它。 关于“垓下作歌”“东城之战”“乌江自刎”，这些对项羽末路的生动描写，更显然是司马迁的悲慨抒情。宋代朱熹称赞项羽的作歌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但这是写历史么？不，这是写诗、写小说、写剧本。钱锺书《管锥编》引清代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笔补造化”四个字，实在是太深刻了。我觉得读古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真的是读出了点味来。试想，《史记》中如果没有这段抒情性的动人描绘，项羽还能在读者头脑中留有如此慷慨悲壮的印象么？ 项羽一生残暴，攻下敌城往往是“皆坑之”、“尽屠之”、“烧夷城郭室屋，系虏老弱妇女”，最严重的是一夜活埋秦兵二十万。但对这些，司马迁只是一带而过，留在读者记忆中的只是一些数字符号，引不起读者的感情憎恨。试想，如果对项羽这些残暴的屠杀描写一两个令人发指的细节，读者还能像今天这样对项羽的残暴如此宽容么？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要让他的悲剧英雄在穷途末路大显神通，他用他的二十八个人大战灌婴统领的五千人；他们冲进冲出，如入无人之境，光是项羽一个人就杀了汉军“数百人”；项羽的一声大吼，吓得刘邦的一位将军连人带马滚出去了好几里地。最后他面对一个投降了刘邦的楚军叛徒说：“若非吾故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说罢拔剑自刎而死。刘邦的部将王翳赶紧奔过去割下了项羽的人头，其余的骑兵蜂拥而上去抢项羽的尸体，单是因为争夺打架互相拥挤践踏，就死了好几十号人。 司马迁写刘邦部下的如此卑鄙恶劣，不就是为了反衬项羽的从容、高尚么？ 司马迁已经向读者交代过，项羽这二十个八对刘邦五千人的战斗是在“自度不得脱”的前提下进行的，但读者往往不太注意这“自度不得脱”几个字，而把注意力全部放到了司马迁对项羽的抒情描写上。他说项羽逃到乌江浦时有一只小船划过来，船夫喊项羽上船，项羽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对于这段话，唐朝诗人杜牧责备项羽没有上船逃走，他说：“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归来未可知！”宋朝词人李清照则赞扬项羽的不走，她说：“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看法尽管不同，但都认为项羽是能走而不走。其实这是司马迁为项羽最后涂饰的最壮丽的一笔。如果没有这段话，则项羽只不过是个最后从容战死而已；有了这段话就表现了项羽的一种人生态度：他要用他的死来殉自己的事业，来殉自己的部下，来殉一切曾经支持过自己、拥护过自己的千千万万人民大众，也包括两千年来读这段历史的百万千万读者；有了这段话就使项羽的最后战死成为了一种自觉的有意义的行为，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至少给人的感觉上是这样的。 项羽的历史地位所以能如此高，项羽的形象所以能如此令人喜爱，关键在于司马迁的这篇文章。 二、关于《李将军列传》 《李将军列传》写了李广及其整个家族的悲剧命运，是涉及汉景帝时的国内矛盾、汉武帝时的对外战争，以及汉王朝的用人路线等一系列问题的一篇文章。李广是司马迁所偏爱的一个历史人物，文章的抒情性也很强，它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政治倾向与情感倾向。 作品满腔热情、满怀敬意地赞扬了李广的优秀品质，和他作为一代名将的卓越才干，这是一个具有司马迁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司马迁欣赏李广的第一点是武艺高强，作战勇敢。作品通过李广的射宽狭、射猎雕者、射白马将，尤其是通过他的醉后射“虎”，突出地表现了这位名将的英武风姿；更通过他追射猎雕者遇匈奴大队时的沉着应付，和在匈奴境内以四千对四万的浴血大战，表现了李广有谋有勇的名将风度。作者欣赏李广的第二点是他的仁爱士卒，不贪钱财。他“得赏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在战场上，每遇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处处与霍去病的表现成鲜明对照。司马迁欣赏李广的第三点是他为人简易，号令不烦。李广“讷口少言”，“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李广与程不识的治军方法不同，每当出征时，“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幕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所以“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李广这种做法，绝不是那种循规蹈矩，只知照章办事的人所能效仿的。司马迁之所以喜欢李广的“简易不烦”，与他讨厌当时儒生的繁文缛节，酷吏的舞文弄墨分不开。 作品揭露了汉代统治者摧残人才，揭露了汉武帝及其宠幸们迫害李广及其整个家族的罪行。早在文帝时，李广就已经为汉王朝效力了，但汉文帝只是在口头上称道他，实际并不重用。景帝时，李广跟随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但因为“梁孝王授广将军印”，结果“还，赏不行”。这是因为景帝与其弟梁孝王有矛盾，李广便跟着倒楣。到汉武帝时，李广的威望已经很高，而且在镇守北部边关有可观的业绩。但在最后与匈奴的一次决战中，由于汉武帝的迷信与卫青的私心，没让李广打前锋；而李广在东路军中因迷失道路，误了战机，事后被追究责任。李广无法忍受这种气恼，终于愤怒地自杀了。李广有其个人的缺陷，但最高统治集团故意倾轧并将李广、李蔡、李敢逼上绝路，甚至公然杀害、并对杀人者深加包庇的罪恶行径，是无法推委、无法掩盖的。司马迁对汉王朝统治集团的愤怒抨击理由成立。 但李广作为一个将军，不论是军事素养，还是政治品质都是有严重缺陷的，他骗杀羌族降兵八百人；他挟私报复杀害了执行公务的霸陵尉；他带兵不讲组织、不讲纪律；他带着百人外出遇敌，竟使其军营上下一天一夜不知将军去了什么地方。明代黄淳耀说：“李广非大将才也，行无部伍，人人自便，此逐利乘便可也，遇大敌则覆矣。”又说：“以百骑御匈奴数千骑，射杀其将，解鞍纵卧，此固裨将之器也。若夫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进如风雨，退如山岳，广岂足以与乎此哉？”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司马迁在写作方法上下工夫，居然把李广写得感动中国读者两千年，这里边的道理是可以分析的。《李将军列传》中没有写李广打过什么胜仗，最精彩的是写了一场“军功自如”，没能受赏的战斗。但由于司马迁是把他写在了以四千对四万的力量悬殊的情势下，于是就显得艰苦卓绝，慷慨悲壮，令人同情、敬佩了。李广最丢人的莫过于全军覆没，连自己也当了俘虏的那一回。但司马迁不写李广对此应付的责任，而是集中全力写他单身逃回的情形：“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抛去前因后果不管，单看这一段，称李广为“飞将军”谁曰不宜？ 但好汉不是吹出来的，李广前后共有四次与卫青、霍去病同时领兵出征：第一次是元光六年(前129)，李广与卫青同时参加关市之战，李广全军覆没，自己也匈奴捉去，只单身逃回；而卫青则率部深入，破匈奴于龙城，开汉伐匈奴之首次告捷；第二次是元朔六年（前123），李广等六将军随卫青出击匈奴，六将军或失败、或无功，唯有十八岁的霍去病以敢于深入奔袭，“斩捕首虏过当”，被封为冠军侯；第三次是元狩二年（前121），李广与霍去病分道出征，李广“军功自如，无赏”，而霍去病则大破匈奴于祁连山，夺取了河西走廊的大片领土；第四次是元狩四年（前119），李广随卫青伐匈奴，因无向导而迷路失期自杀，而卫青则大破匈奴于漠北，霍去病则“登狼居胥山，临瀚海”而归，使汉伐匈奴的功勋达到登峰造极。说一次两次“偶然”是可以的，倘说每次都是偶然，那就只能说是强词夺理了。 对卫青、霍去病，应该做出比较准确的评价：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将领，为汉王朝的强大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由于司马迁不喜欢这两个人，故而写《卫将军骠骑列传》多用虚笔，分明是卫青、霍去病有大功，但司马迁很少展开描写，尤其是对霍去病，竟然连一次正面描写也没有，其偏见可以说相当严重。 司马迁讨厌卫青、霍去病，不歌颂他们的战功，与司马迁不满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有关，他认为是劳民伤财；而卫青身为大将军，权倾天下，不能对武帝政策有所谏诤。司马迁说他“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此与《蒙恬列传》、《白起王翦列传》的“太史公曰”意思相同。 但平心而论，司马迁写卫青还是比较客观的，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描写了漠北大战；在《淮南王列传》中，司马迁通过伍被的嘴赞扬卫青说： “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 又说：“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 当写到卫青、霍去病两人时，司马迁又明显地表现了同情卫青，而讨厌霍去病，他说： “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 不仅如此，司马迁还看到了元鼎年间的卫青三子失侯，元封五年的卫青死，以及征和二年的卫皇后、皇太子自杀，卫氏整个家族被灭等等。沧海桑田，政局的变化太快了。 司马迁特别讨厌霍去病，应与他仗势杀害李敢有关，皇帝与贵戚官官相护。一个位居九卿郎中令被人所杀，凶手居然得不到到惩治，是令人憎恶的： 司马迁还写霍去病的日常生活：“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但平心而论，霍去病作为一个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有如此的战功，有如此的勋业，自是令人钦敬的。而且他一身壮气，为国不顾家：“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种英雄壮士千古难得。 正是由于卫青、霍去病的几次征讨，挫败了匈奴人的气焰，不仅巩固了内蒙古、甘肃走廊一带的边防，且使匈奴人大约有十五年的时间不敢靠近汉朝边境。卫青、霍去病讨伐匈奴的战功，是不可磨灭的。 关于汉武帝的用兵匈奴，长驱深入，当时朝廷有两派意见，司马是站在反对一方的，他几乎全部引入了当时反对派的反对言论，详见《韩长孺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当一个国家软弱不堪，给人家进贡是没有办法的事；如果这个国家已经强大起来，那它无论如何总不可能再生活在整天给人进贡的状态下。像北宋那样一面给辽国进贡、给西夏进贡，还要夸说什么“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园开辟，但有邻舍来相侵侮，不免岁时以物赠之。”（《元城语录》）那也太阿Q相了。故司马迁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中也不得不说：“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事。 既然要对匈奴用兵，那么这仗究竟应该如何打？只靠防御？那将永远处于失败之中。要想解决问题，只有用毛主席所讲的要“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要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汉王朝的人口多、经济实力强，武器精良，开始主要是战马少，一旦有了充足的战马，长驱奔袭就成了消灭匈奴主力的绝对有效办法。 卫青、霍去病为汉武帝伐匈奴的功效是明显的，但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对匈奴人“犁庭扫穴”，从此“一劳永逸”；它只是让匈奴人“老实”了一段时间。武帝晚年的三次伐匈奴惨败，是不能忘记的。匈奴人的彻底失败是由于几十年后的内部分裂，才逐步被汉王朝所制服。 -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