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版红楼梦顾问

顾问名单 王昆仑 王朝闻 朱家溍 成荫 林辰夫 阮若琳 沈从文 启功 吴世昌 吴冷西 吴祖光 周扬 周汝昌 杨乃济 杨宪益 赵寻 钟惦棐 曹禺 蒋和森 戴临风 and邓云乡 顾问简介： 　　　　 主任委员： 王昆仑（1902.8.7-1985.8.23）国内著名的红学家，他在抗战期间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是最早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一部专著。时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副主任委员： 　 王朝闻（1909.4.18—2004.11.11）美学家、文艺评论家、雕塑家。《红楼梦》研究方面有《论凤姐》一书行世。 　　　　 顾问： 朱家溍(1914-2003.9.29)，文物专家、明清史及戏曲研究专家。九三学社文教委员会委员。　　　 成荫(1917.1.21－1984.4.26)，编剧、导演。时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林辰夫(1924－2006.11.26)，编剧，首任中国视协电视剧戏曲艺术研究委员会会长。 阮若琳（1929.3.1—2010.3.19），时为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首任中国视协儿童电视艺术研究会会长。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著名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作品只需列《边城》、《中国服饰史》足矣。红楼梦服饰考证，多出其手。 启功（1912.7.26-2005.6.30），全名爱新觉罗·启功。书画家和文物鉴定家。九三学社中央顾问。 吴世昌（1908～1986），文学史研究家，《红楼梦》研究家。 吴冷西（1919—2002.6.16），时为广播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 吴祖光（1917.4.21—2003.4.9），现代著名剧作家、导演。妻子为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 周扬（1908-1989），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科院院士。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汝昌（1918.4.14-），著名红学家、书法家。 杨乃济（1934-），著名旅游学家。 杨宪益（1915.1.10－2009.11.23），著名翻译家。曾与夫人戴乃迭（英籍华人学者）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全本《红楼梦》，由于译文准确生动，在国外获得好评，并有广泛影响。 赵寻（1920-），戏剧评论家。 钟惦棐（1919.10－1987.3.20），影视评论家。小说家阿城之父。 曹禺（1910.9.24-1996.12.13)，剧作家。《雷雨》、《日出》作者。 蒋和森（1928.7-1996.4.23），著名红学家。 戴临风（1920.11-），红楼梦监制、时为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邓云乡（1924.8.28----1999.2.9），民俗学家，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 详细介绍 王昆仑 王昆仑（1902.8.7-1985.8.23），原名王汝虞，字鲁瞻。世居无锡城中姚宝巷，1902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保定。1941年，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1943年与谭平山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赴美国考察，1949年1月回国。同年参加筹备并代表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民革第二至四届中央常委，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0月当选为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1981年 12月当选为中央代主席，1983年12月当选为民革第六届中央主席。1978年3月、1983年6月先后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8月23日在北京病逝。 王昆仑是国内著名的红学家，他在抗战期间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是最早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一部专著。 起初陆续发表在抗战期间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上，共19篇。 解放后，又经作者修改合并成14篇，在《光明日报》上重新发表；1983 年，作者再次修改，并增补为17篇，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此外，昆曲《晴雯》(与女儿王金陵合著)在北京演出时，也深得观众喜爱。 王昆仑，原名王汝虞，字鲁瞻，世居无锡城中姚宝巷，1902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保定。祖父王忠荫，清直隶候补同知；父亲王心如，历任山东平原、海丰(今无棣)等县知县。王昆仑先后在北京新开路、第四中学和北京大学读书。在北大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他曾积极参加了爱国宣传和示威游行活动。1922年初，北洋政府委派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激起北京爱国学生的义愤。王昆仑作为学生代表之一，南下上海寻求各界的支持，其间拜见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启发和鼓励下，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回到北京后，他根据孙中山关于宣传革命、组织起来的教导，在北京学生中团结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1922年7月，王昆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8月，应聘为天津南开中学国文教员。老舍、范文澜等都是他当时的同事，曹禹、冯至和王瑞骧等都是他当时的学生。1926年初，王昆仑从北京到广东，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同年7月，随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他在南京担任了以陈铭枢为首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秘书长。但因不满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不久便愤而辞职，南走桂粤，投奔孙科、 李济深。后又返回江苏，奔走于南京、无锡、上海之间，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从事反蒋民主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昆仑为寻觅拯救中华的正确道路，在无锡姚宝巷17号家中鼋头渚太湖别墅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联络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第二年他同孙翔风、华方增等人，在无锡创办《人报》。2月26日，《人报》正式出版发行。王昆仑用 “大鱼”、 “戡天”等笔名，为该报撰写了《问无锡青年》、《对抗日到底，对内争取自由》、《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许多文章。1933年王昆仑同孙晓村、曹孟君、钱俊瑞、张锡昌等，组织了革命团体南京读书会。这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不久由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卢志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老党员的合法身份，长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8月，王昆仑同钱俊瑞、曹亮、孙晓村等，在无锡鼋头渚太湖别墅内的万方楼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无锡、南京读书会的部分骨干狄超白、华应中、陈佩珊、薛葆宁、秦柳方、钟潜加、汪季琦等人。会上，曹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王昆仑陈述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于右任、经享颐等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情况。会议共商了抗日救国的大计，并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救国会，以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同年秋天，王昆仑随孙科重回南京国民政府，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36年 l1月，王昆仑和孙晓村在张继的支持下，帮助南京救国会在中央饭店公开举行南京各界援助冯玉祥、方振武领导的绥远前线抗日将士大会。何香凝、柳亚子等都到会签了名。之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潘汉年等曾到成贸街无锡同乡会驻地看望过他。1937年春，他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把陕北传来的中共中央批评国民党长期对内反共、对外投降的长电公开宣读，借以促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在会上给予支持。“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当局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释放遭受非法逮捕的上海救国会七君子。9月，王昆仑和潘汉年陪同出狱不久的沈钧儒，由上海专程到南京，参加南京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会后，他们又陪沈钧儒从南京到无锡，住在王昆仑家中多日，共商国是。这期间，他们在无锡师范大礼堂和锡师附小大礼堂，举办无锡暑期学术讲座，先后请孙晓村、曹孟君、李公朴、抄千里、薛暮桥等作报告和讲演，掀起无锡抗日救亡热潮。同年12月，南京沦陷。王昆仑随国民党政府的迁移，来到了武汉．第二年年初，他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联名发起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特别是为徐州突围和武汉保卫战编写了不少宣传、鼓动文章。8月，他同抗战中从事妇女、儿童工作的曹孟君女士结婚．10月，武汉三镇沦陷．他又从武汉到了重庆，在重庆，王昆仑除继续担任原职外，还兼任了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并同侯外庐、翦伯赞等主编了《中苏文化》杂志。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社会交往和历史关系，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为掩护和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以及进步青中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王昆仑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支持下，与王炳南、屈武等在重庆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国民党内部坚决主张抗战到底，反对倒退，反对分裂。1943年，他又与潭平山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民主活动。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现名浮图关)举行．会上，王昆仑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勾结日伪，制造分裂，策划内战的阴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蒋介石很恼火，立即把他的名字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中勾去。同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秦邦宪等代表中共中央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王昆仑等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成员热烈欢迎。8月31日，毛泽东还专门会见并宴请了柳亚子和王昆仑，就时局同他们交换了意见。1946年9月，冯玉祥为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监视， 以“赴美考察”之名出国。王昆仑、曹孟君等到上海公和祥码头热情欢送。一年多之后，王昆仑也申请“出国考察”，于1948年1月带了女儿王金陵去了美国。在美国，他同冯玉祥联系密切，积极协助冯玉祥在旅美华侨中开展一系列反蒋民主活动。1949年1月，王昆仑父女俩道经苏联回国， 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并代表民革出席了同年9月在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他历任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从1955年年底起，他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积极参加新中国的政权建设。1956年，王昆仑率领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苏联。1960年，他又率领中国潮剧团访问柬埔寨。1964年5月23日，他随同陈毅副总理在北京接见了柬埔寨王家国会代表团，并陪同该团到外地参观访问。 “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的诬陷，被非法判刑，关入牢狱长达7年之久。在狱中，他坚持真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直到1975年3月28日，才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得以恢复自由。 1981年12月20日，王昆仑当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接着，又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为了架起海峡两岸的金桥，他同朱蕴山、屈武等热情接待从海外回大陆观光的爱国人士，并经常撰写诗文，发表谈话，呼吁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响应伟大祖国的召唤，为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面共同努力。 　　1985年春，王昆仑病重卧床。8月23日与世长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称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 主要著作《红楼梦人物论》、昆曲剧本《晴雯》(与女儿王金陵合著)等。 王朝闻 王朝闻（1909.4.18—2004.11.11），别名王昭文，后取《论语·里仁》中“朝闻道，夕死可矣”语义，更名王朝闻，笔名汶石、廖化、席斯珂。雕塑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王朝闻1980年完成的红学专著《论凤姐》，源于“文革”被迫停笔时期，对极“左”思潮之下种种形而上学现象的观察和冷峻思考。在其后20多年中，他对美学理论的研究更趋系统和深入，研究对象不局限于文艺现象和文艺思潮，更注重审美关系和理论规律的揭示，注重从现实王朝闻(左)美、艺术美和审美心态角度阐述真知灼见。这期间出版的著述有《开心钥匙》、《再再探索》、《不到顶点》、《了然于心》、《审美的敏感》、《似曾相识》、《会见自己》、《审美谈》、《审美心态》、《雕塑雕塑》等，在关于艺术的审美特性和现实的审美关系方面，阐述了自己独特而且系统的见解。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审美关系中的审美特征，特别是审美主体心态的研究。 王朝闻王朝闻担任过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美术理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等职。在众多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仍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晚年出版的著述除上面所说，尚有论文集《东方既白》、《一身二任》、《趣与悟谐》、《断简残篇》，专著《〈复活〉的复活》、《神与物游》、《吐纳英华》，《石道因缘》等。1998年，《王朝闻集》22卷出版，汇集了他在六十多年间的主要著述。这一段时间，他主编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14卷、《中国美术史》12卷、《八大山人全集》5卷，这些规模庞大的学术著述汇聚了学界的综合成果，代表着中国当代学术领域的进展，它们的出版为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七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王朝闻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教务长、《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楼梦学刊》主编、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六届委员等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是他在五十年前受命筹建。他是一个富于实践品格的美学家，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文艺理论家，一个把一生的光和热都献给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学者，在中国文化艺术和学术建设的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当代中国一座永远的学术丰碑。 朱家溍 朱家溍(1914-2003.9.29)，字季黄。浙江萧山人。宋代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世孙。生于1914年，从小在北京长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钧，1902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就读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后出任财政部盐务署署长。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的古籍碑帖有较多的了解，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书香门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图书外，也陆续收藏了很多各类文物。中国有一份在收藏界很出名的杂志叫《收藏家》，该刊自创刊号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连载《介祉堂藏书画器物录》、《欧斋藏帖目录》和《六唐人斋藏书录》。 最先出现有朱家溍署名的著述，就是1983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公司出版的《国宝》，其内容包括青铜器、书法、绘画、瓷器、玉器、漆器、珐琅、木器、织绣等众多门类。1983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此书列为本年度第一流图书，中国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中也常有此书。此后，他还为故宫主编了《两朝御览图书》、《明清帝后宝玺》、《清代后妃首饰》、《历代著录法书目》等。中宣部主持编印的《中国美术全集》60册中，他与人合编的《竹木牙角器》、《漆器》两册，早已有了英文本。《中国美术分类全集》400册中有12册由他主编。 朱家溍学识渊博，研究广泛。在参加编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册）认选文物门类时，他请别人先选，把最后无人认选的《清代武备》、《明清家具》、《清代戏曲服饰》等都承揽了下来。这其中固然有他研究有素、出色当行的，但也有比较冷僻，须下工夫搜集资料才能完成的，耄耋之年的朱家溍仍像年轻时一样，迎难而上，挑战自我，可贵的学者精神可见一斑。 成荫 成荫(1917.1.21－1984.4.26) ，原名成蕴保。编剧、导演。原籍江苏松江（今属上海），生于山东曹县城内。1931年去上海，1936年就读于汉口善德英文学校。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演出活动。1938年成荫由西安转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38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调晋绥边区贺龙领导的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任导演、政治指导员、副社长等职，并随军参加了一些重要战役。尔后相继创作独幕剧《晋察冀的乡村》、《自家人》、《虎列拉》 、《求雨》、《敌我之间》、《打得好》，并导演话剧《雷雨》、《悭吝人》等。 林辰夫 林辰夫(1924－2006.11.26)，山东省烟台市人。历任胶东黄县北海军分区宣传队教员、分队长，浙江省文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处长、杭州钢铁厂党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浙江电视台台长、省广播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视协电视剧戏曲艺术研究会会长，浙江省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大众电视》主编等职。在电视界，林辰夫是位响当当的人物。1977年，他出任浙江电视台台长，还曾担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电视艺术分校校长等职，二十多年里，他一手创造了浙江乃至全国电视界多项第一、多个纪录。 阮若琳 阮若琳（1929.3.1—2010.3.19），女。北京人。建国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处长、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广州日报》副总编辑、广东省广播事业局电视部主任、陕西省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主持摄制了《红楼梦》、《西游记》等大型电视连续剧。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阮若琳无疑占有重要一篇。从火爆中国荧屏的“阿童木”到热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都与她的决策密不可分。1979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阮若琳到日本考察，将《铁臂阿童木》引进央视，由此“阿童木”成为中国70后观众的集体记忆。1984年，《夜幕下的哈尔滨》被拍成了13集电视连续剧，年底，时任中央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的阮若琳在看完前四集的样片立刻拍板：“今年不搞晚会了，就播《夜幕下的哈尔滨》！”1985年元旦夜，“夜幕”同广大观众见面，这部在当时被称为“中国最长篇电视剧”的作品，获得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率。2008年5月，已届八十高龄的阮若琳在“中国电视艺术50年高峰论坛”上指出，“现在文艺的缺点是没有好剧本，只要有好的剧本是可以拍出好的戏来，所以我呼吁多写些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的好剧本。”她还对如今导演、演员队伍中，“两个眼睛只往钱上看”的许多同志提出了批评。阮若琳认为，历时三年的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过程一直被传为佳话，剧组为演员办学习班，从研究原著、分析角色、练习琴棋书画做起，正由于人人怀揣追求艺术的赤诚之心，才能打造出一部时代精品。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15岁随军外出，曾做过上士，后来以书记名义随大军在边境剿匪，又当过城区屠宰税务员。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湖南周新国先生《武陵藏珍》一书中还记载过沈从文晚年主要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情况，指出沈从文晚年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绩。在研究中国古代铜镜战国镜方面，沈从文《铜镜史话》指出：“战国铜镜以它化的形制、精美的装饰纹饰见称，这标志着中国古代铜镜已经从早期的稚朴走向成熟，楚镜是其中很有名的一种。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常称为‘淮式镜’。解放七年来，因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它是楚国的产物，叫作‘楚式镜’比较正确。从现实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丰富镜子装饰艺术，无疑有过极大的贡献。”这一评价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沈从文被徐志摩发现，将这位小青年推荐给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启功 爱新觉罗·启功（1912.7.26-2005.6.30），字元白，也作元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雍正）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 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涉足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 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 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 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 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启功除了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亦通晓语言文字、古书画鉴定之学，其中尤精碑帖研究。在碑帖之学上，启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启功尝作诗论曰：“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一改以往名家学者，如叶昌炽、翁方纲等研究历代碑帖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知书法，而略其辞章之习。除研究方法开拓新途外，启功更对《孝女曹娥碑》的真伪作出一锤定音之论，判定历代相传的《曹娥碑》殊非王羲之真迹。期间，虽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如香港学者陈胜长曾撰〈绢本《孝女曹娥碑》墨迹考辨〉与之辩论，惟启功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深厚学养，对陈氏之立论作出有力反驳，并深责陈氏之说乃“一派胡言”，终使《孝女曹娥碑》的真伪得以辨明。详细论述请参考启功《论书绝句》《古代字体论稿》《论书札记》等书。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彭利铭如是评价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是中国书法界和文物收藏界的泰斗，他率直刚正、儒雅大方、幽默风趣，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启功是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为中国书法的正本清源、发展创新做出过巨大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书法界和文艺界的巨大损失。启功先生直到晚年还坚持带学生，一生桃李满天下，我们将会永远记住他。”彭利铭先生回忆说，启功老师非常幽默风趣，一生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曾经有收藏家拿着他所收藏的启功老师的作品请他鉴别，启功看后发现是假的，但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风趣地说：“哎哟，这比我写得好!”山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评审委员陈梗桥先生说：“启老是一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也是社会公认的鉴赏家，一直大力支持中国的文物鉴赏和文物拍卖，中国文物界对他敬爱有加。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与启功先生有过多次交往，他给我印象最深、启发最大的是在文物鉴定方面的实事求是：鉴定古代书画，知道的就是知道，不明晰的就说不知道，非常坦诚。我曾携带省博物馆收藏的一清代的册页到北京请启功先生鉴定，他给了我很多启发。另外，在交往中我感觉到他的一些观念都十分开明，并且往往以朴实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他是个京剧迷，常说：‘京剧里板眼第一，然后才能讲韵味。写字也是如此，先讲究结体，才能求韵味。’这句话在我多年的艺术创作中起到很大的启迪作用，避免了一些弯路。” 启功老先生家谱 雍正帝胤禛——五子和亲王弘昼——一子永璧——二子绵循——三子奕亨——五子载崇——二子溥良——长子毓隆——独长子恒同——独长子启功 吴世昌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省海宁硖石人。著名汉学家、红学家。他8岁丧母，10岁丧父。12岁时，小学没念完就被送到中药店当学徒。艰难岁月的磨练使吴世昌从小就 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精神。1925年他进入嘉兴秀州中学当“自助生”，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学完全部中学课程并考上南开大学预科二，一年后又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破格吸收为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吴世昌素以红学研究而著称于世。他的《红楼梦探源》、《红楼梦探源外编》等巨著，为红学研究另辟新蹊。此外，他还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词学家，一位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学问家。1947年， 吴世昌应聘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任牛津、剑桥大学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1962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起，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同时还亲自报导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吴世昌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五卅”运动时，他在嘉兴秀州中学读书，曾发起学生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事变后，吴世昌第一个在燕京大学张贴“告全体同学书”，点燃了大学抗日活动的熊熊烈火，并被选为燕大第一届学生抗日会主席。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新华日报》发表诗文，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62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他婉言谢绝了国外一些大学的聘请，毅然响应周总理号召，率全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吴世昌晚年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是政协第四、五届全国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世昌先生出身贫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自学成才。他曾回忆十来岁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旧书没有标点，一开头只见十二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么也看不懂。就跑去问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吴其昌，哥哥并不教他，反问：“六是什么？”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国王。”“毕是什么？”“毕是完了。”“六王毕呢？连起来讲。”答：“六个国王完了。”“这不对了，怎么会不懂呢？”哥哥鼓励他。这样一问一答，只有“兀”字实在不懂，哥哥说是“光秃秃”。他问：“四川的山为什么光秃秃？”“自己想想看。”“没有树了。”“树到哪里去了？”“砍了？”“砍下来干什么？”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宫了。”这一下全懂了。先生说：“他们的不教之教比任何教导都有效，使我以后养成了自问自答自己钻研的习惯。”先生学词也是如此。他不同于许多词学家，有明确的师承关系，而完全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他说：在时读词，曾经上当受骗，即上索隐派的当，某些注家的骗。他读的第一部词书是张惠言的《词选》，张说温庭筠的《菩萨蛮》是“感士不遇也”，冯正中的《鹊踏枝》“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又说“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这些评注和内容怎么也连不起来，越看越糊涂，再也看不下去了。上大学后，读的是英文系，但因对诗词感兴趣，曾到国文系听顾随、闻宥先生讲课。他靠自己思考规规矩矩读完的第一部词集是《清真词》，自己找出韵脚，自己断句，再查典故，彻底弄清原意。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悟到：词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常州派的评语是骗人的。由此得出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要独立思考，才不至于上当受骗。吴世昌先生的词学理论，崇尚一个“真”字，填词要“讲真话”，研究词及词学要符合其本来的真实面貌。他的词学观择其要者，一为绝不相信索隐派的“微言大义”、“寄托说”；二为反对以豪放、婉约划线分派；三为就词中论词，即研究词本身的结构来理解它，并着力扫清清宁人词话中一些不可靠的材料。这些都是词学研究中最根本的问题，也是首先要弄清的问题。1982年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做了《有关词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轰动了日本汉学界，《朝日新闻》称：吴世昌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先生的诗词，向为专家推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早年的旧诗出入唐宋，率意信笔，不拘一家。词则取径二晏以入清真、稼轩，独不喜梦窗、玉田。”本书选载了他的一部分旧诗词创作。吴世昌一生为人存真、治学求实。他从不迷言权威，更不人云亦云。他主张独立思考。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勇于追求真理的蓬勃朝气。“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这是他《七十自述》中的诗句，也是他诗书生涯的真切写照。 吴冷西 吴冷西（1919—2002.6.16），原名吴仕占。广东新会人。“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离开广州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6月进入延安马列学院，任马列主义研究室研究员。1939年9月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编审科科员和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编辑。1940年调毛泽东主席身边编辑《时事丛书》。1941年9月调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先后任国际版编辑、主编、国际部主任。1946年负责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1947年任新华社总社编委会秘书并主持总编室工作。1948年任新华社总社编辑部主任、编委会委员。1949年2月任新华社总社副总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吴冷西任新华社总编辑。1951年12月任新华社社长。1957年6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1964年7月又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数度遭受“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2年恢复在人民日报的工作。1975年成为毛泽东选集材料组的领导成员，并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领导成员。粉碎“四人帮”后，1976年10月吴冷西参加负责筹建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的临时领导小组工作，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80年4月任广东省省委书记，1980年5月至1982年4月间还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4月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他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和第二、三、四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1998年离休后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名誉会长。他是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常委会委员。吴冷西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吴祖光 吴祖光（1917.4.21—2003.4.9），又名吴召石、吴韶。现代著名剧作家、导演。原籍江苏武进，1917年4月21日出生于北京东城小草厂的一所大宅院里，家庭为吴祖光提供了一个文学的环境。其父吴瀛，曾参加创办故宫博物院，精于诗文书画、篆刻和古文物鉴赏，对吴祖光的文学生涯有深刻影响，同年吴祖光毕业于北京孔德学校。在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一年后，应聘任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 1934年发表的小说《宫娥怨》，是其处女作。七七事变后，随剧校到湖南、四川担任语文和中国戏剧史的教学。1936年于中法大学文科肄业。1937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同年创作抗日话剧《凤凰城》，成为全国戏剧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随后几年间，他创作了《正气歌》、《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牛郎织女》和《少年游》等剧作声震剧坛，以上作品均收入《吴祖光戏剧选》。1945年，他主编的《新民晚报》副刊率先发表了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1946年，他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和《清明》杂志，还创作《捉鬼传》和新剧《嫦娥奔月》，声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逃亡香港。1947年，他在香港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新中国成立后，吴祖光陆续创作出反映纺纱女工的电影《红旗歌》和儿童剧《除四害》等作品。1954年后，吴祖光导演了电影《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为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艺术大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1963年，他与妻子新凤霞合作改编了评剧《花为媒》，成为了评剧舞台上的成功佳作。此外他还创作了《武则天》、《三打陶三春》、《闯江湖》、《新凤霞传奇》和《三关宴》等大量作品。 1937年─1948年吴祖光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重庆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清明》杂志主编，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1949年后吴祖光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到北京，先后在中央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和北京京剧团任编剧，写有《武则天》、《凤求凰》和《三打陶三春》等剧目。1979年调文化部艺术局从事专业创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了京剧《红娘子》和话剧《闯江湖》，都颇受欢迎。他是第五届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建国后吴祖光出版了戏剧集《风雪集》、散文集《艺术的花朵》，同时还执导了多部艺术影片，其中的《梅兰芳舞台艺术》、《洛神》、《荒山泪》等为后世留下了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的珍贵资料。1960年回北京实验京剧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编剧，创作了《三打陶三春》、《三关宴》等京剧剧本，所改 吴祖光与画家臧伯良、写的评剧《花为媒》的电影剧本堪称传统戏翻新的典范之作。“文革”后，吴祖光创作了取材于妻子新凤霞生活经历的话剧《闯江湖》。2003年4月9日，因冠心病发作，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周扬。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笔名有绮影、谷扬、周苋等。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诬陷，被公开点名，投入监狱。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当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学部委员，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总结几十年来文艺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时期的文艺任务。并诚恳总结个人工作中的失误教训，对遭受不公正批评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赢得人们的敬重。时任中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周汝昌 周汝昌（1918.4.14-），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曾用笔名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天津人。是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书法家。有四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降生于距天津城25公里的咸水沽镇。伴随他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如他所言,“从9岁(虚岁)进入小学直到大学毕业,经历了记不清的失学、停课、逃难、沦陷……这中间我被历史环境所迫而虚耗的宝贵光阴竟达11年之多,足够上3次大学毕业了……” 生于乱世又为一介家无藏书的村童,周汝昌竟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聪慧。他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如获至宝绝不放过。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读后感、找错字……蝇头小字将书眉空白处填个严严实实。就连坊间妇女们的缝、连、缲、挑、纳这些针线活儿,也让少年周汝昌感觉美轮美奂。另如弹弦唱戏,初染就能令那些个“角儿们”瞠目结舌。1941年4月4日,燕京大学礼堂盛况空前,京剧《春秋配》倾倒观众,剧中小生李春发的饰演者正是学生周汝昌。周氏小生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为梨园票友推崇。进入小学后,他接受外语之快令人称奇,原版的英文课本在他眼里毫无障碍,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他的英文水平可与老师论伯仲。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1939年,周汝昌得知尚未被日本兵侵占的燕京大学招生,遂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该校的王牌西语系。但好景不长,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又举兵占领了燕京大学,强行把教授们从北京押往山东的集中营,学生被遣散。宁愿停止学业也不屈从敌伪势力安排的周汝昌回到家里,继续以书为师,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而此时的燕大教授阵容已远非昔日可比,曾给他讲过两次课却让他一生敬重的顾随教授也已流亡他校。于是,周汝昌开始了与顾随先生长达20年的笔墨问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老师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告知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这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时间到了1953年9月,已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由棠棣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周汝昌一路研红至今已整63载,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47部。本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怎么又步入了“研红”道路?原来,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兴奋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周汝昌回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除1封遗失外,另外6封均已于前几年公之于众。那是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从西郊学校进城,首次叩开位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宅大门,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在1954年掀起的那场红学界批胡批俞(指俞平伯)大潮中,刚刚受冯雪峰力邀进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迫于形势写文表明与胡适研红的不同观点,但旋即自己也遭猛烈批判。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先生“对这点儿,是明白的,他很理解”,还向人推荐起《红楼梦新证》来,称其为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并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研红”路上与另一位大学者俞平伯的交往同样让周汝昌感慨良多。那是“文革”结束不久,他为查找旧稿遍翻书堆如山的陋室,竟意外发现了上世纪60年代之初俞平伯给他的3封信札。其中,俞平伯1963年的一封回信,答复了他提出的4个重要问题:第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竟出谁手;第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第三是有人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了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第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的看法。睹物思人,周汝昌感叹:如今能写这种书信的人已十分难遇了。他曾有诗曰:“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红》。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这首诗是当年周汝昌在北海公园出席招待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宴会上与俞平伯最后一次晤面后所作。“一介书生总性呆,也缘奇事见微怀。岂同春梦随云散,彩线金针绣得来。”又诗曰:“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　周汝昌作的这两首诗,道出了他一生与《红楼梦》之缘。 文革期间，周汝昌也遭受了冲击。他自己曾回忆那段不平常的岁月：1968年，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上的活标本”，我被关进了“牛棚”。1969年中秋那天，我下放到了湖北咸宁“向阳湖干校”。我的任务是看古湖边上的一块菜地。每天凌晨４点钟起来，出屋，总是满天的星斗。我拿着一根长竹竿，将破裤子卷到大腿根，趟过没膝的水，要走很远才能到堤上。然后，独坐，轰蚊子，吃带来的点心，哼唱反二簧。看菜地看了将近一年。其实，那11个月中，从没有一个人偷过菜（如西红柿），当真要有，凭我这点“缚鸡”之力，还能看得住？可是，1970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的命运改变了。那天，我正拄竹竿趟水上堤，干校的一个小头目拦住我说：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日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哪天走，告诉我们，办手续。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干校正大批地往里进人呢！我其实没什么东西好收拾的，但跟小头目说：一星期之后走。我想享几天松快的滋味，也想和这１１个月所走过的小路、竹林、菜地……告告别。因为再不会来了。我到小卖部买了总也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梨一桃，在一棵老树根旁坐了，一边吃，一边跟身旁的老树告别。启程那天是个阴天，我顶了破草帽，到总部办手续。打开公函一看，天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我的“黑人”身份一下子转变了。1974年，我眼睛坏了后，周总理又指示人民文学社给我安排了一家好医院，还把我的上山下乡的子女调了回来，照顾我和我的老伴儿（身患癌症）。 自1974年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之位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后,周汝昌纷繁的学术研究中又增加了一项工作:应中外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邀讲说《红楼梦》。即便是在连续担任4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和步入90岁高龄后,只要身体允许,他从来都是不讲任何条件地乐而往之。他曾对笔者说:“只要有3个人愿意听我讲,我都会像数百上千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贵贱。”多年来给周汝昌做助手并照顾其生活的小女儿周伦玲说,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父亲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她则以研究助理获访问学者身份陪同前往。父亲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其中为亚美协会的那次讲演时间一再延长,成为特例。那天父亲是第一个发言人,讲演题目为“罕见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00多位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在他讲演即告结束时,主席特再延长20分钟,要他续讲,后来香港大学的何教授愿意匀出10分钟给他。这还不算,主席见离晚餐还有一小时,又临时提议要父亲再讲!会后晚餐时,很多与会人士纷纷表示:“太精彩了!”“耳福不浅!” 此外,周汝昌用英语在北京给40多家外国驻华使馆官员讲解《红楼梦》时,场面同样如磁铁聚沙。2008年,年逾90的周汝昌又被请上央视《百家讲坛》评点四大名著,他以独特的眼光指陈《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不近人情之处;理出《西游记》与《红楼梦》有多处相通之处,“两部书都在求真,都在写诚”。 周汝昌曾这样吐露他一生的学术追求:“我这一生是个大杂烩。我一生要做的有两个大主题,一是把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这个完成了。但第二个却半途而废了,那就是把中华文学论艺术论的经典之作《文心雕龙》50篇,逐字逐句地重新考证梳理。现在社会上看到的是范文澜先生的注本,从‘表’到‘注’都过于简单。可惜这项大主题,被这运动那运动、这任务那任务的给冲了,50篇中我都搞成了一半,可连同列的‘大表’,除其中一篇幸存发表外,其余手稿都找不见了。唉,半途而废呀!”虽然限于目力身体条件,重证《文心雕龙》成为周汝昌无法实现的一大憾事,但此前完成的另一重要主题《兰亭序》的研究,总还是让老人有些慰藉。他曾多次对笔者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由此扩之,1980年香港率先出版了他上世纪70年代写于“避震床”上的《书法艺术答问》,继而北京连续再版,印行数十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在这本类似讲义的《答问》中,周汝昌从用笔讲起,再到“八法”“三分”的结构,尤其是指陈书史书家得失的笔墨,多是闻所未闻的见解。对书圣右军碑帖真伪优劣的评判,更是如数家珍。他认为,“《兰亭序》的笔法最丰富,但是看坏摹本不行。明陈鉴本最好,最能启发人,它保存的原有笔法成分最多、最近真相。”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遂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只是受目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了。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2002年3月20日,我国首次“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当今我国学术成就最高、年龄最大、跨学科门类最多的一批学者,如张中行、季羡林、徐邦达、启功、任继愈、周汝昌等22人的书法作品集体亮相。此后,周汝昌又以《永字八法》为题,出版了两部书法专著。与周汝昌书法共生共荣或说滋养其书法的,是他博厚的传统国学根基,自打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他于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便一部接着一部,《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陆续问世。著名学者钱钟书在与周汝昌的往来论学信函中,赞叹周诗押韵“如土委地”。 周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