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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富国强兵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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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富国强兵的价值观 255 法家的富国强兵的价值观 时显群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716) 摘要:法家推行 “以法治国”厉行法治并非出于刻薄寡恩,而是为了富国强兵。法家的 “以法治国” 思想是我们当代实行法治的重要历史资源。法家 “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对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家;以法治国;富国强兵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1)07-0255-03 法家富国强兵的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法家论政 ,多在图谋治强...
法家的富国强兵的价值观
255 法家的富国强兵的价值观 时显群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716) 摘要:法家推行 “以法治国”厉行法治并非出于刻薄寡恩,而是为了富国强兵。法家的 “以法治国” 思想是我们当代实行法治的重要历史资源。法家 “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对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法家;以法治国;富国强兵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1)07-0255-03 法家富国强兵的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法家论政 ,多在图谋治强 ,唯务实力。司马迁评管 仲时日:“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 设轻兵 鱼盐之 利,以赡 贫穷 ,禄 贤 能,齐人 皆悦。” (《史记 ·齐太公世家》)这说明法家先驱管仲从政非常 务实,把组织民众 ,增加收入,选择贤才作为富国强兵 的手段。《管子 ·五辅》日:“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 去无用 ,然后民可使富。”① 《管子 ·治国》:“所谓兴利 者 。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人 粟多 ,人粟多则国富。”② 在管仲看来 ,英明君主的任务是在于加强农业,发 展农业生产应是执政者的第一要务。粮食生产是成就王 业的根本,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重大事务 ,是指引百姓的 途径,治理国家的道路。因此 ,就要多做有利于粮食生 产的事,不做有损于粮食生产的事 ,粮食产量增加了, 国家就富裕了。 商鞅更特别强调 “强”、“力”对社会统治的重要作 用,这当然是基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 。在商鞅看来, “神农”死后人们就恃强凌弱了。在黄帝时代 ,虽然制 定了父子兄弟等家庭关系的礼节及君臣之间、上下级之 间的道德原则 ,但实际上是靠强力来统治的,即对 内施 用刑罚,对外使用武力。至商汤、周武王,也都是靠 了 强大的军事力量才称王天下的。换言之,用强力使人屈 服才是 “汤、武王天下”的实质。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就 更是如此了。弱肉强食,哪个诸侯国实力强,就能攻城 略地,横行天下,否则就会挨打乃至灭亡。商君认为政 务旨在强国,而强国以力不 以德。商鞅变法以富国强兵 为唯一要务 ,富强之本乃亦农亦战。 “所以兴者 ,农战 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 也。故诸侯扰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商鞅认 为治国要禁绝虚言,使人 民集 中力量于农 、战,唯有重 视农 、战,才能切实提高国家实力,达到富国强兵的 目 的。所以,商鞅主张用刑罚驱使农 民生产粮食,用官爵 鼓励富人捐出粮食 ;又用刑罚驱使怯弱的人民在战争中 勇敢 ,用官爵鼓励勇敢的人民在战争中拼命。 韩非承接商鞅之说,并加以扩充,以建立其务实功 利和富国强兵的价值体系。《韩非子 ·显学》日:“敌国 之君王,虽说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 ,虽非吾 行 ,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 ;力寡,则朝 于人;故明君务力。”⑧ 《韩非子 ·八奸》日:“君人者, 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 ,小国必听; 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④ 韩非认为如同人与人之间 私利一样 ,国与国之间亦以利害为前提,强权争执 ,唯 在实力,欲图富国强兵,必须实行重农主义和军国主义, 国家之争绝无仁义和公理可言,仁义和道德皆不足以解 决争端。为政者抵抗外侮,保全独立,只有凭其实力。 韩非告诫君主,如果不注重功用实效而喜听虚言就可能 亡国。所以,韩非认为国家的公利高于一切,追求国家 的安全和富强是最高的价值。法家认为国家的强弱与是 作者简介:时显群,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①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1页。 ②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26—927页。 ③ 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11页。 ④ 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256 社会 科 学战 线 ·2011年 第 7期 ·博 士论坛 否实行 “以法治国”有关。《韩非子 ·六反》日:“圣人 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 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 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 之业成矣。”① 《韩非子 ·有度》日:“国无常强,无常 弱。奉法者强 ,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② 为什么国家的强弱与是否实行 “以法治国”有关呢? 首先,法家认为 “法”代表国家利益 ,是天下之公 利的 “代言人”,实行法治乃能去私。法家认为国家利 益高于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 他们称个人利益为 “私”,国家利益为 “公”,体现国家 利益的 “法”为 “公法”。法家认为各种人都有私 ,私 是乱亡的根源,实行 “以法治国”乃能去私,不实行 “以法治国”便不能去私。《慎子 ·威德》日:“法制礼 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义也。”③ 《韩非 子 ·有度》日: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 安而国治 ;能去私行 ,行公法者 ,则兵强而敌弱。”④ 在法家看来,法最突出的特点是 “公”,法的突出 功能之一是 “去私”。君主有君主的私,人 臣有人臣的 私,人民也有人民的私。而使国家免于乱亡 ,必须废私。 要废私便只有实行法治。法和私是不相容的 “仇敌”。 法家不仅希望用法实现天下之公,而且认为国家也应为 天下之公利而存在。《商君书 ·修权》曰:“尧、舜之位 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三王以 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 ,为天下治 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 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 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⑤ 商鞅不仅赞赏尧、舜 “为天下而位天下”,而且批 评 “乱世之君臣”,说他们位天下而私天下之利 ,并认 为这是 “国之所以危”的原因。正是因为法家有天下为 “公”的胸怀 ,明确了一家 、一人之私与国家、天下之 公的对立,所以才有对公法的热爱和推行 “法治”的执 著。以上说明在法家看来 ,推行法治可以达到富国强兵 的目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设法可防私 , “私道行则法度 侵,法度行则私道废”。 其次 ,法家认为推行法治能齐众,使人民积极从事 耕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慎子 ·逸文》曰:“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 大定之制也。”⑥ 《管子 ·任法》日:“夫法者,上之所 以一民使下也。”⑦ 法律的赏与罚能够成为人民为国 效力的指引和动力源泉,国家也将因此而强大。也就是 通过 “以法治国”可以统一人民的行动 ,共 同为国家的 富强而努力。在春秋战国时期 ,面对诸侯征战的社会现 实,要想不被其他诸侯国吞食并最终完成统一霸业,必 须富国强兵。而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视农 战、推行农战、奖励农战。《商君书 ·农战》曰:“国之 所以兴者,农战也。”⑧ 《商君书 ·农战》曰:“国待农 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⑨ 《商君书 ·慎法》:“使民之 所苦者无耕 ,危者无战,二者,孝子难以为其亲,忠臣 难以为其君。今欲驱其众民,与之孝子忠臣之所难,臣 以为非劫以刑而驱以赏莫可。”⑩ 商鞅认为耕种是人民感 到最劳苦的事情,打仗是人民感到最危险的事情。耕种 和打仗,就是孝子为他的父母,忠臣为他的国君,也都 不愿意去做。要想驱使人民做那些连孝子忠臣都难以办 到的事情,就非任法不可,即非用刑罚去强制、用赏赐 去鼓励不可。在春秋 战国时期,兵源来 自农 民,财力、 物力来源于农业,所以要使国家富强,并取得兼并战争 的胜利。自然离不开农业。所以商鞅主张通过大力发展 农业生产而加强军事力量。为了达到这一 目的,最有效、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实行 “以法治 国”,通过以赏罚为主 要内容的法治,依靠奖赏,鼓励有功于农战的人。从奖 励农战、富国强兵的思想出发,商鞅在中国历史上掀起 了变法改革浪潮 ,这就是公元前 359年和公元前 350年 , 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先后两次在秦 国主持变法,史称 “商鞅变法”,从而使秦国一跃而成为兵强马壮的强国。 法家富国强兵的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 法家强调用实际效用来衡量人们的言行而摈弃一切 空谈。由于务实功利 、注重现实,法家清楚地看到,强 力主宰着整个社会,所以主张 “以法治国”、富国强兵, 并把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的功效作为法律赏罚的依据。 ① 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 636页。 ② 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 39页。 ③ 钱熙祚:《诸子集成 ·慎子》,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 3页。 ④ 张觉:《韩非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l页。 ⑤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84—85页。 ⑥ 钱熙祚:《诸子集成 ·慎子》,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 13页。 ⑦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 905页。 ⑧ 蒋札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2O页。 ⑨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22页。 ⑩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 138页。 法 家 的富 国强兵 的价值 观 257 在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 ,每个诸侯 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 使 自己的国家富裕强大,避免被吞并 ,法家针对春秋战 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 “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治 国目 标,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着眼现实,而这一 目标 的实现又 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现实。法家务实功利、富国强兵的价 值观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弱肉强食 的战国时 代,要使自己的国家生存下去,必须尽快使自己的国家 迅速富强起来,而要迅速富强起来,则治国时就不能不 采取功利主义的策略。法家的功利主义就是这种现实要 求在治国理论上合乎逻辑的反映。因此崇 尚实力成为战 国时期法家的共识,当然也是法家 “以法治国”的治国 方略的基石,而归根结底,是当时 (春秋战国时期 )以 攻战为务、以力服人的社会现实在政治理论界的投影。 法家 “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就是以 “务实功利”的理 论作为基础,从而推演出 “富国强兵”的价值观。 直面当今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时代大潮,我们既 被这股潮势的汹涌所鼓舞,又必须冷静思量,追寻和考 察先哲们对 “治国之道”苦苦思索、孜孜以求的历史踪 迹 ,以期既寻求历史的资源 ,又考究古今得失之变。历 史就是~本打开的教诲人们的百科全书,它展示给我们 许多绘制现实和通向未来的智慧。法家思想产生于社会 剧烈变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而今 13我们又处于社 会转型和大变革的时代 ,都面临着相似 的社会背景和同 样的诉求。中国社会尽管经历了多次疾风骤雨式的革命, 民族性、传统性的特征依然会在我们这个时代传承,社 会的多次断裂也无法消除传统思想对于我们思想的影响。 人们不能也不应该完全忽视历史,忽视对于前人的思想和 经验的总结。先秦法家 “以法治国”思想作为我国 “法 治”的历史资源,特别是法家富国强兵的价值观对我国实 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其实 ,当代的世界与旧战国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正如近代思想家陈启天指出:“旧战国时代对于国家的急 务,是富国强兵 ;新战国时代对于国家的急务 ,也是富 国强兵。运用何种方法以完成富国强兵的急务 ,固新旧 两时代大有差异,然其趋于富国强兵 的途径则无二致。 所以在旧战国时代 ,有军事的及经济的国家主义,在新 战国时代 ,也一样有军事的及经济的国家主义。国家的 坚固基础 ,必须建立在富强 的实力之上。故旧战国时代 尽力谋求富强 ,新战国时代尤其尽力谋求富强 ,不富不 强的国家 ,便不能生存于I13或新的战国时代,这也是无 二致的。”①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秦法家所处的时代迥然 有异,但当今的国际关系较之战国时诸侯国之问的关系 则极为相似:当下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实力竞争,各国都 在为富强而奋斗,一国的国际地位最终仍取决于 自身的 实力。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国家要 想在国际事务的处理 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要的就 是具有比别国更强的综合 国力。中国更是这样,要想在 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要想顺利完成 国 家的统一大业,加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最根本的 途径。世界各国都力求富强,在当代世界,“发展是硬道 理”,“落后就要挨打”,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时有抬头 , 因此,法家实行 “以法治国” 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 强兵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的基本理念,对于我们 当下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 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当下我 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 命迅猛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国际竞争更加激 烈。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的压力 、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重视教育和科 技,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使我国 能在13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赢得主动。由于时代的根本 不同,因而,我们现在同法家所处的时代在实力竞争的 内容上也是根本不同的。国家实力在现今的话语体系中, 已不单纯指农、战而是包括经济、科技、军事、政治等 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实力竞争, 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所谓综合国力 ,是主权国家经济、 军事、科教、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实力的总和。在当今 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 ,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 防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在综合国 力竞争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军事实力是保障,而知识 和科技创新是关键 ,民族凝聚力则是思想保证和精神动 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 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推动和保障国家经济实力、 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 ,促进知识和科技 的 不断创新,在此基础上促进人 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就是法家 “富国强兵”的 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 ① 陈启天:《中国法家概论》,上海:上海书店,1936年,第 109—113页。 责任编辑:朱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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