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1, Vol. 43, No.1, 52−64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DOI: 10.3724/SP.J.1041.2011.00052 收稿日期: 2009-04-22 *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 S30401)。 通讯作者: 王沛, E-mail: wangpei1970@163.com 52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 信任与合作行为的影响* 王 沛 陈 莉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 上海 200234) 摘 要 通过两个计算机情境模拟实验, 采用“取消惩罚”范式, 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变量, 发现惩罚对人际信 任和合作行为具有消极影响, 具体表现为当惩罚取消后, 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惩 罚条件被试的水平。惩罚对博弈者合作行为的影响在社会价值取向不同的博弈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经历 过惩罚的亲社会型被试在惩罚取消阶段的合作程度显著低于惩罚存在阶段的合作程度, 并且显著低于无惩 罚条件被试的相应水平。惩罚通过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合作程度产生间接负效应, 即惩罚程度 越强, 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 进而使其合作程度也下降。 关键词 公共物品两难; 惩罚; 人际信任; 社会价值取向; 合作行为 分类号 B849: C91 1 问提出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竞争的加剧, 个体能力的局 限性日渐突出, 几乎每项重要任务的完成, 都离不 开合作。然而, 集体中的个体常常要面对集体利益 与个体利益相矛盾的局面。例如, 完成团队任务时, 个体在尽己之力和坐享其成之间往往会犹豫不定; 填写个人所得税税单时, 在如实上报和隐瞒真实收 入之间常常会徘徊挣扎……Dawes (1980)将诸如此 类的两难选择称作社会两难。对于团队中处于社会 两难的个体而言, “搭便车”享受他人的贡献比选择 合作更有利可图。然而, 这种获益会受到人际合作 程度的制约。人际合作程度越高 , 个体获益越大 (Messick & Brewer, 1983; Kopelman, Weber, & Messick, 2002)。就其基本属性而言, 社会两难表现 出以下特点：无论组织中其他成员是否合作, 个体 不合作所得的收益要高于其合作的收益; 行为决策 的结果依赖于他人的行为选择; 与合作行为相比, 不合作总是对他人利益有害; 组织内所有成员合作 要 比 他 ( 她 ) 们 都 不 合 作 使 得 每 个 成 员 获 益 更 多 (Liebrand, Messick, & Wilke, 1992; 刘长江, 李岩 梅, 李纾, 2007)。 社会两难的属性表明 , 社会两难中的人际合 作程度越高，组织获益越大，且组织中的个体获 益也越大。当前在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实验研究中， 研究者通常一定的游戏或计算机模拟情境来 考察社会两难中合作行为的机制，其中主要的实 验范式是公共资源两难和公共物品两难。公共物 品两难(public-goods dilemmas)在实验心理学中常 常以“给-游戏” (give-some games)的形式进行情境 模拟。在该两难范式中，人们需要进行捐献，但 不要求所有人必须捐献。当捐献达到一定量后便 会产生一种公共物品 , 并且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获 取该资源。此时, 公共物品的非排除性会导致搭便 车现象 , 即不创造或维持这种公共物品也可以享 用它。在人力资源管理中, 这种现象较为常见。如 何减少组织中的“搭便车”行为，成为组织行为学关 注的焦点。 早期研究表明, 惩罚会加强社会两难中的合作 (Caldwell, 1976; Ostrom, Walker, & Gardner, 1992; 1 期 王 沛 等: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53 McCusker & Carnevale, 1995; Van Vugt & De Cremer, 1999), 因为惩罚改变了任务结构中局中人 的支付结构(Wit & Wilke, 1990; Yamagishi, 1986a, 1986b, 1992; 黄湛冰 , 万迪昉 , 2005)。Yamagishi (1992)的研究表明：当群体中的成员相互之间的合 作预期较少时, 人们倾向于设置或者引入某种惩罚 (sanctioning system)。沿着这条线索, 不少研究 者提出, 惩罚能有效地增加社会两难中对他人合作 的预期。Hobbes 认为, 惩罚制度增加合作的原因有 两个：(1)惩罚制度是一种强制力量。它对背信的制 裁, 使得背信行为成为不具吸引力的选择; (2)惩罚 制度对背信行为的制裁增加了人们对他人合作的 预期。近来, 更多的研究表明惩罚是一把“双刃剑”。 尽管惩罚可直接促成社会两难中的合作, 但是惩罚 对社会两难中决策者的认知框架有着消极影响。具 体而言, 惩罚可以使人们把驱使行为的道德动机转 变 为 赢 利 动 机 , 致 使 符 合 道 义 的 行 为 极 不 稳 定 (Gneezy & Rustichini, 2000; Fehr & Falk, 2001; Mulder, Van Dijk, De Cremer, & Wilke, 2005)。然而, 在社会两难中, 成员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个体 的合作行为不仅仅受到自己合作动机的影响, 还依 赖于对他人合作的预期。若一定的情境线索使得博 弈者预期其他人会合作, 则博弈者会表现出更多的 合作意愿和合作行为; 若一定的情境线索使得博弈 者不相信其他人会合作, 则博弈者会因避免他人剥 削, 进而采取竞争行为。国外已有研究发现, 个体 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是影响合作的重要中介变 量之一(Yamagishi, 1986a, 1986b; Robbins, 1995; De Cremer, Dewitte, & Snyder, 2001; De Cremer & Van Dijk, 2002)。国内除有学者从演化博弈的角度 提出, 当人际信任程度较高时, 增加惩罚力度才会 增 强 合 作 , 但 是 鲜 有 实 证 研 究 的 证 据 ( 张 朝 孝 , 2006)。 信任有许多不同的定义, 但总体上可以归为两 大类：突出社会道德层面的信任(人际信任)和强调 利 益 算 计 层 面 的 信 任 ( 条 件 信 任 ) (Blomqvist, 1997)。在已有的社会两难研究中, 信任是指博弈者 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Sitkin 和 Roth (1993)指出, 人们可能会因为惩罚等强制措施的出现而形成信 任 , 并 把 这 种 信 任 称 为“制 度 信 任 ” (institutional trust)。根据信任的区分定义, 制度信任实质上是一 种条件信任。Sitkin 和 Roth (1993)发现惩罚可以激 发条件信任。然而, 来自社会两难情境以外的研究 表明 , 惩罚会破坏人际信任(De Dreu, Giebels, & Van de Vliert, 1998; Fehr & Gachter, 2002)。人际信 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基于对对方意图和行为的 积极预期, 愿意向对方暴露自己的弱点并且不担心 被利用的一种心理状态。人际信任包含两个要素： 信任意向(trusting intention, 愿意依靠对方)和信任 信念(trusting belief, 相信对方是仁慈的、诚实的、 有能力的和可预测的) (Mayer, Davis, & Schoorman, 1995; Rousseau, Sitkin, & Burt, 1998)。Mulder 等人 (2006)使用“取消惩罚”的实验范式研究发现：通过 削弱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 惩罚减弱了博弈者的 合作程度。研究还表明, 博弈者基于惩罚产生条件 信任从而加强合作, 然而条件信任会随着惩罚的取 消而消失。无论惩罚破坏合作, 还是增加合作, 惩 罚均会影响合作, 并且分别表现为两个效应：一个 是信号效应(signaling effect), 此时惩罚可以影响 人 们 决 策 结 构 的 类 型 。 与 伦 理 决 策 结 构 (ethical decision frame)相比较, 惩罚的存在增加了交易结 构(business frame)被唤起的可能性; 另一个叫处理 效应(processing effect), 此时决策结构影响着人们 策略的选择 , 不同的决策结构导致不同的处理价 值(processing value)。在伦理决策结构中, 不管惩 罚的大小, 合作是主要的选择。但是在交易结构中, 成本效应分析过程则会考虑到惩罚的大小 , 合作 是利益分析后的选择(陈欣, 叶浩生, 2007)。 综上所述, 惩罚会影响合作和人际信任, 人际 信任也会影响合作水平。然而 , 除 Mulder 等人 (2006)发现惩罚对合作的影响可以通过人际信任这 一中介变量起作用以外, 对惩罚、人际信任和合作 三者之间的关系还鲜有研究。Yamagishi (1988a, 1988b)的研究发现：在没有惩罚的社会两难中, 日 本被试的合作水平显著低于美国被试。李纾(2005, 2006)的研究表明：个人主义文化和群体主义文化 中群体的合作决策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有可 能惩罚通过影响人际信任水平而影响合作 的效 应会因为被试社会价值取向的不同而不同。因此, 本研究采用 Mulder 等人(2006)创设的“取消惩罚” 范式(RTS, Removing The Sanction), 选用中国大学 生 为 被 试 , 通 过 计 算 机 模 拟 两 难 情 景 , 首 先 对 Mulder 等人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 , 引入社会价值取向这一变量 , 考察惩罚在社会两 难中对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和合作水平的影响, 以期进一步探明惩罚影响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 , 并 为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者 提 出 合 理 利 用 惩 罚 的 新 途径。 54 心 理 学 报 43 卷 2 实验 1 惩罚对公共物品两难中 博弈者人际信任和合作水平的影 响 2.1 目的 通过操纵实验条件, 考察公共物品两难中惩罚 对博弈者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 同时验证 Mulder (2006)等人通过设计消除惩罚的范式(RTS, Removing The Sanction)研究所得的结论。研究假设 为：经历过惩罚的被试总体信任水平和合作水平都 显著下降。 2.2 2.2.1 被试 招募自愿参加实验的大学生 76 名, 男女各半, 年龄在 20~30 岁之间。最后收集有效数 据 72 人, 其中男性 32 人。 2.2.2 实验设计 采用 2(惩罚条件：无惩罚, 有惩 罚)×2(实验阶段：阶段 1, 阶段 2)的混合设计。其 中惩罚条件为组间变量, 因变量为被试在局域网的 虚拟情境中实际贡献的网时和对他人合作行为的 信任程度。对他人合作行为的信任程度由题目“你 相 信 其 他 小 组 成 员 会 为 组 织 利 益 贡 献 个 人 网 时 吗？(1 完全不相信, 2 不相信, 3 有点不信, 4 一般, 5 有点相信, 6 相信, 7 完全相信)”进行测量(Mulder et al, 2006)。所测到的信任为 Mulder 等人(2006)的研 究所主张的总体信任水平, 即指博弈者对他人合作 行为的预期。 2.2.3 实验程序 采用 Visual basic 6.0 编程。一次 同时安排 4 名被试为一个小组完成实验, 每名被试 在独立小隔间内完成整个实验。指导语为：“您将 与同时被安排进入实验室的其他三名成员形成一 个小组 .在完成以下两个阶段任务时 , 相互之间不 能交流。您可能会在第一阶段获得额外奖励, 也可 能会在第二阶段获得额外奖励。” 第一阶段：1、情境：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将 免费获得一张 30 小时的校园网网卡。当将网卡上 免费赠送的网时用尽时, 您需要自费充值。但您可 以转移自己的网时到公共电子充值账户中为小组 共有。公共电子充值账户接受转账后即刻升值, 将 会使小组中的公共网时增加一倍。增值后的公共网 时将会平均分配到每个小组成员的个人网卡充值 账户里。分配在有惩罚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对于 小组中贡献网时最少的成员将扣除其网卡上所有 的网时。提示：如果小组中的每个成员都自愿贡献 网时, 则相应的每个成员网卡上的网时都会增加。 如果只有你一人贡献, 其他三人不贡献, 你贡献一 小时网时虽然增值一倍变为两小时, 但被小组中的 四个成员平分后, 你将因此而损失 0.5 小时网时。2、 任务：(1)你相信其他小组成员会为组织利益贡献个 人网时吗？(1 完全不相信, 2 不相信, 3 有点不信, 4 一般, 5 有点相信, 6 相信, 7 完全相信); (2)你决定贡 献多少网时给你所在的小组？(用 0～30 以内的具 体数字表示)。 第二阶段情境与第一阶段相同, 只是分配在惩 罚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惩罚取消, 且阶段 2 的决策 与他(她)们在阶段 1 的决策无关。为了使被试评价 实验阶段 1 和阶段 2 为相互独立的情景, 告知被试 获得的网时可能会在阶段 1 也可能会在阶段 2 转移 到小组公共电子充值账户上。 在被试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后, 对每名参与实 验的被试给予奖励, 并兑现承诺, 即随机选择被试 给予额外的奖励。实验结束后, 就实验和被试进行 一个简短的访谈, 如果发现有的被试对实验情境产 生疑虑, 数据作废。最后对被试解释整个实验过程, 并请被试为本实验保密。 2.3 结果与分析 2.3.1 惩罚条件对博弈者在公共物品两难情景中 信任的影响 为分析惩罚条件对博弈者在公共物 品两难情景中信任的影响, 在两个实验阶段, 分别 对处于不同惩罚条件下的被试对他人合作的信任程 度的平均值和差进行描述统计, 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惩罚条件的博弈者在实验两个阶段对他人合 作的信任程度 阶段 1 阶段 2 惩罚条件 M SD n M SD n 无惩罚 4.28 1.54 36 4.11 1.56 36 有惩罚 5.47 0.97 36 3.25 1.05 36 以惩罚条件和实验阶段为自变量对信任度进 行 2×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惩罚条件 的主效应不显著 , F(1,70)= 0.32, p=0.58, 效应量 η2=0.01; 实验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1,70)=183.33, p<0.001, 效应量η2=0.72; 更重要的是 , 惩罚条件 与实验阶段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70)=135.74, p< 0.001, 效应量η2=0.07。分别在惩罚条件的两个水平 上对实验阶段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表明：在有 惩罚条件下 , 实验阶段效应显著 , F(1,70)=317.28, p<0.001, 效应量η2=0.82, 即同阶段 1 的被试相比, 阶段 2 的被试的信任水平更低。然而, 当无惩罚条 1 期 王 沛 等: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55 件时, 实验阶段效应不显著, F(1,70)=1.18, p=0.19, 效应量η2=0.03。在实验阶段的两个水平上对惩罚条 件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发现：在阶段 1, 惩罚条 件的效应显著, F(1,70)=1030.85, p<0.001。同无惩罚 条件的被试相比, 惩罚条件下的被试的信任水平更 高。然而, 在实验阶段 2, 惩罚条件下的被试与无惩 罚 条 件 下 的被 试 的 信 任水 平 差 异 显著 , F(1,70)= 549.25, p<0.001。 2.3.2 惩罚对博弈者在公共物品两难情景中合作 行为的影响 为检验惩罚对博弈者合作行为的影 响, 以惩罚条件和实验阶段为自变量对合作程度进 行 2×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统计见表 2)。结 果表明：实验阶段的主效应不显著, F(1,70)=2.94, p=0.091, 效应量η2=0.04。而实验阶段与惩罚条件 的交互作用显著, F(1,70)=19.34, p<0.001, 效应量 η2=0.36。 表 2 不同惩罚条件的被试在实验两阶段的合作程度 阶段 1 阶段 2 惩罚条件 M SD n M SD n 无惩罚 10.67 6.80 36 12.47 6.84 36 有惩罚 15.94 8.19 36 11.83 6.51 36 对实验阶段和惩罚条件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做 简单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 有惩罚条件下, 实验阶 段的效应显著, F(1,70)=18.67, p<0.001, 同阶段 1 的 被试相比, 在实验阶段 2, 被试的合作程度更低。然 而 , 在 无 惩 罚 条 件 时 , 实 验 阶 段 的 效 应 不 显 著 , F(1,70)=3.60, p=0.062。由此可见，在阶段 2，仅仅 是经历过惩罚的博弈者的合作程度较之阶段 1 有所 下降。 为了考察惩罚取消阶段博弈者的合作程度是 否低于无惩罚条件组被试的水平，分别在实验阶段 的两个水平上对惩罚条件进行简单效应检验, 结果 表明：在阶段 2，惩罚条件效应不显著, F<1, 即分 配 在 有 惩 罚 条 件 组 被 试 的 合 作 程 度 (M=11.83, SD=6.51)并不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组被试的合作 程度(M=12.47, SD=6.84)。 2.3.3 博弈者的信任水平与合作水平的相关分析 研究一的结果表明, 在阶段 2, 惩罚对博弈者的信 任水平有显著影响 , 但对其合作水平并无显著影 响。这可能意味着在阶段 2 博弈者的合作程度与其 信任水平并不相关。然而, 对阶段 2 博弈者的信任 水平和合作程度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在阶段 2, 博 弈 者 的 信 任 水 平 与 合 作 程 度 显 著 相 关 (r=0.33, p=0.005)。 2.4 讨论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当已经存在的惩罚取消后, 博弈者的信任水平和合作程度均有所下降。然而在 实验第二阶段, 随着惩罚的取消, 博弈者基于惩罚 产生的信任已经消失, 此时的信任应该主要是人际 信任。既然在实验第二阶段, 经历过惩罚条件的博 弈者的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被试的信任 水平, 由这一结果可以推断惩罚削弱了博弈者的人 际信任水平。以上结果与研究预期一致, 即惩罚对 处于公共物品两难中的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将 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博弈者可能相信只要惩罚制度 存在 , 小组中的其他成员会因避免惩罚而采取合 作。惩罚取消后, 经历过惩罚且产生条件信任的被 试的信任水平则会低于在阶段 1 中没有经历过惩罚 的被试。这些研究推断与 Mulder 等人(2006)的研究 结论想吻合。即在实验阶段 1 中, 惩罚的存在破坏 了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 然而, 尽管在阶段 2, 博弈者的合作程度也有 所下降, 但在实验第二阶段, 经历过惩罚条件的被 试的合作程度并未显著低于未经历过惩罚条件的 被试。这一结果表明, 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与其 合作行为可能无关, 或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为 此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博弈者的人际信任与其合 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3 实验 2 惩罚对公共物品两难中 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博弈者的人 际信任水平和合作水平的影响 3.1 目的 Yamagishi (1986a, 1986b) 发现 , 惩罚与人际 信任的关系可能还依赖于人们最初的人际信任倾 向。在某种社会两难中, 如果一开始人们对其他人 会合作持怀疑态度 , 惩罚体制的设置就是必要的 , 即惩罚可能促进低人际信任倾向个体的信任水平。 然而, 研究一的结果表明, 惩罚削弱了公共物品两 难中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 这一结果是否在具有 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中也适用, 有待于在引入 社会价值取向这一变量后进一步验证。为此, 实验 二进一步探明惩罚、人际信任与合作行为三者之间 的关系。 Liebrand 等人(1986)认为个人的社会价值取向 有效地预测了个人的人际信任倾向, 亲社会型价值 取向的人具有高人际信任倾向, 个体价值取向的人 56 心 理 学 报 43 卷 具有低人际信任倾向。并且提出个人的社会价值取 向影响了其对于人际间相互依赖的理解, 亲社会型 的个体对于混合动机冲突中的竞争合作维度更多 的是从道德动机的角度理解, 而竞争型的个体则更 注重权利、利益等外部动机。Mulder (2006)的研究 表明惩罚会破坏人际信任。由此可以推断：随着惩 罚的撤销, 条件信任随即消失。对于初始人际信任 水平低的个体价值取向的被试而言, 即使在实验第 一阶段因为惩罚产生条件信任, 但这种信任在实验 第二阶段会随着惩罚的取消而消失, 而个体本身的 人际信任水平基本不受影响。但是, 对于初始人际 信任水平高的亲社会型个体而言, 由于惩罚的存在 可以看作是组织内部不可信任的线索, 所以惩罚的 取消会使得被试难以相信组织成员之间会自觉合 作(Tenbrunsel & Messick, 1999; Fehr & Falk, 2001)。 由此实验二的假设为：惩罚条件对不同社会价值取 向的博弈者的人际信任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在实验 阶段 2, 经历不同惩罚条件的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 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有显著差异, 而经历不同惩罚条 件的个体价值取向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无显著 差异。 已有研究表明惩罚影响社会两难中博弈者的 人际信任水平(De Dreu, Giebels, & Van de Vliert, 1998; Fehr & Gachter, 2002), 而博弈者在社会两难 中的合作程度受到博弈者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De Cremer & Van Dijk, 2002; Mulder, Van Dijk, & Wilke, 2006)。此外, 研究一表明在实验阶段 2, 博 弈者的信任水平和合作水平显著相关, 实验二预期 惩罚通过影响不同社会价值取向博弈者的信任水 平进而影响其合作水平, 即经历不同惩罚条件的亲 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的合作水平有显著差异, 而经 历不同惩罚条件的个体价值取向的被试的合作水 平无显著差异。 3.2 方法 3.2.1 被试 以付酬的形式主要通过校园网络招 纳自愿报名的大学生被试共 126 名。通过社会价值 取向问卷的测量结果确定参加正式实验的被试为 96 名, 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和个体价值取向的 被试均为 48 名。其中参加正式实验的男性 46 人, 女 性 50 人, 年龄为 20~30 岁。 3.2.2 实验设计 采用 3(惩罚条件：无惩罚, 轻度 惩罚, 重度惩罚)×2(社会价值取向：亲社会价值取 向, 个体价值取向)×2(实验阶段：阶段 1, 阶段 2) 的混合实验设计, 其中实验阶段为被试内变量, 因 变量为被试的合作程度和人际信任水平。人际信任 将通过基于实验程序对总体信任水平的统计比较 和推断而来的, 即通过运用 Mulder 等人“取消惩 罚”的研究范式, 比较总体信任水平的变化来推断 惩罚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这种做法和 Mulder 等人 (2006)的研究中关于人际信任的测量方法一致。 3.2.3 实验前测 (1) 确定惩罚程度 随机抽取 大学生 90 名(男女各半), 参与由计算机呈现的模拟 公共物品两难游戏。五种惩罚条件(无惩罚、扣除 个人网卡上的 5 小时网时、10 小时网时、15 小时 网时、20 小时网时)在计算机屏幕上随机呈现给被 试 , 为了保证被试在每种惩罚条件下作答的稳定 性, 每种惩罚条件随机呈现两次。前测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惩罚程度对被试网时的贡献量 惩罚程度 n M SD 无惩罚 18 6.33 3.07 扣除 5 小时 18 13.83 3.71 扣除 10 小时 18 14.89 4.40 扣除 15 小时 18 23.00 3.50 扣除 20 小时 18 23.83 3.71 总计 90 16.38 7.44 将每个被试同一惩罚程度下两次贡献的网时 取平均, 形成 5 组平均值。以惩罚程度为组内变量, 以不同惩罚程度下平均网时贡献量为因变量进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F(4,85)=68.52, p<0.001。随着惩 罚程度的不断增加, 被试的网时贡献量显著增加。 同时, 惩罚程度为“扣除 5 小时”时出现了第一个 拐点, 5 小时之后渐趋平稳且与 10 小时之间差异不 大 , 在 15 小时后被试的网时贡献量又渐趋平稳 , 在惩罚程度为 20 小时时, 网时贡献量达到第一次 高峰。根据前测结果将惩罚条件分为：轻度惩罚条 件, 对于小组中贡献网时最少的成员, 将扣除其网 卡上的 5 小时网时; 重度惩罚条件：对于小组中贡 献网时最少的成员 , 将扣除其网卡上的 20 小时 网时。 (2) 被试社会价值取向的测量 采用“三重对策矩阵”的方法来评价被试的社 会价值取向, 根据社会价值取向问卷的测量结果将 被试划分为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体价值取向两组。 王重鸣、严进(2000, 2002, 2003)等人多次在其研究 中都采用这种方法来测量个体的价值取向。具体测 验矩阵如表 4 所示。 1 期 王 沛 等: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57 表 4 社会价值取向测量矩阵示例 例一 例二 例三 结果 自己 获益 他人 获益 自己 获益 他人 获益 自己 获益 他人 获益 选择一 50 20 50 15 60 30 选择二 40 0 40 0 50 10 选择三 40 40 40 40 50 50 以上矩阵的规律为：选择一的自己获益是 3 个 选择中最高的, 选择二的自己获益与他人获益的差 异是 3 个选择中最大的, 选择三的双方获益之和是 3 个选择中最高的。测试时将三种选择的顺序随机 打乱。不论是被试倾向于个人利益、群体利益、还 是与对手的得益差异, 都只能倾向于其中的一种选 择。如果倾向于选择一, 被试个人的绝对获益最高, 表明被试是个人主义取向; 倾向于选择二, 表明被 试倾向于与别人竞争, 是竞争型的价值取向; 倾向 于选择三的被试着重关心双方的共同利益, 这样的 被试属于亲社会价值取向。基于全部被试社会价值 取向测量的结果, 按照 Dreu 与 McCusker 的标准, 将在 12 次决策中至少有 7 次做出一致决策的被试 确定为具有较稳定价值取向的个体, 而且根据本实 验的研究目的, 将个人型和竞争型的被试作为一类, 统称为个体价值取向型。统计结果表明, 亲社会价 值取向的被试有 72 名, 个体价值取向的被试有 48 名, 另外有 6 名被试的反应不稳定, 故其不参与正 式实验, 为使得两类被试数目平衡, 各取 48 名被试 参加正式实验。 3.2.4 实验程序 采用 Visual basic 6.0 编程。将两 种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分别随机分配到无惩罚、轻 度惩罚和重度惩罚三种条件下, 同时安排 4 名被试 为一个小组完成实验, 每个被试在独立小隔间内完 成整个实验。实验第一阶段在电脑上分别为随机分 配在无惩罚、轻度惩罚条件和重度惩罚条件下的被 试呈现模拟两难情景(同实验 1), 在每一阶段博弈 者做完决策后, 对其信任水平和合作水平的测量都 与实验 1 相同。第二阶段情境与第一阶段相同, 但 通过指导语告知分配在有惩罚条件下的被试, 惩罚 已经被取消且惩罚的取消与他(她)们在第一阶段的 决策无关。 3.3 结果 3.3.1 社会价值取向、惩罚条件和实验阶段对博弈 者在公共物品两难情景中人际信任的影响 在阶 段 1 和阶段 2, 经历过不同惩罚条件的不同社会价 值取向的博弈者信任水平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5。可以看出, 经历过重度和轻度惩罚的被试其总体 信任水平在惩罚取消阶段有所下降, 而未经历惩罚 的被试其信任水平在阶段 2 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表 5 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试在不同惩罚条件下在两阶段 的信任水平(n=16) 惩罚条件 社会价值取向 实验阶段 M SD 无惩罚 亲社会价值取向 1 5.31 0.60 2 5.00 0.97 个体价值取向 1 4.00 1.32 2 4.00 1.10 轻度惩罚 亲社会价值取向 1 5.25 0.77 2 4.25 1.00 个体价值取向 1 3.75 1.00 2 3.63 1.02 重度惩罚 亲社会价值取向 1 5.81 0.75 2 2.88 1.54 个体价值取向 1 4.13 0.89 2 3.63 0.96 为了考察同阶段 1 相比, 被试在阶段 2 的信任 水平是否更低, 以惩罚条件、社会价值取向和实验 阶段为自变量对信任水平进行 3×2×2 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 其中实验阶段为被试内因素。结果显示, 实验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 F(1,90)=71.19, p<0.001, 效应量η2=0.44; 惩罚条件、社会价值取向和实验阶 段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 F(2,90)=10.89, p<0.001, 效应量η2=0.20。为了考察实验阶段效应在什么情况 下出现 , 将惩罚条件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水平固定 , 进一步进行实验阶段的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无惩罚条件下, 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 实验阶段 效应不显著, F(1,90)=1.76, p=0.19, 个体价值取向 的被试, 实验阶段效应也不显著, F<1; 轻度惩罚条 件下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 , 实验阶段效应显著 , F(1,90)=17.97, p<0.001, 个体价值取向的被试, 实 验阶段效应不显著, F(1,90)=0.28, p=0.597; 重度惩 罚条件下, 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 实验阶段效应 显著, F(1,90)=155.09, p<0.001, 个体价值取向的被 试, 实验阶段效应临界显著, F(1,90)=4.49, p=0.04。 3.3.2 惩罚条件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博弈者在实验 阶段 2 的人际信任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 在阶段 2, 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有所下降。接 下来以实验阶段 1 和实验阶段 2 的总体信任水平之 差作为因变量, 以惩罚条件和社会价值取作为自变 量, 对两实验阶段的总体信任水平之差进行方差分 析。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试在不同惩罚条件下的总体 58 心 理 学 报 43 卷 信任水平之差的描述统计见表 6。表 6 表明亲社会 价值取向被试的总体信任水平的下降程度要大于 个体价值取向的被试。进一步做 3(惩罚条件)×2(社 会价值取向)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惩罚条 件的主效应极其显著, F(2,90) = 23.62, p< 0.001, 效 应量η2 = 0.34; 价值取向的主效应极其显著 , F(1, 90) = 39.36, p<0.001, 效应量η2=0.30; 惩罚条件与 价值取向的交互作用极其显著 , F(2,90) = 10.89, p<0.001, 效应量η2 = 0.20。 表 6 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试在不同惩罚条件下的两阶段 的总体信任水平之差(n=16) 社会价值取向 惩罚条件 M SD 无惩罚 0.31 0.60 亲社会价值取向 轻度惩罚 1.00 0.82 重度惩罚 2.94 1.61 无惩罚 0.00 0.82 个体价值取向 轻度惩罚 0.13 0.62 重度惩罚 0.50 0.82 总体 亲社会价值取向 1.42 1.56 个体价值取向 0.21 0.77 在价值取向的不同水平上, 对惩罚条件的简单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惩罚条件对于亲社会价值取向 的 被 试 有 着 非 常 显 著 的 影 响 , F(2,90)=33.30, p< 0.001, 效 应 量 η2=0.43, 进 一 步 的 多 重 比 较 表 明 , 重 度 惩 罚 条 件 下 人 际 信 任 水 平 的 下 降 程 度 (M= 2.938)显著大于无惩罚 (M=0.313)和轻度惩罚条件 下(M=1.000)人际信任的下降程度 , 轻度惩罚条件 下的人际信任下降程度要大于无惩罚条件的, 但两 者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而对于个体价值取 向 的 被 试 而 言 , 惩 罚 条 件 对 其 没 有 显 著 影 响 , F(2,90)=1.22, p＞0.05, 效应量η2=0.03。即惩罚程度 越大, 对亲社会价值取向的博弈者在实验阶段 2 的 人际信任水平削弱的程度越大, 而不同的惩罚条件 对个体价值取向的博弈者在实验阶段 2 的人际信任 水平无显著影响。 3.3.3 社会价值取向、惩罚条件和实验阶段对博弈 者在公共物品两难情景中合作水平的影响 在阶 段 1 和阶段 2, 经历过不同惩罚条件的不同社会价 值取向的博弈者合作水平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 7。由表 7 可以看出, 在实验阶段 2, 经历过重度惩 罚的博弈者合作水平下降水平最为明显, 经历轻度 惩罚条件者次之, 但也有明显下降; 而没有经历过 惩罚条件的被试合作水平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表 7 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试在不同惩罚条件下的两阶段 的合作水平(n=16) 惩罚条件 社会价值取向 实验阶段 M SD 无惩罚 亲社会价值取向 1 14.63 6.96 2 14.31 6.09 个体价值取向 1 9.44 4.57 2 9.25 4.71 轻度惩罚 亲社会价值取向 1 18.81 6.07 2 11.50 6.30 个体价值取向 1 10.75 4.75 2 8.69 2.15 重度惩罚 亲社会价值取向 1 24.25 4.70 2 8.06 2.86 个体价值取向 1 14.38 3.40 2 11.50 3.25 为了考察被试在阶段 2 的合作水平是否比阶段 1 更低, 以惩罚条件、社会价值取向和实验阶段为 自变量对合作水平进行 3×2×2 的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 其中实验阶段为被试内因素。结果显示, 实验 阶段的主效应显著, F(1,90)=159.70, p<0.001, 效应 量η2=0.64; 惩罚条件、社会价值取向和实验阶段的 三重交互作用显著, F(2,90)=25.29, p<0.001, 效应 量η2=0.36。为了考察实验阶段效应在什么情况下出 现, 将惩罚条件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水平固定, 进一 步进行实验阶段的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无惩 罚条件下, 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 实验阶段效应 不显著, F(1,90)=0.11, p=0.74, 个体价值取向的被 试, 实验阶段效应也不显著, F(1,90)=0.04, p= 0.84; 轻度惩罚条件下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 实验阶段 效应显著, F(1,90)=61.19, p<0.001, 个体价值取向 的 被 试 , 实 验 阶 段 效 应 不 显 著 , F(1,90)=4.87, p=0.03; 重度惩罚条件下, 亲社会价值取向的被试, 实验阶段效应显著, F(1,90)=299.84, p<0.001, 个体 价值取向的被试 , 实验阶段效应也显著 , F(1,90)= 9.46, p=0.003。 3.3.4 惩罚条件和社会价值取向在实验阶段 2对博 弈者合作水平的影响 以上分析表明, 在实验阶段 2, 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合作水平有所下降 , 以实 验阶段 1 和实验阶段 2 的合作水平之差即合作水平 的下降程度为因变量, 以惩罚条件和社会价值取向 为自变量对两阶段的合作水平之差进行方差分析。 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试在不同惩罚条件下的合作水 平的下降程度的描述统计见表 8。表 8 表明亲社会 价值取向被试的合作水平的下降程度要大于个体 1 期 王 沛 等: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59 价值取向的被试。进一步做 3(惩罚条件)×2(社会价 值取向)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惩罚条件的主效应极 其 显 著 , F(2,90)=49.32, p<0.001, 效 应 量η2=0.52; 价 值 取 向 的 主 效 应 极 其 显 著 , F(1,90)=66.60, p< 0.001, 效应量η2=0.43; 惩罚条件与价值取向的交 互作用极其显著, F(2,90)=25.29, p<0.001, 效应量 η2=0.36。 表 8 不同价值取向的被试在不同惩罚条件的两实验阶 段的合作水平的下降程度(n=16) 社会价值取向 惩罚条件 M SD 无惩罚 0.31 4.64 亲社会价值取向 轻度惩罚 7.31 4.32 重度惩罚 16.19 4.22 无惩罚 0.19 1.05 个体价值取向 轻度惩罚 2.06 3.38 重度惩罚 2.88 3.67 总体 亲社会价值取向 7.94 7.85 个体价值取向 1.71 3.09 在价值取向的不同水平上, 对惩罚条件的简单 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惩罚条件对于亲社会价值取向 的被试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F(2,90)=72.43, p<0.001, 效应量η2=0.62, 进一步的多重比较表明 , 重度惩 罚条件下人际信任水平的下降程度 (M=2.88)显著 大于轻度惩罚(M=2.06)和无惩罚(M=0.19)条件的人 际信任水平的下降程度, 轻度惩罚条件的人际信任 下降程度也显著大于无惩罚条件的; 而对于个体价 值取向的被试而言, 惩罚条件对其合作行为没有显 著影响, F(2,90)=2.17, p＞0.05, 效应量η2=0.05。也 就是说, 惩罚的程度越大, 对亲社会型博弈者在惩 罚取消阶段的合作行为的削弱程度越大, 而不同的 惩罚条件对个体价值取向的博弈者在惩罚取消阶 段的合作行为无显著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证实了研 究最初的假设, 即惩罚的存对亲社会型价值取向博 弈者的合作行为有消极影响。 3.3.5 人际信任在惩罚影响博弈者合作行为中的 中介作用 按照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温忠麟, 张 雷, 侯杰泰, 刘红云, 2004)对人际信任(P)的中介效 应依次检验, 具体程序如下： (1) 在实验阶段 1, 惩罚的存在对实验阶段 2 中个体价值取向型博弈者合作行为的预测以及人 际信任在惩罚影响其合作行为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于个体价值取向的博弈者, 以惩罚为预测因素对 其合作程度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惩罚没有显著 预测博弈者的合作程度 β=0.25, p=0.082。因此, 对 于个体价值取向的博弈者已经可以推断出不存在 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 因为惩罚条件并没有影响第 二阶段博弈者的合作程度, 因此没有必要再进一步 检测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 (2) 在实验阶段 1, 惩罚的存在对实验阶段 2 中亲社会型博弈者合作行为的预测以及人际信任 在惩罚影响亲社会型博弈者合作行为中的中介效 应检验。研究转向于检验人际信任在惩罚对亲社会 价值取向博弈者合作行为影响中的中介效应。首先, 将惩罚作为预测因素对亲社会型博弈者的合作程 度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惩罚在阶段 1 的存在预 测了实验阶段 2 中博弈者的合作行为 β = −0.44, p = 0.002。 以惩罚作为预测因素, 对实验第二阶段亲社会 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度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实验第 一阶段存在的惩罚预测了实验第二阶段的人际信 任, β = −0.60, p<0.001。 人际信任(P)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见表 9, 其中 的结果是标准化解, 用小写字母代表相应变量的标 准化变量。由于依次检验(前面 3 个检验)都是显著 的, 所以人际信任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第四个 t 检验不显著, 所以是完全中介效应, 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比例为 0.595×0.588/0.444 = 78.8%。 表 9 人际信任(P)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y =−0.444x SE =0.931, t =−3.357** 第二步 P =−0.595x SE =0.211, t =−5.026*** 第三步 y = 0.588p SE =0.828, t= 2.207* −0.094x SE =1.419, t= −.533 注：SE 表示标准误, *p<0.05, **p<0.01, ***p<0.001 上述包含了中介变量 P 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惩罚通过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对合作 程度有间接负效应, 即惩罚程度越强, 在实验阶段 2, 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越低 , 而此时 亲社会型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会影响博弈者的 合作程度, 使其合作程度也下降。 3.4 讨论 实验二的结果更精确地证实了实验一的结论： 当已经存在的惩罚取消后, 亲社会型博弈者和个体 价值取向的博弈者其人际信任程度和合作程度均 60 心 理 学 报 43 卷 有所下降。亲社会型博弈者是具有高人际信任倾向 的个体, 他(她)们倾向于信任他人的合作行为是基 于道德层面的。取消惩罚后, 经历过惩罚的博弈者 的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惩罚条件组被试的水平, 这 一结果再次证实了研究假设, 即惩罚削弱了博弈者 的人际信任水平。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表明, 惩罚 通过削弱亲社会价值取向博弈者的人际信任水平 导致其合作程度的下降。 此外, 实验二的结果表明, 经历了重度惩罚条 件的亲社会型博弈者在实验阶段 2 的信任水平和合 作水平显著低于轻度惩罚条件和无惩罚条件。这一 结果可以从逆推的角度说明惩罚使得博弈者产生 条件信任, 即惩罚作为一种线索使人们意识到小组 中的其他成员不会自觉合作, 而是基于惩罚的存在 才迫于合作。所以惩罚一旦取消, 基于惩罚建立的 条件信任都随之消失, 以至于经历过重度惩罚条件 的被试在惩罚取消后, 人际信任水平最低。 Mulder 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在社会两难中, 惩罚通过削弱人际信任水平而削弱合作。但实验二 在引入了社会价值取向这一变量对被试进行亲社 会价值取向和个体价值取向的区分后, 结果发现人 际信任在惩罚影响合作中的中介作用仅限于亲社 会价值取向的博弈者。这种结果的差异可以在社会 两难领域以外的研究中找到证据, 按照 Pillutla 和 Chen (1999)提出的观点 , 可以认为个体取向的被 试本身的人际信任倾向就低, 而惩罚作为他们不信 任的认知线索, 使得惩罚提供的信息与他们的预期 相一致, 所以惩罚对个体取向的被试的信任水平和 合作程度的影响程度会低于亲社会型被试。因此, 在实验二中引入社会价值取向变量考查人际信任 水平对合作程度的影响是有必要的。 4 总讨论 4.1 惩罚与合作 在社会两难领域, 许多早期的研究表明惩罚对 合作有促进作用, 并且相对于重度惩罚, 轻度惩罚 会导致人们的不合作行为(Caldwell, 1976; Yamagishi, 1986a, 1986b, 1992; McCusker & Carnevale, 1995; Van Vugt & De Cremer, 1999; Eek et al., 2002)。但 Tenbrunsel 和 Messick (1999)的研究表明惩罚对于 社会两难情境中决策者的认知决策框架有消极影 响。具体研究表明, 惩罚程度无论轻重, 都会对人 们的认知决策框架产生消极影响。但是, 本研究实 验二的结果表明, 重度惩罚会削弱合作程度。而且 本研究通过“取消惩罚”的范式才使这种消极影响 在惩罚取消阶段得以呈现。在运用其它范式的研究 中也可以找到这种消极影响的证据：当一种惩罚制 度出现时, 行为被不必要地监控, 对他人的不信任 可能会驱使被试在没有惩罚的时候采取背叛, 特别 在有背叛的时机出现时。人们可能寻求可能的背叛 方法去逃避惩罚(Mulder, Van Dijk, De Cremer, & Wilke, 2005)。 4.2 惩罚与人际信任 本研究表明仅仅是一种惩罚制度的出现就会 使人们依赖惩罚制度：因为不受惩罚制约, 对他人 合作的信任就会被破坏, 因此需要适当保持惩罚制 度以确保合作。然而, Macy (1993)的情境研究却得 出了与本研究相反的结论。他的模拟模型显示, 当 组织中的合作率较低时, 惩罚有助于合作; 当组织 中的高合作率已经趋于稳定时, 惩罚的积极作用消 失。此模型预示了组织中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合作, 取消惩罚不会引起合作率的下降。有两点理由可以 对此结论进行质疑。首先, Macy 的模型并没有考虑 合作的归因和惩罚对人际信任可能的影响。如果考 虑到这些方面, 他的模型可能会预测到惩罚的缺失 导致博弈者人际信任水平的下降。因此, 惩罚的贡 献可能会持续。其次, 在 Macy 的模型中惩罚制度 从来没有真正地被取消过。尽管当合作保持在一个 较高水平时, 惩罚的贡献下降。但惩罚仍然有机会 发挥积极作用。所以, 这个模型描述了这样一种情 形：在合作达到高水平之后, 惩罚被运用的机会少 了, 并非惩罚产生作用的机会完全消除。近来的研 究已经表明, 一旦惩罚制度制定, 人们就不想放弃 它(Mulder, Van Dijk, De Cremer, & Wilke, 2005)。 4.3 惩罚、人际信任和合作 在实验第二阶段, 经历了惩罚的亲社会价值取 向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平出现了显著下降, 而经历 了同样惩罚的个体价值取向的被试的人际信任水 平无显著变化, 这一结果证实了实验二的预期。 就惩罚对人际信任的削弱效应是否也影响了 博弈者的合作行为这一问题, 本研究也可以进行解 释说明。在实验一中, 研究并未将被试最初的人际 信任倾向考虑在内,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惩罚并没有 破坏博弈者的合作程度。对阶段 2 被试的人际信任 水平和合作程度进行相关分析, 尽管结果表明相关, 但这种相关程度似乎并不足以涉及惩罚对合作的 1 期 王 沛 等: 惩罚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公共物品两难中人际信任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61 影响。实验二的结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效阐释： 实验二通过引入社会价值取向这一变量区分了被 试初始的人际信任水平。结果显示, 惩罚的确破坏 了博弈者的合作行为, 但仅限于亲社会价值取向的 被试。研究所做的中介效应分析支持了研究预期： 惩罚对亲社会型被试的合作程度有消极影响 , 并 且这种消极影响通过被削弱的人际信任水平这一 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因此, 惩罚似乎已经引起了被 试人际信任水平的下降 , 这一点在惩罚取消后显 现出来。当被试最初的信任水平较高时, 这种被削 弱的人际信任似乎已经引起合作程度的下降。在 实验一中 , 研究并没有测量或是操作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