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议民主的局限性浅探

审议民主的局限性浅探 行政管理13班 谭晗婧 学号：200903010470 摘要：本文通过对审议民主的概念、特征及其流派的分析，了解审议民主在与聚合民主、协商民主的不同之处，并探讨审议民主的可取和值得发扬的精神。同时剖析审议民主在当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实现的困境。 关键词：审议、民主 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议的理念已经逐渐成为了当代所有主要民主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素”欧洲国家自由民主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遭遇多重困境，如公民政治参与冷漠，传统政党制度不受新生群体欢迎，官僚机制侵蚀民主，民主过度造成国家能力不足，民主机制失灵以及缺乏活力等欧洲政治学展开了大量研究，探讨民主体制发展中的问题，提出复兴政治的公共领域，建设政治体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关系，力图在理论和实践领域激活民主机制。 一、审议民主的概念及其特征 审议民主是在共和主义的框架中发展而来的，根据对审议民主的阐释，可以说它恰好能很好地解决聚合式民主面临的难题，其优势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审议民主与现代多元化的社会具有某种“同构性”。在多元主义的社会中，审议民主很好地提供了有利于公民之间就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进行沟通，展开讨论的条件，公民在审议民主提供的公共空间中，在尊重多元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做出决策。在这一过程当中，公民的偏好转换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更不是威胁的，因此即使自己的偏好在最终的决策中仍是少数，公民也不会产生对抗情绪，不会有被忽视、被剥削的感觉。其次，在审议民主中公民的最终选择是理性的。在聚合式的民主图景当中，它预设每个公民在进行投票之前都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不变的偏好，对每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偏好平等对待；并且公民的偏好是在不掌握充分信息的前提下形成的，还是基于威胁、恐吓而伪装了自己的真实偏好，亦或是跟随大多数公民的意愿而做出的选择，对此它并不给予关注。 审议民主理论将现有的民主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其所反对的投票民主,或者说是聚合式民主或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被称为是自由民主,不同的理论家使用的术语有所差别,但其所指基本一致,即我们通常所谓的精英民主理论和多元民主理论,以及社会选择理论所描述的民主模式;另一种就是其所主张的审议民主理论模式。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是,前者将民主意志的形成完全寄托在未经的秘密投票的基础上,而后者则强调在投票之前应有一个公共审议的过程,在理想状况下,仅通过审议即可达成共识,而无需借助投票机制。 审议民主理论的着眼点是面对高度多元的社会,如何通过制度化的机制来化解社会冲突、塑造一种公正而有活力的公共生活。它强调民主不仅仅是投票,民主也不仅仅是参与。它强调在投票前应有一个公共审议的过程,使得公民可以透过自由而公开的讨论,深化他们对于共同利益的理解。一方面,它和参与民主理论一样强调普通民众对于决策过程的参与,从而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它又强调通过公共审议来提升参与的品质,提高决策的质量。 其中审议民主需要给出理由。审议民主关注公民及其代表要为其偏好给出合理性的证明;而聚合式民主不要求对偏好本身进行证明,仅寻求各种有效而公平的方式来合并这些偏好。而且审议民主依赖于明确的道德原则,如互惠性原则和诉诸正义等原则,而聚合式民主依赖于中立性原则,不对所提主张进行正义的拷问。审议民主是动态的,不仅承认决策结果的临时性而且保持决策过程的开放性。 相比之下,聚合式民主不认为公共讨论具有改变公民偏好的可能,因此也就只重视投票的程序,而不重视实质性的公民民主互动。审议民主的目的在培养出负责任的公民,他们在做出任何政治决定之前,都能理解议题的复杂性,认知其他团体的合法利益,培养共同行动的集体意识。 二、审议民主的理论流派 学术界对于审议民主理论内部的分野有不同的归纳,如布劳格曾按照规范性程度将审议性民主理论划分为三类：共和主义的审议理论、后现代的审议理论以及普遍主义的审议理论。塞沃德根据审议发生的场所将审议民主理论内部对“审议”的界定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议会及其相关机构与公民表决或公民创制权、立法机关动议权相关的审议性民意测验。 第二种，非国家发起的审议性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某些“焦点群体”。第三种，具有宪法解释权的最高法院或高级法院;有委任权的内阁。第四种，各种协会(由国家或其他机构发起);政党;受保护的飞地;反社会的次级群体。 麦加菲则按照不同的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将审议民主理论分为三种类型:以偏好为基础的审议民主模式、理性的程序主义审议民主模式和综合的审议民主模式。第一种模式,麦加菲将以埃尔斯特和费希金为代表的审议民主理论称为“以偏好为基础的审议民主模式”,因为他们仍将其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意见和偏好之上。第二种模式是罗尔斯、哈贝马斯代表的“理性的程序主义的审议民主模式”。这种审议模式有着完全规范性的哲学根基,公民完全按照普遍化的规范行事。 第三种是综合的审议民主模式。其思想资源来自杜威、阿伦特和巴伯,因此也可以称为“准杜威模式”。这种模式并不关注共识,而是将审议视为一个让人民对不同公共问题之后果有充分了解的过程。 三、审议民主的局限之处 （一）审议民主及其正义缺失 首先,多数的审议民主理论家通过将民主讨论的概念限定为批判性的论证,预设了一种具有潜在的文化偏见的讨论概念,将造成对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的不正义。 其次,审议民主理论家倾向于把以获致理解为目的的讨论过程不适当地假定为要么以共识为前提要么以共同利益为目标,这两种塑造讨论过程的方式都极易带来排斥和不正义。其一,在当代多元社会里,我们不能假定在很多冲突的情境中有足够的共识可资诉求以解决集体问题。在多元主义的境遇下,诉求假想的共识或许是完全公正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共识的假定倾向于将政治共同体建构为封闭的,潜在地认为只有在我们将自己与我们界定为差异性的局外人区分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相互合作,这样,共识就有可能将某些人、某些群体排挤或边缘化。其二,对先在的一致性的假定回避了从自利向一种更为扩大的视角转换的需求。在民主交流中,通过倾听和了解他人的利益、观点或视角,有时人们需要矫正自己的观点以解决集体问题,因而,自我超越的需要是民主讨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后,有些审议论者将一致性视为政治对话的目标。于是,为达致公共利益,很多审议论者将身份、文化、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视为公共对话以及决策所必须予以超越的差异。 再次,预设审议的背景是面对面的。审议民主的这种“中心化”描绘潜在地把审议过程看作是一个作出决定并如我们所愿公正地作出决定的大型会议。问题是,伴随运输、交流以及经济依赖而带来的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避免性使得以讨论为基础的民主理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现代大型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间接的而非直接面对面的关系。 最后,审议推崇具有潜在的、排外性的特殊秩序规范。人们力图将议题带入公共领域的方式有时是以理性的温和的方式对政策之决定审慎明辨,有时是以游行示威等极端的对抗的方式使人们关注某些特殊议题或结构性不正义。而审议论者往往将这种表达态度上的“适度”与“极端”之间的差异放大为表达观点之间的对立,所以,那些被标记为极端的人其观点注定要被排除出审议的范围而不予倾听。 （二）审议民主的困境 首先，相互尊重在实践上遥不可及。公民们之间的沟通经常既不是真正的审议也不是真正的民主。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部分的是由于有的公民比其他的人更善于游说，也就是说，他们在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时候博学而老练，因而容易被他人视为合理的主张——而不论他们的论述实际上有无价值、正确与否。另外，有些公民的意见明显不如其他人的那么容易被倾听，即使当他们的主张是根据理性的规范来进行陈述时，他们也很有可能遭到忽视。在现实的政治文化中，这些公民可能是那些在正式的政治机构中鲜有他们的代表的人，以及那些在物质方面完全处于弱势的人群，也就是妇女；人口上处于少数的种族，特别是黑人；以及穷人。 其次，民众的暴行与缺乏理性。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群众在政治集会中很可能被暴民心理所俘获，与此相联，他们缺乏足够的理性来正确地进行思考。美国政治学家唐斯在描述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为色情作品问题举行的听证会是，提到了支持制定反色情法的人“古怪的姿态”。他们“不适当的感情外露”，他们与“审慎思考”正相反的“大叫大嚷”，他们的“歇斯底里”。以及激进主义者“鼓掌喝彩、发出嘘声和大肆叫嚣”的千姿百态。唐斯谴责大部分的反色情的激进主义者缺乏深思熟虑。 最后，漠视特殊利益。当代民主理论家力图在一个更广泛开阔的图景中承认冲突和差异，从而发现和有赖于某种共同的取向。但这些方法的危险性在于，特殊的视角和利益被消除，特别是少数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的利益。民主社会通过审议追求共同利益的首要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漠视特殊利益。听者所承认的只是能够被包容的观点，也就是性质上类似的观点。尽管那些差异性的、截然不同的、独特的或者罕见的意见能得到表达，但是它们却不会得到关注，或不会被承认。共同的意见会得到优先的关注，这会提高少数人的观点遭到拒绝的危险性。如果这些观点不合时宜或令人失望，或者主流群体的成员能够从忽略这些意见中得到好处，那么寻求共同意见多包含的这种危险就会增加。 在当代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如何用一种适合“一去不复返”的古代社会的民主范式来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是审议民主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并且聚合式民主取代这种古典的直接民主形式，也证明了它有其优越之处。第一，共和主义的古典民主“并不比自由主义更具包容性、民主性———因为它以公民履践德性的能力为基础，而自由主义以所有人的人格平等为基础”。雅典城邦中的公民身份是封闭的、狭隘的、有物质条件规定的，而聚合式民主中的公民身份是开放的，包容的、没有物质要求的。第二，古典民主范式对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及其人员构成上有特定的要求，尤其是以奴隶制的存在使男性公民有闲暇的时间参与政治为前提的，“如果没有雅典的奴隶人口，2万雅典人绝不可能每日在公共广场上议事”。而现在的民族国家无论在疆域上还是国民数量上都不适合古典的民主范式，特别是当今社会是没有奴隶制的，公民参加政治讨论的闲暇时间是非常有限的。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越来越广，公民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也随之增加。人不再生而是城邦动物，政治生活不再是天然的需求。公民从“不断地行使政治权利，日复一日地讨论国家事务、争议、商谈、派别斗争的所有环境与运动，必要的鼓动”中解脱出来，公民并不会因为没有这些职责而“在无所事事的折磨下痛苦不堪。而对于现代民族而言，这些职责只会造成困扰与疲倦”。 四、 民主不只是理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透过制度安排与政治社会化历程，使民主作为公民社会共信共行的理想价值和生活方式。今天的社会成员已普遍认为市场导向的政治治理思维,实不能完全负起解决公共问题的责任,需藉由公民意识的发扬,让社会公民担负主要的政治、社会责任。一个21世纪的公民,要跳脱以往的权利意识,不要再强调要跟社会“争取什么”、“要什么”,而是要强调我们“参与了什么”、“能做什么”。主动的公民们要从政客手中取回公共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一方面要发挥公民意识监督政府的决策机制,一方面要具备积极主动的功能,以促进公民资格的实现。从本文的讨论可知,发展中的审议民主模式,不但能导正当下表面式、有气无力的弱民主,同时透过这些模式的运作,参与者无论在公民认知、公民态度及公民参与等各方面都能有实质的进步,对于公民意识的提升与振兴实有积极的作用。 [1] 谈火生 审议民主理论的基本理念和理论流派《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1期 [2] 王盛彬，《反思审议民主》，法治与社会，2008.08 [3]马晓燕，社会正义研究的新视角:交往民主对审议民主的反思与批判，学术月刊，2009年1月第41卷　 [4] 赵霞, 审议民主初探，科教文汇，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