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史

英国国家史 先要感谢一下showcraft兄，介绍了一本相当不错的书。丘吉尔的文笔自不必说，而英 国作为世界首个现代化国家，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有不少也在后来的许多国家身上也发生过 ，所以细看下这个为全球抄袭的体系是如何自我演化而来的颇有意思。早年英国的根 本不堪入目，内廷与外廷不分，家业与王业不辨，机构简陋且于民生毫无建树，国家机器 还时常因为宗派势力的斗争而运转不灵，更遑论权力的分割与制衡了。但人家就是在这样 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世界首强的。所以我们看别人家的制度，不是要想着如何拿过来抄一 下，而要分析他们的体系是如何配合他们人事的变迁而成型。 故事开幕的时间大约是在西历三世纪末。在那之前的不列颠是身处罗马大家庭的一枚 幸福的小萝莉。然而此时，绵延的边患使这个大家庭力渐难支，终在五世纪亡于蛮人的铁 蹄下。欧亚西陲并非古典文明崩溃的独例。三世纪的东方，汉祚三分，随之而来的便是五 胡乱华，衣冠南渡。幸而在东方，无论江北江南，帝制都得以留存并不断进化，终于六世 纪末完成了三公政治向三省六部一台制的转变。同时，两税制的施行增加了自由流动的人 口。宵禁制度的破产以及坊市制向街市制的转变意味着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民权的伸张。 然而欧陆西陲则没有那么幸运。历经日尔曼诸部、维京、马扎尔人的轮番入侵，天主教世 界的制度水准退回到了侵地霸国的东周时代。春秋诸国强公室杜私门的政治游戏在西欧的 舞台上重演，偏安西隅的不列颠亦难免俗。本卷的大部篇幅记叙的便是金雀花王朝扩张王 权的历程。然而直至十五世纪，金雀花王朝在玫瑰战争的纷乱中寿终正寝，宗亲势力依然 远未革尽。但是在中央集权过程中诞生的习惯法、宪章、国会却逐步演化成今天英语世界 以及许多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 与欧陆的君主们相比，英国君王在集权方面的基础要优渥得多。在西塞克斯时代，不 列颠的萨克逊王国就有了郡守制度。在九世纪，英格兰是欧洲唯一由国王掌管财政大权的 国冢。而忏悔者圣爱德华法已有了日后通行全国的习惯法的雏形。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们就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扩充着自己的王权，而她集权过程中的两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民 权与君权的共同成长，二是贯彻始终的浓郁的保守主义风格。 弱主对社会的伤害往往要大过暴君，那是因为暴君并不常见，而弱主则俯仰皆是。斯 特凡、亨利三世、亨利六世都曾让英国陷入诸侯凌市、内廷弄权、烽火迭起的境地。丘吉 尔因此写道：“没有什么能比斯特凡统治时期的混乱使人们更充分地认识到君主专制的必 要性。”这是脆弱的民权与君权相互依存的首次诉求。在中央收拢司法权的过程中，两者 的联合造就了英国的习惯法。亨利二世通过陪审团制度让庶众参与到司法审判的过程中， 籍此从诸侯法庭的手中偷走了本属于它们的司法权，使自己的王法通行于整个英格兰。丘 吉尔写道：“在中央集权化的伟大过程中，‘法律来源于人民而并非由国王臆定’的原则 被保留下来，传袭至今。”这是民权与君权共同扩张的一个例证。两者携手的更重要的成 就便是英国国会。教条的观点认为，国会是用来监督并限制君权的。这样的看法实在有待 商榷。因为在国会诞生前，英国君王的权力从来没有像之后那样渗透到每一寸国土。从结 果看，国会事实上已成为英国国王对全国施行统治的有力工具。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国 会通过的《第一威斯敏斯特法规》、《格洛斯特法规》、《莫特美因法规》、《第三威斯 敏斯特法规》无不益于君权的巩固，尤其是《第三威斯敏斯特法规》“制止了封建关系进 一步分化的趋势，对国王极为有利，增加了他以最高封建主的身份直接管辖的佃户数量。 ”即便就目的而论，国会的诞生亦多是针对横行的诸侯与城市寡头。国会的缔造者，不列 颠的霍光，德·孟福尔在大权独揽后便开始着手打压贵族的势力。他于伦敦召开的首届国 会中，“贵族当中只有五名伯爵和十八名男爵收到参加国会的通知。德·孟福尔又一次依 靠乡绅和市民的支持来对付心怀敌意或态度冷淡的贵族。这是他的诀窍和策略。”当下关 于民权，最一般的论调认为：民权是天赋的，而官府的权力则是民赋的。这样的观点充满 了正义感与理想主义色彩，却无补于现实。在这个世界上首个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中，我 们看到民权是作为君王们争利的工具而逐步壮大的。之后的三百年里，它怂恿爱德华三世 与亨利五世对法拓疆的雄心，满足兰开斯特家族篡位的野望，以此一点点地把交易来的特 权收入囊中。至爱德华三世统治期间，下议院已立于国会中，平民终以独立的面目参与利 益的博弈，而此时，英国王冠的威望已然覆盖了加莱、诺曼底与阿基坦。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东西方君王的做法作一下比较。他们都知道无论是出于王国的强 大还是王权的巩固，地方豪强对地域管辖权的世袭垄断必须被击碎。人事上的调动是最基 本的手腕。亨利一世曾刻意提拔才学出众的末等贵族组成其宫廷官员的核心。然而制度的 设计才是根本。这点上，东方的作法是开放政权，开科取士；而英王则寄希望在国会的博 弈中侵夺豪族的权益。尽管出发点相同，然两者间却有一点重要的差异。英王的议员并非 食禄的官僚，端的亦非铁打的饭碗，这些人最终都要回复到原本的社会角色中，这多少与 西汉时入朝召对的贤良、文学相似（这也说明金雀花时代的英国与西汉时的中国基本走在 一条相同的政治轨迹上）。然而读书人一朝及第后则永远地属于官僚体系的一分子，这多 少会对他们处事的立场产生影响。即便如钱穆先生所言，“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 ”，“读书人在社会上并不是一个显然的集团”，“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何尝不可说是代 着全民”，科举对才智的垄断，大量入仕的学子致使官僚机构臃肿，官阶增长等流弊却 已确凿。自五四以来，桎梏人才、培养官迷似已为科举之原罪。然而如今科举废去已百又 五年，官场对国民的魅力缘何不减当年？摩登时代摆脱科举桎梏而荣登庙堂的那些大人物 们，又有何者敢自诩有荆公太岳的才识？也许科举只是某只藏于我族社会深处的怪物的替 死鬼。而现下进士已成四旧，议员又未到来，于是本来在晚唐就被尘封的门阀世卿便又回 来了。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先辈的矜持高贵，大多有点女王属性，遇事要先走神马的，一开 口就能掉一地的节操。 一种观点认为欧洲民权的鼎盛是贵族政治的结果，并以大宪章的签署为佐证。这无疑 是浅见。在集权根基更薄弱的欧陆，勃艮第与奥尔良的对立几乎使法国主权尽丧。而在不 列颠本土，约克与兰开斯特的权斗，致使“王室囊空如洗，贵族却家财万贯。百姓家徒四 壁，但更主要的是横遭不幸，不得安宁”。贵族擅权的年代里甚至连国会都无法顺利运转 ：“国会在这些变故中不是策划人，也不是有权力的中间人，它只是忧心忡忡的记录员， 记下军事冲突和贵族之争的后果。选举也不自由，在十五世纪，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控制一 个选区的现象同十八世纪一样普遍。国会只是国内任何取胜一方的工具或橡皮图章。”这 才是贵族政治的真貌。而关于大宪章的诞生，我们不得不留意以下文字：“在最后的斗争 中，兰顿大主教表示不愿意走到内战的绝路，不过，也是他说服贵族把他们的要求建立在 尊重古代习惯和法律的基础上，并且使他们除了本阶级的利益之外又有了其他奋斗目标。 贵族在亨利二世建立的行政制度下生活了四十年之后，如今在反对约翰的斗争中比斯特凡 国王时代的权贵们前进了一步，他们学会了理智地、建设性地考虑问题。为了反对国王的 武断专制，他们不主张举行封建割据的无政府叛乱，而是建议确立一种实行限制与平衡的 制度，这种制度将赋予国王必要的权力，但又能防止暴君和笨蛋滥用职权。”可见亨利金 雀花的威权统治以及在此期间成型的习惯法才是宪章诞生的基础，事实上，大宪章本身就 是习惯法的延伸而已。而宪章“对民主原则和民权未作详细论述，它不是立宪原则的宣言 ，而是在封建制度下纠正时弊的具体文件”。诚然，宪章把习惯法的约束范围扩大到王业 承任者之身，这是其伟大之处。但这并非什么非得假诸侯之手成就的事业。在士人政治的 背景下，只一句“不经凤阁鸾台安可成命”便足以提醒傲娇的女皇守一下规矩。 从贤人会议到政务会，自圣爱德华法到习惯法，金雀花王朝推行的所有变革都建立在 尊重过往萨克逊传统之上，或至少披上了保守主义的外衣。这在其立法过程中犹为明显： “法律早就存在于国内的习惯之中，关键是需要通过潜心研究去发现它，把见诸史集的判 例加以比较，并在法庭上把它应用于具体争端。”“英国在法律方面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前 进，就连大宪章的草拟人也没有试图制定新的法律或公布任何普遍的准则。这是因为君主 和臣民实际上都受习惯法的约束。英国人的自由并不依靠国家颁布的法律，而是依靠长期 逐渐形成的习惯，因为这些习惯是有权在法庭上断案的自由人陪审团所确认的。”有时不 得不感叹，近代化竟是发端于这样一个保守主义深入骨髓的国家。然而这又如此合乎情理 ，因为法制与公民政治确实需要这种尊重既往习惯的文化为依托，而激进只能带来动荡与 迷惘，为军人上位提供契机，并为现实的弊政提供“旧制遗毒”的庇护所。可见认真的创 制者，当如亨利二世般审慎，于既往之积习寻变革之依托。切不可将道听途说的教义，加 一番似是而非的臆想，便奉之如圭臬，推之于四海。诚如钱穆所言“辛亥前后，人人言变 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 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 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 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 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 何等的愚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 统呢？”重视以往的习惯，尊重既已存在的人事，这是英国人的历史给处于迷惘期的我们 最大的教益。 由是观，言王权与民权势同水火者，既不懂王权亦不晓民权；言宪政脱胎于贵族政治 者，既不懂宪政亦不晓贵族政治；以保守主义为南辕而指近代化为北辙者，既不懂保守主 义又不通晓近代化。 (\(\ (\(\ (\(\ (._. ) (._. ) (._. ) (')(')_)o (')(')_)o (')(')_)o 金雀花时期英国国会的一些特点多被后进国的稚嫩国会所继承。 譬如对选举人财产所作的限制：“一四二九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拥有四十先令财 产的人才有选举权。”美国在1787年亦有类似的限令：“马萨诸塞州规定，只有年收入达 3镑以上、不动产价值60镑以上的男子才有投票权；康涅狄格州规定，投票人必须拥有不动 产价值40先令或动产40镑。纽约州的规定最苛刻，规定只有不动产达 100镑以上的男子才 有投票资格。”而晚清的首次咨议局议员选举亦申令，5000元资本以下者无选举权与被选 举权。这体现出其时社会主流意识对无产者的恐惧，毕竟“富不能禄使，贫不能刑威”。 同时我们注意到，处于权力上升期的国会有践踏法律的危险。理查二世的势力曾宣称 “国会对他们施加的压力违反英格兰的宪法和法律。这个结论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 ，此时的国会也会作出明显有害社稷民生的抉择，譬如极力鼓动英法之间的战争，借此从 急需军费的官府手里多搜刮些权力。这些全可算作国会制度的异变。因为国会之设本是专 为提供利益博弈的场所。而理查二世时期的国会却成了利益博弈的主体，失去应有的中立 立场。这些情况在成熟的国会政体中很少发生，然而所谓世事无绝对。今春小奥家临关门 时，电视的滚栏里列着可能关闭的公共服务部门的名单，其中写着议员的薪水照领不误。 当时小生正在麦当劳的吧台前噘蜡，只听得对首两位老人咯咯一笑戏谑道：在领薪的问题 上这群笨蛋全是工党的。。。 之前说国会专为提供利益博弈之场所而设，那么在金雀花王朝时期，这个博弈场所是 不完备的。这个国会驳回了理查二世废奴的敕令，可见农奴以及其他的底层庶众并未加入 这场博弈。那如今各先进国的国会所提供的博弈场所就完备了么？却也未必。因为利益的 冲突不单发生在阶层与阶层间，也发生在现时与未来间。未来人当然不可能在现时的国会 中有议席，于是谁更能侵凌未来的利益，亦即谁更能举债，更能开山伐林，更能打开国库 说“来来来，分与众兄弟买酒喝”，谁就能获得更大的支持。在南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 种危险的倾向。当然，我们不可能期待机器猫坐时空机到国会陈述苦情，便只能要求国民 更有远见、更能克制不合理的欲望、更有直面现实的勇气。须知国民的短视、贪婪、怠惰 、怯懦历来是政客们最好的饵食。在专制体制下，它能成就毛时代的狂热，在民主体制下 ，它能带来南欧的疲软。 不过在东方的传统下，这或许并非不能解。钱穆说“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 。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 ”既然如此，让决策者负责到死不就好了。议员们只管在鸾台辩论、质询、投票，但终裁 权在凤阁的阁员手中。阁员离任时受初询，责其弊政。若政令与当时鸾台投票结果相合， 那责任由鸾台与阁员共担，当然这只是说减轻对阁员的罚判而并不能真的去追究议员的投 票责任。反之，则阁员受全责。此后凡有弊端显现，谏官皆可诉其责，直至责任主体消灭 。鸾台只在政令与现行法律显然冲突时可行绝对封驳权，或在行令过程确已致使某一群体 的权利受到不可逆转的侵害时行使紧急封驳权。如是，即便有短视的国会，也难有短视的 官府。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出于风险共担的考量，国会的意见也会得到尊重。 (\(\ (\(\ (\(\ (._. ) (._. ) (._. ) (')(')_)o (')(')_)o (')(')_)o 整体说来，金雀花时期的不列颠在农商方面远较东方落后。在黑死病过后，英国才出 现自由农阶层。而在东方，农奴反倒是个稀奇的概念。从丘吉尔对金雀花王朝机构的描述 中，难免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个王朝只管看顾司法的公正，而在民生方面毫无建树。它 不置均输、不设常平、不抑豪贾、不济贫弱，即便偶尔对经济施加影响，手段也十分生硬 粗暴，比如驱逐犹太人，远不如东方的平准法来得圆滑。它有时甚至刻意纵容豪贾。在爱 德华三世的对外战争中，我们看到国王与垄断贸易商相勾结从而获得重要的军费。“羊毛 商形成了垄断集团，但他们出口的羊毛必须经过国王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指定的城市输出。 这种制度当时称为‘贸易中心制度’，它使国王便于灵活地控制出口。国王对于经过贸易 中心港口输出的羊毛征收出口税，藉此得到一笔不受国会控制的重要收入。”虽然中国也 以盐铁酒茶的垄断利润来支持战争，但都置于官府的经营下，不得由豪民专擅。汉代的官 营经济对后世影响甚巨，以致至今都不能脱其鬼魅，但以此认为英国人纵容豪商垄断的做 法更高明却委实不妥。首先既然是垄断贸易，那便去生斗小民的利益已远，争辩哪个侵夺 民利多些，哪个侵夺民利少些并无意义。而高下之判仅在于何者能取得更大的效益。中国 的官营贸易在汉时效率尚可，这群人精整天盘算的就是“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 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 也。”只是后人未必有汉人的聪慧。今日之官营实业因其绩效而被诟病。相形之下，豪民 失势，在竞争之下垄断毕竟可被打破，当然也有授柄与敌国的危险。而官业不振则只能责 其人事，不敢作他想。 在不动产方面，我们注意到自爱德华一世起，“土地逐渐地不再是全国的社会生活和 防御所依靠的道义约束力量，它逐渐成为一种商品，在原则上可以象羊毛或羊肉那样买卖 ”。土地交易的出现意味着两件事。首先买方不用担心买来的土地被贵族以武力侵夺的风 险，亦即社会日益承平。再者买方不用为了土地所有权所附带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封建义务 而头疼，这意味着王国的封建关系正慢慢地解体。交易的结果是“二、三十年以后，昔日 的封建主才意识到：为了集散无常的金钱，他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一部分数量颇为可观的英 格兰土地。”注意，这个结果与东方截然相反。英国的土地交易非但没有造成土地兼并， 反而把原本兼并在豪强手中的土地释放到商人手里。这许是当时的英国没有自耕农阶层的 缘故。而在中国，兼并导致自耕农破产，土地政策因此世受诟病也算得是个“富贵病”吧 。汉时董仲舒曾提出：在允许自由交易的前提下为个人拥有的土地亩数设一个上限，超过 的充为公田。这可算得农业社会的反垄断法了，可惜未被采纳。直至王莽时兼并问题积重 难返，于是干脆鲁莽地把所有的耕地都划归“王田”，其结果有目共睹。近年来由于几十 年政策执行的原因，有人对土地私有化渐感恐惧，以为田地一旦私分便会拉大贫富差距。 其实中国自汉始耕地就是私人的，又有何可担忧的呢。交易姑且不论，一旦把所有权交与 私人随意处分，土地便可作为抵押物换得贷款，这是非常重要的。须知农村的青壮劳力走 向城市这是必须被尊重的实情。对他们而言闲置在家乡的田产又有多少价值呢？与其赤条 条地在大都市里风餐露宿受人欺侮，为何不能贷些钱财改善下生活呢？或许还能留些本钱 做土产的买卖呢。你又如何知道中式麦当劳的缔造者不会是那些出身阡陌的小伙子呢？至 于说有人会趁荒年向农家索地，这个完全不必担忧。我们有三千年平准均输的手腕，只要 有心用在农地交易上，以丰年亩产的二十倍为每亩的官价收购，又有谁能占到农家的便宜 呢。今后的农业一定是寓本于末的，耕地的所有权最终会转移到拥有技术的人手里，在此 权利转移的过程中，若仍坚持耕地国有，那农家要求酬金的主张将失去法理基础，这才是 最大的不该。 (\(\ (\(\ (\(\ (._. ) (._. ) (._. ) (')(')_)o (')(')_)o (')(')_)o 最后看一看教权的问题。西欧教权的强大并非因为基督教本身蕴含着什么真理，或者 这群神棍有多么贤明，而全赖于罗马帝国的赫赫余威。“在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社会动 荡不安，轻视学术，所有知识分子起初都到教堂里躲避起来，后来他们从教堂里发挥出控 制社会的力量。教堂成为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教士们实际上垄断了知识和写作技巧，因而 那些傲慢专横的酋长们离不开他们。教士成为各国王朝的官员，有些成为国家的栋梁。他 们自然而且必然地成为罗马时代的地方行政官，穿着罗马行政官的服装。现在的教士还穿 着这种服装。”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教廷对知识的垄断究竟对西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首 先应当承认，任何垄断都是不合理的，更何况知识理应为全人类所共有。这也是十四世纪 威克里夫领导第一次牛津运动的重大缘由。然而在宇内腥膻的背景下，教会的垄断权确实 起到了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罗马的遗臣们既不用受元时“九儒十丐”的侮辱，亦不用受 清时科举的羁縻，得罪了蛮酋也有教廷撑腰。从肯特、莫西亚、西塞克斯再到金雀花，任 俗界王朝更迭，坎特伯雷的主教却一直任政务会机要之职，儒官的独立性受到了保护。很 难想象如果当时入侵的日耳曼诸部掌握了文官任选制，并横加私心随意改动，西欧的复兴 得等多久。然而之后教廷在特权之下腐化并与日益崛起的民族意识相冲突则是后话了。 (\(\ (\(\ (\(\ (._. ) (._. ) (._. ) (')(')_)o (')(')_)o (')(')_)o 奉上不列颠王靓照一张。虽然丘吉尔的书里对你着墨不多，但是果然还是吾王最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