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语和韩语中汉字的沉浮看汉语中汉字的繁简之争

从日语和韩语中汉字的沉浮看汉语中汉字的繁简之争 外语学习不仅使人学习了另一种语言，而且令人加深对母语的理解。从对英、法、德、俄语词形变化的语法意义的认识，对日、韩语语法助词的作用的认识，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语序在汉语中决定性的作用。体会到语序在汉语中的深刻意义，便能够加深对我国五言和七言近体诗，特别是五言近体诗的形式美的理解。近体诗有炼字和炼句一说，所谓炼句，形式上的重要做法之一就是改变语序，改变语序后，会模糊语义，便产生了诗意的美感。 这几年因为参加国际会议，多次前往韩国和日本，看到这些国家中华文化的强烈烙印，及其得到的维护甚至发展，有时候不免产生这样一种感觉：韩国和日本虽然是古代中国文化的庶出，今天的中国虽然是古代中国文明的嫡子，但是如今庶出所保有的传统美似乎不差于嫡子，个别方面甚至有超过嫡子之势，颇令我辈惭愧。 然而，原先充满汉字的韩国语，在1960年代后开展了去汉化运动，有意思的是，尖锐对立的南北朝鲜，竟然不约而同地去汉化，而且十分彻底，一个汉字也不留。日本也在20世纪发动废汉字运动，但是并不彻底，目前仍然有1000来个汉字在日语里使用，但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只能使用这1000多个汉字，非国家颁定的汉字不得使用。越南原先也是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化，20世纪发动了拼音化运动，十分彻底。 汉字的母国中国的情况呢？中国也不例外，1910、1920年代废除汉字的主张一度甚嚣尘上。字母化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推行，但是改变作为落后象征的、作为民族精神累赘的汉字的欲望没有丝毫减弱，其结果是1950年代和1970年代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简化汉字运动，1970年代的第二次简化汉字运动由于多种原因流产了，1950年代的第一次简化汉字运动存续下来，成为今天中国大陆占主导地位的汉字形式。简化字虽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繁体字并未被消灭，今天的中国大陆仍然有一些繁体字的存在，如书法作品一般用繁体字创作，古代典籍的重新印刷也不全都转化为简化字，有些仍然保留了繁体字的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视繁体字价值的呼声有增长的趋势。这似乎也不偶然，韩国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恢复了一些汉字的使用，比如许多车站名、公司名、报纸名、人名、地名开始韩文和汉字并用。韩国的电视台也开设了专门教国民汉字的节目。 由此想到汉字简化的背景和汉字简化的一些问题，感到似乎有重新思考的余地。 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字的发展历史就是简化的历史，金文是对甲骨文的简化，篆书是对金文的简化，小篆是对大篆的简化，隶书是对小篆的简化，楷书是对隶书的简化。所以简化是一种趋势，是一种必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必全然如此。的确，汉字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简化，但是仔细再研究一下，我们会发现，隶书在汉初确立以后，直到1950年代，汉字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楷书的字型结构和隶书是基本一致的，绝大多数的汉字没有变化，说楷书是隶书的简化是不对的，两书的区别是线条的粗细方圆折弯的不同，单字轮廓取横式或纵式的区别，不是笔画结构的巨大改变。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的四次简化大约每隔三、四百年就发生一次，其中小篆到隶书的简化只有一、两百年左右。但是隶书之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是否表明，汉字简化到隶书的阶段，已经成熟了、定型了，无须再简化了呢？值得思考。 与此相关，假如简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可以无限简化下去吗？应该无限简化下去吗？我们都知道日语的假名就是汉字简化的产品，我们的汉字继续简化但又不会成为日语的假名的边界在哪里？假如简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为什么原先每三、四百年简化一次的汉字，后来800年也不简化，1000年也不简化，1500年也不简化，直到大约2000年以后才简化呢？其中有很多不可解之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繁体字笔画多，结构复杂，太难学，不利于普及教育。这是一个肤浅的观点。第一，笔画多、结构复杂的词，并不比笔画少、结构简单的词难学，有时候往往更好学。学过西方语言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3、4个字母组成的小词往往记不住、记不准、记不牢，反而是8个字母、9个字母、10几个字母的长词，很容易就记住了，过目不忘。为什么？笔画多、结构丰富，逻辑线索多，容易建立联想和联系，联系越丰富，理解越深刻，记忆越牢靠。第二，教育普及与否跟字体复不复杂风牛马不相及，香港、台湾是繁体字地区，教育十分普及，人民的识字率很高。大陆是简体字地区，人民的识字率低很多，教育也不是那么发达。大陆从1950年代开始使用简化汉字，1990年代以前识字率的提高也很有限。反倒是1990年代经济开始加速发展以后，人民和国家都有了财富以后，教育发展起来，识字率才大幅度提高。设若大陆地区没有简化汉字，1990年代以后识字率也会大幅提高。字体的繁简与识字率和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间没有关系。 让我们再审视一下曾经的去汉化国际潮流，并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来考察，我们不能不感到，这是一次东方文化和文明在西方文化和文明面前自卑的产物，跟社会主义亦或资本主义无关，去汉字化的北朝鲜和越南是社会主义，去汉字化的南朝鲜和日本是资本主义；跟民主亦或专制也无关，去汉字化的有民主国家，也有专制国家。中国的去汉字化运动无论在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抑或1949年以后都出现过。去汉字化的运动只跟东方和西方有关。 假如确实如此，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当东方重新发展起来，跟西方有了一些比肩的态势，自卑心理逐渐减弱，重新拾起了信心以后，东方传统文化的一些因素会重新得到一定的恢复呢？比如繁体汉字的价值重新得到认可？这还有待未来去解答。 提给未来的问题现在没有，过去的事情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明确的问题，简体字的运动是仓促进行的。我们考察一下历史上汉字简化的过程，前几次简化不容易考究，但是我们至少知道篆书到隶书的简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有下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使用隶书，逐渐普及，经过上百年甚至一两百年才定型，中间有无数人参与、加工、淘洗，才创立了此后沿用两千年不变的书体。但是，我们这次的简化工作，前后不到10年时间，由文字委员会的若干专家讨论设计完成。是不是有仓促成章的可能呢？尽管文字委员会的专家都是大家，郭沫若的文字学造诣确实非常高，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少数几个专家在紧迫时间下的思考会不会出现盲点，出现漏洞呢？需要仔细考虑。 有专家说汉字简化是有根据的，不是凭空设计的，许多简化汉字在古代草书作品里广泛出现，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些简化字不算新字。这个论说初看起来无懈可击，但是仔细考虑，却发现有很大的不足之处。草书并不是日常交流的书体，草书是情感表达的书体。其他书体既有交流的实用功能也有审美的艺术功能，唯独草书只有审美的艺术功能而基本没有交流的实用功能。这是草书与其他书体的重大区别。把几乎没有实用交流功能的草书字体作为以日常交流为目的的书体的改造标准和基础，是否妥当，似乎值得再考虑。 实际上，有些简化字存在一些明显的矛盾，许多人也都注意到了。试举一例，“漢”简化为“汉”，把右边的部分简化为“又”；“鷄”简化为“鸡”，左偏旁“奚”也简化为“又”。那么“溪”怎么办呢？其中的“奚”要不要简成“又”，如果按照既有的逻辑简化，“溪”就成了“汉”，打架了，显然不行。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所以，简化的标准是不统一的，有不少自相矛盾和不可解之处。 最近有政协委员提出恢复繁体汉字，还有某著名画家直言，本世纪中叶的某个时刻，政府将宣布恢复繁体字。这是个大胆假设，还需要小心求证。有些汉字的简化是必要的，所以也许结果不是全面恢复繁体字，而是认真检视简体字的问题，比照繁体字作必要的恢复和修正。而且，也未必是政府宣布，可能是社会逐渐地恢复使用部分繁体汉字，成为一种潮流。当然，不一定是本世纪中叶，也许更早也许还要上百年的时间，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