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 口 钱理群 本讲所要讨论的是：由女师大风潮所引 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这场论战 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论的。近 年有很多人都根据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论战 中的表现，来判断鲁迅是“不宽容”的，“心地 狭窄”等等。在我看来，这场论战不仅在中国 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 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 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 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 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 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 编的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 的一个高潮。大概就在1925、1926、1927年这 三年，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到最后十年的鲁迅，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研究鲁迅后期 思想的发展，恐怕先要理清他与现代评论派 的论战这个环节。 1 1 先从女师大风潮说起。大家知道，从 1924年秋天开始女师大就开始闹学潮了，但 鲁迅却是在1925年5月，也就是学潮发生了 七八个月之后，才作出反应的。这是很符合 鲁迅特点的，他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要慢半 拍：他要看一看。大概是1924年2月，杨荫 榆从美国留学回来，被任命为北京女子高等 师范学校的校长。据说这是第一次由一位女 学者担任女校校长，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学生 也对她抱有希望。但很快就失望了，因为杨 荫榆虽然是个洋学生，但她对学生的教育还 4 是相当传统的。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寡妇主 义》，说“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 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 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 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的萎缩，她们却 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 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 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 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 能敷衍到毕业；．．⋯·(却)已经失了青春的本 来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字先寡’的人 物”④。这话说得自然有些挖苦，但还是说出 了一个事实：杨荫榆是用婆婆管媳妇的办法 来治理学校的，这就必引起正处在五四之后、 思想解放热潮当中的女学生的反感。而引发 冲突的，是1924年的夏天，南方发大水，部分 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杨荫 榆要整顿校风，就在学生回来以后通过一个 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在具体执 行的时候，又没有完全按照规定办，关系比较 好的学生就轻轻放过，平时不听话的学生则 严厉处分。这就引起了女校学生的反抗，发 动了一个“驱杨”运动。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对 这件事情是持谨慎态度的。从这一时期许广 平与鲁迅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许广平作为在 校的学生，亲眼看见学生运动中的许多弊病， 因而很感失望；鲁迅则告诉她：“教育界的称 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 一样”。㈤鲁迅对学校、教育，以至学生运动的 弊端是看透了的，所以他尽管怀有同情却不 万方数据 会轻易介入。后来杨荫榆公开站在北洋军阀 政府这一边，禁止学生悼念孙中山，并扬言要 “整顿学风”，在国耻纪念会上与学生发生冲 突以后，又在一家饭店里召集支持自己的老 师、职员开会，用学校评议会的决定，把六个 学生自治会的成员开除。事情发展到这个程 度，鲁迅就不再沉默了。这时候他写有两篇 文章，说明自己介入的缘由与心情，很值得注 意。一篇文章题目叫《忽然想到》，他是这么 说的——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 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一洋鬼子学说的 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 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 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 么?，，③ 而在《“碰壁”之后》一文中，更写出了自 己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 “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我本就怕这 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 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 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 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 也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 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 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可是我 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 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 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 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想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 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 确的解答了。日，‘与此曹子勃豁相向’，则其 为婆婆无疑也。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 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 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 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这都是很奇特、很可怕的联想。他为什 么会产生这样的“阴惨惨”的感觉?他发现， 中国的女子原来受压制的，现在有了权力、地 位之后，反而又压制“毫无武力的同性”，多年 的媳妇熬成婆之后，婆婆又来压制新的媳妇。 这种婆媳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 役的关系，在现代教育里面，重新出现了。他 发现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中国的现代妇女终 于不能摆脱“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 婆婆脚下”备受蹂躏的“运命”!——正是这 样的发现如梦魇般压在鲁迅的心上，使他感 到恐怖。 他更产生了这样的幻觉——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 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 游魂，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n1唤， 使我不堪闯见。⋯⋯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 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 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 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 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 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④ 这又是一个可怕的发现：在现代教育的 教育家、校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中，鲁迅发 现了谋害与屠戮，他发现教育家变成了杀人 者!也就是说，他发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在现 代教育中的“重现”。传统的野蛮的吃人是赤 裸裸、不加掩饰的，而现代绅士却是“在杯酒 间”、“于微笑后”吃人，这就更加令人憎恶。 吃人的筵席一直排到现在，而且以这样卑劣 的方式排到了最高学府，鲁迅怎能不有身处 “地狱”的感觉!——正是在这现代教育的地 狱里面，年轻的一代“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 一呻吟就被杀戮了!” 这样的血淋淋的联想，是很有鲁迅特色 的，可以说是非鲁迅所不能有。对鲁迅来说， 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学校的丑恶，他面对 的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黑暗，整个中国现实的 黑暗，这个现实也是历史的一个循环。如果 形象一点说，鲁迅从女师大风潮中所感觉到 5 万方数据 的，所面对的，正是那个“黑暗的闸门”，他之 所以有“碰壁”之感，就是那个“黑暗的闸门” 在中国依然存在着。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更 加深刻地反省自己：“我和这种现代教育吃人 制度，有什么关系?”他一再追问：“我为什么 要做教员?”甚至“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 就是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这吃人的筵席与 地狱并非和他无关，就像《狂人日记》所说的 一样，“我也在其中”。正因为鲁迅意识到自 己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而 且这个黑暗和他自己有关，他就必须站出来 支持那些被谋害的青年学生。这是一些想呻 吟而不能呻吟，“无叫唤”的青年，而作为一个 享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只要自己还能 说话他就必须说话，只要自己还能呻吟他就 必须呻吟。他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这样一 个心理的动因，与女师大学生站在一起的。 他正是在履行自己在五四时期的诺言：“肩住 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青年一代——引者 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㈦ 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 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 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 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并且 有着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情感反应， 这在当时的中国，或许在今天的中国，即使不 说超前，也是十分特殊的，因此他在女师大风 潮中所表现出来的决绝态度，就很难为一般 人(包括某些今人)所理解，本也是可以理解 的：这样的不被理解也是鲁迅这样的知识分 子的宿命。 ，’ 二 但鲁迅仍然没有料到，他刚刚起草一 个《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联 合了一批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教授，出来为学 生说话，证明那六个被开除的学生自治会成 员在品行和学问上，都没有问题，竞引起了他 的同事，北京大学“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们的 另外一种反应，并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而影 6 响深远的论战。 所谓“现代评论派”教授，又因为他们主 要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被称为“东吉祥诸 君子”，这是一批欧美归来的年轻教授，大部 分是《现代评论》杂志的骨干。《现代评论》创 刊于1924年12月，正是胡适创办的《努力周 刊》1923年10月停刊一年多以后，一般认为 《现代评论》是《努力周刊》的继续，“现代评论 派”的教授与胡适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㈣但 《努力周刊》以评论政治为主，《现代评论》则 基本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主的刊物。引发冲 突的是《现代评论》1卷25期发表的西滢(陈 源)的《闲话》，后来结集出版时就加了一个标 题叫《粉刷茅厕》。任何读这篇文章的人，都 很容易看出，陈源的立场，是不赞成学生的， 认为她们“闹的太不像样了”。举出理由有 二，一是“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 即学生意见不一致，暗示反对校长的只是少 数人；二是“学生把守校门”，校长在校内不能 开会，这就“不像样子”，“教育界的面目也就 丢尽”。在陈源这些教授看来，学校要有个 “样子”，有一个固定的秩序，比如学生必须规 规矩矩读书，一切听从师长等等，现在学生要 反抗，把校长赶出去，这就“不像样”，不成体 统，“教育当局”就应该加以“整顿”，而且“好 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这就 很有点杀气腾腾的味道了。这背后是隐藏了 这些教授的一种教育理念的，就是要运用校 长与“当局”的权力维护学校的既定的秩序， 并不惜采取严厉的“整顿”措施。另一方面， 在陈源这些教授服里，学生们闹事，是一种 “群众专制”，因此要“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 (这里当然指的是身为校长的杨荫榆——引 者注)说几句公平话”。④这里确实可以看出 两类教授的不同立场：在鲁迅这样的坚守“下 者、幼者、弱者本位”的具有反叛性的教授看 来，这是校长压迫学生，鲁迅说得更为严重， 这是“在杯酒间”谋害学生；而那些坚持“上 者、长者、精英本位”立场，以维护秩序为己任 万方数据 的教授们看来，这是学生捣乱，是群众对校长 进行专制。在对待学生，校长，以及校长背后 的政府当局的不同态度就造成了北大的两类 教授之间的分歧与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这 是正常的，学生运动一旦发生，学校的老师就 会有不同的态度。 如果仅是意见与态度不同，后来的争论 或许不会发展到那样严重的程度。问题的复 杂性在于，陈源尽管自己明显地站在校方这 一边，已经对学潮中的是非作出了明确的判 断，不但指责学生“不像样子”，而且呼吁当局 “整顿”学校，“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但却 要作出毫不偏袒的公允姿态，宣称“女师大风 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没有调 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同时，又把责任 推给“某籍某系的人”“暗中挑剔风潮”，并指 责他们“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却又 不明说，而是“听说⋯⋯可是⋯⋯未免⋯⋯可 惜⋯⋯还是⋯⋯但是⋯⋯”，文字极尽曲折之 能事。这大概是出乎鲁迅意料的，却激起了 鲁迅反击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鲁迅发现 自己面对的可能不是陈源这样具体的一个 人，而是一个代表，一种典型。径直说，鲁迅 觉得陈源可以进入他的杂文了。鲁迅后来谈 到他的杂文的特点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 锢弊常取类型”，又说“盖写类型者，于坏处， 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 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㈣在他看来，陈源是 一个很好的标本，是可以借此来解剖中国知 识分子某一个侧面，或者某一类知识分子的 一些特点的。鲁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不是 对某一个人(例如陈源)作出全面评价，而是 将其一时一地(例如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言 行，作为一种类型现象来加以剖析。他所采 取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其 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 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个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 性。如陈源，按今天的认识，他确实也有很多 可取之处，即使他的《闲话》也留下了不少有 价值的思想资源；后来鲁迅在写《(中国新文 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时，不是以杂文家身份， 而是以学者的身份来说话，对“现代评论派” 的文学，包括陈源夫人凌淑华的小说，都给予 了充分的评价。而现在，鲁迅关注的是陈源 在女师大风潮、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的具 体表现中所显示出来的倾向性，如瞿秋白所 说，这时候陈源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 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⑨，并不是对他个人 的“盖棺论定”，至多只是针对具体论争中的 是非作出判断。鲁迅后来说他的这些杂文 里，“没有私敌，只有公仇”，正是强调这一点。 但鲁迅的“战法”又是很有特点的；正像一位 研究者所说，鲁迅总是“直接借用对方文章中 一些‘关键词’，抓住不放，大作文章，显得十 分坦然，又往往击中要害”⑩，并借此把问题 的揭示引向深入。下面，我们就想通过这些 关键词语的分析，来看看鲁迅发现与剖析的 是怎样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 首先我们看，鲁迅怎样为这类知识分子 “命名”，这可以说是鲁迅论战的基本方法，有 点像绍兴师爷喜欢给对方起绰号，绰号一取， 一辈子都逃不了。鲁迅对于“现代评论派”有 两个命名，首先是“特殊知识阶级”。这倒不 是鲁迅的发明，而是他们自己说的。1925 年，段祺瑞政府召开“善后会议”，准备成立国 民会议，胡适这批教授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 情。有些英美留学生还专门组织了“国外大 学生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向善后会议 提请愿书，声称“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 规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生为一特殊知识阶 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 善”。《现代评论》1卷2期也发表了一篇题 为《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的文章，说在 当前中国政治上有三大势力：军阀，有兵权； 政治家，有政治势力；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在 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 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此， 善后会议必须有“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这 7 万方数据 些“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将以其“政治上之 实力与人格上之权威”在中国政治中发挥指 导作用。@正像后来鲁迅所批评的，这班从外 国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以为中国没有他们 就要灭亡的”，@仿佛他们留过学，就应该享 有一种特殊的权力。徐志摩就在一篇题为 《汉姆雷德与留学生》的文章中说：“我们是去 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 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你 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 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 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⑩这样强烈的知识 权力意识与因背靠着外国势力而产生的精神 优越感，自然会引起鲁迅的强烈反感。或许 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分歧：这班留学英美 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现代中国的设计者、指 导者和中坚力量；而他们的现代中国的设想 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英美的东西全盘搬过 来。而鲁迅恰好要对这样的“现代中国的设 计者和指导者”提出质疑，鲁迅始终抓住“特 殊的知识阶级”不放，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 因。 鲁迅给这些“现代评论派”的教授的另一 个命名，叫作“正人君子”，有时也称之为“文 人学士”。根据计算机的统计，“正人君子”的 概念在鲁迅著作里出现了59次，“文人学士” 概念出现29次，都是相当频繁的。“正人君 子”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称谓，是和“小人” 相对立的，指的是那些自认有学问、有道德 的，而且又是在政治权力周围的知识分子，既 是道德家、学问家，同时又与统治阶级有一种 依附关系。在鲁迅看来，“现代评论派”的这 些教授一方面是“特殊知识阶级”，以受西方 教育为资本，以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现代化 为理想，骨子里又是中国传统的“正人君子”。 鲁迅通过这样两个命名，发现受西方思想影 响的所谓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 分子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他再一次发现了 “旧”在“新”中的复活，或者说，在新绅士的躯 8 壳里看到了旧道学家的鬼魂。鲁迅于是又开 始了伟大的灵魂的拷问，当然，也在同时拷问 着自己。这就是说，鲁迅在与现代评论派的 论战中，并不着眼于对陈源们所提出的英美 自由主义理念本身的批判，而更关注于他们 的自由主义理念运用到中国的现实中——例 如，在中国教育当局与学生的对抗中——，他 们所持的态度，实际所发生的作用，以及由此 而暴露出他们灵魂深处的一些东西。 一- J 鲁迅的方法依然是抓“关键词语”。 首先是“公理”，在鲁迅杂文中，先后出现 了47次。 鲁迅说—— “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 我已经一无所有。，，⑩ “⋯⋯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 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 算’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 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 之故”。⑩ 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西方理念赋予 “公理”的价值，即绝对真理性东西，具有不可 置疑性；并以此为，凡不符合公理——自 由主义理念的东西，都加以讨伐。他们以公 理和正义的化身、代表自居，以道德的崇高性 自炫，这本身就透露出浓厚的中国传统假道 学的气息。那些道学家们就是以真理与道德 的垄断者的身份轻易地审判别人，“以理杀 人”的。鲁迅这样的精神界战士从来都是这 些假道学家的天敌。他现在遇到的不过是 “老谱新用”罢了。 而对这些新老假道学是无理可讲的。唯 一一的办法就是将道貌岸然的“言”与其“行”相 对照，以显出原形。 比如这批自由主义绅士，讲得最多的是 “保护少数”。这确是自由主义基本理念，陈 源们支持杨荫榆，据说就是因为杨荫榆是“群 众专制”的牺牲品，他们要保护杨荫榆校长这 个“少数”。如果就将此理念坚持到底，也不 万方数据 失为一种立场，一种选择。但是后来教育总 长章士钊利用权力，下命令解散女师大，且派 警察、流氓把不服从的学生强拉出学校，并另 外挂一牌子，叫“女子大学”，在他们的威逼 下，女师大学生分化了，大部分学生回到了女 子大学，少数学生被赶走了，这些学生成立了 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要求回到原来的校址。 这时绅士们又出来说话了。陈源说，闹了半 天女师大只有20人，而这边有180人，“难道 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 吗?”⑩这又举起了“少数服从多数”的旗帜。 鲁迅当然抓住不放，写了一篇《这回是“多数” 的把戏》，进行尖锐的揭露——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 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 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鲁迅进一步质问——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 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 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⑩ 这是抓住了要害的：此时此地“正人君 子”鼓吹“少数服从多数”的强权逻辑，与彼时 彼地用“保护少数”来为权势者(杨荫榆)辩 护，其本质不变，他们并没有真正信奉和坚持 自由主义理念，不过是玩把戏而已。 还有“宽容”、“公允”，这大概也是自由主 义的“公理”。陈源们不是早就据此给鲁迅等 支持学生的教授横加“不宽容，不公允”的罪 名么?但当杨荫榆在章士钊的政府支持下很 不宽容地对学生一再施加暴力时，却不见这 些讲宽容的教授为学生说一句话。但等到女 师大要恢复原校时，这些教授又组织了个“教 育界公理维持会”，并在宣言书里说：“而于该 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 豺虎，也宜屏诸席外，弗与为伍。”这般杀气腾 腾，简直欲置对方于死地，再没有半点“宽容” 了。鲁迅立即写了《“公理”的把戏》，指出： “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对百昭(时为教育 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引者注)之所谓‘土 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投虎“割席’， ‘名流’的熏灼之状，竞至于斯”，虽“自诩是 ‘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嫂 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茅厕’， 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不 仅是嫂骂，已经是恫吓了。可见高谈“宽容”、 “学理”、“事实”，依然是掩饰自己真实立场的 “把戏”。 还有“流言”。所谓“流言”就是传播谣 言，捏造事实，横加罪名。鲁迅说：“我一生 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 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 所以鲁迅杂文中，“流言”这一关键词就出现 了60次。这大概是中国的“特殊知识阶级” 的特殊产品，鲁迅说他们都是“伶俐人”，因而 散布“流言”也格外有特色，或者说特别有创 造性吧。 比如，明明是自己散布流言，偏偏说是 “听说”的，即所谓“暗地里”散布。鲁迅讽刺 说：“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 在某种笔下的。”④流言的制造者也就因此而 “隐身”：“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 数人?姓甚，名谁?”就再也“查不出”了。钞鲁 迅说这是“放冷箭”：“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 从什么地方射出”。④——这也是“无物之 阵”。④ 更加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当你正在四处 寻找流言出自谁之手时，又一个流言出来了： “听说”这流言就是你自己散布的：“自造自己 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说聪 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对这类事，鲁迅 说：“(到)‘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 个字：‘反噬”’。够 流言还有个特点，它是“流”的，因此，在 制造另外一人的流言时，也会把你莫名其妙 地“流”进去。比如陈源那封著名的《闲话的 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就是因与周作 人论辩而“流”及鲁迅，大谈“先生兄弟两位” 捏造事实，传布流言云云。这样“因为亲属关 9 万方数据 系而灭族”，鲁迅说，正和“文字狱的株连一 般”。⑤ 可以看出，构成“流言”特点的“放冷箭”、 “反噬”，以及“株连术”之类，都是中国传统的 “老谱袭用”，现代“正人君子”用得如此得心 应手，原也不奇怪。不过，因为同时又是“特 殊知识阶级”，用起来也得有些“现代”特色， 于是就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来传播流言。而现 代媒体的弊端之一就是喜欢炒作流言，一直 到今天都是如此。流言借助于媒体广泛流 传，当事人却无从辩驳，而且如鲁迅说：“无论 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 否，都已经是屈辱。”∞在当事人沉默的情况 下，流言就非常能够迷惑人，并且很容易成为 人们饭余茶后的谈资。——不仅“正人君子” 津津乐道于流言，小市民(他们是现代媒体的 主要对象)更是乐此不疲，尤其喜欢谈论有关 名人的流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既被污水 泼身，却无权、无力洗刷，由此造成的精神伤 害，是非亲历者所绝难想象的，尤其是鲁迅这 样的敏感的知识分子，其伤害更是深入骨髓 的。而且流言重复多次，就仿佛真成了事实， 鲁迅说：“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 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④这样的自 我怀疑是可怕的。 而流言制造者并不满足于仅仅泼点污 水，它更是讲给统治者听的：这才是要害所 在。所以“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鲁迅立即 尖锐地指出：“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 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 居然很奏了效。”④流言是为统治者镇压异己 者制造舆论的。鲁迅对流言及流言制造者的 愤怒，也正源于此。 通过“正人君子”、“公理”、“公允”、“流 言”等关键词的剖析，对这样一批中国的“特 殊知识阶级”，鲁迅作了这样一个概括—— “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 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 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 ，口 息。”④ 鲁迅据此而进一步挖掘这些“特殊知识 阶级”的灵魂，于是，又有了重要的发现。 首先是“官魂”。 鲁迅揭露，虽然正人君子们标榜独立，其 实是依附官方的：从一开始就呼吁“教育当 局”严厉“整顿”，“万不可敷衍姑息”；当“士钊 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 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 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 热刺刺地”；∞直到将不同意见者横加“学 匪”、“土匪”、“学棍”的罪名，如鲁迅所说，这 就是“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那灵魂就在 做官”。鲁迅进一步追问，这样一些“特殊知 识阶级”，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到底扮演 一个什么角色?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 么不斗争?正人君子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 大骂‘偏激’之可恶”。④并且一语点破：这些 文人学者，其实就是俄国小说中“教人要安本 分的老婆子”。∞在中国统治结构中起到了 “带头羊”的作用：戴着“智识阶级的徽章”， “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 到的所在”@，也即任受宰割的死亡之路。 其次是“做戏的虚无党”。 首先是“虚无”，什么也不相信。鲁迅提 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这些中国“特殊 的知识阶级”，搬来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口 口声声“公理”、“公允”、“宽容”、“保护少数”、 “学理”、“事实”，他们“是‘信’和‘从’呢，还是 q咱’和‘利用’?”是清楚的：只要看他们 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只要 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 从的”。㈤“无特操”本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一个 根本的弱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就有不少 这样的“无特操”者，现在鲁迅面对这些现代 “正人君子”的种种表现，就不能不有“故鬼重 来”之感。 既然什么也不信，并无真信仰，为什么还 要这么说呢?只有一个解释：做戏而已。鲁 万方数据 迅说：“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 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 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 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 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 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可 以想见，鲁迅在这些“特殊知识阶级”身上，发 现了“做戏的虚无党”的鬼魂的时候，他的心 情是沉重的。本世纪初，他就提出过“伪士当 去”的召唤，当时，他所谓的“伪士”，主要是中 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前身——半新半旧的维新 派人士；而现在，他从这些完全受到西方教育 的新的知识分子，自认为现代中国设计者、指 导者的知识分子身上，又发现了“伪士”衣钵 的继承，而且这些现代“伪士”比当年的伪士 更为可怕：于是鲁迅再一次面对着历史的循 环，而且是恶性的循环。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正是这些现代伪 士在支配着中国教育界、舆论界，拥有着话语 的霸权，对“无刀无笔的弱者”实行精神的压 迫，而这种精神压迫又最终将导致政治的压 迫，使得他们“不得喘息”。鲁迅因此而意识 到，他与这些”特殊知识阶级“的论争，就绝不 是个人之间的事：他站在“无刀无笔的弱者” 一边，感受着他们受到压迫却不得说话的痛 苦；他说：“我还有笔”，就一定要用这支笔揭 穿骗人的谎言，说出自己所看到的真相。因 此，当陈源的朋友高喊“带住”时，鲁迅这样回 答——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 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 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入君子的徽 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 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 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 无门的一个i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 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只要谁露出真 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 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 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 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 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 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 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④ 这是典型的鲁迅之风。每读到这样的文 字，都会感受到一种气势，一股浩然之气、凛 然之气、真率之气，而且很痛快：终于有人为 无刀无笔的弱者说话了! 鲁迅反复强调一点就是“真”。他对知识 分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赤条条地站出来说 几句真话”，“露出真价值来”。我们可以设 想，如果一开始，陈源和他的朋友就公开地表 里如一地支持杨荫榆，鲁迅当然也会反对，但 不会这么死抓不放。而一旦陈源们要掩饰自 己的真实立场，不说出真话，并摆出正人君子 的架子，鲁迅就必要作出强烈的反应。鲁迅 在评价知识分子的时候，关注的是真和假；只 要你是真的，即使观点和我不一样，我仍然是 尊重你的。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十四年的 “读经”》，就谈到“诚心诚意主张读经”，尽管 观点显得迂腐，却“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 段”，也“一定不会阔气”，鲁迅称之为“笨 牛”——这自然含有贬义，但也未尝不含有某 种欣赏之意，因为真诚地坚守自己真信仰的 人，即使愚笨也笨得可爱。而鲁迅所要批判 的正人君子并不是真读经，“是明知道读经不 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 样的”，“‘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 到的工具”，④鲁迅就绝不与之敷衍，非要周 旋到底了。 月 q 鲁迅不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评价知识 分子的标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和这些以 指导者自居的“特殊知识阶级”不同，他公开 承认：“我还没有寻到公理或正义”。后来他 回顾这场论战时一再强调，“不过意见和利 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 拳而已”，并不是因为自己掌握了“公理”，他 J， 万方数据 说：“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 的金字招牌”。@因此，他说陈源们“只要露出 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轻薄半句”， 这是绝对真诚的。他还说他的原则是：绝不 主动挑战，除非你先以“秽物掷人”，“我可要 照样的掷过去”，“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 我却不肯先动手”；而所谓“掷过去”，所谓“以 眼还眼，以牙还牙”，也是“以文字为限，‘捏造 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 今还不屑为”。鲁迅说，“在马弁们的眼里”我 自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 更重要的是，鲁迅在无情地解剖别人、拷 问“正人君子”的灵魂时，他更在无情地解剖 自己。或者说，对陈源们来说，论战无非是打 打笔墨官司，打完了，不管打输打赢就算完 了；只是这一次他们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在 鲁迅不依不饶的韧性战斗之前，显得有几分 被动、几分狼狈而已。而在鲁迅这里，却引起 了巨大的情感波澜，精神的痛苦熬煎：所有外 在的黑暗全部转化为内心的黑暗，所有外在 的反抗也都转化为内心的挣扎。 于是，我们注意到，1925年12月31日 晚，鲁迅在编完《华盖集》(那里收入了大量的 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以后，写了这样一 篇“题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 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 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 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 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 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 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 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 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 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 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 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 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 救小创伤尚且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 72 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 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 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 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 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 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 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 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 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 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 的，会知道这意思。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 林书屋东壁下。，，④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里，鲁迅对流逝 的生命与自我灵魂的凝视，是十分动人的。 我们看到，正是这一年与陈源们的论战， 迫使鲁迅紧张地思考在中国现实的时空下自 己的选位，生命价值与命运所在。更通俗地 说，就是“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将拥有怎样 的灵魂与命运?”这正是1925年最末一日的 这个深夜里，——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夜颂》， 说“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 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 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 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 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 里”(11)——鲁迅面对“赤条条”的自我时，所要 进行的拷问。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对立的概念。 我是谁?——我不是“正人君子”，“通 人”，“学者”，“文士”，更不是“伟大的人物”， “天人师”；我是“常人”，“俗人”。 我在哪里?——我不在“山林”、“古树” 下，也不“飞空”，我至今还在“地上”。我不远 “离人间”，还“活在人间”。我不在“洋楼”中， 只在“泥土”里爬来爬去。我不进“艺术之 宫”，只愿站在“沙漠”上。 万方数据 我有什么命运?——我不会“成佛作 祖”，但是我确被华盖“罩住”，只好“碰钉子”。 我将拥有什么?——我无法历“大苦 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也自有“悲 苦愤激”，而且有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 糙”。◎ 这里鲁迅对正人君子、通人与学者文士 的拒绝，是意味深长，意义重大的。 这首先意味着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是 那些作为知识的压迫者与政治压迫的合谋与 附庸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异类。他对这些现 代“伪士”，竟然有一种生理上的厌恶，他说： “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他 甚至不无恶意地要故意捣乱，反其道而行之， 以自己的存在来打破他们的一统天下。他一 再地声称—— “(我)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 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 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 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鲫 “(我)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 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 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 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 “(我)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 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 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 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o 这样的“偏要”的选择，在盛行中庸之道 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少见的；这样的自觉意 识并始终坚持的“异己”感，在喜欢认同，恐惧 不被承认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是少见的：但 这也正是鲁迅之为鲁迅。 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艺术之 宫”里的，也即学院体制内的“学者”身份的警 觉与拒绝。鲁迅当然知道学院体制内的“学 者”和前面所说的“特殊知识阶级”并不是完 全等同的概念，但他对之同样有着深刻的疑 惧。据鲁迅说，在1925年，他曾多次被封为 “学者”。年初，当他主张中国青年“要少—— 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时，∞ 就有人出来说话了，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 不应该如此。后来鲁迅和章士钊论战，特别 是章士钊非法取消他的佥事职务，鲁迅向平 政院上告时，又有论客出来指责鲁迅“确是气 量狭窄，没有‘学者的态度”’。陈源们为了显 示自己的“公允”，也多次称鲁迅为“学者”、 “文学家”。不是说鲁迅“多疑”吗?鲁迅真的 就警觉起来：为什么人们总希望、要求我做学 者呢?还有“学者的态度、气量”，又是什么 呢?鲁迅终于醒悟：所谓“学者的态度、气量” 就是要“做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流 言和阴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 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舌，喷血而亡”，据说只有 这样端起学者的架子，才能“顾全”自己的“人 格”。∞《现代评论》3卷66期还真的发表了一 篇文章来讨论“绅士”的“架子”，据说“一个人 生气到了应该发泄的时候，他不发泄”，“一个 人失意或得意到了应该忘形的时候，而他不 忘形”，这就是绅士风度。∞这或许也算是一 种涵养吧，但这一套对鲁迅是根本无用也无 效的。他倒因此而明白：所谓学者的头衔、尊 严，不过是“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 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 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 的”。鲫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学者”不仅是 一个称号，更意味着一种规范，在学院的“艺 术之宫”里是有许多“麻烦的禁令”的。唧譬如 说，“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 的”，④如果你在“讲讲义”之外，还要做什么 社会批评、文化批评，特别是在课堂上不死念 讲义，还要即兴发挥，那你就会被指责不像学 者。还有，学者是必须有涵养的，不能随便生 气，即使别人打上门来，你也得像陈源们那 样，“吞吞吐吐”，“笑吟吟”的。陈源宣布鲁迅 的一条大罪状就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 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 还不肯罢休”，什么罪名呢?就是没有“学者 风度”。@“不准生气，不准骂人，不准跳”，这 13 万方数据 大概都是学院里的禁令。这些规范、禁令，对 身份的划定，其实都是学院体制化的产物。 在鲁迅看来，这都构成了对人的个体生命自 由的某种束缚，这是以“立人”、个体精神自由 为终极追求的鲁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他宣 称—— “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 ‘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 状。⋯⋯ “⋯⋯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 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 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 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 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 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⑦ 鲁迅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恐惧感：恐惧 于在实现学院体制化、学术和学者规范化的 过程中，会落人“许多人”变成“一个人”、“许 多话”变成“一番话”，思想学术文化被高度地 一体化的陷阱之中。这就会导致知识分子的 独立个性、自由意志和创造活力的丧失。他 同时忧虑于人的生命本来应该有的野性的彻 底丧失，“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 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不过是 走向死路而已。唧这都关乎鲁迅的根本信念、 理想，在追求生命的独立、自由与创造活力这 些基本点上，鲁迅是绝对不能做任何让步的。 他必然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掷去了这种(“学者”的)尊号，摇身一变， 化为泼皮，相骂相打⋯⋯''⑦ “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 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 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⑦ 这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放逐：把自己放逐 于学院的体制之外，还原为一个独立的、自由 的生命个体。这也就是鲁迅在《彷徨》题诗中 所说—— “寂寞旧文苑，平安新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⑦ Z4 鲁迅自己则将其定位为“孤独的精神的 战士”。固——他依然坚守住了20世纪初即 已做出的选择。鲁迅当然明白，他的这种自 我放逐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他说自己必定 是“运交华盖”，被各式各样的，有形和无形的 力量“罩住”，从权势者的压迫到无物之阵的 包围，不断地碰壁，永远碰钉子，被“打得遍身 粗糙，头破血流”。也许更为致命的，是要陷 入无休止的论战之中，如鲁迅自已所说，“水 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 聊”，圆“一近漩涡，自然愈卷愈紧，⋯⋯所得 的是疲劳与可笑的胜利与无进步”哪。与现 代评论派的论争就是这样一场令人沮丧的论 战：实在说，陈源和鲁迅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和不成为对手的对手论战是很无聊的——鲁 迅终其一生(甚至包括他身后，甚至直至今 日)也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这是他的一个悲 剧。自己不会有多大进步却必须纠缠在里 面，所以他说：“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 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 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心情是相当沉重的，同时袭来的是绵绵无尽 的悲凉感。但是鲁迅说，他绝不后悔。这是 一段很有名的话—— “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 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 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 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 很有趣的。'，'⑦ 这种回答是真正鲁迅式的。这也是鲁迅 说的：我“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 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 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我“实在有些爱”这 “荒凉和粗糙”的灵魂，“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 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幽这确实是两种不同的 生命价值：“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的生命 诚然舒适然而苍白，“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 自然辛苦却充实而自由：北京大学的教授们 终于分道扬镳。 万方数据 3 以后，鲁迅对他自己的，以及知识分子 的选择问题，还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这里 我要向大家介绍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篇 是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的演 讲《关于知识阶级》(收《集外集拾遗补编》)； 一篇是1927年12月21日在上海暨南大学 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收《集外集》)。 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篇文章是鲁迅经历了和 现代评论派的论争，经历了“三一八惨案”、 “四一二”大屠杀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的理论思考的总结。 先看《关于知识阶级》。他首先提出要警 惕“打倒知识阶级”的思潮：“知识就仿佛是罪 恶”，“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 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鲁迅在《知 识即罪恶》里就批判过这样的反智主义的思 潮。鲁迅在这里正是提醒人们：对知识分子 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绝对不能导致对知识和 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这是反思知识分子问 题的一个必要前提。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 存在着反文化、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土壤 的。鲁迅的警戒自有很大意义：近半个世纪 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反智主义的大泛滥，对 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大摧残，正是证明了鲁迅 思考的超前性。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总能从 某些“高论”中，看到反智主义的幽灵。 但鲁迅更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以此(知 识)自豪”、自炫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知识分 子。他说，“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 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真正安全 的地方在中国只有一个，就是监狱，但那里没 有自由。 鲁迅还谈到有的知识分子，他可能来自 社会底层，但地位增高以后，“同时却把平民 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 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 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 了”，“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 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鲁迅谈到这 样的由平民爬上来的“特别的阶级”时，是格 外有一种痛切与感慨的。 鲁迅又顺便提到了“有一班从外国留学 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 灭亡的”文人学者，这当然指的是陈源他们， 但鲁迅说，这“不在我所论之内”，表示了极端 的蔑视。 鲁迅于是提出了“真的知识阶级”的概 念。它包括两个含义：首先，他们“与平民接 近，或自身就是平民”，他们“感受到平民的苦 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也 就是说，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他们绝不会“在 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而是要“发表倾向民众 的思想”。其次，他们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与信 念，“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 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因而他们也 就是永远的批判者，他们所要坚守的是自由 的言说，“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 什么”，并且“是不顾利害的”。唧——不难看 出，这实际上也是鲁迅的自我选择，更详细地 说，这是鲁迅从学院知识分子群体中自我放 逐(我们在前面已有分析)以后，所做的新的 自我选择与定位。它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 思想与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其意义自然是十 分重大的。 鲁迅进一步考察了这样的“真的知识阶 级”的历史命运。在另一篇《文艺与政治的歧 途》的演讲里，鲁迅指出，文艺和革命，文艺家 和革命政治家“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 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但革命成功以后，政 治家就不再革命，反过来要求“维持现状”了， 并且“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 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 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鲫鲁迅 说，这样的文艺家，真的知识阶级“他们预备 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 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固： 不仅要承受掌握权力的政治家的迫害，还要 ，5 万方数据 因为思想的超前而受苦。鲁迅说，文艺家“感 觉灵敏”，与大多数人“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 相差到三四十年”，早感觉早说出来，说得太 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圆：孤独与 寂寞就将是这类真的知识阶级的宿命。—— 这自然说的也是鲁迅自己。 在《关于知识阶级》里，还提供了一个重 要信息。鲁迅说：“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 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那是不要紧的， 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原 故。因为痛哭流泪与实际是没有关系的，只 是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 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唧这里提出 了一个思想运动要向实际的社会运动转化的 问题。陈源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 根本否定社会运动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 运动就是暴民政治，是应该避免的。但鲁迅 这样的知识分子，当他们强调自己平民立场， 强调对现实的关注、批判，对黑暗权势的反 抗，就几乎是必然地要走向社会反抗运动的。 对于鲁迅自身而言，当他自我放逐，与学院知 识分子决裂以后，也就必然面临着一个寻求 新的社会力量，寻找新的存在方式，新的战斗 方式的问题：下一个十年的鲁迅正孕育在这 样的新的选择中。 但这里同时包含着鲁迅自己内在的矛 盾。在前面我们讲过，鲁迅经过与现代评论 派的论战，自觉地从学院高堂走向“沙漠”，他 要保持自己生命个体的独立与精神自由，就 不能和任何一种力量联盟，但是，现在鲁迅又 从他的彻底批判的平民立场出发，内在地要 求着从思想运动转化为社会实际运动，就会 产生新的矛盾。因为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同 样有着不同的逻辑，当一个知识分子的活动 仅仅限制在思想文化运动的范围，他是可以 保持自己个体精神的相对独立与自由的，但 一旦进入社会运动，他的独立与自由就要受 到很大的限制，要作出种种妥协，甚至会被人 利用，而且必然要和某种潜在的权力发生关 工6 系。我们在前一讲中说到了胡适所面对的走 向权力中心与追求思想自由的矛盾，现在我 们又看到了鲁迅在走向民间社会反抗运动 时，也面对着如何坚守自己的思想的独立与 自由的问题。而胡适对他所面对的矛盾未必 有清醒的体认，但具有彻底的怀疑精神的鲁 迅，几乎在准备与新的社会实际运动结合的 时候，就同时对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