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我的學思歷程

1 我的自學經驗： 從失學少年到台大文學博士之路 江燦騰 北台灣科技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台灣佛教史專家 一、早期來自大溪國小的歷史啟蒙 我生平從未作夢過，我有一天會進台大讀歷史研究所，更不要說能夠以撰寫 台灣近代佛教史的長篇論文，獲得台大歷史所的文學博士了。 我的初、高中的學業都靠自修完成，並先後通同等學力的考試而取得及格證 書的。所以，除了大學之後的正式學歷，我唯一曾讀畢業過的學校，就是桃園縣 大溪國民小學。 有一次，當我翻開有關大溪國小的百年紀念集時，發現其中共列有日後曾獲 博士學位的十位校友，而我是百年來唯一的台大文學博士。 不過，我所就讀過的當年大溪國小的教學環境，的確是我日後萌生研究歷史 專業的最初啟蒙處，但如今我已忘記是在哪間教室了。我只清楚地記著那間教室 2 的後牆上，高掛著一長幅的中國歷代彩色年表，而從我第一眼看見它，就被完全 吸引了。所以我立刻將其背熟下來，並牢牢記記住它，之後它便伴隨我過了大半 生。 我也在當時藉著這個歷史分期的時間架構，開始進行必要的內容填補和展開 相關流變的思考。所以，在國小的三年級時，我已能靠勤查字典和再三苦讀，終 於看完從鄰人借來的已老舊、微破的五分冊版《三國演義》的全部內容。 之後，幾乎在一夕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成了村里唯一讀過全本《三國演義》 內容的新一代權威。 而當我親眼看到昔日不可一世的鄰居權威，竟然在我對《三國演義》的全 部細節皆能博聞強記和能適時引書為據來質疑對方“所言與書不合”的尖銳衝 擊下脆弱地整個崩潰時，同時也意識到自已不再是過去那個經常被歧視和毫無 自尊的奴性無知幼童了。 自從有了這種自覺後，我便開始養成自動早起朗讀課文的習慣，記憶力也 跟著日日規律的磨練迅速增強了，於是在同年級中，所謂課業優異的「天才」 讚譽之聲，不久對我就成為理所當然了。 二、初一時學業中輟與長期自學的開始 國小畢業後，我選擇升學，並有強烈自信，能考入好學校。可是由於家境 清寒，雖仍如預期，以第五名的優異成績考進大溪初中，並獲母校大溪國小頒 發一支「留美黃振榮博士紀念鋼筆」以為獎勵。但初中才讀一年級，就被迫輟 學了。又由於學歷低和未成年，因此到社會上只能從事勞力或跑腿的基層工作。 此後，在社會上，為糊口謀生，奔波了十八年之久，自水泥工、雜貨店送 貨員、照相館學徒、機關工友，到外國公司的中級技術員，所走過的每一步， 都是崎嶇、坎坷的。 3 雖然在這樣絕望的情況下，我仍然不斷地閱讀自己喜好的書籍。我曾讀過曾 國藩編的《經史百家雜抄》或像《史記菁華錄》、《文心雕龍》之類的中國古典名 著。我在台北市早期的牯嶺街，從舊書店的廉價古書堆中發現它們，立刻掏錢將 其買下；但在閱讀時，只選自己能讀懂的，其餘就暫時擱下。 我不曾想過要請教別人（當時周遭也不可能有可以請教的人），但我認為別人 能讀懂，一定是有方法可循，不然這些書不就成了無人能懂的天書？所以面對這 些千百年來，無數古人已讀過的古典名著，雖然短時間內，可能還無法全懂或深 入，但我一點也不擔心，深信只要時間夠，就一定可找到破解書中奧義的有效途 徑。於是必要的治學方法書和實用的大型工具書，視需要立即添購，也隨之成了 恆常的購書習慣。且此癖形成之後，雖歷數十年，仍一如往昔。 我也花錢買了大量翻譯的西洋歷史名著、長短篇小說集和哲學書籍，藉以來 進修史學和文學方面的素養。法國小說家羅曼羅蘭和舊俄小說家托爾斯泰是我最 喜愛的作家。而希臘悲劇的感人劇情和《柏拉圖對話錄》中對蘇格拉底的生動描 述及其臨死泰然自若的莊嚴風範，都深深影響了我日後的治學思考和行事風格。 於是藉著報名文壇前輩穆中南先生辨的「寫作函授班」，讀了相關函授的文 學資料三個月後，自覺練習文學的寫作技巧已略有增進了，於是就開始在每期的 《文壇》月刊上，發表大量關於世界文學的評論和短篇散文創作。 但半年之後，發現自己以為已累積了很豐富、甚至可以取之不盡的腦中材 料，當真正持續地將其用在每月的大量寫作和發表之下，居然很快耗光了。 當首次出現知識方面的不足感之後，對西洋文學的專業素養不夠的警訊，立 刻接踵到來，令我為之震驚和心虛！當下我便在心裡告訴自己：「我還沒準備好， 我還要有更多的準備，我還需要有更長期的粹練才行！」 於是我不顧穆中南先生的一再勸阻，自動終止了第一階段的文壇筆耕生涯， 再度進入先前已有經驗的自行大量閱讀的日常作息。 此後，由於生活中，除了工作外，其餘時間就是用來讀書。因此常覺與古人 4 為友，非常容易知心，也不會如現實生活中，常遭外界投射鄙夷或歧視的眼光。 反之，每當一讀到書中有精妙見地時，心領神會之際，就宛如與千古知音，靈犀 互通，再無生死之隔和時空之遙。 因此，讀書就是我長期孤寂生活中的最大安慰和最大樂趣。 日後（1992 年），我還曾把此時的一部分個人作品集結成書，取名《世界 心靈的探索》，封面的副標題是則＜無悔齋青春讀書錄＞，交由當時由吳武夫先 生所新創的東宗出版社刊行。 不過，很意外地，有一次，吳武夫先生，突然對我說：「…你雖很會讀書和 很長於思辨，但你還未領略過擁抱真正美女的無比銷魂，也未嚐過飲高級美酒 的難忘滋味！」我當時則回以：「這兩者都不是我人生中，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標！ 所以，我對菸酒一概不沾。」這樣堅定的答覆。 三、胡適的死亡和李敖的崛起旋風 一九六二年，胡適在台北逝世，而以李敖、葉青、鄭學稼、胡 秋原、徐復 觀等人為中心的「中西文化論戰」，則由於牽涉毀謗訴訟，被台灣報紙大量報導。 使我這一個從鄉下到台北辛苦謀生的失學者，一個原本根本不識「中西文化論戰」 為何物的無知青年，透過每天努力閱讀新聞和不斷地找人詢問，居然被此一問題 意識所激發，心靈中一扇通往「五四」文化之門，便為之開啟。 一九六六年至六九年間，我在軍中服役，於台中水湳基地遇到王俊嶺少校， 他後來於一九七 0 年在台南市忠義路的湛然寺出家，法號水月。透過他的介紹， 我開始閱讀梁漱溟、熊十力、湯用彤、歐陽竟無等人的著作。這段期間所吸收到 的資訊，深刻地影響了我日後以中國近代漢傳佛教史為核心的研究取向。 5 四、參與東方宗教討論會 戰後台灣地區有關各種宗教研究的活動和組織，真正曾促使年輕的宗教學 者，在新模式討論會的實驗中，產生革命性變革的，據我所知，應是從 1983 年 起開始成立、名為「東方宗教討論會」的會員所推動的。這是在解嚴之前由當 時台灣學界對一群對宗教研究有興趣的年輕教師和研究生，所發起的非正式組 織。 此一組織自創立成立後，為了避免遭到來自外界的不必要干預，以及能長 期維持宗教學術討論的中立性，始終未向政府正式立案，直到解嚴之後被另一 新成立的「台灣宗教學會」所合併時，依然如此。 而我是在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夜間部就讀時，透過當是在系上擔任助教的 顏尚文先生的牽線，才正式加入這個組織的。但，為什麼當時會有「東方宗教 討論會」這個組織的出現呢？ 這是由於當時台灣各大院校的老師及研究生，在研究台灣地區的各種宗教 時，往往會發現各學校或研究機構，不但有關宗教研究的參考書籍很不足，個 別學者之間，也缺乏對不同宗教有高度認識的同道來請益或相互切磋；而當時 正是台灣社會在政治及其我方面激起各種變革運動的震撼時期，因而彼此都感 到如果要在有關台灣各種宗教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一定要結合現有的人力資 源，不分宗教類別和研究專長，但一定要有一常態性的、長期的、並且是全然 開放、多角度切磋的討論活動，才能使大家真正受益。因此，一個名為「東方 宗教討論會」的鬆散的宗教學術組織，就這樣成立了。 「東方宗教討論會」從成立之後，有十幾年間，其活動的方式，通常都是 在每月的第三個星期六下午舉行（※此活動稱之為「月會」），大約進行三個小 時，擔任發表者每人事先要印發新論文給參與者，讓大家事先閱讀和查資料， 並邀請相關專家擔任講評，然後在進行開放但認真的學術辯論。除此之外，每 6 年還有一次「年會」，進行一天或兩天的多篇論文討論。最後，還將該年度已討 論過的優秀論文，加以選刊出版，學報的名稱叫《東方宗教研究》，前後發行多 期，是國內外享有極高學術聲譽的刊物。 有關「東方宗教討論會」成立後的影響，當然還有許多方面可以提及。但 此處只提一個事實發展，即「東方宗教討論會」最初成立的時候，雖可能只是 作為一個研究宗教的「同仁團體」來運作。然而，由於當時在「東方宗教討論 會」每月的「月會」進行討論時，其特色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每次都要結實地 切磋三個小時才肯罷休，且都只討論一個主題；而且當時擔任報告的每一位作 者，毫無例外，一定要事先交出完整的論文給大家閱讀，所以當時每次應邀擔 任講評的或實際參與討論的眾會員，基本上都事先已讀過主講者的相關研究資 料。 換言之，當時在講評者與作者之間，彼此對所要討論的問題都不陌生，並 有能力進行深度的學術對話。所以，當時在每月進行的討論會上，不論報告者 是否為教授或系主任，都無關緊要，大家當時唯一重視的是，報告者所提出的 新研究論文，是否能在學術邏輯上嚴謹地成立？或其所使用的資料仍帶有瑕 疵？以及此一新研究是否真的有其宗教學術上的一定貢獻等。 當時大家的共識是認為，每位來會的論文報告者，都必須接受來自各方的 檢驗而毫無例外，且唯有經由像這樣的來自各種不同的角度的質疑或對話，才 能進入所謂嚴格東方宗教學研究的學術殿堂，最後也才能判明此一報告者的此 次研究，是否真正具有學術價值？而事實也的確證明，凡能經由像這樣的嚴厲 學術磨練，不論對剛出道者或老練的東方宗教研究者，在研究經驗的累積和相 關學術認知辨識力的增長，都是很必要和很有助益的。 所以當代台灣現存且活躍在第一線的重量級著名宗教學者，幾乎都有其一 段當年參與「東方宗教討論會」的歷練和難忘的震撼經驗！ 至於我個人，生平有關佛教史和近現佛教思想史的重要研究，以及因為過 7 於鋒芒畢露而被揶揄為「殺手學者」，也都是從上述的定期的月會或年會的熱烈 且認真的多元宗教學術交流中，才得以迅速地累積相關知識和高速大幅度的增 進研究實務的各種經驗。 特別是在討論會後的會員們聚餐時，圍坐在餐桌邊和大家開放而無拘束的 自由交談結果，其實際的收穫，可以說遠比任何課堂上的所聽到的講課內容， 都更快洞悉當代台灣本土各宗教的發展生態，以及研究宗教的珍貴文獻如何可 以順利獲取等有用的田野經驗。 我就是因為參與這樣的討論活動和會後聚餐，才有幸而認識了多位當今已 成重要學者的藍吉富先生、王見川先生和黃有興先生等，並因此和彼等而成為 多年來長期互相論學的師友同道。 而我最初的幾篇原創性作品，也藉著參與月會或年會的討論並相繼發表於 《東方宗教研究》的各期上，所以很快受到兩岸佛教史學界研究者的密切注意 和被高度肯定。 可以說我日後能夠作為一位專業的佛教史研究學者和能擁有獨立研究的足 夠能力，都是奠基於此時的難得經驗。 五、台大歷史所的精進歲月和正式從事佛教史研究 我進入台大歷史研究所時，按應考時的分組規定：即報考「一般史組」的錄 取者，其研究年代的下限，必須在清代鴉片戰爭之前，不得撰寫中國近現代史的 學位論文。 所以考取之後，我即前往請教當時以治荷蘭明清時期台灣史聞名的曹永和教 授，想聽取他對我未來走向的學術建議。 對此很有經驗的曹永和教授，在和我作了一次深度的懇談後，即根據（一） 我的個人經驗、（二）現有的國際學界研究環境、（三）我個人所述的既有學術專 8 長、以及（四）他年輕時的一段想作而迄今未作治學之夢：受方豪教授影響，想 研究明清之際的東亞佛教交流史（之一），甚至想出家（之二）－－等綜合評估 後，當場建議我在台大就讀期間，可以從明清之際的東亞佛教交流史作為切入點。 我認為，如此一來，可使我原先的最強項——即對「佛教史」具有透視力和 有豐富解讀經驗——都能因此，而整個移植到此一階段的研究和寫作來。 當時，我聽了曹永和教授的此一建議，立即返家後，經仔細思考，即決定接 受此一建議，並迅速展開以自修古典日本語文，來代替學習古荷蘭語的補強工具 計劃。同時，也盡其所能地展開對國際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的蒐集和資料閱的讀。 而後，在兩位著名學者：台灣的張聖嚴博士和日本九州大學的荒木見梧教授 的精闢著作中，領受到治此一領域佛教思想史的要訣和相關知識。兩者中，尤以 荒木見梧教授的對我的思考衝擊最大，並長期影響迄今。 但，上述兩者，都不擅長有關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知識，而我進台大歷史研究 所之後，立即發現：當時最強的教學陣容，就是徐泓教授和劉翠溶教授所教的明 清社會經濟史課程。所以，我在所中當主力課程來專攻的，就是明清社會經濟史 課程，並且收穫很大。於是，很順理成章，我還想將其運用到明清之際佛教交流 史的研究上。 然而，欲將明清之際佛教交流史與明清社會經濟史課程的相結合，其實相當 困難，在當時，也乏合適的指導師資。所以，只好將治學目標，逐漸設法，轉為 有關明清之際大陸區佛教社會與明清社會經濟史相結合的嘗試。 但在台灣從事明代東亞佛教交流史，如無長期的努力，以及一些外在的助 緣，要想突破，而有高水準的表現，是相當困難的。所以此處我必須特別提到曾 教過我「研究實習」課的孫同勛教授。 孫教授是當時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的所長，是當時教研究歷史方法學方面 的權威，由於我在上我的課時，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問，使他對我有極深刻的印 象。因而期末繳交報告時，非常用心的批改我的論文，將原本一萬五千字的文章， 9 改到三萬字之多。由於他對我詳盡的指正，使我豁然開竅，知道何為標準論文， 這對於我的寫作有極大的助益。從此以後，我在論文及著述的分量上有極快速的 成長。 因而，我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便出版了生平的第一本著作《人間淨土的追 尋——中國近世佛教思想研究》。自問世以後，此書即相當受到好評。 以後，每年我都有新書出版。而我個人研究經驗的累積，也逐漸在這些著作 中反映出來。 六、建立私人的專業東亞近代佛教史研究資料庫 我是從台大歷史所的碩二年級開始，每年都撰寫大量的佛教史論文和相關 書評，並且在完成碩士學位之前，已相繼出版了兩本關於近代中國佛教思想研 究的重要論文集。因此，同樣研究明末中國佛教史的聖嚴博士，私下曾向國內 著名的新文豐出版公司負責人高本釗募來半套共五十本的新文豐所出版的《新 修大正藏》中國撰述部，作為對我這位後進治學小成的貴重獎勵。 以後，也有佛教內愛護我的善心人士，循此慣例，贈送多套大藏經給我， 使我從此不須為缺乏某些藏經，到處搬借或影印，以致勞累不堪。 但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國內佛教史學界前輩藍吉富先生。藍先生在自 己所出版的或所翻印的各種佛教著述或史料的大套書中，除極少數外，幾乎都 是以半買半贈送般地超低價格，先行托運到我的竹北住家，而我總是等接到書 後再視經濟狀況，分次寄還所欠的全部書款。我也好奇地曾試著問過藍先生： 為何他會對我如此抬愛？而藍先生則仍維持他一貫的幽默說：「那些書在台灣， 別人都是買來擺著好看的，只有你會真正讀完它和去研究它，我不賣給你，要 請誰來讀？」 之後，為了消化由藍先生處以超低價取得的大量佛教史料，我便自行從日 本東京神保町千代田區的古書店用船運訂購了大批昂貴但重要的相關工具書或 10 研究叢書，以便自己能夠建立起私用的小型佛教史研究珍藏資料庫。 如此一來，日後便可不畏任何國內圖書館對我下禁借宗教圖書的封鎖令。 我當時主要考量的是，藉此才可以擁有有獨立自主性的研究參資料來源，不然 就得放棄研究佛教史的素志或轉行從事非自願性的無奈研究了。 於是，經過長期的蒐集和採購，我終於擁有整整排滿三層樓牆壁的大量專 業叢書了，足夠作各種佛教史研究之所需。接下來的就是，就是從東亞佛教史 的研究視野，來探索各種可能的佛教史研究課題。 七、與新文豐公司高本釗先生的一段奇妙的學術邂逅 邂逅新文豐的高本釗先生，不論對我或對高先生，都說得上是人生中最大的 驚奇之一，且是在一種很奇妙的因緣下形成的。 因高先生是長期在台北市開設大型的佛教書籍出版公司的負責人，常接觸國 內外著名的佛教學者，許多上下游的出版同業、書店經銷商、甚至連整個佛教界 的有名法師和居士大德，他也認識了不少。 可是，二十幾年前，他首次邂逅我之前，由於我當時仍是一個年紀稍大的台 大歷史所的研究生，既非佛教名人，也可能不曾買過高先生出版的書籍。因此， 縱使他在台北市的馬路上遇到了我，也不會知道我是誰。 可是，像我這樣區區的無名小子，居然會讓大名鼎鼎的聖嚴大法師，想要贈 我一件空前的厚禮——高先生在新文豐所出的一整套《大正藏》。這是怎麼回事？ 簡直令高先生傻眼了。 另一方面，高先生與聖嚴法師，其實是很熟的，高先生也知道聖嚴法師是不 亂花錢的；而且，在此之前，聖嚴法師只贈送南加大和私立東吳大學哲學系，各 一套《大正藏》而已，卻從無贈個人之舉。如今為何他會有此異常之舉呢？ 當然，聖嚴大法師之所以會告訴高先生，是因他向高先生勸募來轉贈我。 11 而高先生雖是真正要出錢且還得代人送書的大功德主，居然不知道所要贈書 的對象是誰，可說有點令人啼笑皆非。 他當時唯一能知道的線索是，被指定贈書者，是一位叫“江燦騰”的台大歷 史所的研究生。但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後，不久於聖嚴法師所舉辦的一次國際佛學 會議的場合上，當高先生在報到長桌處，看到我胸前掛著“江燦騰”的名牌，並 正要簽到時，立刻毫不考慮地拉住我的手，並再次確認地問我說：「你真的是“江 燦騰”本人？」我笑著回說：「是！」 然後，高先生告訴我，他叫“高本釗”，是新文豐的老闆，正在找我。他接 著又說，他要送一套聖嚴法師吩咐的《大正藏》給我，看我一共要幾本？ 我當時回答說：「《大正藏》後半部，關於日本佛教的部分，可以不要。」 高先生則當場建議我，乾脆親自跟他到公司看看究竟；至於當天學術會議， 就不要再參加了。我同意了，一路上，兩人就這樣談起來了。 到了公司後，高先生問我有無佛教史研究的存稿可出版？我說：「剛出一本， 但還有幾篇。」高先生立刻要我再集成另一新本書，交新文豐出版。我照辦了。 於是我的《中國現代佛教思想論集（一）》，就正式出版了。 此後，他又邀請我擔任《新文豐佛教文化叢書》的主編，雙方就此投緣和彼 此信賴地交往至今。 八、我在飛利浦竹北廠撰寫晚明佛教史研究的學位論文 1988 年春，我奉調改任台灣飛利浦工業公司竹北廠的服務部門的專職全面 品管訓練員，以提昇服務部門的作業員和技術人員的改善能力。並獲上級許可， 於訓練課程之餘，特許在辦公室內，撰寫我在台大歷史所的晚明佛教史研究的畢 業論文。 這對長期苦於生活奔波和研究時間極端緊迫的個人來說，的確是生平一段 12 最大解放和最快樂的寫作時光。於是宛若內在知識的火山爆發噴湧，毫不費力 地，就可自然地向各主題揮灑和輕易駕馭，所以我當時在文中，往往充滿著流暢、 青春和難以言喻的欣喜之情。 並且，在論文完成後，畢業口試答辯之前，即已聽到有口試委員對論文的高 度肯定和讚美，彼等並一再表示，拙文給彼等的印象是：學術論文居然也可寫得 如此流暢和優美。 而我當時，其實是結合現代品管的邏輯思維，加上好心情，才能撰成此文的， 所以特別有意義和值得紀念！ 其後此論文再以書的形式，在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不但已故的傅偉勳教授 讀到後，一再盛讚此書的非凡成就（有一次他甚至有點半開玩笑的建議說：若我 願意再去他任教的天普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他可以考慮讓我取得兩個博士學 位），並且在國內外學界的評價也不錯。 例如我把書寄給聖嚴法師之後，有一天清早，在竹北家中，我意外地接到他 親自打來的長途電話，告訴我說：「此書是寫到骨子裡了！但，此後可能也找不 到可討論的對手了！……」我聽後很受感動，也銘記在心。聖嚴法師也視我為當 代台灣佛教學者中最了解他的思想的學者之一（星雲法師也曾親口對我表示：我 是比星雲還了解星雲的佛教學者）。 所以再考入台大博士班之後，我便轉移研究視角，對近代兩岸漢傳佛教反傳 統的新思想傳播與變革狀況，進行深掘與建構，以作為當代台灣本土佛教發展的 借鏡或導正之用。 九、我在台大博士班時罹患癌症和存活迄今的佛教史研究 然而，我在一九九七年初，正當已邁向研究的最高峰時，一趟深冬季節的北 大學術交流之旅，不慣北國深冬嚴寒的我，因此患了罕見的重感冒，回程時已是 13 昏昏沉沉地搭機返台，隨即經人介紹，到台北長庚醫院檢查後，證實我已罹患了 難治的「多發性骨髓癌」。之所以會生病，我認為是過去二十年來身體過度操勞 的結果。 台大校方得悉後，立刻接手，安排我轉診到台大醫院的腫瘤科，由名醫陳耀 昌教授負責主治，使病情顯著改善，並能存活迄今。 而很多人在得知我得了癌症之後，都在猜我會不會「害怕死亡」？或有沒有 「驚慌失措」？沒想到我是相當自在的，某些病友甚至把我當成佛教「不動明王」 的再現，紛紛前來請教。可見佛教在這時候，對我有極大的受用，讓我可以更自 在的面對生死問題。 但是在此同時，我又認為當代台灣本土的佛教學者，大都缺乏追求真相的勇 氣，有的人且成為某些道場的附庸者；其實，學佛者本應該學習佛陀的理智，卻 普遍過於盲從。 所以我才在臨畢業的最後一年，特地選擇以《殖民統治與宗教同化的困 境——日據時期新佛教運動的轉型及其頓挫》，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來探索近 百年來台灣本土佛教發展的軌跡和歷史經驗，使人們得以了解相關問之所在，和 其必須採取的改進之道。在當年，我也因此獲頒「第二屆台灣省文獻傑出工獻 獎」。 連先前所獲頒的「第一屆台灣宗教學術金典獎」，我一共得過兩次佛教史研 究學術獎。至於由中研院史語所所頒發的「傅斯年紀念獎學金」，我則一共得過 八次，是迄今為止的空前紀錄。於是國內著名天下文化出版社，特邀任職於《聯 合報》的曹銘宗先生，為我撰寫個人傳記《工人博士：江燦騰的奮進人生》，於 隔年出版，暢銷一時。 2006 年秋冬之際，我在罹癌滿十週年之後，於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 《新視野下的台灣近現代佛教史》、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晚明佛教改革 史》共兩本佛教史研究的專著，並應邀在大陸著名的《南方周末人物報》先後發 14 表批判當代大陸佛教畸形發展的病態和試圖提出解決之道的各項建議，在大陸各 地的網頁上紛紛相繼轉載全文，並激起高度的連鎖回應。 所以對於當代兩岸近代漢傳佛教史的現實社會關懷課題，將會是我有生之 年，一直致力探索的研究對象和主要關注的研究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