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传奇

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传奇 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丈夫一一陈达邦。 莫斯科的“陈院士” 陈达邦于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任弼时参加革命后,于1921年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经党组织安排,陈琮英到上海与任弼时结为夫妻。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广州黄埔军校成立。任弼时和陈琮英动员陈达邦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陈达邦于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将其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和陈达邦一同出发的共有几十人,学员们每10人编为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在陈达邦的小组里有一位四川姑娘,名叫李淑宁。她是四川宜宾人。1927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二人情投意合,于1928年结为伉俪。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一超主动请缨,被派往东北参加抗日斗争。李一超为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改名为赵一曼。 李一超回国后,陈达邦继续留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团的印刷业务。 1935年,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救国时报》,通过中共代表团调陈达邦去巴黎,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救国时报》在巴黎共出版发行了152期,每一期、每篇文稿,都浸透着陈达邦的心血。 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为进一步扩大抗日宣传,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命吴老先行回国。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任务,一等就是4年。陈达邦于1942年动身回国。 陪都“印刷大王” 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早年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岳云的纸印公司是陈、任两家的一个联络点,实际上也成了中共秘密交通站。李一超回国后生下一子,起名宁儿。去东北参加抗日之前,她和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托陈岳云夫妇抚养。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陈岳云的纸印公司迁到了战时首都重庆。纸印公司已改名为“中国印刷厂”,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南方中央局在重庆印刷《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也曾得到中国印刷厂的帮助和支持。 陈达邦回国后,辗转来到重庆。而关于自己的妻子李一超就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重大信息,陈达邦则是多年以后才得以知晓。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上映。从此,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然而连编剧于敏都不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1953年5月,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封来自四川宜宾的普通信件,内容是李坤杰打听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李一超的下落。周总理 看了又看,总也想不起这个李一超是谁。妇联主席蔡畅和劳动部副部长刘亚雄也不知道李一超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陈琮英对李一超是了解的。但她无法将李一超和赵一曼两个名字联系到一起。惊喜来自四川。1955年1月2日,李一超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告诉她:经过李一超的战友和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确认,赵一曼就是陈达邦的妻子、宁儿的妈妈李一超。1957年底,当陈达邦从苏联回国后得知赵一曼就是妻子李一超的消息时,百感交集。 这都是后话。当年在重庆,五哥与陈达邦谈得最多的是印刷上的事,特别提到他在苏联和法国掌握的最新印刷技术。五哥听了高兴地说:“我看你回来别的都不要干了,干脆和我一起搞印刷吧。” 陈岳云在经营理念上,不以牟利为重,而把支持抗日放在第一位,很受客户欢迎。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之王”。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科长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突发脑溢血,在北京逝世。陈达邦作为亲属赶往北京悼唁。其间,他见到了曾在巴黎办报的老领导吴老,还见到了曾长期在重庆南方局工作过的董(必武)老。两位老人联名将他推荐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南汉宸正在筹备货币改革,于是批准调陈达邦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195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报了第一套人民币改版。但是迟迟没有得到批准。原因是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苏之后,正酝酿请苏联“老大哥”代印人民币。陈达邦升任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赴苏处理印钞事务。 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 请苏联代印人民币对于提高印刷质量,更加有效防伪,本是件大好事。但是,随着中苏关系逐渐紧张起来,苏联利用手中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扰乱中国金融市场。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不再流通使用。与此同时,许多和苏联有一定关系的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陈达邦亦未幸免。 陈达邦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临死之前,他对自己的孩子交了底:要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宁儿怀揣告状信独闯中南海为父伸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自缢身亡。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 (摘自《红岩春秋》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