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歌的历史变迁

中国国歌的历史变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尽人皆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它已深深地铭记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每当重大庆典或其他隆重场合唱着它的时候,爱国主义的情怀和自强不息的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而生。然而,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就是这首庄严、雄伟、深刻、字字珠玑的国歌歌词,在“文革”中却遭到禁唱,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又被取代,直到1982年12月才恢复原貌。 国歌诞生 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是著名戏剧家田汉于1935年2月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歌,由人民音乐家聂耳谱曲。因其表达了千百万群众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和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很快就传遍了中华大地,激励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奔赴战场,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奋勇向前的号角、高亢激昂的战歌。 949年9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北平召 1 开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听取了筹备组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等的意见。在讨论国歌时,马叙伦提议用早已在群众中流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有一部分委员虽然基本上赞成,但认为需要对歌词进行一些修改。有的委员说:“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周恩来支持采用原歌词,不同意修改,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最后,毛泽东拍板,决定原歌词不改动,仍然保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起到唤起人们居安思危的作用。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了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响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歌词被废 1966年2月,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在得到林彪同意下,从2月2日到20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陈伯达、张春桥炮制了一份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把一大批老作家、老艺术家打成“黑线人物”,开始了对文艺界实行”横扫一切”的法西斯专政。早就对田汉怀恨在心的江青,当然不会放过对田汉的打击和陷害。江青及其同伙大搞“影射文学”,抓住田汉编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断章取义,加以歪曲,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 名批判,进而把田汉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诬蔑为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予以批斗、游街、关押。1966年12月,田汉被捕入狱。1968年12月10日,由于长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田汉含冤惨死于狱中。 那时,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一旦以莫须有的罪名从政治上被打倒之后,他的作品也就会成为“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田汉及其作品的遭遇就是如此,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他的全部作品都遭到禁止。可是国歌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演奏,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怪事。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平反昭雪,田汉的冤案也不例外。当时的有关领导为了填补国歌歌词的“空白”,决定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了一个“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征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词词稿,并举行多次讨论会,终于写出一首新的国歌歌词。内容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首新国歌歌词,从每一句话孤立来看,并没有错,但它的背景是以肯定“文化大革命”,坚持“两个凡是”为前提的。 新国歌歌词被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于1978年3月5日下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并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予以公告。 为了配合新国歌歌词的宣传和推广,“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还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鼓舞我们继续长征的战斗号角》,发表在《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上。为了扩大新国歌歌词和文章的影响,这篇文章是以三位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李焕之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没有说明为什么要用新歌词取代田汉的原歌词,只是说明了新国歌歌词征集过程:“广大干部和群众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极为关心国歌(歌词)征集工作,群策群力,设想了种种,一词一句,每个音符,都反复推敲,表现出可钦佩的政治责任感,给参加征集工作的同志以巨大的教育。”紧接着,文章对新歌词逐句进行了诠释,阐明新歌词的政治意义。 但是,新歌词的内容虽然很“革命”,却不受群众的欢迎,甚至连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会唱,许多人说“不对味”,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新歌词一直流传不开。 实际上,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歌词的时候,有的代表对用新歌词取代原歌词就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陈登科后来回忆说:“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感情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的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国歌重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3月1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公开为一些错案彻底平反的消息,宣布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和所谓以“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人物。田汉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1979年4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与会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人士、各界群众代表1000多人。会议由廖承志主持,茅盾致悼词,对田汉一生的事业和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所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恢复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许多代表提出,鉴于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他所作的国歌歌词也应予以恢复。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了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人大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至此,国歌歌词也如同它的作者田汉一样,经历坎坷曲折的命运后,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和历史地位,并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 从此,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终于又响遍了中华大地,响遍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