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连厚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新文化的建设问题.doc

论《黄连厚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新文化的建设问题.doc 论《黄连厚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及新文化的建设问题 (1998.06 215刘莉) 一部真正的文化小说对待民族文化不能只有牧歌式的歌颂,而应该用批判的手术刀对其进行细致的解剖,分清其精华与糟粕,对深藏在民族文化肌体中的“过渡性” 病毒应以猛药攻破这样才有利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才能在思想上有很大的震撼力和永恒的价值。当代小说家叶广岑的中篇小说《黄连厚朴》正是 一部这样的作品。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以中药黄连厚朴贯穿始终,描述了一个世代御医家族内部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故事,并通过洋媳妇珍妮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男人们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看到了中国文化人格的反价值因素的丑恶。同时也感到了中国文化意蕴的丰厚和真实。整篇小说采用一种象征性手法，即以中药黄连和厚朴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根基。通过它们在以肥头和光绪为代的两种人身上恰恰相反的作用来暗示在商品经济大潮冲荡下的当代社会建设新文化应持的态度。 小说以女主人公于莲舫整理祖宗医案展开情节。在第二部分，于就对祖宗为光绪皇帝治病的药方提出质疑，接着又引出为暴发户肥头治病之事。龚老爷子认为这两人的病都要用“黄连、厚朴”。正如于莲舫所怀疑的:“治光绪的虚寒症何以要黄连厚朴，治肥头的实热症何以还要黄连厚朴。”可见，黄连、厚朴在这里已不能简单地看成两种治生理之病的中药。 众所周知，光绪皇帝曾经主张改革，并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而这恰恰对野心极大的慈禧直接构成威胁，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他俩关系表面上还没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而实际上，却已十分僵化。从慈禧执政以来，光绪便时时处处受到压制、监视。有史料记载:帝闻听太后有病,面有喜色可见当时光绪对慈禧是很反感的，然而为何光绪却一直没有反抗，相反还被慈禧软禁了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势力不够强大，但追根索源还要从光绪自身去找原因。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以礼节情”，“君臣有义”等道德规范对光绪的影响。文中说:“倒霉的光绪，他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起来了，他炽热的情感内核在社会压力下已经变得石块一样僵硬冰冷。”这社会压力是什么,不外乎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人们的言语、价值观、道德观。我们知道，“中庸”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对立的两端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以不破坏有机体的统一为度。即使这种“统一”已明显构成了事物自身发展的严重障碍，也应该通过自我心理调节以寻求折衷和妥协，要求人的思想感情和现实行为都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凡是都要恰到好处，适可而止，不得超于极端。所以，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光绪皇帝最终采取了妥协退让的办法以避免直接冲突，压抑控制自己的情感，结果是最终导致了三十八岁的光绪“耳鸣脑响，腰酸腿疼，步履欠实，俨然一八十老翁。”从文中我们隐隐知道，光绪的死是在黄连厚朴两剂药的控制下才先于慈禧一天的。这正好说明黄连厚朴在作者的意图下已不单单是黄连、厚朴了，而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糟粕部分。整个光绪的死就象征着改革在文化糟粕的压制下被扼杀了。 相反，肥头这个人则是另一种人格的代表。文中说光绪是虚寒症，肥头是实热症，这是否也暗示着他们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代表呢,所以，既然光绪在黄连厚朴的控制下短命，那么，如果用黄连厚朴猛攻肥头的病的话，就可以使他活命。从对肥头身世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肥头实则是个暴发户，是个完全没有文 1 化底蕴的全新式人物，是个“人在心死”的行尸走肉。所谓儒家看重的“礼”、“仁”等思想在肥头身上已全然不复存在。龚家不是对肥头打大哥大时的表现很反感么,什么君子“彬彬有礼”，“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准则，“克己复礼”的思想肥头一概用行动加以否决。纵观全文我们也可以把肥头这个人理解成全盘舍弃传统文化，全盘接受现代、西洋文化这一当今社会上存在的错误现象。理所当然，这样使行不通的，是必将要夭折的。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地域的融合性。新文化不可能摆脱旧文化而产生，也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发展，现代文明无一不是在原有的物质和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像肥头这种底气不足，心慌气短的人物，如果不补充一点传统文化中有用的“黄连厚朴”，那将必定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正如龚老爷子所预料的没用黄连厚朴猛攻的肥头“死于七日后夜间凌晨一时”。 儒家文化对人格的影响有其消极的一面。这就正如洋媳妇珍妮那段精辟，深刻地阐述一样。孔子提倡“仁、义、礼”。他说“君子唯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自古相传的是一种直觉性的思维模式，他造就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总是以改变自己的观点求得内心的随遇而安。其精神不在于力求构造彼岸世界和灵魂存在的幻想，而是鼓励积极入世，告诉人们在此岸“立德、立言、立功。”所谓“立德”是指追求个人在道德上的完善。孟子 说，圣人与众人没有绝对的界限。虽然实践上说:“圣人，与我同类也。”意思是 并不保证人人都能成圣，但要求人们努力追求这个目标是无疑的。因此，一般知识分子都以“君子”来自我要求或期望，视“正人君子”为行为道德规范，“将外表的面子看成悠悠万事，唯此唯大。”他们压抑情感，在处理个人情感欲求与社会理性规范的矛盾时都持“以礼节情”的。他们不漠视个体情感欲求的存在并承认其合理性，但又总是自觉地将其控制在社会理性范围的阀限内，反对过分地放纵情感。孔子曰:“发乎情，止乎礼义。”所以，当龚晓默知道于莲舫与张悦以夫妻名义在外旅游、住宿后没吵没闹。始终以“君子”自居，克制自己的情感，“怨而不怒”。但是，人都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龚晓默不是圣，也不是神，当然就不例外了，表面他没吵没闹，然而心里却始终都没忘记这件事，也不可能忘记这件事。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很深的国度里，这样的事发生对他的人格来说是一种伤害和污辱，他不愿当“绿乌龟”，于是采取和平分手的办法。“但在他的内在之我与外界面子相矛盾时，产生了人格断裂。在高谈君子之腹时作着小动作。”一封匿名信把另外两人推向难堪之地，而他表面仍是个君子。 张悦就书中所述似乎是个正人君子。他感情细腻，懂得体贴关心别人，一切给人的印象是那么完美无缺。然而，前后对照一下张悦的性格变化以及他的社会背景后我们就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张与龚实际上是一种类型的人，是一种假正人君子的代表，在完全剥除了“羊皮”之后都是凶猛的“狼”。且来一下，当张悦与于莲舫的暧昧关系直接威胁着张的升迁提拔时，张害怕了。他怕流言蜚语影响他的升迁，怕毁坏他的前程。于是，张悦一反常规建议于莲舫在他自己的“关键阶段”不要和他有任何联系，还说“过了关键阶段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而一旦张悦升迁的事彻底无望后，他又回过头来找于莲舫。也许，我们能说张对于的爱情是真实的，只是在爱情与事业的选择上，用于莲舫的话来说即是“男人吧前程看得重于一切”，为了前程、事业而在两性关系中回避、退缩的态度。 小说安排珍妮这个人物用意何在呢?笔者认为,作者在这里主要采用反衬法,互见法。通过旁人之眼来看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不足之处、落后之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同是女人，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背景不同，珍妮和 2 于莲舫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不同。珍妮由于有着客观的心理距离一下子就把中西文化之差异辨析得清楚异常，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 小说第六部分珍妮的一席话使我们终于明白作者的创作用意。就是通过揭示传统文化的某些糟粕及由此引导的民族劣根性来思考着中国文化的出路，祖国文化博大精深，为什么小说中一个继承传统文化后是死，一个抛弃了传统文化后还是死呢,在这里了解到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全盘接受不行，全盘抛弃更不行。“五四”开始，“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结束了“儒家独尊”的历史。然而，中国近代学者又以新思维、新恢复了中国儒学。这正好证实了“两全”的行不通，毕竟传统文化中有好也有坏。 就当代中国来说，在新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应怎样做呢,这牵涉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问题。 江总书记在十五大上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又说:“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信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博采各国之长。”由此可以看出，在新文化建设方面，我们既要继承传统文化又要创新，吸取外国先进文化，博采众国之长。文学大师鲁迅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在;“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于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这段话提出了新文化建设的总体方针和科学纲领———“洞达世界之大势，去其偏颇，得其神明。”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积极的姿态吸收，借鉴中外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对待祖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弘扬其优良传统，抛弃其不合理的观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更要加强国际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历代领导者都十分注重借鉴和吸收中外文化中的精华。 毛泽东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邓小平说:“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批判”。 “雪过黄连淡， 风来厚朴香” 愿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在“继承”和“创新”之风的吹拂下更加香醇无比，更加灿烂辉煌。 参考资料: 《鲁迅全集》第一卷56页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00页 《孟子)告子上》 《文化研究》98(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