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日第一次战争看日本与朝贡制度的关系

06032 吴新胜 从中日第一次战争看日本与朝贡的关系 摘要：本文考察了中日第一次战争前后，日本对于加入朝贡制度的认知变化，得出结论，即中日第一次战争，不仅没有影响到中日朝贡的发展，反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笔者进一步认为，只有中国在东亚朝贡体系中处于明显优势地位，才能使得朝贡制度稳固运行。 关键词：朝贡制度 大化改新 白江口海战 遣唐使 一 公元618年，李渊推翻了隋朝的统治，建立了唐朝，定都长安（今西安）。由于初期唐朝经济与军事实力并不强大，所以唐太宗李世民采取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对外方针，并没有对外进行扩张，而是采取安抚境内各族，结交远近诸国的办法来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当唐朝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后，试图恢复以中国为主导的朝贡制度，开始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首先，唐对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如突厥等，实行军事保边，制止入侵或掳掠政策。其次，对东北方的高丽等国，进行扩张战争。与此同时，对建有外交关系的新罗派出援军，支持其反对外国入侵的战争。第三，对距离较远的国家如天竺、大食等国，实行一般的文化、经济交流政策。 随着国力的发展，在唐朝凭借着空前发达的国力，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罕有的强大国家。极盛时北界包有贝加尔湖及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远达里海，东北直抵日本海。 伴随着国力的增长，唐朝的对外贸易也迅猛发展，中国极具竞争力的商品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前来贸易。当时的广州、扬州、泉州作为大的商业中心，都能看到大批的外国商人的身影。 由于中国国内政权出现了交替，唐取代隋成为了新的统治王朝，日本一度终止向中国派出官方使节。另一方面，又因为在唐朝建立后，日本国内政局不稳定，公元622年圣德太子卒，公元626年苏我马子卒，公元628年推古天皇卒，所以日本短时间内脱离了朝贡体系，但是日本试图在局势稳定后，重新加入朝贡制度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八月，日本派出了第一次代表国家出使中国的遣唐使，并于舒明天皇4年（公元632年）八月返回。 这次遣唐使沿着中日海上交通的传统路线——北线，从朝鲜半岛西岸北上，沿辽东半岛东岸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的一角登陆。 一直到中日第一次战争前，日本一共派遣了四次遣唐使，按照历史学家的看法，这四次遣唐使可以被认为是遣唐使第一期，日本为了和代隋兴起的唐国通好，移植其优秀的文化，才派遣使节，可以说是遣隋使的延长。 随着从唐朝学成的人员一批批回国，给日本带来了唐朝先进的文化，也促使日本统治者想要积极进行改革。推古天皇31年（公元623年），留学中国后回国的惠日等人就奏曰：“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 从这些人的奏折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制度对于日本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舒明天皇12年（公元640年），留学中国30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回到日本。当时日本国内的改革派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便立即请教南渊请安，“俱手把黄卷，自学周礼之教于南渊先生所”，“并肩潜图，无不相协”。 随着日本改革派深刻地认识到了唐朝在各方面的优势，以及许多留唐归国人员的推动，日本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 公元646年，孝德天皇发布《改新之诏》，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改新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第一，废除世袭氏姓贵族制度，确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命、罢免权属于中央，从而打破了氏姓贵族世袭要职的特权。第二，废除贵族私有的土地制度和部民制，即所谓罢“子代之民，处处屯仓”及“部曲之民，处处田庄”。将土地、部民全部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公民。第三，施行班田收授法。第四，统一租税，实行租庸调制。 这次在日本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改革，从许多方面都能看出日本对唐朝制度的模仿。日本的统治者力图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式的中国儒家思想，在日本建立中央集权式的封建王朝。通过对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以及按照唐朝模式改革官员制度，将全国的权力都集中于天皇一人，使得天皇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最高统治者。而在日本大部分时期，天皇只是作为精神上的统治者而存在。日本通过积极加入朝贡制度，使得自身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通过向唐朝积极学习，日本输入了大量的先进文化，为后来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的辉煌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日第一次战争的爆发。 二 公元660年，得到日本奴隶主支持的百济数次进攻新罗，与唐朝关系最为密切的新罗向唐朝求援。当时唐朝根据朝鲜半岛的局势，制定的策略为“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 4月，唐高宗派苏定方率军13万征百济，新罗以5万精兵接应，唐、新罗联军迅速击溃了百济，俘虏了百济国王义慈。在击败了百济后，“留郎将刘仁愿守其城，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抚纳残党。” 义慈王的次子福信收集残部，企图复国，于660年向日本求助，并要求放回作为人质的丰璋王子，日本当在位的齐明女皇答应福信的请求，送回丰璋王子，并于661年1月前往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唐、新罗联军的战斗，却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出征计划搁浅。 662年，日本组织大量战备物资援助百济，5月，援百济将军阿昙比逻夫率170艘船师抵达百济。663年8月，日本又派卢原君率援军万余，渡海赶赴白江口。同时，唐、新罗联军决定进攻百济丰璋王所在的周留城，由唐将刘仁愿、刘仁师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进击，由唐将刘仁轨、杜爽、百济降将扶馀隆等率水军，从熊津江前往锦江下游的白江口，与陆军配合，夹击周留城。史书中是这样记载的：“仁师、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帅陆军进，刘仁轨乃别帅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会陆军，同趋周留城。” 13日，丰璋王为迎接日本援军，率水军候于白江口，17日时唐、新罗的水军和日本船师同时抵达，两军会战爆发。当时日本战船有400余艘，唐、新罗联军只有170艘，兵力也处在劣势，在三回合较量中，双方未取得决定性战果，到18日，两军第四次合战，由于日、百济方高估了已方优势，轻视唐、新罗联军的实力，盲目拼杀，结果大败，400余艘战船被焚，兵卒大多溺死，残军投降，百济国灭。史书中记载如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 白江口一役，以唐新联军大败日本而结束。日本由于害怕联军会进攻日本本土，因而在边界开始加强防御。首先，在对马、壹岐和筑紫国设置烽火和派出驻守要地的防戍部队。其次，在筑紫修建大水堤，中储以水，名曰水城，利于小船行驶，防止大船靠岸。其三，在对马、北九州、长门、赞吉的屋岛、河内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三道防线。 但是唐新联军并没有进军日本本土，战争没有继续扩大,这些防御工事也没有起到作用。战后的初期，由于双方关系的紧张，两国的交往一度出现了中断。虽然唐朝曾几次派出在百济的守将出访日本，但这些出访更多的是为了军事上的原因，想要进行情报的刺探，而这与两国间的正常往来所不同。日本在这一期间也派出了两次遣唐使，分别于天智天皇4年（公元665年）12月以及天智天皇6年（公元667年）11月。 这两次遣唐使也不同于日本以往的遣唐使，因为这两次派遣，主要是为了处理在百济问上的政治问题，前一次的派遣主要是为了送访日的中国使节，而后一次的遣唐使没有到达中国。 三 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中日关系便得到了恢复。战争的失败，让日本清醒地认识到了当时唐朝的强大，也意识到了唐朝在东亚朝贡制度中的主体地位。日本希望重新加入朝贡制度，从而能够进一步向唐朝学习。这是因为“自白村江之役，唐高宗大败日本后，患畏唐病之日人，愈崇拜景仰我国之文化，故遣唐使留学生之派遣，极达最盛时代。” 文武天皇朝（公元697-707年）至孝廉天皇朝（749-758年）期间，日本共派出了四次遣唐使，而这一时期正值唐朝中宗、睿宗、玄宗的治世，唐朝文化达到极盛时期，日本方面已不再满足于以前简单的对唐朝的模仿，而是想要从更深层次学习唐朝。这四次遣唐使的规模不仅是遣唐使在各个时期规模最大的，而且组织也是最为明确的。“日本天平时代文化的繁荣，确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期的学问僧和留学僧。”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一时期的遣唐使的赴唐路线发生了改变。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的北路，而是采取了更为冒险的南路，即从筑紫出发，经由南岛，横渡东中国海，以到达扬子江口附近。日本之所以放弃采取更加安全的传统北路，是因为当时新罗已经统一了朝鲜半岛，而作为日本前往中国必经之地的新罗，则对日本的遣唐使进行了层层阻挠。由于新罗阻碍了日本向唐朝派遣使节，日本方面曾考虑派遣问罪使甚至考虑过讨伐新罗的计划，但最终没有实行。由于继续派遣遣唐使对于日本来说十分重要，于是日本只能改变传统的路线，而选择了更加冒险的南路，使得遣唐使的派遣能继续下去。 到了唐朝后期，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朝廷外的节度使掌权一方，国家外部又受到回纥、吐蕃、南诏的入侵，曾经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终于走向了衰落。而日本方面派出的遣唐使虽然还保持着一定的组织和规模，但是遣唐使对于日本的意义已大不如前。考虑到派遣遣唐使要花费大量的费用，并且航行中会遇到很大的风险，使得遣唐使的召集具有一定的客观困难。但对于日本来说，更为主要的原因则是唐朝的衰落。由于唐朝的衰落，使得曾经努力学习的榜样对于日本的吸引力已大大下降。日本已经不能从唐朝输入先进的文化，因此对于朝贡制度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最终导致了日本对遣唐使的废止。 四 “日本生活在中华文明的边缘，时进时出入华夏朝贡体系，表现出了日本所特有的‘叛逆性’。” 这种叛逆性，可以认为是日本具有的功利性思想所造成的。日本对于朝贡制度，一直采取了功利主义的态度，只有当日本能够从朝贡制度中获利时，才会对其采取积极态度，甚至做出某些牺牲来加入这一制度。两国间的第一次战争，不仅没有改变日本的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反而使其走的更远。由于认识到了唐朝的强大，日本需要在更深层次上进行学习，因此战争后日本派出了更大规模、更具组织的遣唐使。而这些遣唐使的目的也更加明确，即进一步从唐朝输入先进文化，从而为日本自身的文化萌芽打下基础。 到了唐朝后期，中国走向了衰落，日本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对于朝贡制度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日本认为已经无法从中日朝贡中获利，因此遣唐使对于日本的重要程度也逐渐下降，直至最终日本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因此对于在东亚朝贡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中国来说，只有在保持明显优势的基础上，才能维护这一体系的稳固。由于这一体系所具有的不平等性，需要中心国家的强大实力的支撑，因此当中心国家实力受到影响时，体系必然会趋于不稳定，甚至导致最终的崩溃。 参考文献： 汪向荣，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汇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加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武心波：《日本与东亚“朝贡体系”》，《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 � 倭国约在公元8世纪初改成日本，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统一使用“日本”这一称谓。 �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 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加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3页表。 � 同上，第73页表。 � 同上，第73页表。 � 《日本书记》推古天皇31年条。转引自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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