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三个半人

中国有三个半人 “中国有三个半人，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湖南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而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 钱钟先生的这番话只是客观地在说一件事-------在中国，但凡成就大事，需分四个阶段，要有四种能力，而这四种能力比较强烈地体现在两广人，江浙人，湖南人和山东人身上而已。 带头搞事的能力，当推两广人。举几个直观的例子，洪秀全在广西起事，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康有为、梁启超领衔戊戌变法，中华民族适逢两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几个广东人站在风口浪尖，把神州大地搞得风生水起，乾坤颠倒。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广东的南海边的渔村，点燃星星之火后燎原中国的。 推动革命持续发展，需要江浙人。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除了人，靠的是“棉帛钱粮”！江浙，一言以蔽之，物阜民丰。“煮海为盐，采山为钱，国税在熟之稻，乡贡八蚕之棉”，“天下赋税，三分有其二”。革命的目的是“棉帛钱粮”，革命的过程更需要“棉帛钱粮”。缺衣少食，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革命自然大打折扣。 将革命推向高潮，湖南人站了出来。陈独秀当年有一篇文章叫《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文章写到：“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事实上，湖南人并非叫公鸡似的，天天喊冲人人喊打。和平生息的年代，湖南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夫和平民，种点地，读点书，沉默少言。先“吃得苦”，再“耐得烦”，搞得没办法了，就“霸得蛮”。 中国自古以来的朝代，都是流氓无产者打天下，但打下江山后，“起朝仪”，定，就有赖于高级知识分子了。所以当年的山大王要搞帝王政治，还不得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山东是士大夫之乡，高级知识分子成堆。必须承认，历史上山东人订制度、搞稳定是有经验的。读过历史的人知道“王与马，共天下”一说，这“马”就是东晋的皇帝司马睿，而“王”即著名的王导。南渡的东晋新建不稳，靠王氏一族维护周全，朝廷一切曲章祭祀、管制礼仪，悉付王氏。而王氏就是山东琅琊（临沂）的世家大族（包括书圣王羲之），牛逼全国，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可以想象，革命爆发后山东人是矛盾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山东人的心路历程也悄悄发生了改变，由恐惧、观望、被裹挟到积极投入。我们回忆一下中学的历史课本，历朝的农民起义，前面的仗都打得差不多了，总有一批驻足良久的地主知识分子突然站了出来，他们散家财，兴义兵，汇入革命洪流。革命领袖对士大夫的感情很复杂，又恨又爱。恨他们反动、动摇、参加革命晚，投机意味浓。爱他们，是因为“进城以后”，需要他们收拾残局，善后重建，恢复曾经被自己亲手毁掉的东西。于是，老人家不无调侃地说：“你怎么也少不了他。”要知道，这里是齐鲁大地、礼仪之邦、孔孟故里，他们擅长定章程。 一语归综：即两广人跳出来，说：革命了！于是江浙人出钱，湖南人出人，閙将起来，事情搞得差不多了，山东人出来拟章程，就这么，天下由大乱而大治，三个半人便搞定了。如果把这三个半人比作人生的四个阶段的话，那么两广人就是叛逆的少年，湖南人是热血的青年，江浙人是成熟的中年，那半个山东人便是世故的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