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

司马迁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 司马迁《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 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 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