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叫六甲班

我们班叫六甲班 我们班叫“六甲班” 这是我近几年才珍藏的50多年前的老照片。那时候，要自费冲洗这张照片对于我们大多数同学来说，算是一件最奢侈的事了，可望而不可求。所以绝大多数同学手头都没有这张毕业照。这张照片是前些年我在我们小学的朱老师那里发现并拷贝来的。那时，我们班叫六甲班，全班共有38位同学。那时老师们个个身兼多职，都挺忙的。正值我们小学毕业之际，老师们各师其职，无法分身，所以照片上仅有三位启蒙恩师为代表参与了我们的毕业照，实在遗憾。 照片上正中间穿白色长袖衬衫的就是时任我们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的朱悦芳老师(已病故)。她高中毕业就远离自己的家乡(大城市上海)，远别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来到昆明支教。可以这样说，除了星期天以外，朱老师的身影一直陪伴我们，无论是在课堂，是家访，是春游的郊外，还是六一儿童节的日子里，正是她用自己最美丽的青春年华、汉水、辛劳和大爱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童年，使我们的童年更加阳光、多彩、快乐、纯真和幸福，以致无法忘怀。是她教会我们汉语拼音，学会查用字典识字、写作、学会爱干净、团结互助和讲礼貌。让我们受用了一辈子。记得有一次，正值儿童节前夕，我们班的周山同学(他母亲当时属摘帽右派)，家境贫寒，为了参加班集的汇报演出活动，临到演出前几天，都无法凑钱买几尺生白布做件(演出需要的统一着装)白衬衫，急坏了全班同学。是朱老师为不让每一位同学落下，自己悄悄地出钱帮他买了件白衬衫，及时地圆满了我们的集体活动，这件事也是人到中年之时我才从周山同学口中得知的。在朱老师病逝世后的告别仪式上，我私下与朱老师的家人交谈，无意中从他的胞弟口中得知，朱老师生前曾多次向上海的兄弟姐妹们真情吐露过自己的心事，说她一生中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光顾了工作，却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没能 尽力照顾好自己的两个聪明可爱的儿女，让他们在适龄阶段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 朱老师身旁穿短袖衬衫的是我们的音乐代课教师祝凯歌老师，那时我们的音乐老师张静芳因生小孩未能来参加毕业照。我们大家最爱上她们俩的音乐课，是她们教会我们识简谱和唱歌，我们身体里那些个多来米、什么音符、音阶、音调、节奏等等的音乐细胞全都是她们给的。 后排正中间，胸前配戴着钢笔的是我们的时任教导主任陆恒义老师，他教我们历史和珠算。他十分严肃认真，总是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让我们知道了中华五千年“夏、商、周、秦、西东汉......”的文明史，还教会我们打“小九九”。 我们的体育老师名叫栗兴，我们最爱上他的体育课。每逢下雨天，室外无法上课了，他就会用黑板擦当作“惊堂木”，绘声绘色、十分投入地给我们讲“西游记”的连集，每每说到快下课的节骨点上，他总会在最精彩之处打住，要我们听下文分解，总是让我们“魂牵西游”不舍得离开。当然，他之所以会给我们这样的“待遇”也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上体育课时必须老老实实听他的话。 我们的地理和自然老师叫饶昆，他让我们从小就领略了祖国的山川河流，植物世界，大自然之天地，认识了电磁起重机和电动机结构和原理。记得有一次上课讲起我国温带、亚热带气候环境和风光，说到那些个香蕉、桔子、大波萝，还引得我们全班同学直咂口水。 还有我们的美术老师，他的名字叫聂正兴，是他教会我们素描的基本方法，明白了美术的透视原理。 还记得刚一年级入学时，我们校名还在叫“西区工矿子弟小学(简称西区工小)”。那时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当时就要求我们每个入学新生都要从家里自带小板凳去上课。 小学一年级的第一节课是余再琴老师(后任昆冶子弟小学校长)给我们上的。她的第一堂课让我深深记住了第一个拼音字母“a”。记得她是这样领着我们大声朗读的:“一个小鸡蛋，加根小尾巴，它的名字就叫啊，啊～啊～啊～”，多么形象生动，让我感觉这事就发生在昨天。 还有很多很多的恩师，我无法一一述说，就挑着印象最深刻的几位说了。 大概是一年级开学一周之后，西区工小就开始分家了，从此更名为“昆明电线厂子弟小学”。刚开始我们班叫“一甲班”，随着我们一年年长大，最后升级定格在了“六甲班”，我们也就被定格在了这张老照片上了。 “六甲班”在当时算是我们小学校大名顶顶的一个班。全班同学团结友爱，一个不落地集体在大街上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抗美援越”的“活报剧”，什么肯尼迪、泰勒将军、美国飞行员等等角色活灵活现，生动而有趣。所有面俱和服饰，都是同学们自己动手、用纸、浆糊、毛笔和颜料绘制的。我们的科技小作品电动机、电磁起重机;我们的绘画作品;我们用白泥做的北京天安门雕塑模型;我们有特色的高灵敏矿石收音机等等全部被选送到60年代的昆明市少年宫参展，我们班集体曾以此为自豪。 如今我也是一名高校老师，花甲之年，退休了。但是我还是要以“六甲班”的弟子们的名义，在此向各位教诲过我们的各位恩师们深深三鞠躬。您们的大恩大德弟子们将永世不忘～ 您们的学生:陈家福 2014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