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布特哈八旗编设的历史作用

清代布特哈八旗编设的历史作用 作者简介: 兰延超，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北历史与文化研究; 李德山，男，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和地方古文献学研究。 ? 关于布特哈八旗的主要研究成果:苏钦《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杨余练《简论清代康熙时期的“新满洲”与“布特哈八旗”》;王学勤《布特哈八旗研究述略》;(日)柳泽明《清代黑龙江地区八旗制的施行和民族的再编》;麻秀荣、那晓波《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王学勤《晚清民初布特哈八旗》研究等。 摘要: 清代通过建立布特哈八旗将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分散部族统一起来，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管理，不仅巩固了清王朝在东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同时亦使这些民族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清代;布特哈八旗;历史作用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19-05 布特哈八旗?是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在达斡尔族三个扎兰(连、队)和鄂温克族五个阿巴(围场)的基础上，按照八旗制度对清初南迁到嫩江中游地区的布特哈打胜部落进行管理的一种军民合一的组织形式。布特哈八旗的设立使分散的部落形成统一的整体，既增加了八旗兵源，巩固了东北边防，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一、 布特哈八旗编设的积极作用 (一)增加八旗兵源，随时调遣征战 清朝入关之前，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极强，这些八旗兵丁是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平时狩猎放牧，战时披甲从征，“几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1]。但是入关后，随着八旗制度的逐渐完善，八旗军成为完全由国家供养的军队，使八旗军出现了贪于享乐、疏于操练、战斗意识衰退等倾向。但是东北边疆各少数民族自古以狩猎为生，所以始终保持着骑射围猎的习俗，《黑龙江外纪》记载:“索伦骁勇闻天下，假其名足以自壮。”[2]因此在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为了补充八旗兵源，以增强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更加注重征抚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入旗。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之初，清王朝统一事业尚未完成，清廷根本无暇东顾，被迫实行“徙民编旗”的政策，但是布特哈各族在被编入八旗后，比起南迁前后即已编设的索伦牛录，其军事职能大大强化，[3]清政府可以按照入关前兵民合一的组织方式，合理利用布特哈八旗官兵抵御外来侵略及其他军事需要，使之成为清在东北边疆一支可供随时调遣的军事力量。以达斡尔族为例，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200年间，被征调的达斡尔官兵参加战役67次，应征参战的官兵人数达6.7万余人次。足迹遍布全国22个省。[4]而这些布特哈八旗官兵在数次征战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后备力量，正如《朔方备乘》所记:“自康熙以来，编旗给糈，训以纪律，平时自应其役，军兴皆听调拨，往往以勇猛敢战，取翠翎珊顶及巴图鲁名号如寄，此海内所以称劲旅也。”[5]可见布特哈八旗的编设有效地增加了八旗兵源，特别是在驻防八旗军力出现衰退的状况下，布特哈八旗劲旅所起作用更为突显，为清王朝的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保卫边疆，维护国家统一 布特哈八旗既是行政组织，又是军事组织，平时履行清王朝的政令，战时则担负起出征打仗、查边巡逻、驻守卡伦的任务。由于布特哈八旗各族的“骁勇善战”，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得到了清统治者的赞誉及信赖，乾隆帝称:“满洲索伦兵，实胜绿旗。”[6]因而清廷频繁征调布特哈各族军队，正如《黑龙江志稿》记载:“索伦、达斡尔世代出将，号称贵种，咸丰、同治年间，内省寇乱，以马甲积功至将军、都统、佩钦差大臣关防者，多由此两部云。”[7]作为清朝八旗军队的骨干力量，布特哈官兵在抗击外来侵略保卫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功绩不容小觑。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沙俄侵略者侵入黑龙江流域，据《清实录》记载:“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侵扰虞人，戕害居民，历年已久”，并“无端犯我索伦边疆，肆行抢掠。”[8]沙俄侵略者令人发指的暴行给当地各部族造成了巨大灾难。 面对这些侵略，布特哈八旗官兵积极参加抗俄战斗，始终坚守保卫东北边疆阵地，防止沙俄进一步侵略扩张。雍正十年，在黑龙江将军卓尔海的奏请下，抽调布特哈359名鄂 伦春兵，以及鄂温克、达斡尔等族兵丁共计3000人编为八旗，在呼伦贝尔的济拉嘛泰河口设城驻防，负责巡逻边境，保卫边疆。[9]清政府沿呼伦贝尔、黑龙江地区中俄边界线共设卡伦59座，极东12卡伦，就近属黑龙江将军，轮派布特哈地区鄂温克部队戍守[10]。呼伦贝尔地区设16处卡伦，东六处卡伦由鄂温克、巴尔虎等族官兵驻守。[11]由此可见布特哈官兵是守卫东北边疆重要的力量，“自雍正五年，中、俄屡勘边界，设立卡伦，呼伦贝尔最重，布特哈、黑龙江次之”。[7] 布特哈官兵不仅为保卫东北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保卫西北边疆、西南边疆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清廷与新疆准噶尔部长达半个世纪的征战中，布特哈八旗达斡尔、鄂温克官兵各500人，以“索伦营”的名义编入西征清军历次参战，战争结束后，又采取轮换驻防制度，到最后改为布特哈达斡尔、鄂温克各500名官兵永戍伊犁地区。这些布特哈八旗官兵为了保卫西北边疆的安全，不仅背井离乡还要忍受着各种天灾人祸，实属不易，史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伊犁去岁，索伦官兵染疫患病者多，放牧牲畜亦多倒毙。”[12]在保卫西南边疆方面，布特哈八旗官兵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进藏的清军中，以鄂温克、达斡尔族部队为主要力量，据记载当时乾隆皇帝一再下令要等鄂温克劲旅全员到达西藏才可以发动对廓尔喀的进攻。[13]布特哈八旗官兵在戍边卫国的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有清一代的边疆安全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布特哈八旗官兵作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八旗劲旅”[14]，乾隆帝赞其英勇善战:“打胜索伦等处兵丁，人甚健壮，枪箭敏捷，惯走山林，颇耐劳苦，临战甚屈得力。”[15]在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平定四川大小金川战役 、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反击英国殖民势力侵略西藏的斗争等重大战役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战功显赫，许多布特哈八旗官兵多次受到嘉奖，授予各种封号，提升了少数民族在中央王朝中的社会地位。如乾隆时期的“摩凌阿”鄂伦春人阿穆勒塔，由于屡建战功，“官至总管，加副都统衔”，[16]鄂温克族英勇善战的名将海兰察在平定大小金川战役中立下大功，升为协领，封巴图鲁名号，从征台湾作为功臣，图像绘制于故宫紫光阁，乾隆五十四年(1790)由领侍卫内大臣升为正白旗蒙古都统，在保卫西藏、驱逐侵略者的斗争中捷报频传，受到嘉奖，由二等公爵晋为一等，由于海兰察战功无数，遂死后入昭忠祠，以都统衔待遇下葬。[17] (三)加强民族管理，巩固清王朝统治 南迁后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仍以氏族为单位屯居或分散游牧、渔猎，清朝为了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管理，利用这些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编设了布特哈八旗，这样既可以使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不发生大的改变，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又便于清廷进行管理，巩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杨余练先生指出清朝统治者对东北边疆居民实行“教化”的方针，虽然具有封建的大民族主义色彩，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对于巩固边疆还是对于边疆各族人民来说，显然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18] 在建立布特哈八旗之前，据《龙沙纪略》记载:“东北诸部落，未隶版图以前，无釜甑罄瓿之属，熟物刳木贮水，灼小石淬水中数十次，瀹而食之。”[19]因为铁质用具未传入东北少数民族，他们采取原始的煮食方法。布特哈八旗建立后，谙达贸易、“楚勒罕”市场的出现，使布特哈各部族有了与外界交易的媒介。少数民族将其特产与汉族商人的铁质生产工具、丝绸、茶糖等生活用品进行交换，使得生活、生产领域逐渐得以拓宽，据《清高宗实录》记载:“索伦等围猎，从前并不用鸟枪，今闻伊等不以弓箭为事”[20]，火枪的传入逐步取代了弓箭，成为这些少数民族主要的狩猎工具，使狩猎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这样定期的贸易交往，不仅加强了与中原内地的联系，同时也推动了这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狩猎是布特哈地区各族重要的生活方式，在这些民族被编入布特哈八旗后，清廷颇为重视保护其狩猎习俗，以达斡尔族为例，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达斡尔人，狩猎业逐渐被淘汰，但是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人一直延续下来，直到清末还呈现出繁荣之势。农业比较落后的布特哈达斡尔族地区，在布特哈八旗建立后，清廷亦十分重视发展其农业生产，康熙二十四年(1685)，任命安珠瑚为“索伦总管”，“教索伦达斡尔屯田耕种”[21]，加上耕地数量的增加、生产工具的 改进等，使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布特哈地区达斡尔族农业生产不仅仅能够满足自用，还可以进行商品交换。故而《清代文献通考》记载:“索伦达斡尔人，初不知务农，康熙中遣部员课耕，变猎人为农夫，亦教化之进步也。” 受达斡尔族农业生产的影响，布特哈打胜鄂温克人尽管以狩猎为主要经济来源，但小规模的牧业和农业采集经济等也在他们经济生活中占有了一定地位。[22]布特哈八旗的编设，促进了各少数民族农、牧、猎、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加深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使其互通有无，而商品经济的出现，令各族逐渐进入封建社会。 教育上，应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设立八旗官学对布特哈八旗各族子弟进行文化教育，主要学习满文、翻译，兼习骑马射猎等课程。八旗官学的设立是鄂温克、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伊始，结果是“习清文，演骑射”蔚然成风[23]，接受八旗教育的布特哈八旗子弟，利用满文记载有关本民族的历史事件，使其民族历史得以流传，翻译汉文名著在族内传播，学习汉族先进文化，这一切极大推动了布特哈八旗各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布特哈八旗的编设，使布特哈地区各民族与中央王朝的联系更加紧密，频繁的社会经济、文化交往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同时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及认同感，巩固了清朝在东北的统治，进一步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二、布特哈八旗编设的消极作用 (一)连年征战，各族人口锐减 布特哈八旗官兵四处征战、巡逻边境、驻守卡伦，为保卫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不断地征调参战，常年驻守边防卡伦，却给布特哈八旗各族人民造成了人口锐减的灾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由于布特哈八旗官兵作战骁勇，战功赫赫，是清廷信任得力的“八旗劲旅”，故因此被频繁调往各地征战，从征时间长，转战地方多，很难回到家乡，《清实录》记载乾隆皇帝谕旨:“第念索伦兵连岁在军营行走，未便多留，前降旨，令伊等于大兵撤回时，由北路回至游牧”，但是在回途中，又被派去执行新的任务，“如尚未过额尔齐斯，拣选三百名，前往伊犁，俟明年另行派出更替”。[24]自道光年间以后，在达斡尔族的族谱中，许多人的名下注有“阵亡”“无嗣”字样，出现了“一家三口阵亡及三人内两人阵亡”[25]的悲惨局面，被调出征的布特哈达斡尔族官兵，“大都效命疆场，其获生还者十不得一”[26]。乾隆三十四年(1769)，被征调出征南方的1700名达斡尔、鄂温克官兵，生还家乡的仅余300人。据史载有清一代征调鄂温克官兵数量多达六万七千三百三十有奇，但“其庆生还者，十不一二也，不死于战争的枪刀，即死于溽暑厉疫瘴烟之地”。[27]就这样布特哈八旗官兵常年征战于战场，戍守于边关，大批壮丁的伤亡，致使户口凋零，人口严重锐减。 据史载，当时出征的青壮年即使没有战死沙场，也常年不得回家，只能让妻子到驻军的兵营外，搭上帐篷或在棚车里睡几宿，在民间被称为“取孩子”。[28]这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逐渐下降，一个民族无新生命的注入，无疑影响民族自身的发展进步。 (二)内部阶级分化明显，贫富分化严重 清朝统治者将原有的氏族组织按照八旗组织形式加以军事化，编设布特哈八旗，给可以为清廷效力，立有军功的氏族上层，授予副都统、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职，给予这些氏族上层各种特权，使其更好地为清廷办事，成为清朝统治少数民族的得力助手。 由于布特哈的贡貂制度，使布特哈猎民需要长期捕猎，随着猎物的日益减少，猎民不得不在市场上以高价购买貂皮，从而凑够贡貂数量，这样导致了很多人因此贫困不堪。但是一些氏族上层却利用职权，依仗着政治与经济的优势，还对族里人民进行封建剥削，例如，布特哈鄂温克副总管等将貂皮作价卖给旗民，并从衙门抽出进贡貂皮20张转卖给别人，谋取财富，[28]或是在收购貂皮时将合格貂皮归为次等，低价收购，高价卖出，获取利润，这样使得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加上氏族上层凭借特权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使布特哈各族内部阶级分化也日渐明显，突出现是奴隶制的发展，出现了家长奴隶制，而占有奴隶的多为氏族上层。以布特哈八旗镶白旗即阿伦河流域的鄂温克人为例，据调查，18世纪末沿阿伦河居住的鄂温克人共64户，其中7户奴隶，奴隶人口约占该地总人口的1/10，且均被氏族贵族所占有。[28] 布特哈八旗制度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予了氏族上层特权，使其掌握了较多的社会财富，占有土地， 享受俸禄，导致布特哈各族内部阶级分化的逐渐加剧，随之而来的就是阶级矛盾日渐突出，贫富分化严重，延长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过程，进而使布特哈各族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于其他民族。 (三)繁重的贡赋 贡貂制度，始于天命、天聪年间，“黑龙江省诸部归顺之初，随朝纳貂，略表臣服之意，盖无年限、数目、定制”。[29]这一时期的贡貂仅是少数民族向中央王朝臣服的一种表现。但是在布特哈八旗建立后，在繁重的兵役、徭役之外，贡貂正式成为各族的又一项沉重赋役。 清政府规定“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身足五尺者，岁纳貂皮一张”。[30]据统计，以嘉庆三年(1798)为例，布特哈地区贡貂男丁4758人，当年所贡貂皮一等44张，二等132张，三等272张，寻常三等4300张，共计4748张，基本上为一丁一貂。但是到了光绪年间，牲丁总数与捕貂数量已经不能相符了，光绪十四年(1888)，贡貂男丁4028人，贡貂数量才3291张，且无一等、二等貂皮进贡。[31] 贡貂之难恰恰说明了赋役之重，不仅是青壮年需缴纳贡赋，就连出外征战的士兵也要在其家乡承担贡貂名额，甚至是战死沙场官兵的遗孀或是遗孤也要继续缴纳。贡者如不能缴纳，则管辖官吏也要受罚。[32]由于猎貂十分艰苦，加上貂的数量日趋减少，布特哈各族人民不得不到千里之外的外兴安岭去捕获猎物，来去需将近半年时间，途中艰辛，使布特哈人民苦不堪言，史载:“自中俄分江以后，鄂伦春徙入兴安，布特哈不准兼辖贡貂之役，剧以为苦。岁尝于正二月间，派员至奉天、吉林两省，收买市貂，仍遵旧例，于五月赴将军衙门呈请选等备贡，其貂价则于俸饷内摊扣。以故两城之兵，额饷月银一两，岁支实不及半，即该管官一无侵蚀，而生计萧条，不待问矣。”[29] 清廷为了规范贡貂制度，制定了严格的贡貂规定，如若不达要求，不仅免去赏赐，同时撤销所管官员的官职。这就使得完成贡貂之赋更为艰难，本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布特哈各族已经开始使用火枪打猎，但是清廷为了保持满族旧习，“满洲本业原以马步骑射为主，凡围猎不需鸟枪，惟用弓箭”，[20]严令禁止索伦行围使用鸟枪，违者治罪，需遵循旧规，用弓箭猎兽，这无疑增加了捕貂的难度，人为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从布特哈八旗建立开始算起，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共176年，基本上年年贡貂，数量巨大，这样大肆猎捕，使布特哈地区出现无貂可捕的状况，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自然生态的平衡。无休止的贡赋，不仅使布特哈各族人民的劳动成果一直被清统治阶级占有，而且致使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据记载:“黑龙江地利有余，人力不足，非尽惰农也。为兵者一身应役，势难及于耕耘，而闲处者又多无力购牛、犁，以开荒数十百里之外。”[33] 综上所述，清代布特哈八旗的编设，其积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不仅增加了八旗兵源，维护了边疆稳定，而且巩固了清王朝在东北的统治，使清王朝的统一大业顺利完成，但是它的编设毕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其封建性及强制性必然导致消极作用的产生，造成了布特哈八旗人口锐减，生育率下降，阶级分化日益加深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清文献通考(卷17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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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he Qing Dynasty; the Butha eight banners; historical roles 〔责任编辑: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