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母亲做饭时，我主动地往灶坑里添柴火，

比如母亲做饭时，我主动地往灶坑里添柴火， 比如母亲做饭时，我主动地往灶坑里添柴火，观察她做饭的每个环节。记得九岁那年的秋收时节，处在“文革”后期的学校又放了农忙假。一天我中午回来，家里锁着门，在小院里转了好一会儿也不见回来个人。我又饿又渴，索性捅破窗户纸，打开从里面划着的挨着房门的马窗户。跳进屋里后，翻了翻碗架子和扣着的盆儿，看到没有剩饭，我竟做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顿饭。我做的是贴大饼子。将苞米面舀上两碗放到盆里，再撒上点儿碱面子，用点开水烫上三分之一后，再用凉水整体和好。接着把洗好的土豆和茄子放进锅里，看见水烧响边了，将和好的苞米面贴进锅里水响边的上方，贴成了一圈儿大饼子。这时再放上锅叉，蒸上一盆小米水饭和一碗辣椒酱就盖上木制的两半的锅盖，用抹布将缝隙处捂严。烧过一个开后，过了不到五分钟再要来一个开儿时，拣庄稼的母亲和姐姐背着苞米穗、高粱头、黄豆秆儿回来了。她们没怪我破窗而入，而为劳累了一上午能吃上一顿碱放多了的大饼子，狠狠地扬了我。后来我就经常帮母亲灶上灶下地忙活儿，有时还自己独立地做好一顿饭，让母亲忙别的。有几回家里人都说我做的菜真香，这引起了母亲的警觉。从此我到做菜放荤油时，母亲不论多么忙都要到场，看见油放多了总要舀出一些。可我常常是等她离开后，趁她不备，再放进一筷头子。 那时农村学校每年放两次农忙假，秋天的不说了，单说春天。记得是一九七?年春天，生产队让“二线妇女”去薅谷子。母亲正犯着偏头痛，我于是自报奋勇，来到了屯东吊死鬼树带南侧的一片谷地。看着一垄垄一寸多高密密麻麻的谷苗中长着各种各样的草，我心里也像长草了不愿意干。这活得坐着或蹲着干，一时半会儿也薅不出多远。可管查边的生产队长李磕巴总在后面“嚎唠”着不让大伙磨洋工。他越说大伙儿越唠磕，张老歪等几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还一阵一阵地“嘎嘎”大笑，全然不拿他当回事儿。他有点恼这几个老娘们儿，就跟在她们后面说薅得不干净得返工。张老歪、大咋呼等几个老娘们说吃饭还掉饭粒呢，你薅一段我们看看。李磕巴红着脸翻了半天白眼根子才说出我——我是，管——管管你们的，不是来干——干干活的，懂吗,他磕磕巴巴可下说完了，正在得意时，张老歪说你先远点走着，我们要在这撒尿。他说尿——尿就——尿呗，我——我也不瞅。大咋呼说跟在一帮老娘们腚后，谁知道你瞅不瞅，要是瞅了你说咋办,李磕巴喔——喔——半天还没说出半个字儿，谁也没想到，他竟背对着二十多个“二线妇女”尿起尿来。张老歪说你咋这么不见外呢——几个老娘们一拥而上，在他笑嘻嘻还没提上裤子时，就把他摁倒。大伙儿都笑扑腾了，老于二舅妈等几个五十上下的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啥砢碜话都敢掏，啥见不得人的事儿都敢干，哪像咱们那会儿啊。我的垄与老于二舅妈挨着，我们没有跑过去，只是听她们说，让他尿，让他尿，今儿个非把他的尿壶把儿拧下当叫叫吹不可。后来李队长就不来查边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只好让当过妇女队长的张老歪领着干。 这个张老歪，那时就有点“膈应”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伙伴在屯后面的大坑洗澡儿。她和几个妇女去自留地路过这儿。当她看见二十多岁有些弱智的老者子也在我们之中，拿起坑沿上老者子的裤衩就逗引着说要拿走。老者子信以为真，哭喊着就上了坑沿儿，光着腚妈呀妈呀一瘸一拐地在后面撵，她用手挥动着裤衩儿晃动着脑袋在前面倒退着跑。那几个妇女中还有没结婚的，都紧忙把脸扭过去。我们在大坑里都骂她:真他妈骚。从此，都不拿正眼儿瞅她。 后来我渐渐地长大了，农村的活儿还真学会了不少。令我高兴的是，替母亲分担点儿家里家外的活儿，竟磨练出一种能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和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也形成了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宽容向善的人生态度。令全家人高兴的是，没想到母亲顽固性的偏头痛竟一点儿一点儿地好了，那些贴在她太阳穴上也贴在全家人心头多年的土豆片儿——不见了。 长鞭一甩 难怪我这个人没大出息，小时候就爱捅咕个车呀马呀的，光鞭子就有好几杆。那时，我的志向就是当个生产队里赶车的大老板子。 渐渐大了一些，小屯里要是来了辆绿色的“大解放”或者来了台“热特”，我和伙伴们总是围着从前看到后，从左看到右，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再看看穿着飘散着汽油香味的工作服、戴着前进帽的师傅，志向也跟着偷偷大了点儿——要是当个司机该多“牛”哇。可母亲说我嘎哈都毛楞三光的，一不能学大夫，二不能当司机。这不，大志向才刚要萌点芽儿就遇到了“暴风雪”，从此不敢再做司机的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