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穿军装的“军事法学家”

不穿军装的“军事法学家” 不穿军装的“军事法学家” 陈狮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网页上，可以看到该院院长、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夏勇教授的一系列学术头衔:中国刑法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会员;中国犯罪学会理事;中国检察学会理事;湖北省刑法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检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由此看来，这不过是一位学有所成的地方刑法学者，与军法关联不大，但他恰恰是一位醉心军法研究、与军法学科结下深厚情缘的“军法人物”。 兵与刑:军法之缘 作为我国十个法学二级学科之一的军事法学，创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进入该领域的的研究者中，夏勇便是突出的一位。早在1988年，他就公开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军法学术论文《我国军事法学概念刍议》，这篇4000多字的作品，也是我国第一篇专论军事法学学科框架的学术论文。至今，他已在军法园地不懈耕耘20多年。是什么让夏勇的人生与军法结伴而行, “刑起于兵”、“兵刑同制”，是古人对法律起源的经典概括，意思是刑法最早产生于军事活动的需要，我国最早的法律就是以“兵”为内容的“刑”——军法。正是兵与刑的密切关系，铸就了古老的军法，也让夏勇与军法结下不解之缘。 夏勇生在军营，长在军营。儿时的生活，充满兵味。自制的玩具是木头手枪和泥巴坦克，爱看的“小人书”是《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热衷的室外游戏是“攻城记”和“打游击”。 “战败”的不同滋味，并与小伙伴们分享着从中悟出的体会:强玩耍之中，他感受着“胜利”与 大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幼稚的心灵里开始滋长强军的愿望。 正当带着红领巾的夏勇满怀对苏联红军和科学家的倾慕，在课堂上用一个个“红5分”交出答卷的时候，“文革”风暴席卷全国，也吹进了军营。父亲忧虑地叹息:“军队都乱了，还怎么打仗啊,”那时的夏勇，不可能懂得“文革”，但他开始懂得，光有飞机大炮也不必然能打胜仗。一个“乱”字的分量，又沉重地压在那尚未解开的心结上。军队不能乱——这正是后来支配夏勇选择“法律人”之路的潜意识。 1976年，夏勇离开了下乡插队的山沟沟，应征入伍到某野战步兵连队，进驻了另一个山沟沟。环境艰苦，训练艰苦，但他从不叫苦。支撑他的，还是那个心结，强军需要“强兵”。由于军政表现出色，他不仅在全师有名的“尖子班”当了副班长，而且被推荐参加1978年高考。夏勇凭借上学时的老底子，通过20天复习考上了云南大学哲学专业。校园里，他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原理，与同学们反省“文革”，痛定思痛，日益深刻地领悟到“无法无天”的症结，开始对法律发生强烈的兴趣。在完成本专业学习的同时，他找同学的同学借到了政法院校的教科书，用战士津贴订阅仅有的几种法律报刊，如饥似渴地汲取法学营养。毕业时，这个穿军装的大学生，以自己的努力踏出了一步从“兵”到“刑”的足迹——考上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刑法专业研究生。 1985年，百万大裁军，中国的精兵之路由此开启，中国的军队将告别“没有文化”的过去。这年毕业的夏勇，以当时稀有的硕士文凭，被分配到总政直属的南京政治学院任教。此前，夏勇曾利用写论文去北京调研的机会，找到了同样是穿着军装读大学、已在解放军军事法院工作的张建田，表示也想当一个军法官。虽因编制所限，未能如愿，但二人的这次见面，竟然促使夏勇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改变。在总政招待所，张建田侃侃而谈，从军队现代化说到军队正规化，从正规化又说到法制化，鼓动夏勇一起为“创建中国军事法学”做出努力。这无疑触动了夏勇儿时的那个心结。 教与研:军法之梦 进入南京政治学院，夏勇把原来预期的刑法研究和深造计划锁进了抽屉，集中精力，开始在陌生的军法园地拓荒耕耘。建设一门全新的学科体系，难度之大，可想而之。资料匮乏，他就泡在图书馆，从古今中外的各种相关文献中寻找军法的蛛丝马迹;时间不够，他就把节假日全部用于加班，演绎军法思路、构筑理论框架、书写研究心得。1988年初，南京连降70年不遇的5场大雪，雪中出生的女儿因母亲身体原因只好人工喂养，夏勇既要给爱人求医，又要兼顾照料孩子;从南方远道而来带孩子的岳母也在寒冷中病倒;大雪让蔬菜生产遭受灭顶之灾，夏勇在寒冷的自由市场边看书边排队两小时，只能买到3颗大白菜，其中一颗已被冻成玻璃色，属于强行搭配……然而，夏勇仍然没有停止啃书本爬格子。有一天太累，直想呕吐，不得不搁笔休息，但过了一天，便忍不住回到案头。两个多月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该年第3期刊用了夏勇的第一篇军法作品，该文所设想的我国军事法学学科框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自此，夏勇的军法研究一发不可收拾，创造了我国军法研究的多个“第一”。1989年，他与同事合作，创造性地写出《军事法学》书稿，并以油印本为教材，为政工干部学员系统开出40学时的军事法学课程，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第一回。次年，30万字的《军事法学》正式出版，中央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图们将军欣然作序，称赞该书在军法领域“大胆尝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还动情地说:“我读了之后，首先被他们强烈的事业进取心和勇于开拓的精神所感动，希望军事法学界能有更多这样的干部为军事法制建设做贡献。”该书与那时推出的另两部军法专著一起，被公认是开启我国军法研究之门的“三剑客”。其中，《军事法学》是第一本向军内外公开出版的军法著作。1991年，该书成为南京政治学院开设的政工专业函授大专必修课教材，开了面向全军的性军法课程教学之先河。当年，刚刚成立的我国第一个军法学术团体“北京军事法学会”召开“军事法学基础理论研讨会”，会长图们将军特邀夏勇赴京参会发言，还亲自安排住处、派车接站。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夏勇与图将军第一次相见，并结识了一批最早研究军法的同仁。夏勇为会议撰写的《试论军事法学学科》一文发表于次年出版的《中国军法》创刊号。 书山有路勤为径。在南京政治学院任教的13年，从上尉讲师到正团职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夏勇持之以恒，笔耕不辍，广泛涉猎军法、刑法、法理、政治理论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成果。仅军法领域，就在多种军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3部专著，参编教材和大型工具书6部。 夏勇凭借军法领域的理论贡献和学术造诣，成为我国军法学界的知名专家，也得到了总部机关的注意和信任。1994年，中央军委拟制军队建设“九五”计划，首次将“军事法制”列为大的主题，军委办公厅在全军抽调3人，参加军委法制局的起草班子，其中一人便是夏勇。不巧的是，夏勇因伏案过度致腰肌劳损尚未痊愈，系政委只好到他住处传达命令，卧在沙发上看书的夏勇立即撑坐起来，第二天就去了北京，边治疗边工作。两个多月过去了，夏勇以出色的表现，得到了军办和法制局领导的高度肯定，他的单位也收到了一份充满赞誉的评语。夏勇还先后受总政司法局和宣传部的调派，到北京参与下发全军的《军队基层法律服务工作手册》的统稿，到长沙帮助举办全军律师高级班，到北京参加《解放军报》迎接香港回归整版宣传材料的编写。 军与民:军法之情 世纪交替之际，军法研究名声在外的夏勇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离开自己从生下来就未离开过的军营。他的理由是:自己研究军法时间越长，越感觉底气不足，视野狭窄，知识陈旧，名声带来的压力和惰性多于好处，自己需要清醒，需要充电，不如与熟悉的环境拉开点距离，但不会忘记军法。 于是，夏勇开始重新寻找复归学术本真的路径。他不舍而又坚决地脱下了军装，回到了读研究生的母校——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校除了先后让他担任法律系主任、法律硕士 教育中心主任兼法学院副院长、刑事司法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外，鉴于夏勇的军法造诣和影响，十年前就专门为他设立了军事法研究所——这是我国地方单位最先设立的军法研究机构。 这十年，母校刑法学科实现了从低谷再入佳境的转变，夏勇废寝忘食，禅精竭虑，功不可没。奋斗过程中，他也完善了自我——完成中断已久的刑法教学和研究的“补课”，担任本科生和研究生多门课程教学，推出数十项研究成果，取得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多个省部级研究项目，出国进修，访问交流，并师从刑法学泰斗马克昌先生，完成并出版40多万字的博士论文，50岁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然而无论任务多么重，夏勇始终没有忘记军法。他关注军队和国防建设动向，订阅《解放军报》和《中国国防报》，在各种媒体上不时检索军法研究信息，去美国访学省吃俭用，但发现书店有军法著作，便毫不犹豫地一买就是几本。离开军营至今，夏勇又在军内外刊物和文集上发表近十篇军法论文，1万多字的《军人犯罪的缓刑适用》在2005年获得中国法学会5年一颁的优秀论文一等奖;作为司法部研究课题项目成果，他独撰并出版30余万字的代表作《中国军事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该书获得第二届“钱端升法学研究优秀成果”部级奖项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