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说中青年女性形象研究---毕业论文

路遥小说中青年女性形象研究---毕业 【标题】路遥小说中青年女性形象研究 【作者】陈 媛 【关键词】路遥 小说 青年女性形象 形象表达 创作心理 【指导老师】金宏建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 引 言 路遥虽逝世十多年了，但其作品仍深受读者喜爱，并获得了许多国家级或省级奖项。但他生前并没有沉浸在这些荣誉中，而是更加努力的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接受历史眼光的审视。”[1]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与当代广大读者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这是作者一贯所珍视的。他并不顾及专家和评论家们怎样去看，怎么去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心灵感应。”[2]所以无论多少年以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和他的作品。一开始，路遥的作品在文学界、批评界地位似乎并不高，但却深受读者喜欢，并在读者的心中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如《平凡的世界》从1986年问世至今，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先后经过六个出版社发行，其生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的许多精心之作。 仔细研读路遥小说之后，我发现人们对其作品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女性形象的研究也不少，但对路遥小说中青年女性形象塑造的总体论述却很少。因此，我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路遥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做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因为这些青年女性形象构成了较为独特的关照路遥小说创作特点的视角。首先路遥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类型化明显，大致可分为:农村劳动女性、城市知识女性、徘徊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女性。她们构成了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主体。其次，路遥通过质朴的语言描写、多侧面描写和对比描写生动的刻画了他笔下的这群青年女性形象。再次，从创作心理来看，路遥对这些青年女性形象的塑造深受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家庭环境及个人情感的影响。这些影响衍化并渗透到他的作品中，让他笔下的青年女性形象独具特色。总之，路遥对这群青年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单为女性这个弱势群体提供了心理支持，还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地位的深刻反思;另外他对女性形象的表达也为中国的当代写作提供了创作经验。 一、 路遥笔下类型化的青年女性形象 在我国当代小说家中，有不少擅长刻画美好女性形象的高手。“文革”前的孙犁、茹志鹃、王汶石，新时期的张洁、汪曾祺、贾平凹、古华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路遥虽然创作时间不长，但也刻画了各种类型美好的女性形象，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这些擅写女性的小说家队伍之中。纵观他的小说，可将他笔下的女性分为三种类型:农村劳动女性、城市知识女性、徘徊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女性。 (一)农村劳动女性 农村劳动女性在路遥小说中占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她们身上大都具备传统女性的美德同时又具有农村人的狭隘思想。主要以贺秀莲、刘巧珍、郝红梅、孙兰花为代表。 这些女人默默无闻地为男人们奉献自己的一切，努力做好一个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她们美丽、善良、贤惠，但没有太多文化、没有个性、没有自我，她们也会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可却把自己的追求和幸福都依附在男人身上。有的甚至已到了愚昧迂腐的程度。她们既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又是没有觉醒的落伍者。她们虽然是传统的女性，但也体现了时代进步在她们身上所起的作用。 贺秀莲(《平凡的世界》)，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贤淑、能干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是一个能干的农村妇女，是丈夫的得力助手，是农村人居家过日子的好帮手，但也有着农村人狭隘的思想意识，如处处为自己的小家打算，对丈夫帮助公婆一家的不满，闹分家，对与她家有过结的人不轻易原谅等等。她是农村妇女中的“精人”、“能人”、“强人”。贺秀莲毫无怨言、心甘情愿与孙少安一起受苦，艰苦创业。正当可以享受幸福生活时她却离开了人世,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她一生默默地辅助孙少安成就事业，从不顾及自我，一心只为这个家着想。其实这是令人深思的，作为妻子她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可是她完全忽略了个人的价值，是一个深受传统道德束缚了的女性。 刘巧珍(《人生》)，一个受世人爱戴的女人。她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她对高加林如痴一般地爱着，默默地等待与付出。在高加林遭受打击，断了成为“公家人”的希望后，她勇敢地向他袒露了自己的少女情怀，用真诚炽热的爱，给了他极大的感情慰藉。她勇敢地与自私落后的父亲和乡村旧习惯势力进行斗争。但是，她和高加林之间的爱缺乏充分的基础，两人的文化素养，个性情趣差异太大，因而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在高加林提出分手之后，善良宽厚的她没有撒泼放赖或想法报复高加林，也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和信念。她用劳动来排遣自己的伤感，并带着几分无奈认同现实的心情和马栓结了婚，重建自己的新生活。在高加林倒霉再度从云端跌落到高家村的黄土地时，她坚决反对并苦苦哀求企图羞辱高加林以泄愤的姐姐，还向姐姐的公公说情，希望他能重新安排高加林当民办教师，以缓命运对他的打击。这种菩萨般的慈善心肠，实在感人至深。 郝红梅(《平凡的世界》)，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女性，也深受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将爱情和婚姻视为依靠，甚至期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对于一个农村女人来说，只有靠两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读和婚姻。而前者对她来说不现实，家里实在太穷了。正是由于家境的贫穷，加之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她懂得用谦卑的方式去生活。她从小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以此来迎合乡邻们。郝红梅正是把真实的自己掩藏起来，用面具化了的自我来赢得邻居们的好评，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并期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在快毕业时，她知道，如果不找一个好一点的对象来依靠，就只能又回到那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受人歧视。所以在孙少平与顾养民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顾养民，想通过他来改变自己贫穷的生活。在这里刘丽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也有着与她相似之处，如对男性的依附，对金钱物质的追求。她们所追求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纯粹是为了物质享受，为了更好地生活。她们有着寄生于男人身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心理，而正是这些让很多女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类女性大都还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她们身上还具有很浓厚的男权依附思想，婚姻与家庭成了她们的全部生活。她们努力去做一个好妻子、好媳妇，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丈夫和孩子的身上，为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作为妻子与母亲，她们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可她们在付出与奉献的同时迷失了自我，虽然得到世人及社会的认可,被认为是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可她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贤妻良母这个称谓本身就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它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在男权观念的基础上对女 性的一种评价,是男权社会与男权文化以此来束缚女性的一根精神绳索。女性不应只是作为一个妻子与母亲的身份而存在，还应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要实现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就得表现自我，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不能只是按照一惯的传统去生活。 (二)城市知识女性 这是一群光彩夺目，具有女性自我意识和独具个性的知性女性，主要以黄亚萍、田晓霞、杜丽丽等为代表，她们身上负载着新时代的气息，焕发着新时期的激情，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她们大都从小就生活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与农村女性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她们基本上完全摆脱了传统伦理道德，具有比较开放的心态。敢爱敢恨，勇于表达自己，追求自我的生活享受，注重个人感受，是她们的重要特征。 田晓霞(《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小说中塑造得最为完美的一个人物，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女性。她出身于干部家庭，从小生活在城市，有着很好的成长氛围，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气质高贵，没小市民习气，没有乡村妇女的狭隘和缺陷，个性活泼，做事果断，酷爱读书，见解独特，关心国家大事，乐于助人，没有丝毫“官家小姐”的脾气。在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工作后更是一认真负责的先进工作者。在她身上集合了城市女孩的优秀品质，同时又摆脱了世俗的眼光，摆脱了物质权益的束缚以及对男性的依附。她有自己的追求，有很明确的目标。晓霞对爱情也有着更高层次的认识, 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说:“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 而应该是利他的, 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 是融合在一起——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奋斗! 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 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 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 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3]这是一种真爱, 是心灵的相通与交汇, 是情感的依恋和交融。但很显然, 她与孙少平之间的爱情只停留在精神方面, 如果要达到两个人的结合,就得超越许多现实的东西。他们的爱情, 尽管我们都真诚地祈祷他们结合并永远幸福, 可现实是无情的, 是现实无法让他们结合, 并不是他们爱得不真、不深, 也不是因为他们太世俗, 而是现实生活的逻辑性注定他们难以结合。 即使结合, 他们之间的现实条件差异太大了,也会给他们的未来生活带来无数的矛盾与痛苦。作者很珍爱这个角色，既不能接受她们分手，又不想违背现实生活的逻辑，所以人为地制造了一场事故，来维护了自己的创作意愿，让晓霞毫无必要地牺牲。田晓霞的死，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黄亚萍(《人生》)出身干部家庭，生活在城市，有文化，有能力，处事决断，敢爱敢恨，具有现代意识。一开始黄亚萍与张克南的关系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虽然她一直爱着高加林，但她很清楚他们之间的悬殊，所以选择了爱她并且与她家地位相当的张克南。后来当她与高加林之间的这种悬殊的身份地位不见时，她又主动争取机会向高加林表明爱意，并断然离开了张克南。虽然她觉得好像欠了克南很多，为此感到很内疚，但她还是不想勉强她自己，“在她看来，追求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母亲;他们只是从岳父岳母的角度看女婿，而她应该是从爱情的角度看爱人。别说是她和克南现在是恋爱关系;就是已经结婚了，她发现她实际上爱另外一个人，她也要和他离婚～”[4]所以她选择了与自己趣味相投的高加林。她敢于反抗世俗，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顾及舆论的压力，举手投足间让人觉得有点轻浮。当高加林回到农村后，她又不能放弃自己优越的物质生活，放弃她作为一个城里人的身份，跟他一起去农村。确实，很多人都觉得她对情感不专一，太注重于物质生活。在我看 来她只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女人，考虑得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感情，婚姻除了爱情，还是要以物质为基础的。具备基本的物质才更有利于家庭与婚姻的和睦。其实像黄亚萍这样的女性在今天的生活中也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说她们世俗。但为了生活，为了更好地生活，她们不得不考虑许多现实的东西。她们只是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得多一点而已。 杜丽丽(《平凡的世界》)，是一位很前卫的新时代女性。她也出身于干部家庭，过着衣食无忧，无拘无束的生活。有知识有理想有才华，有着很好的职业，还有一个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可她并不满足于她现有的生活。因为丈夫不能完全满足她，为了弥补他的空缺，她用诗人的浪漫气质，又为自己找了一个情人——同是诗人的古风铃，她并不在乎他们能否长相斯守，她追求的是暂时的享乐。在丈夫面前她也并不掩饰与古风铃之间的关系，而是很坦城地接受现实，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她也为此感到非常痛苦。她不想伤害丈夫武惠良，更不想看到他痛苦，但她不想勉强自己，更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为了她的爱——爱武惠良、爱古风铃，她选择了离婚。杜丽丽是一个对爱情有着强烈需求的女性，而现实却使她难逃感情的罗网。杜丽丽选择离婚是很不被人认可的，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她放弃了原本很好的婚姻生活去追寻虚无缥缈的爱情。 在这些青年女性身上体现出的现代性主要是她们在选择婚姻时敢于打破传统世俗的框架，以爱情作为基础来建立婚姻。她们不像农村女性那样对男人一味的顺从和忍让，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位置，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尊重、理解和沟通。她们对爱情与婚姻有着清醒的认识，更有着自己的追求。 (三)徘徊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女性 在这类女性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同时也是作者内心所倾向的女性。她们大都出身于农村，既保留了古朴纯洁的民风又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她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受到了新思想与文化的熏陶，有自己独立的个性意识、独立的爱情与事业追求，与乡村劳动妇女相比，在她们身上少了几分软弱与愚昧，多了一点自强自立、独立自主的精神。路遥塑造了很多这样的女性形象。如田润叶、郑小芳、卢若琴、冯玉琴、金秀、孙兰香等等。 田润叶(《平凡的世界》),是这类女性的代表。她心地善良，对爱情忠贞，富有同情心、责任心，可以说是一位“圣母”似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现代与传统的兼合。如在对待爱情和婚姻时，她始终坚持着至高无尚的爱情，即使在结婚以后，也淡漠了作为妻子的责任与约束，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爱情世界里。她一直执着于自己的爱情，可在现实面前却屡屡碰壁。她爱着与自己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少安，不论贫贱，真诚相爱，还经常主动帮助孙少安及他的家人。然而“她选择的男人在现实的压力面前拒绝了她，而选择她的男人，却在现实的压力面前使她就范”。[5]在强大的现实压力面前，她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在婚姻上，她已成为了别人的妻子，但她仍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始终保留着自己对孙少安的那份爱。可她又是一个深受传统伦理道德影响的女人，尽管她很排斥这段婚姻，结婚后一直都与向前分居，可她从没有想过要离婚，而是一直和向前过着名义上的婚姻生活。她并不怨天尤人，因为这是她自己选择的，所以她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接受现实。后来，向前酗酒出了车祸，她也没有选择离婚而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向前的身边，这并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道义、责任、同情与怜悯。她对丈夫有一种深厚的怜爱之情，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感情，还有一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虽然她的同情超出了她的爱, 但她也因此求得了内心的宁静与安慰, 从此过上了平静的婚姻生活。润叶在自我牺牲和道德中完善了自己，并以此得到了心灵的慰 藉,平复了多年来因爱情和婚姻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她是一个很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性，通过牺牲自己来帮助别人，以此来实现其自身的价值。这无疑让润叶显得无比的崇高与神圣，同时也让世人心怀尊敬与爱戴之情。 郑小芳(《你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本有机会留在城里，可她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羡慕城市的繁华、安逸的生活，反而是选择到更艰苦的地方——大沙漠。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沙漠，其高尚的品格，正好与她男友形成强力反差。这也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反观，因为在改革前进中，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实际利益而忽视了很多人们值得去追求的东西。 再如卢若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不害怕别人的偏见和流言蜚语，抛开一个姑娘家的羞涩，在刘丽英走后，勇敢地承担起照顾兵兵的重任。她们抛却了农村落后的一面，世俗的一面，接受了现代文明优秀健康的一面，成为路遥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她们是传统与现代的理想组合。 她们是一群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是新旧混合，传统与现代，先进与保守，农村与城市等兼各种矛盾于一身的女性。她们向往现代文明，并接受过教育的熏陶，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通过劳动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同时,她们也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没能完全摆脱这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所以在她们身上也有落后的一面。 从这些女性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她们的生存状态，同时也能反观当代女性身上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些青年女性能在我们心上划上深深的烙印，除了她们独特的个性外，还与作者对这群青年女性形象的表达分不开。 二、路遥笔下青年女性形象的表达 路遥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几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从人民特别是从普通的劳动者的立场出发,表现他们的疾苦和欢乐,反映他们的愿望和心声,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他笔下的这一群特点各异、生动鲜活的青年女性，个个有血有肉，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归功于路遥对青年女性形象的表达。 (一)质朴的语言描写 路遥凭借他对生活的了解及深刻的洞察力，运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塑造了一群光鲜亮丽的女性。 以作者着墨不多的侯玉英为例，她“矮矮胖胖”、“行走有点瘸跛”，作为一个配角出现在《平凡的世界》中，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当时生为女人，已是不幸的了，而身为一个残疾女人就更不幸了。作者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不幸女人的不幸爱情。作者在她写给孙少平的那封 “求爱”信中写到:“你要是和我结婚了，我父亲一定会给你在城里找到工作，我们一定会很幸福。我会让你一辈子吃好穿好，把全部爱情都献给你。”[6]好卑微的语言，好没自信的告白。高中毕业四、五年后，当侯玉英与孙少平在街头邂逅时，她已身为人妻)为人母了，可遇到曾经的他，作者又让她道上 “你看不上咱，咱没等头，就寻了男人”[7]。从这句话中听出来的是几分凄凉与无奈，同时也有几分自我安慰和满足。 作者正是运用这种质朴的语言描写着他笔下的青年女性，即使她们的台词不多，也让她们活的真实。 (二)多侧面的描写 路遥坚持从生活自身出发，突破好人与坏人完全对峙的僵硬模式，尊重生活现象的多义性，完整性，注意刻画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展示其心理活动的复杂性。 纵观他的作品，可以发现即使是作者所钟爱的女性也并非完人。如贺秀连，她不要任何嫁妆嫁到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上有瘫痪的奶奶，年迈的父母，还有读书的弟 妹，可她并不在乎，还很乐意的嫁到少安家。其实她家境并不贫穷，人也长得好看，可她放弃对物质的追求并且毫无怨言的和孙少安一起艰苦创业，经历挫折，她无疑是伟大的。可她身上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瑕疵:如处处为自己的小家打算，对丈夫帮助公婆一家的不满，闹分家，对与她家有过结的人不轻易原谅等等。这些农村人狭隘的思想意识她也不能甩丢。再如刘巧珍、田润叶这样一些作者十分钟爱的人物，他也同样写出了他们作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和女性的依附心理。 我们之所以能轻松的记住路遥笔下的女性人物，是因为她们有血有肉，她们真实的生活在我们中间。追究到底，是路遥以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刻画这些人物。 (三)对比描写 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所有这些都是在比较中得到的。 路遥善于运用对比方法塑造人物。如小说《姐姐》通过农村姑娘小杏善良、多情、对爱情的忠贞和高立民软弱、自私、负心的强烈对比，批判了他屈服世俗压力、背叛爱情的自私行为，加深了读者对小杏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风雪腊梅》中冯玉琴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执著追求真爱的精神和康庄软弱、贪图安逸 、背叛爱情行为的鲜明对比，展现了冯玉琴高洁美好的心灵世界。《人生》中的刘巧珍和黄亚萍在对待她们爱的同一个男人时的所作所为，也突出了黄亚萍的自私突现了刘巧珍的大度。 当然，路遥这样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者的生活阅历和创作心理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三、独特的生活经历对路遥创作的影响 众所周知，作品是作家心理状态的外在反映物。作家的主体情绪总是投影于他创作的作品中。了解路遥的创作心理，对我们更好的了解作品中的青年女性以及理解在那个时代、那片土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群丰满的青年女性形象是不无裨益的。 (一)自然环境的影响 路遥从小就生活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陕北高原山大沟深，黄土深厚，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就赋予了陕北人一种特有的厚重感。陕北不仅自然条件艰苦，而且多变多灾，从而使得生活在那里的农民有了一种坚韧，顽强的精神品质。路遥在这种自然环境下，性格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当他的这种性格衍化并渗透到他的作品及作品中的青年女性形象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黄土地对他创作的影响。如秀莲的传统守旧，田润叶的执着和坚毅等，这些典型性格的形成与作者生长的黄土地有着不可切断的渊源( (二)人文环境的影响 作家的创作心理还深受他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制约。路遥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因而他在成长过程中比较完整地接受了乡土文化的浸润。在广大偏僻的农村，乡土文化结构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儒家文化。所以路遥的精神世界中不免打下了儒家文化的深深烙印。而儒家文化中包含着延续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糟粕。这种吃人礼教在压制摧残女性上表现为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这些沉重的精神枷锁使女性这个群体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承受着悲惨的命运。更可悲的是，在长期的精神奴役下，女性的自我人格与意识也逐渐萎缩以致泯灭，将对男性的顺从依附积淀成为她们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养成了她们“卑微、甘愿服从的依附人格”[8]。儒家文化的精义之一是“中庸”，表现在爱情、婚姻领域里，就要求女性压抑自己的激情。将对丈夫的爱化为现实生活中对丈夫的无微不至的体贴与全心全意的牺牲和奉献。当丈夫遭遇到困境和挫折时，她们就应该怀着怜爱的心情，成为他们的避风港。路遥小说中的孙兰花不管她的男人多么的丑，在别人看 来多么的没出息，她都死心塌地的跟他一辈子。贺秀莲对困境中的少安好言相劝，热情鼓励，擂鼓助阵，使少安能够继续“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9]路遥作为生长于乡土文化氛围中的一员，在情感指向上无疑会倾向于这类女性和她们的这些美德。 (三)家庭环境影响 作家的成长经历尤其是童年时的遭遇也投射于作品中，在作家笔下的人物身上打下或浓或淡的投影。路遥七岁时，被过继给延川的大伯。家庭环境的骤然变化，给路遥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虽然伯父和伯母对他视若己出，非常疼爱，但是对于生身母亲关爱的渴望却是谁也无法替代的，只是这种母爱的匮乏感被埋藏于作家的内心深处了。路遥的童年由于家境贫寒，常常受别的孩子的欺负，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创伤。可是村里的女孩子们却对他很好，有时还给他缝补破了的衣服。在艰难的岁月里，这种来自异性的关爱弥足珍贵。所有这些经历和心境在路遥拿起笔创作时，都会引起他情感上的波澜，给他的心灵带来震撼。在不自觉中，他就将这些心理映射到了笔下的农村劳动女性身上。使她们一个个都闪烁着善良、宽厚、无私奉献、乐于牺牲的圣洁母性光辉，表现出作家对母性爱的崇高礼赞和深切向往。 (四)个人情感的影响 路遥曾有过一段十分美好的初恋，但却以失败告终。在他二十岁时认识了宣传队的一名女知青，但两人因物质及世俗观念的压迫而分手。女友嫁给了一位下级军官。“„„失恋给路遥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爱情的失败，更意味着理想的幻灭，他感到现实的黑暗与无情，甚至一度想要告别这个冷酷的世界。然而，他还是坚强地活了下来，他发誓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决心让那位薄情的北京姑娘重新认识他的价值，从而为自己的错误选择痛悔终生。仔细阅读路遥的小说，不难发现，作家的初恋以潜在的形式流散到他对人生的感悟与审美意识之中。”[10]作者也有过一段很幸福的婚姻生活，但也以失败告终了。他与妻子林达的结合是由于他们对文学共同的爱好，她很同情路遥的苦难遭遇，更佩服他的才气，于是决定与路遥一起同甘共苦。在路遥上大学期间她独自一人支撑起他们那个贫困家庭。但是婚后，两人因城市与农村的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引发出许多的矛盾，包括生活方式、爱好和饮食习惯等等，再加上路遥完全沉浸在自己文学创作中，对家庭和妻子都欠缺关爱，完全靠妻子一人来支撑这个贫瘠的家，她觉得非常疲惫，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加深恶化，直至分手。所以在作品中他更向往两性之间真正的爱情，向往摆脱物质诱惑的纯真爱情，更倾向于女性对男性的付出，更倾向于母性爱。 路遥的这些经历，积淀下来，诉诸于笔端的时候，表现为他对农村劳动女性所体现出的勤劳、善良品质的肯定，对农村知识女性双重性格的顾虑，对充满了现代气息的新女性的渴望和憧憬(这一切的一切，谁又能说这其中没有饱含作者自身的生活、生命体验呢? 总之，在当代文学的殿堂里,路遥不失为一位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塑造的一系列美好的人物形象,已深深地扎在了广大读者的心中。那些身处困境而奋发向上的人物形象也曾激励着我们去奋勇进取,为创造美丽的人生而奋斗! 结 语 路遥的作品是中国大西北农村一段有限的精神史。在八九十年代，他的作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并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通观他的小说，可以体会到路遥对生活充满了感激，他正是用他的真诚打动着读者。 他塑造的这一群生动鲜活、光彩照人的青年女性形象，不仅让读者念念不忘，也给当今的这群弱势群体提供了心理支持并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地位的反思。然而对于女人来说,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每一位妇女唯一的选择就是自立自强”[11],对男性不能只是一味地依赖、顺从和牺牲,不能只满足于自己贤妻良母的生存状态,而是要以做为一个独立的人，平等地与男性相处,积极地去寻找属于女性自己的生活,实现女人本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也并不是要女性抛弃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一切责任和义务,而是让女性站在人的立场上,考虑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存在的价值,摆脱依赖与顺从,走向独立自主。 因此，我想借助本文，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世界的另一半，关注女性的自我解放。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让妇女反对男人,或者让男人反对妇女,而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组织”[12]。让我们一起站在平等，和谐的角度上审视我们今天的社会，审视我们的文学，从而让我们的家庭、社会更和谐地发展。